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循吏列传”。
浅谈《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
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并且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史记》也具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中《循吏列传》《酷吏列传》两篇类传，分别描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事迹以及汉武帝时期残酷暴力、执法严酷的酷吏形象。两篇传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了太史公司马迁倾心向往的理想的吏治蓝图，同时也反映了汉代当权者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所采取的严酷暴虐的政策。
一、从《循吏列传》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与写作特点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循吏列传》，因此其就成为了最早为“循吏”作传的人。《循吏列传》开篇即阐明了太史公的“循吏”观：“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在司马迁看来，循吏就是“本法循理”之吏，是奉行无为治民策略的官吏，“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是司马迁眼中为政治国的根本道理。
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刻画了这样五个形象鲜明、政绩显赫的典型循吏：孙叔敖、子产、公孙仪、石奢、李离。楚相孙叔敖主张施行教化引导百姓，实行和缓政令；郑相子产坚持礼义道德，受百姓爱戴；鲁国博士公义休奉公守法、依理行事，不贪小利、两袖清风；楚相石奢刚正廉直，孝顺忠君；晋国狱官李离不徇私舞弊，奉公执法，敢于承担过错。诚如古人所言“良吏，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蕲于为朝延安民而已。”《循吏列传》中的五位良吏作为典型代表，各有其独特的治国才能，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忠君爱民，遵纪守法。这些人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官吏形象，他也试图通过自己的笔给天下官吏树立榜样。司马迁通过自己的叙述反映了其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
文字简净，是本传极显著的特色。篇幅短小精悍，仅一千二百字左右，取材表述皆至为简要，却是精当有力，给人留下了过目难忘的印象。难怪古人赞曰：“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史传》不及也。”而这种写法，正是与其身为类传的特性有关。类传是专题性的传记，主要表现一类人的共性和作者对本专题的思想见解，至于人物生平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并不重要。故类传写人叙事很灵活，选择性强，不求全而求典型。和其它类传相比，本篇在取材上剪裁的幅度是很大的，作者用简洁的文字把一件典型事例细致写出，使之妥贴传神，对专题思想依然有很强的表现力。正是这种写法，使本篇在表现类传的特性方面成为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二、从《循吏列传》看司马迁的内心矛盾困惑
《酷吏列传》在整部《史记》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从表面上看，《酷吏列传》仅仅是关于十个酷吏的白描式的传记，而实际上它却是西汉鼎盛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史料。司马迁写作《酷吏列传》，不单是为了揭露酷吏们罄竹难书的罪行，在酷吏严峻刑法的背后，司马迁更在探索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约束，在对现实的激烈批判中，表达了对理想政治体制的向往。因而后人有评论说：“一篇之中，感慨悲愤，汉廷用人之非与酷吏得报之惨，具见于此。此太史公悲世之书，所以致惓惓垂诫之意，不独为十人立传也。”
《酷吏列传》刻画了汉朝的十一位酷吏。这些酷吏从政坚持以严刑军法为工具，惩治豪强，打压权贵，加强中央集权。其中有景帝时期的施行严酷刑法、执法不避贵亲、公正廉洁的郅都，还有武帝时期的十位酷吏，即宁成、周阳由、张汤、赵禹、义纵、王温舒、杨仆、尹齐、减宣、杜周。张汤坚持己见、同情弱小勤于政事；赵禹为人廉倨据法守正；义纵直法行治，不避贵戚；尹齐“廉武”“使督盗贼，所斩伐不避贵戚”；杨仆“敢挚行”；减宣“官事辨”“敢决疑”等等。通过对施行严刑峻法的11位酷吏的勾勒描绘，反映了汉代前期特别是武帝时期酷吏横行，严法诛杀的社会现实，揭示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前期吏治演变的一些轨迹，在研究汉代政治史、法律史、吏治史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从这十几个酷吏形象中，我们看到了司马迁的矛盾心理。太史公对酷吏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对于他笔下的这些酷吏，他没有一锤定音，既没完全肯定也没有完全否定。传言酷吏之短，赞取酷吏之长，褒贬互见。“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秏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仔细体味，司马迁对这些酷吏的态度有褒有贬，并不一统而论。
在《酷吏传》中，太史公五次写道“上以为能”“天子以为能”来说明酷吏执法能力之强，这是对酷吏工作能力的一种肯定，同时也说明暴酷法治的主谋是最高统治者，而并非这些官吏有意为之。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司马迁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决定了他对酷吏的认识和评价。他清楚地看到了酷吏产生的社会背景，这不仅仅是武帝政治专制和皇权强化的结果，之中也包含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在这种情况下，武帝大量任用酷吏，打击豪强，限制兼并，聚敛财富，稳定社会以维护统治需要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可以在《酷吏列传》中看出，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对酷吏的产生和存在保持了一种客观理解的态度。他在如何解决德政与法政、法治与暴治之间产生了困惑与矛盾，但对于这些矛盾，他也是无力解决的啊。
三、对比《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
《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乃是司马迁有意为之的姊妹篇。《循吏列传》语言简洁，意气高远。而《酷吏传》用意短悍，有肃杀之风。《循吏列传》中太史公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在《酷吏列传》中他又充分肯定老子“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论断，表示了他反对“以恶为治”作法。而在这两篇传记的具体安排上，《循吏列传》中没有一个汉代人，《酷吏列传》所写的则全是汉代人。写酷吏，全是当朝人物，这是直接讥刺汉武帝宠用酷吏、任其肆虐为害的时弊；写循吏，全无时人，则是以古讽今，暗藏批评当朝吏治的锋芒。两传鲜明对映，相反而相成，司马迁的政见与好恶之情都可以从中品味出来。
“豪恶吏伏匿而善吏不能为治，以故事多废”，“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循吏温柔善良，忠君爱民，是由史至今社会需要和百姓爱戴的理想官吏。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循吏为了成就其自身名望，做事往往显得小心谨慎、束手束脚，真正能力没能得到完全发挥。随着社会的发展，循吏已经不能适应汉朝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当时的政治统治。循吏只能出现在政治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中。而这些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既廉洁，又严执法令，不畏权势，坦坦荡荡，无所畏惧，比起循吏来，他们更痛快爽气，而其治下也大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之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于世，不仅在于它所关注的是与广大人民息息相关的官吏统治问题，更是因为它们传递出了太史公的政治理想——治国的根本在于实行“德政”。在循吏和酷吏身上，司马迁看到了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下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奈和身不由己。个人命运往往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要受到统治者的控制。这也是司马迁本人对自身价值和命运的一种初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