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臻前八章准备留下的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迎客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1、“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抗日怒潮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其灭亡中国罪恶企图的一个重要步骤。从九一八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三省，随后又鲸吞热河，进攻山海关，把侵略势力扩充到长城脚下。民族危机以日本军队的炮火硝烟，中国人民的血泪屈辱和中国领上的大片沦丧，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奋起救亡，抵御侵略,捍卫民族的生存，成为 当时中华民族的根本任务和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在日本侵略面前，中国社会中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各个阶级、阶层、政党和团体，都在阐发着自己的主张。
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像五四运动以来的许多次爱国运动一样，青年学生也在这次抗日爱国浪潮中起到了先锋队作用。从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起，北平、上海、南京、天津、西安、武汉、长沙、广州、南昌、太原等地的大中学生，纷纷举行游行集会,发表通电，并组织了抗 日救国会、反日救国十人团、日货检查团、抗日演讲所等抗日团体。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青年学生还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以督促国民政府对 日作战，收复失地。
1931年9 月26 日和27 日，上海大学联代表团先后到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均未得到满意的答复，上海大学联遂决定增派学生赴南京请愿。28日上午，南京中央大学1000 多名学生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外交部请愿，并痛打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随后，中央大学学生又前往国民政府，与先行到达南京的上海大学联请愿代表团、上海复旦大学800多名学生及南京金陵大学学生共计 2000 多人，冒雨在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蒋介石被迫出面接见，敷衍了几句后，就开始对学生的请愿活动横加指责 “青年尤应用冷静的头脑、热烈的血，以应付国难，如果浮躁气太甚，不过加增国耻而已。” ①（申报1931 年 9月29 日）29日，上海交通、暨南、光华、同济、震旦等大学和中国公学、文化学院、同文书院、上海美专等19 校 3000多名学生到达南京，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出面接见，请愿学生提出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武装学生、实行革命外交等要求。而蒋介石别有用心地对学生说 “政府同人，为诸位不断的请愿，不无分去若干时间与精神，以致影响于一切政治与外交之筹划，而敌人反得有扰我懈我之余地，且恐转贻反革命派以利用之机会。” ②（申报1931 年 9月 30日）9月30 日，上海大夏大学400 多名学生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仍毫无结果。此后，在学生请愿运动的影响下，其他各界民众抗 日团体代表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迫于各方压力，11月19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时表示 “个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③（中央日报，1931年 11月 20日。）第二天，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 “请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中正同志迅即北上，保卫国土 ,收复失地。” ④（温济泽主编 《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抗日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 年第100 页。）消息传出，各地青年学生立即发起一场 “送蒋北上抗 日”运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大学联和中学联、江苏省中学联等或组织请愿团到南京，或举行集会，敦促蒋介石迅速北上。刚刚成立的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倡议各地在24日上午7时同时举行全国学生对日作战示威大运动。在 “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中，上海学生的行动规模最大。11月21日，上海大学联决定由各学校自行组织代表团赴南京请愿，督促政府出兵抗日。同日，上海各中学1万多名中学生召开全市中学生大会，会后举行游行。24日，上海暨南大学 400多名学生抵达南京，至25日晨，又有1.3 万余名学生陆续到达。26日上午10 时，万余名上海青年学生在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要求蒋介石出见。随后，刚刚参加完南京各校抗日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的欢送蒋总司令北上讨日大会的南京各校 2万多学生及北平、杭州等地的学生代表也陆续赶来声援。学生们坚持要蒋介石亲自出见，但直到第二天下午1时，蒋介石才露面，并被迫承诺 “三 日之内出兵”。然而，学生们随后得到的消息，不仅不是政府出兵抗日，反而是国民政府向国联建议把锦州划为中立区，由英美等列强共管。各地青年学生闻讯后极为愤慨，决定组织示威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示威。12月3 日和4 日，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共 360多人分批抵达南京，于5 日举行示威游行，一路高呼 “反对政府出卖东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当北大示威团走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前时，遭到军警的阻拦，30多名学生被打伤，185人被逮捕，是为 “一二 ·五 ”事件。10日，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和请愿团到达南京。12日，请愿团到国民政府请愿，但毫无结果。15日举行游行示威，先去国民政府外交部，后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又有10 多人受伤，5人被逮捕。12月 9日，上海大学联和中学联召开声援北平学生的各校代表会议，国民党上海党部的特务大肆扰乱会场，并将参会的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代表捕去 ,是为 “一二 ·九”事件。上海大学联即发动万余名学生包围市政府近 个小时，迫使市长张群作出释放北大被捕同学的决定。13日，北平12 校代表、济南14 校代表、南京8 校代表及上海大学联和中学联代表计45 人在南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各地学生示威团联合办事处，筹备总示威。17日，汇集在南京的北平、上海、济南、南京、苏州等地学生 3万余人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学生队伍从中央大学出发，沿途散发传单，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反对政府摧残民众抗日运动”等口号。当游行队伍来到珍珠桥附近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时，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死30 多人，伤100余人，另有许多学生被捕，史称 “珍珠桥惨案”。18日凌晨，国民党军警又包围中央大学，强行押送各地学生离开南京。“珍珠桥惨案”发生后，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痛斥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抗日运动的暴行 而各地的青年学生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也没有屈服，继续坚持斗争。上海学生、工人及市民共10 万余人为死难举行公祭大会，会后抬着烈士的灵枢进行示威游行。
工商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工人阶级也站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各大城市的工人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反日大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在上海，9月21 日，上海邮务同人抗日救国会成立。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运日货。26日，上海日华、同兴、大康、裕丰等23 家日商纱厂工人率先成立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 日救国会。随后，上海许多工厂纷纷成立抗日团体，进行集会、罢工、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等活动。10月2 日，上海工界举行代表大会、续织、针织、棉纺、邮务出版、码头工人等多个工会团体的500名代表参会。大会通过了 “请南京政府立即出兵抗 日”、“一致对日经济绝交”、“请政府给义勇军颁发军械”等项决议，并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略谓：“ 国家存亡，危在旦夕，我全市 80万工友，悲愤之余，决心与国偕亡 „ „钧府部诸公，身负党国之重任，岂愿为亡国之罪人，剑及履及，义无瞻顾，千秋功罪，惟诸公深思力图之。” ①（《申报》，1931年11月 3日。）上海邮务、针织、卷烟、造船、水电等工会代表70 多人到南京请愿，代表全市 80万工友向国民政府提出以武力收回失地、自动退出国联、给义勇军发枪械等要求。在北平，9月下旬，邮电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成立了邮电工人义勇军。10月 18日，北平邮务、火车、自来水、电车等工会团体共同成立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并作出从速组织义勇军、实行对日不合作及积极募集爱国捐款等决议。12月 2日,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代表30 多人向张学良请愿，并表示如对日出兵，北平20万工人愿作前驱。在南京，10月3日，津浦铁路抗日会举行了市民大会和游行。5日，由 20多个工界团体联合成立的南京工界抗日救国会通电全国并发表告世界工人书，同时号召会员不买日货、不作日佣、不供给日本原料，呼吁政府救济从日商洋行退出的失业华工、及早出兵收复东北失地等。在天津，10月初，天津英商自来水厂举行反 日罢工。16日，北宁铁路工会天津事务所工人组织了救国敢死队。13日，由电车、电灯、水业、津浦等工会发起成立了天津各业工会救国联合会，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除上述地区外，广州、青岛、济南、太原、汉口、长沙、重庆等城市的工人 ,都组织了抗日救国团体，并运用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和宣言、请愿、募集爱国捐款、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等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全国各地的商业界也迅速积极行动起来。9月21 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 ,提出 “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 ”。22日，上海国货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日经济绝交，各工厂全部解聘日本技师。28日，上海市商会召开各行业会议，提出对日经济绝交，并规定，如再有对日私行买卖者，一经查明，即严行制裁。上海、南京等地还成立了 日货检查委员会和惩戒奸商委员会，监督和促进抵制日货运动。全国商会也通电各地商会，急速成立商团，积极制造和推销国货。全国其他城市也纷纷开展对日经济绝交和抵制日货运动，从而给日本经济侵略以沉重打击。在上海的日本在华企业，除纺织厂外，日商经营的150余家大小工厂，几乎都处于休业状态。天津也有10多家日商企业停业。1931年11 月3 日的 《 上海每日新闻 》的一篇文章根据 5年内日货输人中国的海关统计数据分析说，在中国对日实行经济绝交之后，日本至少损失3 亿。另据1932 年 8月2 日《申报 》的一篇文章统计，日本的对华输出，1931年 9月比1930 年9 月减少34.7％，10月比上年10 月减少59.7％，11月比上年 11月减68.8％，12月比上年12 月减少63.8％。
其他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文化界素有反帝反封建的传统。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文化界人士也迅速行动起来 ,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9月下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在其主办的《 文艺新闻 》上发表《 起来 中国的大众 》一文 ,号召文化界人士做 “为正义为真理而斗争的文化前驱 ”。10月中旬,《 文艺新闻 》编辑部汇编出版了 《 血债 》 ,集中揭露和控诉日军侵占东北所犯下的罪行。左联成员还在 《申报 》、《 晨报 》、《 东方杂志 》、《 大众生活 》、《申报月刊 》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和漫画 ,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2月9 日,由胡愈之、傅东华、叶绍钧、周建人、丁玲、张天翼等人组织成立了文化界反帝抗日文化同盟。另外,左联还安排鲁迅、郁达夫、冯雪峰、丁玲、彭柏山等著名作家到各大学进行演讲,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一些以抗日救国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也纷纷面世,如鲁迅发表的 《 沉滓的泛起 》、《“友邦惊诧”论 》 等文章,瞿秋白发表的通俗歌谣 《 东洋人出兵 》 ,田汉创作的 《 乱钟 》、《回春之曲》、《 扫射 》、《 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 》等剧本。
教育界许多学者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 ,9月20日,北师大校长徐炳叔、北大校长蒋梦麟召集北平各公、私立大学校长,举行联席会议。11月间,北大政治系全体教授、法学院教职员会及北平农学院教职员抗日救国会、清华抗日会、华北学院等院校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吴其昌 “痛愤国难全家绝食,特向张副司令请愿后 ,又赴京请愿。清华大学全体学生 ,以吴氏一门忠义 ,舍身救国,咸为感动,即组织请愿团 ,继吴氏之后 ,向政府请愿” ①。12月 , 北平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致电中央地方各官长及全国将士呼吁“共筹实力御侮之策,化除党见 ,集中人才,一致抗日” ②。①②陈觉《“九·一八” 后国难痛史》（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 第917、927 页。
在上海 ,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 ,多次致电国民政府,要求迅速出兵抗战 ,收复失地。9月 28日,上海各大学校长召开联席会议 ,决定通电欧美各大学 ,揭露日军暴行。11月 29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成立 ,即致电国民政府 ,反对划锦州为中立区。此外‘ 蒲京、武汉、长沙、广州、厦门、济南等地教育界人士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督促政府对日作战,收复失地。
妇女界也行动起来。1931年 9月23 日,北平妇女召开紧急会议,会后致电蒋介石、张学良、汪精卫等人 ,呼吁 “诸公泯弃旧嫌 ,速息内争 ,一致团结 ,谋救国难” ③。10月初 ,由妇女救济会、妇女共鸣社、中华妇女节制会等发起成立了有2 000余人参加的上海妇女救国大同盟会 ,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对日作战 ,同时号召全国妇女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看护队等。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妇女团体联合会、爱国女校师生抗日大会、中华女子参政会等妇女团体还致电国际妇女组织 ,呼请主持正义 ,制止日军暴行。10月17 日,北平女界抗日救国会成立 ,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等人为负责人。12月3 日,于凤至又发起成立了华北妇女救国会 ,于学忠夫人、顾维钧夫人、张学铭夫人等20 多位知名妇女参加 ,开展募捐、抚慰抗日烈士及伤员家属等工作。各地妇女还纷纷组织义勇军。10月26 日,南京成立妇女抗日义勇军 ,有300 多人参加。上海也成立 了女子救国义勇军 ,组织各界妇女进行战地救护知识培训。另外 ,天津、杭州、武汉、广州、西安等地妇女也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团体,积极开展抗日募捐、慰劳抗日将士、组织伤兵救护团和妇女义勇军等抗日救亡活动。
素以远离尘世著称的宗教界人士也加人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北平佛教青年救国会发表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僧界书 》 ,略谓 “僧界为中华民族之一部” , “与此国难严重 ,民族存亡之生死关头 ,不容静坐蒲团 ,依然闭目吞禅”。“凡我僧界 ,迅下沉舟之决心 ,誓与楼奴一周旋 ,国存与存 ,国亡与亡 ,宁作战场鬼,莫为亡国僧”。（①郭大钧 张北根 《 勿忘 “九·一八”—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第 20页。）
综上所述 ,由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民族危机震撼了全国,巨大的民族灾难和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促使中华民族空前地觉醒起来、团结起来 ,一个以各大城市为中心、各阶层民众广泛参与的、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浪潮迅速兴起。这场遍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是对东北爱国军民抗日斗争的有力支援。同时 ,全国各阶层民众的爱国行动也向世人表明,中华民族是不甘屈服的。
2、中国共产党发出各种文件号召抗日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号召人民抵抗，推动国内抗日运动。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代表了同时期民族觉醒的最高水平，中共在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充分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重要意义，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立即引导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指出：“万宝山与朝鲜血迹未干，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暴占领奉天、安东、营口„„其显明的目的显然的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宣言谴责国民党和各派军阀，“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出卖民族利益。”
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陆海空军滚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430页。]
同日，中共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占据东三省，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政策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帝国主义与勾结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的结果”；“反帝的怒涛，现在正在向前呼啸着。他将冲破一切帝国主义的藩篱与城堡”；“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3～440页。]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提出：
（1）立刻动员全体党员到群众中宣传我党政策；
（2）组织反帝大同盟；
（3）以传单标语的形式，散发党的主张；
（4）立即派代表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和到各地扩大宣传等六项决定。
会后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占领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宣言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宣言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开展英勇的斗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5页。]
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讨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会议作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及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占据满洲，是实现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预定步骤，是为了以满洲为据点积极进攻中国内地，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决议强调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向广大群众宣传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建立中朝劳苦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等组织，进行共同抗日斗争。会后，满洲省委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情形和省委决定的策略及工作部署向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决议提出：“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的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路先锋。”决议还提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斗争上去，同时坚决地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决议最后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42～448页。]
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占东三省以来，„„积极巩固着它们的军事地位。在奉天、长春、吉林等主要城市内它们已经组织了它们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对于这些占领区域统治权。同时它们公开宣布了要把东三省成为独立国家的企图。”宣言同时指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掠，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都表示了无限的愤激与反抗。„„反帝的斗争现在正象风起云涌般升长起来”。宣言相信：“这一斗争必然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宣言再次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只有充分准备民众自己的力量，自动的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武装工农学生，以扩大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l983年版，第449～453页。]
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再次强调：“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向我们进攻的条件下，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大与继续罢工、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我们才有生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456页。]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各地，被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表示：“现在中国苏维埃区域早已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最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的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9页。]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称：“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三省进攻上海以来，苏维埃中央政府迭次宣言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将东三省完全殖民地化，„„满洲傀儡政府已在东三省建立起来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顺的走狗。上海的和平谈判，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完全是帝国主义强盗进行瓜分中国的分赃会议和组织。”训令指出：“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真能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色统治各地要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根本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另外，训令还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苏区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部（即军事部）应对于全体红色战士实行宣战的动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政治部应在红军和地方武装中实行政治的动员，要在红色战士中做对日宣战的广大宣传”； “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动员工农劳动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准备与日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动员拿体劳动群众都能自愿的担任参加革命战争的后方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6页。]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布了《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希望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资本家帝国主义统治而战”。希望“援助我们这一艰难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农民、士兵兄弟们和我们一致起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统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181页。]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受反革命军事“围剿”重压下的非执政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发表各种文件号召抗日，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号召和领导是有力的。它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独占殖民地的野心，反复地批判了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投降实质，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武装反抗，救亡图存。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参加义勇军抗战，并先后派遣200余名党、团员到各部义勇军中去工作，促进了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言、抗日号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对日战争宣言》等，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屈服的坚定意志，庄严地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因此，它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在东北，在全国，逐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浪潮。同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农兵等广大民众是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最可依赖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对民众力量的这种正确认识和培养，为以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民族国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中共号召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机于不顾，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在1931年7月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8月16日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南京政府又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报不抵抗主义”，致使驻在东北的十几万东北军被迫退入山海关内。在短短的四个多月内，东北三省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被蒋介石拱手送给了日本。1932年3月，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炮制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后改为“满洲帝国”）。从此，东北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日本为了取得进攻中国内地的新基地，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了进攻。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各阶层人民的支援下，奋起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由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致使十九路军被迫撤出上海。5月5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和强攻上海得手后，侵略矛头直指华北。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2月进犯热河。国民党热河省主席不战而逃，日军轻而易举占领省会承德，不久热河全省沦陷。接着，日军南下进犯长城各口，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重创日军。国民党政府坚持妥协投降政策，压制请缨杀敌的爱国官兵。长城守军得不到有力支援，奋战2个多月，终于失败。日军长驱直入，造成保卫平、津之势，华北危急。国民党政府屈膝投降，于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省，还划定冀东为“非武装区”，使整个华北置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
由于蒋介石的妥协卖国，致使日本侵略者步步深入我国国土，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迅速在全国兴起。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抗日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切实领导和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1933年春，日军进犯察哈尔东部。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奋起抵抗，收复了察哈尔省的全部失地。当其准备出兵收复东部和热河失地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镇压而失败。冯玉祥被迫出国，共产党员吉鸿昌被杀害。
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并揭穿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实质和种种谎言，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内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宣言，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 日：一、立即停止进攻!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创立武装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党的宣言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并对国民党要求抗日的官兵起了鼓舞作用，进一步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吉鸿昌立刻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在天津四出奔走，筹组抗日武装，准备在察哈尔发劝抗日战争。吉鸿昌积极 “向各方筹措军费，并把他的历年积蓄几罄所有，用作购置机械和官兵粮响”。⒀ 傅二虞：《吉鸿昌走过的曲折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7 5 辑第177页。很快地重集旧部，并以共产党派来的一批党员作为这支抗日武装的骨干。同时广泛招收爱国的工农群众、救亡学生，加以组织训练；武装当地自愿抗日民团，组成民众武装，利用 “缴获之民枪及公安队枪等” “编成两团”（⒁ 陈长河、丁思泽 《吉鸿昌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转引自《历史档案》（京）1984年第4期第119页）还收集了刚从关外退到察省无人过问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战士，加以整顿，迅速地组成了一支儿千人的抗日劲旅。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民众抗日工作，又专门成立了前线委员会。党的关怀和支持使吉鸿昌如虎添翼，他多方努力，积极争取一切抗日力量。按照预定的在察省发动抗 日战争的总计划，他一面亲自组织抗日武装，一面派人联络西北军旧属方振武，促成方与冯玉祥合作。他还曾联络其他西北军旧部，颇有收获。就这样，一支由各党派各军联合而成的抗日救国大军在日益发展壮大。一九三三年五月下旬，盘距在察哈尔多伦的日伪军倾巢南侵,沽源失陷，察省形势万分危急，张家口军民各界感到奋起抵抗已刻不容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经各界代表集议，是月二十六日召开察哈尔民众御侮大会，大会宣告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正式成立。冯玉祥就任同盟军总司令，吉鸿昌任前线总指挥。从此，我们可以说，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高举义旗不仅集中表达了人民大众抗日救亡的强烈 愿望，而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吉鸿昌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抗日救国大愿，从此吉鸿昌率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纵横驰骋在杀敌的战场上。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能够毁家纾难，舍命报国，拒绝利诱，见危受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党给我的感化，这正是党的意志”。⒂ 胡华：《不朽的民族英雄吉鸿昌》转引自《河南大学学报 》1985 年第1期5页.。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吉鸿昌率部北征，收复察东失地。无论是收复康保城之战，还是攻占宝吕、占源二城，他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和机智。尤其是他亲自指挥和参加的光复察东重镇多伦的战斗，中外震惊，“藩海闻风，皆为振发。”⒃李宗仁 1933年7月23日贺克复多伦电，转引赵瑾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 174页。.它使日军自发动 “九一八”事变以来遭列了第一次迎头痛击，他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精神。后来由于同盟军被蒋介石出卖，吉鸿昌回天津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不幸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被捕，十一月二十四日就义前，他从容不迫，步入刑场，以大地为纸，用树枝作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光辉诗篇：“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虽然壮烈牺牲了，但是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 首民族抗日救亡的壮丽史诗将永远铭划在后人的记忆中。
在东北，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其中著名的领导人有黑龙江省的马占山、苏炳文、吉林省的李杜，辽宁省的邓铁梅等。他们英勇抗敌，给日本侵略者以相当的打击，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群众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中共中央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力量。1933年初，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已发展为七支独立作战的队伍，随后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全国工人、学生和各界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的热潮。上海、北平等全国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规模之大，使以前少有的。9月24日，上海3.5万码头工人举行抗日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并发给工人枪械，组织义勇军对日作战。9月28日，南京上海学生2000余人，捣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痛打外交部长王正廷。12月，北平、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地学生3万余人，齐集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示威，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造成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
1932年12月，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被共产党逮捕的爱国人士，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反对蒋介石的妥协投降政策，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广大群众抗日民主运动推动下，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易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积极支持和参加人民群众的抵制日货运动，主张对日“经济绝交”。
国民党的一些爱国将领同样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迫切要求抗日。1931年12月，被调到江西攻打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多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下，举行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1933年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 “淞沪抗战” 后，被蒋介石调往福建 “剿共”。其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错十分敏感地意识到 十九路军如不愿 “剿共 ”，必为蒋介石所消灭，如果服从蒋介石命令，不但官兵不愿意打，而且孤军深入，后无援兵，又必为红军所消灭，“ 剿’他败，不 ‘剿 ’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我感到积极反共固失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面对当前严重情况，保持十九路军这点本钱很不容易，蒋介石想假手红军来消灭我们，可以肯定无疑了。” ①《 “福建事变”资料选编 》 第5页。于是，他们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人，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并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
4、共产国际七大确定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 “左 ”倾错误逐步发展，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所谓 “第三时期 ”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一条完全错误的 “左 ”倾宗派主义的指导路线。在所谓 “阶级对抗阶级 ”的策略方针指导下，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党在各个革命阶段都应注重打击中间的、妥协的力量和政党，并且认定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的“孪生兄弟”和法西斯专政的 “温和的一翼 ”，要求各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反对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它的左翼领袖，因为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是共产主义运动 “最危险的敌人”①。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第429页。共产国际无视法西斯主义日益猖撅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提出所谓 “只有社会义革命才能摆脱法西斯的奴役”这种脱离广大中间阶层的左倾口号，甚至把是否承认杜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区分真正的革命者与改良主义者的唯一标准，从而把大量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同盟者推向了敌人一边，使自己陷人一筹莫展的孤立境地。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以后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撅的严重局势下召开的。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正确分析了希特勒法西斯上台以后的新形势，纠正了共产国际内部素来存在的“左 ” 倾关门士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制定了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策略方针。七大严肃而认真地总结 了列宁逝世以来，特别是六大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共产国际内部的 “左 ”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制定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通过的《 法四斯的进玫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 》的决议，重申了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给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 “法西斯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极弱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强调法西斯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主要敌人，法西斯攫取政权，“并不是寻常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继承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公外的恐怖独裁-------代替另一个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资产阶级民主 ”②参见《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2-43页。七大的这个结论，把法西斯独裁同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明确区分来，这就从根本上抛弃了 “社会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的温和派 ”等错误观点和把资产阶级的一切反动政策都称为法西斯的糊涂观念，有利于利用资产阶级阵营中的一切矛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以反对最主要的敌人法西斯匪帮。
基于上述对法西斯的本质认识，大会认为，工人阶吸和全体劳动者可能而且必须联合起来以反对共同的敌人。过去，由于共产党人在政策上犯了错误以及其他原因最终导致了法西斯尤其是希特勒的上台。因此，为了反击法西斯，无产阶级必须以劳动者和一切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来对抗法西斯的进攻。首先必须实现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建立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大会批驳和抛弃了 “社会法西斯主义 ”的错误观点以及把 “自下而上 ”的统一同 “自上而下 ”的统一对立起来等一系列错误的策璐方针和政策，要求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一斗争中联合起来，不仅可以建立下层的统一的党外阶级机构，还可以建立两党上层联合机构，甚至实现无产阶级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在每个国家建立统一的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其次，要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建立广泛的、包括一切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阶级和阶层的人民阵线，甚至建立人民阵线政府。只要这个政府保正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经济要求得到实现，坚决同法西斯和反动派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就应当支持和参加这个政府以争取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转变到非无产阶级群众进行广泛的联合，这不只是意味着要克服以前的宗派主义错误，而且意味着共产国际新战略的一个贡大突破和进步，标志着共产国际新政策的确立和新的战略转变的实现。为 保证新政策的实行，大会适应共产国际革命战略的转变，在认其总结和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了《 关于国际执委会工作的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和特殊情况解决本国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具体行动纲领和路线，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 ”③。转引自《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求实 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页。共产国际七大作出的关于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决定，对于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发展和七大路线的贯彻，无疑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转变对于中国革命的最大影响是促进和推动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使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走上了墓本健康发展的道路。1935年8 月1 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得到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七大赞同的《八一宣言》是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实现政策转变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宣言》突破了“下层统一战线”的束缚，直接向各党、各派、各军队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或利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 ‘兄弟凹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并且提出了组织全国 “统一的国防政府 ”、“统一的抗 日联军”、“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以及召集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少数民族和海外侨胞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农参加的“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的代表机关”，具体讨论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宣布 “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一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越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恳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⑨《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二）第30-32页。显然，《宣言》提出的全民族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反映了日益高涨的全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体现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策略思想。
共产国际实施政策转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八一宣言 》之际，正是中共央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艰难的长征之时。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不仅使我党领导的军队难以开赴抗日救国的前线，而且连自身的存在也受到了严重危胁。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 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尽快使党中央了解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 》 的基本内容，指派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林育英（化名张浩）秘密回国，肩负重要使命的林育英从苏联出发进入外蒙古，继而又穿越戈壁沙漠，历尽艰难，首先到达了定边苏区，后经苏区赤卫队护送到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林育英的到来，不仅受到中共中央的热情欢迎，而且他带来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 》 的精神也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当时张闻天、邓发、李维汉等立即和他见了面，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胜利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从前线回来后，也马上会见了林育英同志。王鹤寿等《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怀念张浩同志 》，载《人民日报 》1982 年3月10 日 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表的《 八一宣言 》的内容。《 八一宣言》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禁令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力地推动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中共出席七大代表张浩的到来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联系的恢复，使中共中央具体了解到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 八一宣言 》的内容。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这是中共中央实质性政策转变的第一个重要文件，鲜明地接受和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明确宣布 “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文件还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重新修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⑩十二月六 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 》，开始了一系列具体政策的转变。十二月二十五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的《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明确指出，在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面前，“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绒头子蒋介石。”⑾《六大以来》（上）第727-728、736-737页。10和11《决议》把 “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并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各项政策。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根据中央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具体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路方针，批评了 “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并指出，鉴于民族资产阶级有 “欺骗民众的资格 ”，这就增加了共产党 “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上述情况表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恢复，促进和推动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策转变，开始了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伟大斗争。
5、《抗日救国宣言》推动反蒋新高潮
6、十项军事战略方针提出
7、指挥抗日战争的基本原则
8、打通苏联、巩固发展苏区的三个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