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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瞭望周刊时评2012年27-31期
务实看待医改三年
闻华
6月25日，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传出消息，其起草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年总结报告》（下称《报告》）已上报国务院。《报告》认为，新一轮医改统筹推进五项重点改革，如期全面完成了三年医改各项任务。
从《报告》看，三年医改取得积极成效。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方面，截至2011年底，城乡居民参加3项基本医保的人数超过13亿，比改革前增加1.72亿，覆盖率达到95%以上，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从2008年的每人每年80元提高到2011年的200元（2012年提高到240元）。
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方面，到2011年7月，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在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得到全面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束了几十年以药补医的历史，提前实现改革目标。
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中央三年投资630多亿元，支持了3.3万所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各级政府也进一步加大了资金投入。
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方面，全国城乡普遍实施10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7大类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17个国家试点城市、37个省级试点城市、超过2000家公立医院，积极开展改革试点，探索体制机制创新。
显然，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既定方针，中国新一轮医改的三年考卷成果显著，尤其在保证农村居民等这些社会最基层群体享受医疗服务上，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有效地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覆盖率，保证了其公平性，将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目标向前大大推进一步，所取得的进展得到国内国际的一致认可。
未来，医改肯定要在当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进。下一步的任务之一，是如何在公立医院这个主战场继续推进。
笔者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有关部门不断推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具体措施，比如预约挂号、优化服务流程、建立分级医疗制度、按病种付费等，这些措施的重心在加强医院内部管理上。
下一步，如何从体制机制等方面，从外部环境上，更好地提高效率，平衡资源，使集纳全国最优质医疗资源的公立大医院发挥更大的活力，提供公平的医疗服务水平，将是医改瞩目之处。
预算编实或可从“三公”始
王仁贵
“海关总署等12个部门本级和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等54个部门所属单位直接在项目支出中列支基本支出3.93亿元；民航局等20个部门本级和国土资源部土地规划院等62个部门所属单位在预算科目、支出项目间调剂使用预算资金7.75亿元，个别部门还存在超标准列支„三公经费‟现象。”
这些数据来自于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6月27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情况时指出，“三公经费”概念不清晰、口径和标准不够规范，不利于发挥约束和控制作用，也容易造成社会公众误读。
一年多前，中央98个部门开始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各界对此多给予积极评价。但普通民众只能根据数字的大小来盲目发些议论，至于这些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多少才算合理，为何部门之间的差别那么大，如何监督和问责等问题不得而知。而前述调剂使用和超标准列支等问题，若不是专业的审计部门告知，更非一般民众所能知晓。这一定程度反映出预算管理制度和规定不够明确完善。
正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把增强预算的完整性、科学性和透明度作为主要内容之一。其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纳入预算，不能隐瞒、少列政府收入，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预算调整、决算，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
应当说，中央部门的预算越来越细致，本届全国人大的预算审查报告每年都强调细化部门预算。过去提请人大审议的预算草案只有一张表，2011年已经增加到22张。
尽管如此，距离“内容上编实、总量上编实、方式上编实”这“三个编实”的总体要求还有不小差距。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等都要高度重视，实现全口径预算。预算编制应尽可能全面、完整，将类、款、项、目都列出来。真能做到这样，民众对“三公经费”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疑虑了，就能参与监督，“三公乱象”或因此大大减少。
“三公经费”只是预算中很小的一部分，但窥一斑或可知全豹。预算说白了就是约束政府花钱，财政收入来自公民纳税，财政支出影响国计民生，加强对财政预算的审查、批准和执行监督，应当作为我国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平台。其推行将有利于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行政，也有利于提升整个国家的治理水平。更进一步看，对于反腐来说，这实为一把利剑。
地方教育机构骗补缘何频发
周大平
近年来，不断有媒体披露，一些农村中小学在校生数大大少于官网公布的统计数。比如，某省财政和编制政务公开网2010年公开的某县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资金数据显示，当年该县一所中学学生数为5266人，而该校公布的学生数为2147人，被虚报的3000多人中，有许多竟然出自已被撤并掉的学校。今年初，某市一些农村中小学虚报学生数被媒体发现后，新闻记者在该市教育局财政股看到，该市的学生数分为两种登记形式：一是向上级部门申领钱的国家报表，一是向农村各校下发钱的内部表。随便在两张表上找到同一所学校的学生数，无一例外的是前者大大多于后者。一位知情教师介绍，他所在的中心校虚报了700多人，是教育局布置下来的。
作为农村中小学办学经费的国家义务教育保障资金，其拨付依据是在校生数字。其中，小学按每生每年535元，初中按每生每年740元拨付。以前述存在虚报现象的城市为例，2011年该上报学生数51586人，实际学生数36234人，中间差了15000多人。这样，按上报学生数发放的国家拨款总数减去按实际学生数发放的拨款差额是1063万元。
2007年中央财政对中职生分两年发放3000元补助金实施不久，虚报冒领之事也在许多中职校发生。经省级审计部门查实的，就包括2008年某市12所职校、2010年某省10所职校，均以虚报在校生、隐瞒流失生等方式，骗取国家助学金，总计达数千万元；经媒体披露的，还有2009年某市职业中学通过编造普通高中生和中职生双重学籍的方式骗取补助的情况。
针对新闻记者揭穿的虚报骗局，一位县级教育局长称“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建议记者去上级部门了解。其实，最敏感的是被骗取的那笔钱哪里去了？该县的一所中学虚报了3000多人，有150多万元被骗补，这笔钱的去向理应受到上级审计部门的彻查。
骗补丑闻频发暴露了现行的拨款程序存在漏洞。这个程序是：由学校统计学生名单后上报教育部门，再由教育部门逐级上报，国家根据上报数据将款项拨付给学校，学校再发给学生。其中，只要学校或地方教育部门操作有偏差，就有可能通过虚报骗得国家拨款。而要堵住这个漏洞，根本办法就是转变拨款方式--改耗时耗力且漏洞百出的层层拨付为直接拨付，即由中央财政或省级财政直接拨入受款对象（学校、教师、学生）的账号。这样的拨付方式在今天并不存在技术难度。拨款方式的转变，属于政府必须下决心调整职能的范畴。否则，这类虚报骗取的现象就难以杜绝。
消费税改革震动日本政坛
霍建岗
野田内阁主推的消费税增税法案终于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接下来若能获得参议院批准，那么日本将于2014年4月将消费税率从现行的5%升至8%,2015年10月升至10%.然而，法案表决的过程却并不平顺，96票反对票中执政的民主党就占了57票，加上故意缺席与投弃权票的，在众议院民主党289席中，公开向野田唱反调的达到了72人，其中还包括两位前党首小泽一郎和鸠山由纪夫。
之所以要以如此大的政治代价提升消费税率，野田提出的理由是目前日本的财政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社会保障费用以每年超过1万亿日元的速度递增，而消费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可为财政增加约2.5万亿日元的额外收入，可缓解社保费用不足的困境。表面看，提升消费税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小泽等人似乎没有抵制的理由。事实上，即便如期提升消费税率，所增加的税收也将很快被社保费用的连年增长所消耗，野田的增税，只能缓解而无法根本解决日本目前面临的社保矛盾。反增税派抓住的就是这一点，他们主张在增税“开源”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对目前浪费严重的支出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革，其次才是增税。野田与反对派的分歧，简单而言就是节流与开源孰先孰后。之所以造成政坛如此纷扰，就是因为民意在增税问题上态度分裂，而政治家们则各自代表分裂的民意，突出矛盾，以获取现实的政治利益。
最大的在野党自民党在消费税改革问题上支持野田，则是为了突出、激化民主党内野田与小泽的矛盾，目的是削弱民主党，为其将来重新上台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在小泽等投出反对票之后，自民党不断怂恿野田要对小泽等人“痛下狠手”,否则在参议院审议该法案时自民党有可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毫不掩饰其“司马昭之心”.此次变局会否造成日本政坛真正的地震，即小泽等反增税派未来是否会退党、野田是否会开除反增税派的党籍，政治利益的考虑仍是首要因素。对于野田而言，若将全部投反对票的民主党议员尽数开除，民主党在众议院的议席将低于半数，成为“少数派政权”,届时野田很有可能不得不解散众议院提前选举，其首相生涯也将告终结，在给予小泽等一定处分的前提下将他们留在党内似乎是上策。而对于小泽而言，若社会支持强烈，退党可为其开辟政治新天地，反之，留在党内伺机夺取控制权也是其可选择的上策。而自民党则将继续扮演搅局的角色。从目前形势看，围绕消费税议题，各派的角逐远未终结。
对乱花钱要问责到底
陈泽伟
7月9日，国务院正式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其矛头所指，还在一些党政机关的“乱花钱”。这个乱花钱，既包括“餐桌腐败”、“车轮腐败”、公款考察旅游，也包括一些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大建楼堂馆所，等等。
党政机关奢侈浪费之风，挤占了宝贵的财政资金，影响了政府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基础性社会事业的投入，更严重的是败坏了党风、政风。
近几年来，针对这一问题，中央三令五申，一而再、再而三下发文件、发表讲话，督促各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2009年2月，中央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厉行节约的八项要求。2010年7月，中央转发《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要求的通知》，再次提出六条举措。2011年4月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公开“三公经费”账单。再到如今，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机关事务管理活动的行政法规正式出台。
分析数年来的政策要求，一方面是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不断完善;另一方面，要求越来越具体、标准越来越严格，螺丝一扣一扣拧紧，漏洞一项一项堵塞。其目的，就在于控制各级党政机关不敢“乱花钱”，不能“乱花钱”。
中央的决心毋庸置疑。但严令之下，仍有一些机关、个人顶风作案。说到底，还是一些官员放不下为民父母的架子，抹不去高高在上的心态。在他们看来，吃非山珍海味，行无驷马轩车，则不足以显官派、扬官威。敬告这类“官老爷”，《条例》已有明确问责规定，对于机关事务管理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或可降级撤职，或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央狠刹此风的意愿坚决，人民痛恨此风的心态强烈。不听号令，罔顾民意，一意孤行，其结果必然是玩火者自焚。
但老百姓仍有担忧，《条例》是否能够落地生根、立竿见影?会不会成为纸上谈兵?会不会对于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因此，将条例规定的有关问责制度严格地执行起来尤为重要。这不仅关乎《条例》是否能够落到实处，也关乎党和政府能否取信于民。
只有一条路可走——以铁腕问责违纪违规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彻底斩断一些官员逃避或减轻处罚的退路。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制度威慑力，真正实现令行禁止。
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难在哪里
周大平
6月26日，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施纲要(征求意见稿)》，就相关政策热点，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从具体的行政管理，转向依法监管，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学校要在机构设置和职能上，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对分离;中小学要消除以任何形式对学生进行分类;应逐步建立健全班级和学校两级家长委员会等。
此次就“依法治校”制定纲要，首先说明我国近30年间颁布的教育法律法规并不缺乏，关键是这些法律法规需要得到有效执行。否则，就没有必要再用新的纲要予以重申。依然涉及那个老问题：这个纲要的执行能否扭转一些地方和部门“有法不依”的现实? 应该看到，依法治校面对的是一些久治不愈的教育顽疾。深度剖析其根源，尝试寻求解决之道，才可能扭转“有法不依”的情况。
很重要的方面是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将学生分类、区别对待的主因是现行的单一的分数评价制度。这一评价制度把所有学生纳入同一成才模式，高分者优，低分者差，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发展和完善自我。只有多元评价体系才能使学生们受到个性教育，得到多元发展。同时需要推进高考制度改革。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下称《规划纲要》)已经指明高考改革的方向是推进考试和招生分离，打破“一考定终身”。两年后的今天，具体的高考改革方案仍未出台，整个社会的“高考焦虑”仍在加剧。各地中小学愈益严重的“等级教育”就反映出这种趋势。
高考报名制度改革也亟须推进。现行的按户籍报名的高考报名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无疑是对部分学生的一种歧视。《规划纲要》已经提出要探索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当地升学的办法，即所谓“异地高考”。教育行政部门有必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尽快出台全国性的解决异地高考的具体方案。还须切实保障教师、学生及其家长的权益。除了建立家长委员会，学校还要有落实教师和学生权利的组织和机构，使他们拥有充分表达自己权利和意愿的空间，尽快扭转行政说了算的现状。推进依法治校，关键在于教育行政部门具有放权的意识和让民众看得见的积极放权的行动，并规范其自身一向以行政权力治校的行为。同时，必须建立督促教育行政部门放权的机制，对于纠缠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思维和种种既得利益中的执意不放权的教育行政部门，要依法启动问责机制。
美对钓鱼岛态度既模糊又清晰
霍建岗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首相野田佳彦7月7日说出要将钓鱼岛“国有化”的话之后，7月9日美国国务院高官表示，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范围”。日本一些人对此显得很兴奋，似乎美国在中日围绕钓鱼岛的新一轮争端中明确地站在了日本一边。按照《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的规定，二战后日本应将其攫取的领土全数归还，但战后美国占领钓鱼岛，在1972年又将钓鱼岛的“施政权”交给了日本。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始作俑者正是美国。在美国看来，东亚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如果形成联盟，对于美国而言将是一场噩梦，因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矛盾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有理由怀疑，美国将钓鱼岛交给日本，正是为了在中日之间打下一个楔子。
然而，在私相授受之时，美国还留了一手，并未明言钓鱼岛主权属于中日哪一方，始终只是说将“施政权”给了日本，使日本始终“心中不安”。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宣称钓鱼岛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保护”范围之内，并一再要求美国明确态度，其目的就是要抱住美国这条粗腿，将此作为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王牌”。但美国为了不深度介入中日争端，较长一段时间内都采取了模糊的态度，并未对日本的要求作出正面而又清晰的回应。
近年，从制衡中国的战略出发，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有了一些调整，2009年希拉里曾说过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保护的范围，以此给日本打气。话虽如此，但美国并不希望这个承诺有实现的那一天。
美国与其他国家结盟，目的是利用其他国家达到它的战略目标，美国是主，其他盟国是从，就好似“狗摇尾巴”。如果被盟国占据了主动，美国反而被自己的盟国牵着鼻子走，那就变成了“尾巴摇狗”，1914年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英、法、德等双方盟国被动地加入到了旷日持久的一战中来，美国极力避免的正是这样的结果。因此，上述美国国务院高官才会继续强调，在钓鱼岛问题上，“美方最终将不会表明特定立场选边站”，“期待相关国家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才是美国真正的态度。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尽力避免的就是被日本占据主动，将它裹挟进冲突。从另一方面讲，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若即若离的态度，也让日本始终无法安心，这也是美国对待盟国的一种艺术，说得不清不楚，就能让你始终都得听我的。
“稳增长”的发力点
王仁贵国家统计局7月13日发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表明，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的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很好地贯彻了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数据显示，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涨幅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2.1个百分点。作为长期拉动经济“火车头”的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同比增长20.4%，比去年同期回落5.2个百分点。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明显，上半年增长16.6%，比上年同期回落16.3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也进一步表明，尽管经济运行总体上平稳，但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当前尤其需要进一步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政策预调微调力度，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前瞻性和有效性。
这既需要找准“稳增长”的发力点，又要把握好度：一方面防止经济增速下降太快，另一方面也要把经济下行压力变成结构调整动力，使我国经济摆脱对出口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这意味着“稳增长”并不是上一轮刺激政策的重演，需要从三个方面深刻领会“稳增长”的现实内涵。
其一，保持投资的适当增速仍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这里的合理增长绝不是“运动式”的刺激行为，而是要更加注重“转方式、调结构”，把稳定投资与实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与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与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结合起来。其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切换，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2%，环比下降0.6%。这说明经济运行中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正进一步凸显，在“稳增长”的过程中要着力于“稳需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好已经出台的促进消费的政策，以巩固和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三，抑制房地产投机投资性需求是一项长期政策。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化的冲击，必须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房地产市场各项调控工作。同时，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应尽快形成有效供给，抓紧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
深刻领会上述内涵，方能实现速度、结构和效益的统一，为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逐利而失信断不可行
陈泽伟
7月13日晚间，一则关于“珠海楼市取消双限令”的消息出现在网上，称“下午珠海市政府会议决定全市取消限价，前山河以西取消限购”.消息一出，立即被广泛转发，同时也被多位珠海房地产业内人士证实。不过，仅仅数小时后，珠海市相关部门收回了松绑政策，称珠海目前限购与限价政策没有任何改变。这是又一出地方与中央关于楼市博弈的折子戏。本轮调控从开始执行到现在，一直存在中央对楼市调控坚决执行与少数地方政府对调控微调的博弈。在“土地财政”收入减少的背景下，有的地方政府难舍“松绑楼市调控”的冲动，不断试探式地对政策微调。
事实上，不只是珠海，今年以来，陆续有城市宣布对限购松绑，但在中央严令和一片声讨之下，这些政策一般都在公布一天或两天后就被叫停。虽然如此“新政”甫一出台即告“夭折”,但这类出尔反尔的“一日游”式政策，不仅影响了中央的楼市调控效果，更为严重的是极大影响了政府公信力。
中国自古即把“诚”“信”,作为国之存亡盛衰、人之安身立命的大道。几千年前商鞅城门立木的旧事，更说明了取信于民对于执政施政所具有的核心意义。
时至今日，“诚”与“信”不再局限熟人、地区、小团体，而是覆盖个人、企业、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在当下的信息化“匿名社会”、“诚”与“信”是国际通行证。诚信破产或诚信出现污点，在国内、境外都难以立足。取信于民，令必行、行必果，是政府执政施政的基石所在。政府公信力容不得透支。种种失信怪状，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由量变到质变，将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不信任的情绪酝酿发酵，便会生发出普遍的怀疑；怀疑的直接后果便是信任崩溃。失信于民，将直接威胁执政根基。
恶果并非一端。作为社会诚信的引导者、监督者、身体力行者，政府失信，势必导致全社会的信任危机。在此前一系列热点事件中，老百姓对于政府表态，不信；专家解释，不信；媒体报道，还是不信。政府、专家及媒体，这些曾经的权威声音如今让许多民众将信将疑，老百姓成了“老不信”.建设诚信政府，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政府取信于民，不能一蹴而就，不会一劳永逸，更容不得朝令夕改。取信于民的政府，是为民谋利的政府，是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施政行为的一贯性相统一的政府。勿为小利而忘大义，各地各部门不能不慎之。
勿轻视银牌的厚度
阿源
经过四年一度的奥运周期，奥运会的巅峰对决即将在伦敦拉开大幕。作为世界竞技体育最高水平的奥运会比赛，登顶夺金者固然是英雄，而那些拼尽全力却只拿到银牌、铜牌，甚至什么牌也没能拿到的名列前茅者，同样也是英雄，同样也应该获得鲜花与掌声。道理很简单，能够进入奥运会赛场的，都是全球数亿青少年中的佼佼者。银牌、铜牌或名列前茅，表明了获得者阶段性的竞技水平，预示了其将来发展的潜力和提升空间。一个国家的体育竞技水平，如果没有银牌铜牌的积累厚度，就不可能有金牌的高度。
不止是在体育竞技场上，在地球这个椭圆形的跑道上，国家、地区、国家集团之间的竞争渗透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座次排名也在不断变化，从未停歇。没有永恒的“金牌”拥有者，没有“常胜将军”.“金牌”易主，“王朝”更迭，格局重组的大变局一再上演。而导致这种变化的，正是那些“银牌”、“铜牌”和名列前茅者的不懈追赶与超越。捷足者固然可以先登，后来者未必不能居上。而要完成后来居上这一壮举，就必须要有“银牌”、“铜牌”和名列前茅的量的积累。而量的积累，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有时甚至是忍辱负重、流血牺牲的过程。“三千甲兵可吞吴”.没有勾践的卧薪尝胆，没有越国的“十年生聚”,怎么能够完成“吞吴”大业？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个运动员从接受竞技体育的基本训练，到夺取奥运会金牌，这其间所经历的痛苦磨砺，非经历者难以知晓。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出类拔萃，同样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需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
中国正在经历这样的考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一些领域，我们已经拿到了“世界第一”的桂冠。在更多的领域，我们也是世界“银牌”、“铜牌”或名列前茅者。但是，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一些看似光鲜的数据，如果用总人口一除，就不是“银牌”、“铜牌”,而是名次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名次靠后。而中国的飞速发展，已经引起了有的发达国家的戒惧，针对中国的种种或明或暗的障碍关卡，制约着我们赶超的脚步和速度。一些可以预期和不可预期的困难和风险，也将对我们提出考验。
因此，我们即使在某些领域夺得了“世界第一”的桂冠，也用不着沾沾自喜。居于“银牌”、“铜牌”甚至名次靠后的领域，更不能悲观气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全靠中国人自己不畏艰险，奋力拼搏。
“刚需”勿成烟幕弹
唐敏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6月份70个城市房价数据显示，与上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21个，持平的城市有24个，而环比上涨的城市数字较上月的6个急剧攀升至25个，超过前五个月房价上涨城市数之和。
房价出现如此大面积的波动应引起警觉。虽然目前楼价上涨的幅度并不大，6月份环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涨幅均未超过0.6%,同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涨幅均未超过1.2%,但是，楼价上涨城市数量首次超过下降城市，并且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在一个月之内急速上升，显示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变化。
对于这种变化，一些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专家、中介分析人士有着惊人的“共识”,给出的解释是刚需入场。“刚性需求”仿佛金科玉律，不但解释了5月以来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让房价的上涨似乎也有了充足合理的理由--需求的助推。
细细来看，可以发现，在房价频繁上涨、购房者趋之若鹜、房价虚高背离之时，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为房地产市场摇旗呐喊的学者专家高调宣称，这是住宅市场的刚性需求所致，都是住房需求旺盛“惹的祸”;在商品房销售放缓或者市场萧条时，他们则以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需求是“刚刚的”为由，既烘托房地产市场气氛互相安慰，改变市场预期，又给观望的购房者以心理暗示--政府宏观调控之下暂时的需求抑制只会造成更大的反弹，现在入市正当其时。但是，上述开发商、专家眼中的刚需到底含钢量有多少呢？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之下，人均住房面积多少算刚需？住房改善性需求到底算不算刚需，在一些地方政府拆迁经济之下，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又能否算作正常的刚需呢？
刚需即刚性需求，相对于弹性需求，指商品供求关系中受价格影响较小的需求，主要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商品和必需品。从这个意义来看，住房作为老百姓日常生活重要的刚需之一，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对目前的中国住房市场而言，刚需是有条件的，包括房价预期认识的变化，住房价格的变化，住房税费负担的变化，等等，都会影响改变刚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需要扶持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住房刚需，制定完善涵盖廉租房、公租房等在内的住房保障体系满足老百姓的住房需求。
正常的刚需不会助推房价，也不应成为房价上涨的烟幕弹，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放松调控的遮羞布。
西方干预加剧叙利亚危机
付宇
7月18日，就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叙利亚问题草案期间，大马士革发生严重爆炸袭击事件。巴沙尔的国家安全团队在爆炸袭击中几乎全军覆没，包括国防部长、副部长、前防长，以及内政部长在内的多位重量级人物身亡。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叙反对势力在此时制造这一事件，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和复杂的国际背景。
从叙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看，爆炸袭击正值安理会审议叙利亚草案的关键节点，再次制造叙国内流血事件，有利于吸引国际社会聚焦，为美国等西方大国进一步干涉、制裁叙利亚提供口实。无独有偶，美国政府也在18日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包括叙利亚政府总理和25名部长在内的叙政府高级官员被列入制裁目标。美国防部长帕内塔随后发表声明称，叙国内冲突出现了“真正的升级”,局势“正迅速失控”,只有叙总统巴沙尔下台，才能实现叙利亚政局的和平过渡。从叙国内局势发展来看，叙政府与反对派对峙正不断升级，爆炸事件将在向巴沙尔政权施加巨大压力的同时，进一步加剧叙国内紧张局势，特别是严重打击叙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一些西方大国与叙反对派相互呼应、不断插手叙国内事务，已经成为导致叙危机升级的主要因素。在此情况下，美英法等西方大国与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也日益激化。7月19日，在推迟表决一天后，俄罗斯与中国联手在安理会否决了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包含有干预制裁叙利亚内容的草案。从目前看，西方大国的干预已使叙利亚国内局势面临进一步滑向长期对峙和大规模内战的危险。
一方面，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反对派力量由弱变强，叙国内各种严重流血冲突不断升级。而西方国家试图在安理会草案中加入制裁叙政府内容的做法，也使联合国主导下的叙利亚国际监督团的工作遭遇严重干扰。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努力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和压力。另一方面，叙政府军与反对派的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扭转，数十万政府军和警察等国家安全力量并未伤筋动骨，西方经济制裁和干预也还未能使叙陷入绝境。同时，俄、中等新兴大国也坚定反对西方大国干涉叙国内事务。
以上多种因素的作用使得叙当前局势呈现出冲突不断升级，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陷入长期对抗风险不断加大的特点。这一局面的出现给叙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伤害。真正化解叙利亚危机，一些西方大国必须放弃其单方面干涉制裁叙利亚的做法，回到和平解决危机的正确轨道上来。
以信息化打破“惰政”藩篱
郑直
以信息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日前又添新例。自7月24日始，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婚姻登记信息实现联网。公民就近查询婚姻登记信息，不必再去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结婚证、离婚证等证件丢失后，当事人也无须再回原籍补办。
据民政部消息，下一步还将积极争取、推动立法改革，探索打破在户籍地办理婚姻登记的限制，为流动人口办理婚姻登记提供便利。可见，技术进步能够为制度变革提供坚实支撑。先例实际早已有之。信息化浪潮初起时，中央政府发力推进电子政务，在此过程中，同步完成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技术准备，也促发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这其中，应是执政者已下决心、有意引导，而信息技术的成熟，恰好为变革提供了保障。
另一些时候，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则很是戳穿了若干不思进取的借口。一些政府部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明眼人一望便知，其不能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及时转变职能，非不能为，乃不愿为--借口没有了，舆论压力或能打破“惰政”藩篱。
不管政府部门是早下决心顺势而为，还是化压力为动力，信息技术的普及，确实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伴随信息化，政务正在更加公开，公权力正在更多阳光下运行，不仅为政府赢得更多信任，也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社会运行效率得到极大提高，社会运行规范得到整体变革。
随手可以举几个例子。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已经开通数年，在这个平台上能查询到法院被执行人在履行法院裁判中的信用情况，大大挤压了“老赖”的生存空间。全国个人住房信息联网工作也初步取得成果，这是实现房地产有效调控的必要途径，对促进房价进一步合理回归至关重要。
但陆续建成的这些信息系统，相互之间关联程度有待提高。不能联网、缺少整合，降低了信息的使用效率，也削弱了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技术方面肯定存在难度，但更多阻力恐怕来自部门壁垒、区域壁垒，骨子里还是部门权力、区域权力这点“小九九”,令一些政府官员明里暗里的不情愿。比如呼吁多年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子系统次第建成，何时能启动不同部门间的信息资源整合和交换？这些问题待解，但非信息化技术所能迎刃而解。信息化能解决的，是一个一个“不愿为”的借口。当借口不复存在时，就不宜再“惰政”下去了。
问责楼市调控不能手软
王仁贵
日前，国务院决定从7月下旬开始派出8个督查组赴16省份，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消息一出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此次专项督查，是在中央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强调“不动摇”之后采取的又一有力举措，传达出中央落实房地产宏观调控、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的决心。
应当看到，二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出现环比微升，6月份一些城市新建住宅价格出现环比上涨，房地产市场信息比较混乱，市场对房价走势的预期出现了一些变化，群众普遍担心房价反弹。对于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央给予高度关注，并及时作出了督查部署。此次督查，除了对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措施有偏差、不到位的行为进行纠偏外，坊间不乏有对相关地方责任人进行问责的声音。
自中央实施房地产调控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在提出的调控目标和任务中，打了埋伏、留了活口。比如，任务实现与否未对外公布审核结果；对未实现目标的责任人处置，因任务设定时不够细化而难以问责。不仅如此，面对中央的严令，不少地方还一次次释放出试探的信号，企图影响政策“松绑”.显然，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微调”,屡屡出台“地方新政”,真正的用意在于以地方“微调”来化解中央的房地产“宏调”,借“微调”之名打政策“擦边球”.此行为往往通过对民众预期的逆向影响，形成与中央政策的角力。
当然，中国地区差异大，政策制定与施行考虑因地制宜并无不可，但“微调”也必须服从中央“宏调”,服从于转方式、调结构的长远目标。只有房价回归到合理价位，实现房价与投入、利润之间的合理匹配，房地产市场才能持续、健康发展。而一些地方政府这种缺乏大局意识的“微调”,甚至试图用“微调”消解“宏调”的举动，可能造成的结果是：政令的朝令夕改，不仅失信于民，而且扰乱市场调控的信号，动摇社会预期。对此，应及时制止。
目前经济形势下，尽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措施，但房地产调控这根弦从未放松，防止房价反弹的警惕也从未放松。对此，地方政府一定要把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把抑制房地产投机投资性需求作为一项长期政策，目的就是要避免房价反弹，防止调控功亏一篑。
当下寻求调控“松绑”,虽能在一定时期内缓解财政压力，但这样的举措只能是饮鸩止渴。如果一再罔顾中央调控部署，明里暗里继续消减调控政策，对于此类置发展大局于不顾、损害中央权威的行为，问责时应绝不手软。
以平常心看奥运
阿源伦敦奥运会圣火已经点燃，来自世界各地的奥运健儿，正在各个赛场上进行着激烈的角逐。作为“和平年代的战争”,奥运会赛场上的健儿们，尤其是那些运动水平居世界前列的优秀选手，往往承担着为自己所代表的国家夺取金牌、升国旗、奏国歌、扬国威的重任。中国运动员也不例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竞技体育水平不断进步，中国健儿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一届胜过一届，所夺取的金牌和奖牌数也一届多过一届。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参赛选手凭借严格的训练和主场优势，一举夺得了金牌数的第一，刷新了中国参加奥运会夺取金牌和奖牌数的纪录。在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奥运健儿能否保住金牌数第一的宝座，这是媒体和公众高度关注的话题。
不想夺金牌的运动员不是好运动员。但是我们必须正视，我国竞技体育的整体实力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我们的夺金点还过分集中于我们的少数传统优势项目，夺金面还不够宽；我们竞技体育的注册运动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们有的项目还是靠少数甚至个别运动员“一柱擎天”,没有形成梯队建设和集团优势；我们的体育科研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也很大。
因此，我们宜降低预期，以平常心来看待这届奥运会，以平常心来看待中国健儿在这届奥运会上的胜负。只要他们尽力了，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赛出了中国人努力拼搏、奋发向上的精气神，即使有的运动员夺不了金牌，即使中国奥运代表团拿不了金牌第一和奖牌总数第一，我们也同样要为中国运动员、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喝彩。
事实上，竞技体育的水平并不必然和国家的综合实力画等号。一些综合国力名列前茅的国家，其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有的也是表现平平。这与这些国家对奥运战略的重视程度和政府的资金支持有着极大的关系。但这并不表明这些国家对国民体育锻炼和身体素质的漠视，相反，这些国家都把国民的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把完善的体育设施、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和繁荣的社区体育作为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重要内容。因此，这些国家尽管可能在奥运会上其健儿的表现不抢眼，但这些国家的国民却从体育锻炼中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这也提醒我们，不要把眼光只盯着四年一度的奥运会，盯着奥运会上我国健儿所夺的金牌是多了还是少了。尽管这很重要，但整个国家的国民身体素质比这更重要。
欧债危机难免“火烧连营”
张茉楠
久拖不决的希腊危机近来再次成为焦点。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三驾马车”返回希腊，以重新推动希腊停滞不前的经济方案，并将决定是让该国继续获取1300亿欧元援助资金，还是任其破产。但考察的结果很可能是“凶多吉少”.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加之持续飙升的借贷成本，使得像希腊这样的重债国要达成欧盟统一设定的财政和改革目标越发困难，2012年，希腊经济衰退程度仍将超过7%.更重要的是，在核心国与边缘国、债务国与债权国长达两年半的博弈与角力中，人们越来越失去耐心。在欧洲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让其他国家的纳税人慷慨地向希腊输血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希腊财政部预计，希腊现金储备不超过20亿欧元，预计只能够支撑该国正常运营至9月，而8月份还有39亿欧元的国债到期，留给希腊新政府谈判的时间窗口所剩无几。目前市场更担心的是西班牙，市场认为西班牙政府违约或债务重组的风险已大幅上升，银行债、私人债、地方债让西班牙政府喘不过气来。今年以来西班牙坏账率持续飙升，5月银行业坏账占未偿付贷款总量的比例升至8.95%,创1994年以来新高，坏账总额高达1558.4亿欧元。而下一步，西班牙私人债务和地方债务也可能成为风险的传导链。事实上，西班牙大部分的有毒资产由私人部门持有。据欧洲统计局的数字，包括家庭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私人部门债务水平在2010年底达到GDP的227.3%,是公共债务的4倍。上周五，西班牙地方政府瓦伦西亚向国家救助基金求助。随后市场爆出加泰罗尼亚、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巴利阿里群岛、穆尔西亚、加那利群岛和安达卢西亚六个地区也面临偿还债务困难，地方债务违约正成为下一个隐形炸弹。
而如果在救助西班牙问题上如同在希腊问题上半推半就，那么西班牙债务“火药桶”就随时有被引爆的可能。由于欧洲各国之间相互持有债务，欧债危机的“火烧连营”之势很难幸免。事实上，穆迪已将德国、荷兰和卢森堡这三个具有最高3A主权信用评级的欧元区国家的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随后德国收益率与意西齐升，这进一步增加了市场对危机扩散至欧元区核心国家的担忧。由于德法纷纷遭到穆迪的降级警告，这将对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救助机制产生重大冲击，甚至可能导致其流于破产，全球市场恐慌情绪将会大爆发，这对已经陷入债务危机中不能自拔的欧元区来说，无异于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