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亲亲相为隐”在“和谐社会”的法律回归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第七周亲亲相隐作业”。
论‚亲亲相为隐‛在‚和谐社会‛的法律回归“亲亲相容隐”制度是汉朝宣帝四年，在董仲舒“春秋决狱”及桓宽等儒生的影响下，以颁布诏书的形式而第一次拥有合法性。但“亲亲相为隐”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㈠“亲亲相为隐”在学界内通常被简化为，“亲亲相隐”。但这种简化容易引起关于“隐”的误解。“亲亲相为隐”思想的本初是呈现了个人于亲属有过失时的角色尴尬与伦理困境㈡：“隐”便是违背了社会道德期待；“不隐”违背亲情伦理规则。此时孔子所给出的解决方式便是贴近道家的“无为”和墨家的“中庸”。以不作为的方式为“隐”，拥有不告发、举证的缄默权，或许和“米兰达”明示有异曲同工之妙吧。这便说明“亲亲相为隐”并不是所谓的作伪证、毁灭证据、包庇藏匿护短行为，而应理解为作证义务的一种免除。
在环环相扣的中华传承文明中，“亲亲相为隐”思想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㈢：
1、先秦提出：以孔子为首的儒教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主要体现
在“父子相为隐”，但仍停留在道德层面，约束作用较小；
2、汉朝确立：以诏书这种成文的形式颁布，辅以教化“亲孝”，开
始有了强制约束力；
3、隋唐完善：“同居相隐不为罪”，将相隐范围扩大，先知相隐罪㈠
㈡ 出自《论语﹒子路》出自《中国社会科学报》09年3月《孔子研究》，作者：林桂榛
㈢ 资料来源《中国法制史（第三版）》人民大学出版社，主编：曾宪义
名，并在具体操作性上有了完善，是此项制度日臻成熟；
4、明清微调：符合时宜的加入了奴婢隐主人的条款，细化了因“相
隐”而产生的出罪细则；清末改制后，将相为隐的范围缩小到了亲戚，但在客观上是承认了“相为隐”是一种个人权利，并受国家法律保护。
但是，一个作文贯穿中华法制发展的思想内涵，为什么于今日之法律中，毫无踪影呢？与“死刑复核”、“自首免责”等同为符合儒教思想的法律产物，是否应该在“和谐社会”中，重新焕发光芒呢？陋见认为，“亲亲相为隐”在和谐社会的法律回归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从时间和空间上分析，“亲亲相为隐”是中国民间法根深蒂固的思想。“中国法律是有自己的发展史的。”㈣，从法理的角度上讲，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在其道德的约束和总结同性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法律是传承发展的，水土不服的法律会造成过敏现象，在社会和文化相适应的发展节奏中，中国法制建设一直是“国”和“家”相结合，“国”是大“家”，每一个细胞的和谐性和凝聚力，在小农分散社会中，便会更加影响到“国”的安定。所以在“亲”之间的相隐关系，是有其必要性的。
其次，“亲亲相为隐”思想经过几千年的锤炼，已经逐渐完善了它的操作规范性和普世性：
1、可操作性：早至汉朝，对于相隐的范围已经界定为家属三㈣ 出自：杨鸿达
代以内，即祖孙、父子、夫妻之间；对于不同行为能力人也有区别对待，幼卑隐匿尊长不为罪，尊长隐匿幼卑，一般情况下不为罪，但如所犯为死罪，根据酌情议定，也能较常人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区别对待，便更能实现教化作用和善导的效果；另外，很多学者对于二次犯罪是有所顾虑的，但这是对“亲亲相为隐”的误解了——“亲亲相为隐”不是对立与大义灭亲的二元关系，而是一种不作为权利的赋予。对于做伪证、毁灭证据的做法，已经另外侵犯法益，不可以使用“亲亲相为隐”原则出罪。作为一种任意性规范，在罪责范围上却是有“强制性”成分的。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等重大罪行，不得实行相隐；
2、普世性：一方面，“亲亲相为隐”早已经不是局限于中华文
明，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国家也已经开始认识到了中国
这种古老的法律精神的优力。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被告人近亲属没有作证的义务。”1994年，“法国刑法典”也规定：“亲人犯罪，不告发者不惩罚”㈤。米兰达明示，沉默权的发展，实际上都间接的告诉我们，在道德伦理和法律棱角相违背的情况下，硬性的不完善条款是需要调整的；另一方面，“亲亲相为隐”所体现的作证赦免权，实际上在医生对病人、律师对当事人、牧师对教㈤ 出自《古律寻义——中国法律文化漫笔》，作者：刘星
民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再次，“亲亲相为隐”更容易实现权利和义务的相一致。我们从最早的夏朝就已经出现了“”，翻译过来就是“族灭”；************在取证过程中，利害关系中很大一部分是亲属，他们所出示的证据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当一个人犯罪的情况下，他的亲友是被牵连的连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灭十族”体现的便是这个道理。对于这种义务，他的亲友应该承担相应的权利。如果一个社会是亲友犯罪要牵连受惩罚，告发要受罚，不告发也要受罚，那导致的结果是“相互监视”、“人人自危”，长期的结果是家庭的分散，“家”这个基层细胞的分散结果导致的便是“国”根基的不稳，这应该不是法律所终极追求的。此外，在取证过程中，利害关系中很大一部分是亲属，他们所出示的证据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在有义务的同时，我们应该付诸相应的权利。
除此之外，中国现今建设的是“和谐社会”，站在“和谐”的角度上，我们说，法律应该是服务其统治者——广大人民群众，教化百姓，循循善诱，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共融。所以，逆百姓广泛认同的伦理秩序和民俗习惯而为百姓造成负担的法律，是不完善的法律。和谐，追求的便是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建设，充分尊重民间法，对其合理部分和传承精神的采纳，才会使中国法律摆脱国外移植的窠臼，拥有自己的繁茂新枝。所以，我们可以说，“亲亲相为隐”“合葬”“老人赡养”等有民间习惯法基础的法律思想，是符合和谐社会宗旨，更有利于和谐社会发展，体现和谐社会要求的，他们的法律回归对于中国法律的完善是必不可少的。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根据中国现实国情，对于汉、唐、明清时期的关于“亲”的界定，“相隐”罪名和程度的确定，还需要立法者结合国情重新定量；对于其适用范围，是从民法或是刑法开始也要有重新的考究。例如，亲的范围在是法律上的近亲属还是现实交往频繁程度的判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等重大罪名需要惩罚，那对于类似“幼儿园枪杀”这样社会影响极坏的案件，是否适用此原则；民法更多涉及到亲属纠纷，刑法则在重大犯罪上涉及到案件的取证，哪一个可以成为司法实践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