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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科研与决策
中国大学城建设问题
一、大学城建设: “圈地运动”下的畸形膨胀
与会者开始涉及的是中国大学城目前的状态。与会的蒋国华、史朝、程方平、李志仁等专家分别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数据和事实：
首先，大学城的规模越建越大。当年上海淞江大学城等的建设面积只有几平方公里，但现在圈地面积越来越大，其中湖南“岳麓山大学城”44平方公里；河南“郑州大学城”和湖北“黄家湖大学城”都是50平方公里；已开工的广州大学城一期工程占地17平方公里，二期规划43平方公里；陕西西部大学城占地400公顷；山东菏泽大学文化城占地466.7公顷；辽宁大学城占地543.4公顷；浙江5个大学城规划用地面积为2240公顷；重庆市正在打造的重庆市大学城和江南大学城占地总规模将超过5万亩。仅江苏省已经开工或计划建设的大学城就达9个之多，且2002年以来江苏共启动7个大学城和高校园区建设。统计资料表明，1997年至2002年的五年间，建设占用耕地1646万亩；2002年，我国耕地面积再次净减2500多万亩。在这些被占的耕地中，大学城应该有不少的份额。
其次，中小城市也开始建设大学城。城区人口不到200万、仅有20所高等院校的郑州市将要涌现4座大学城；甘肃榆中大学城规划用地18至24平方公里；常州大学城建设了全国第一个以高等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大学城；无锡大学城和淮安大学城分别规划用地10平方公里。大庆大学城要建成为“对大学来者不拒”的大学容纳场所；仅有一所省农业厅下属专科院校的泰州市也要建大学城…… 再有，中国大学城的建设越来越“洋化”。集中表现在环境的越来越美丽、建筑的越来越漂亮、设施的越来越完备，其着眼点是物质化的条件日趋优越。置身于中国的大学城，仿佛就置身于一个度假村里，甚至某些大学城内本身就有度假村。如廊坊东方大学城首期规划的1万余亩用地中，高尔夫球场竟然占据了6640亩地，并且城中随处可见别墅、度假村、美食街，甚至夜总会等。
面对中国大学城的现态，与会者们不禁发问，像这样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档次，中国的大学城究竟是要办成什么样的“城”，这样的结果又是怎样被推动起来的？其中隐含的是喜是忧？对此，专家们作了多角度的精辟分析。
二、大学城建设隐藏着复杂的问题
李志仁和储朝晖都认为，中国大学城产生的最初动因确实是来自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由于1999年国家实行加速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各个高校都开始大量扩招，这必然带来校区容纳学生的程度以及相关的管理和教学质量问题，于是开辟新校区、构建大学城成了高校源于自身发展主动而朴素的需求。
如果可以把这种源于教育发展朴素需求而形成的大学城建设模式称为“自由模式”的话，专家们表示，后期的大学城建设，尤其是近2－3年的大学城发展就“变味了”——因政府、开发商和银行的介入，大学城建设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捆绑模式”。这种“捆绑模式”有四个要素：政府、开发商、银行和大学，而其中大学的作用日趋弱化。
谈到大学城建设中政府这个要素。与会专家刘序盾、史朝、王建平、储朝晖、程方平、李志仁、陈荣根纷纷指出，政府总在越位，在一定程度上大学城建设甚至变成了一种“政府行为”。地方政府的主导思想是要人为地在当地形成一种“教育经济”，创“政绩”。一些政府官员认为，在国家教育投资低的情况下，政府只需出政策（优惠出售土地即可招来项目，增加税收等）就可以建设好大学城，就能为社会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而发展大学城便是其中最容易操作的，并容易获得多方面效益的大项目。至少，大学城使部分校园拥挤的高校（在扩招、高校后勤社会化等的挤压下）有了办学的场所，使教师有了教学的场所，使学生有了学习的场所，这就是教育的发展和政府的政绩了。如今，对大学城的开发与建设都被纳入了当地政府，包括省委的政绩评价体系里。
有了政府建设大学城的意愿和政策，开发商便看到了商机。任何一种基建建设及其后期的运营都会带有相当的利润。贾鹤鹏强调，开发商从大学城建设中所获得的土地利益是相当可观，又是相当不公平的。因为，在我国的50多个大学城的建设用地中，大部分为农业用地，并且有83.93%的用地是政府行政划拨的。政府从农民手中以2－3万1亩的价格（相当于当地地价的五分之一、十分之
一、甚至二十分之一）收购土地，开发商从政府手中则多数以5万左右1亩的价格买进，但土地的市场价格最低都应该是20―35万1亩。于是，开发商和政府走到了一起，大学城的建设引发了一场“圈地运动”，甚至违法圈地。李志仁尖锐地指出，“大学城成了政府和开发商的一种利益结合”，“二者成为利益的捆绑者”。王建平认为，开发商的加入既抹煞了大学城的主体归属，也增大了大学城发展的不可预测性。然而，政府与开发商却共同启动了大学城的开发和推动着大学城建设的激进步伐。
显而易见，开发和建设大学城所需的的资金额决非一个小数目，都是数亿，几十亿，甚至百亿。如廊坊东方大学城投资达50亿元，宁波市高教园区投资32亿元，南京市江宁大学城远期投资40多亿元、仙林大学城投入50亿元，广州大学城投资约120亿元……。而这些资金主要是靠银行贷款。那么，如此多的巨额资金，银行如何乐于贷出呢？对此，李志仁作了分析，在市场经济的状况下，掌握着大量投资资金的银行，其投资方向很难掌握；而贷款给大学城则“既放心，又无责任”。因为，真正有风险的民办大学极少进入大学城，这样一来，进来的多是国有大学，银行也是国有银行，银行与大学之间的贷款关系仍然是一种计划经济下的国家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以前国家投资给大学的经费是通过行政路径，而现在是通过银行；另一方面，银行贷款给属于国有资产的大学城的资金如果收不回来，同属国有资产的银行可把这些贷款作为最后的“呆帐” 抹掉，而重新向国家申请另外的资金项目，自身则勿需承担什么责任。因此，银行也积极加入了大学城修建的行列，并成为大学城迅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在政府、商家、银行都各自从大学城中找到了利益的同时，它们都“以教育的名义”来推动大学城的建设；而真正具有教育名义的大学又是如何进入“捆绑模式”的呢？程方平指出：
一方面，目前还看好的高等教育增长速度给高校呈现了要继续加速发展的客观景象。自1999年开始实行高等学校扩招以来，我国高校招生人数逐年增加。从1999年的164万人到2002年320.5万人、2003年的382万人及2004年即将招生的402万人。与之对应，2002年，高校在校生人数达1600万人，到2003年则增至1900万人。这样的高等教育行情形成了大学自身发展的需求，同时大学城建设的全国性效应更助长了这种需求的扩大，许多大学自然不愿“落伍”。
另一方面，高校的收费和后勤社会化使高校将自身的还贷力量估计过高。许多高校都将学生的学费、住宿费等一些杂费和后勤服务方面的收费作为还贷的主要途径。然而，多数大学城受地域位置影响，其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收取学费和住宿费，再配以一些商业经营和后勤服务，以及置换学校本部土地、出租（售）教师和学生公寓等来获取资金回笼。但这些经费的获得往往并不能使大学获利，好的能实现收支平衡，差的则背上沉重的债务，东方大学城已经背上了22亿债务。史朝也认为，实际上学费方面的收入是还不了贷款的。如广东大学城就已经把学生的收费定在每年12000－15000元，这么高的高等教育费用，普通家庭根本无法承受，只能使贫困生增多。况且从长远看，未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将会随着适龄入学人口的减少而自然回落。但许多大学存在的假想资金循环过程：多贷款—多增校区—多招生—多收费—多还贷，使得高校把入驻大学城后的问题简单化了。
刘序盾还提出，高校推动大学城建设存在被动性质的一面。他提醒大家注意，不少大学入驻大学城是来自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他们参与大学城建设的行为是“绑架上战车”的行为。这些大学的校长被夹在了行政管理、银行贷款和教育部规范办学行为的政策之间。这样，大学城的真意消失了，而蜕变为新一轮的科技开发区热潮。
总起来看，大多数与会者们都认为，大学城是官员的政绩要求、商人的利益要求、银行的放贷要求、高校的发展要求混合推动的，包括主动捆绑和被动捆绑；其中真正的买单者是各个入驻大学城的大学，而最终的买单者却是每一个上大学 的学生。那么，被“捆绑模式” 推动而发展起来的大学城又究竟给了学生什么呢？其内部运作方式是怎样的呢？
三、大学城的内部运作危机重重
对于这个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
第一，大学城多数都没有很好地实现“规划整体化、资源共享化、后勤社会化、管理集中化”这一初衷和承诺，更没有给学生以应有的文化熏陶。李志仁特别提到大学城的办学特点是“拦腰截断式”，即把1、2年级的大学生放到新校区，3、4年级的放在老校区；或者将本科生放到新校区，研究生放在老校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对学生不负责任的，基本的学校管理和正常教育都受到了削弱。张男星指出，这个特点的描述非常形象与逼真。毕竟，大学是一个文化集聚地，它应该使学生与外在于他的世界，包括物质的、人际关系的、思想意识的，发生互动，并在这样的互动中获得对文明的向往、对文化的尊崇、对精神的渴求，从而使学生成为真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这样的半截子办学，使得大
一、大二的学生或整个本科生在大学城里不是上课就是自习，或“在风中游荡”；缺少社会活动、缺少学术讲座、缺少演出、缺少交流的单调生活与学习就会导致思想的单调与精神的匮乏。有报道说大学城的学生竟然这样抱怨：“大学城和监狱一样，闷死人了！” 这岂不是用现代化的中国大学城印证了德国思想家福柯“学校形同监狱”的后现代说法了吗？！
第二，大学城只有“城”而没有“大学”，也缺少正常的“社会”。程方平为与会者链接了大学城运作的“五化” 特点，即在大学城里有五钟倾向: 教育产业化, 高校商业化,学术行政化, 校舍贵族化, 校园庄园化；并认为，唯独缺少大学城应该具有的教育化。所以，中国大学城，仅仅是几所大学地理位置的集中，只是一
个地理的空间概念，而严重缺乏教育内涵。
张男星认为，由于大学城往往都建在远离城市中心的边缘地带，教师有课则来，上完课则走，因此，与前卫的校园环境、物质条件相比，大学城的教学管理、物业管理与服务相却相对滞后。总体而言，大学城管理方式的主要特点是“看守式”的，即领导、教师和工作人员轮流在新校区值班，看护着这幢大“庄园”。毕竟，偌大的校区，或有如草原一般平展无际，或有如山林一般看不到头，这里面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包括身体的隐患、心理的隐患以及思想的隐患。由此，大学城在客观和主观上都被封闭成了新世纪的“象牙塔”，而成为社会远观的一幅风景画，生动而沸腾的社会便在画外，大学生则成了“画中人”。这样的管理模式，必然导致教师与学生、学生与生活的隔离；导致学生身体与心理、物质与精神的隔离，最终导致大学与社会的隔离。而这恰恰与大学城的本意相违背，也与国外大学城的做法大相径庭。
第三，大学城的生存模式仍然是“独门式”的。与会专家们认为大学城的建设实际上仍然没有改变以前大学各自为政的割据局面，各类型学校引入大学城办学虽然打破了院校之间的显性壁垒，实现了教育物质空间的共在，但大学城的教育资源，包括教学硬件的和教育体制以及文化氛围却远没有因此而实现共享。大学城的调控能力仍然低下，大学城内的竞争、合作、共享机制还未建立。
针对中国大学城的运作特点和缺陷，程方平强调，必须从正确理解大学城入手。从国外大学城的经验来看，大学城应该是一个综合发展的历史产物。一方面，大学城的建设主要以自然形成为主，并逐渐成为当地城市（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城市的主体，最后与社区融为一体；从而使学校即是城市，城市即是学校。例如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大学城，英国的牛津大学城、剑桥大学城，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大学城等。所以，大学城并不是通过快速的圈地建设就可以马上形成的。另一方面，大学城应该有许多增长点，才能使它有条件去促使整个城市的发展。例如，大学城中的大学附属医院、科技研究所、孵化器一类的研发中心、后勤服务，以及与企业共同开发产品基地等等。这些增长点是在教育的需求下形成的，而不是一种行政“摊派”的结果。中国的大学城不能仅仅把眼光钉在收学费和学生的消费上，必须寻找和开发其他有效的发展路径和综合增长点。再一方面，大学城不是孤立发展的，它如同高脚屋，底部有许多支柱。中国的大学城底部的支柱就有问题，如高校扩招的盲目性、后勤社会化的“一刀切”、对硬件要求方面的高门坎、注重学费收入而缺少其他增长点等，这些问题本身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与方法的欠缺，就使得大学城的发展先天不足，供血渠道不畅。所以，大学城在教学与管理等方面出现的“文化沙漠”和“基础松软”现象是不奇怪的，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办好了才是奇怪的”。
为了使大学城建设的问题得到解决，与会者继而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圈地运动”中发展的中国大学城建设是否应该刹车，如果大学城要停下来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不能刹车，那又该如何进行补救与调整呢？
四、大学城刹车也要费周折
蒋国华提出应该刹车。他认为教育即使是作为产业，它也应该遵循产业发展的规律，必须考虑人员、规模等因素。大学城建设的关键是要符合市场和教育这两者的双重规律，选择正确的路径和方法，应围绕着一个或几个大学建城，否则就是“空城计”。同时要限制公办学校的扩张，在教育经费如此紧张，以至于78％的基础教育经费是由国民在支付的情况下，大学城这种发展是不符合国家教育政策的，也不符合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
也有不少与会者认为，确定大学城下马和确定大学城上马一样，都不是简单的问题，必须尽量减少损失。所以，对于大学城而言，不是要靠行政命令的“一刀切”式的刹车，而是要进行纠偏和进入有序轨道发展。于是，与会专家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一，要完备法规，使大学城的建设在法规范围内有序进行。刘序盾认为，大学城是与教育、经济、行政和法律四个方面交织在一起的。程方平特别提到1862年颁布的美国《莫里尔法案》，它规定美国联邦政府将土地赠给大学，大学则要能切实地为当地经济服务，从而真正发挥了土地对于大学发展的作用，使大学和高校各得其所。
第二，寻找新的增长点。例如应鼓励民办高校进入大学城。程方平指出，中国2002年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学校的融资是实施限制的。这样，民办学校几乎从银行贷不了款，这就形成大学城的公立化，导致大学城的生态不平衡。而可以靠自身力量运作的民办学校很难进入大学城，也就使大学城失去了一个生长点。程方平还认为，应该对中国大学城有一个起码的经济增长分析，打破中国大学城的单一靠学费支撑的增长模式。
第三，高校要充分发挥自主性，努力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储朝晖认为，大学城的资源要尽量得到充分运用，以此来减少国家的损失；同时要努力把大学城变成有大师的地方，发挥教育家办学的自主性。
第四，高校应进行整体的大学城迁移。李志仁提出，大学要充分利用大学城的资源，大学的校区应该进行学科、专业、院校等方面的整体迁移；并以此完善和加强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
最后，程方平再次强调，大学城的支柱是疲软的，如果马上刹车会出问题。对它的分析要结合近些年的高教政策变化沿革来进行，同时要听取金融界、管理界等各界人士的意见。不能来也政府命令，去也政府命令，使高教发展的损失无人负责，甚至连追究问责的途径都没有。我们这次研讨会就是要把教育界自身的相关问题分析清楚，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帮助高校和大学城建设走入正轨。
研讨会在与会者严肃认真和充满责任感的讨论中结束了。与会者认为，有关中国大学城的建设问题是决不可能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中就彻底清晰并解决，况且我们的研讨会也主要是从教育的角度来探讨的。秦行音博士指出，政府和学者之间的任务和思维特点是不一样的，应该加强两者的沟通。今天我们从教育研究者的角度分析了大学城的现存状态、兴建历程、运作特点和未来发展，那么，此次研讨会可以说是研究者向政府发出的沟通信号吧。我们的目的如同刘序盾所呼吁的：投资冲动的终极成本仍然是由每一个国民来承担，所以，要向全社会传出教育界的声音，引导政府的决策并维护自身的权利，使有限的资源能更好的为国为民服务，而不能成为“以办教育”为名的牟利者和不负责任者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