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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中国的和平崛起
“政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各阶级、民族、社会团体和社会成员，在一定生产方式、一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形成的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趋向的总和。”[1] “和平崛起”是“特指从1978年底中共11届3中全会开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通过改革开放，在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中，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及其他所坚持的发展道路。”[2]
近代国际关系历史表明：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转换，利益重新分配，以至于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引发与原有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甚至引发大战。大英帝国的建立和维护依靠其数百年的殖民征战和掠夺，德日的崛起曾引发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被视为高度文明的美国的崛起，同样挥舞着“大棒”，离不开“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外交作风，在海外频繁采取政治和军事干涉，更为世人指责。正是依据历史经验，国外一些人士担心中国崛起必然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这也是“中国威胁论”之所以甚嚣尘上的客观原因。中国政府适时提出“和平发展”新理念，旨在告诉世人，中国崛起的本质之处，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历史趋势的前提下，在与其他国家实现互利和共赢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增长和发展。
从政治文化视角来探讨中国外交中的和平崛起战略之所以非常必要，是因为这样的分析角度和视野，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上或者更深入的层次上来理解把握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是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主要目的，然而，当今国际语境下某些言论如“中国威胁论”却混淆视听。众所周知，判断国家利益以及实现和扩大国家利益，深受一国决策者及其国民观念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这些观念因素中，源于该国该民族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从国家层面上看，由于各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比较稳定的政治文化价值体系，并以这些价值体系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3]和平崛起这一战略的提出，反映了我国的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我国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反对霸道、实施王道的和平主义”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崇尚和平，追求大同世界既是传统中国外交思想的深层结构，也是传统中国外交实践行动的指南。“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先进科学文化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4]“和为贵”、“天下大同”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传统思想渊源，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发展的思想是中国外交战略的直接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作为价值体系，它影响到人们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以及怎样看待本国与他国的关系。“仁、义”作为中国传统民族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深深影响着中国对自己和对其他民族、国家的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政治在理解国与国关系时更强调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责任，大国保天下，小国保家园，两者相互依存。这是一种将大国利益与小国利益视为一体的天下整体观。譬如，历史上的中国曾处于东亚朝贡体制的中心，一度是万国朝拜的对象。然而在国际关系中，中国更多地是强调国家间的友好、大小国家平等的道义原则。对来中国的朝贡者，中国往往回馈以更多的赠礼，从未因其比自己弱小而心生鄙视之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最近它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是因为中国提出了 “和平崛起”的新道路。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良好的国际反响。“为了实现中国和平崛起，有必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全面、持续发展；要处理好与现有国际秩序和大国的关系，为中国崛起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改善与邻国的双边关系，在保证地区安全方面“有所作为”，为中国崛起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还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5]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国际语境下提出的。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文明冲突论》中，讲了三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之间不可避免将要到来的摩擦与冲突，甚至有意设计了让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相互发生碰撞的形态，以此作为对西方决策者控制全球文明冲突的主要决策之一。由此可见，政治文化的差异是引起国家间对立和冲突的深层文化根源。伴随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我们如何克服这一不利因素，从文化的视角上，对我国外交上倡导的多极化需要详细的阐释，与此相关的我国实行多边外交，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渗透于其中的文化因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中国人倡导的多极化，并不是一味以反对现存秩序为目标，而是要在认清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前提下，以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对现有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以渐进的改革。”[6]这在实现中，由于文化的差异，也许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诸如“中国威胁论”。如果我们想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下倡导多极化，就不应该简单将“多极”解释为一种力量的对峙状态，而应当将它视为“一种崭新的追求，一种有别于强权政治时代的追求，一种谋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国际关系格局。总之，“多极化”的实质，是国际关系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非世界列强之间权力的再分配。”[7]“多极化”战略的提出，体现了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所具备的政治智慧，反映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前瞻远嘱。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不会引起人们的担忧和成为其他国家的威胁，反而会增强世界的和平力量，令周边地区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繁荣与稳定。这在我国外交成果中，屡次得到证明，欧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连续出台几个对华长期战略，表现出了新崛起的东方巨人的看重„„东盟近些年来一直渴望与中国就南海行为规范达成共识甚至协议，因为这个以东南亚中小国家为主体的区域性组织非常明白，没有中国的人可及参与，任何涉及南海的安全措施和集体协定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变革与壮大，给中国也给世界带来了变化。这也是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这个国家书写人类历史、贡献国际发展的基础。
美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基·欧汉教授：“所谓多边主义，指的是多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内部，通过某些制度安排，协调各国政策的一种实践。二战之后，多边主义在世界政治中逐渐变得重要，它不仅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多边会议和议题，也体现在多边性的国际组织之数量的扩展上。”中国是一个在全球安全领域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它对于本身所处地区的安全和世界格局的稳定有着日趋重要的意义。比如，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唯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不支持美国反导系统的合法化，对朝核问题的解决，在这些事件中，中国运用包括多边外交在内的各种形式，或中介斡旋，或间接协调，或直接干预，与周边邻国和世界主要大国进行了沟通合作，消除安全隐患及缓和不利形势，增强我国在各种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保持谦虚谨慎的外交风格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在实施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中，中国的经济外交十分活跃，在亚洲多边合作中表现得抢眼。一方面，中国积极为东亚地区更紧密的区域合作献计献策。另一方面，中国采取切实步骤，强化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实力的扩大，凸显了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中国给东亚提供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在东亚合作中首先起到了稳定大局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正是东亚合作近几年开展得如火如荼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近几年的东亚领导人的有关会议上，中国提出了20多项关于加强东亚合作的建议。正是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在朝建立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协议加强落实，温家宝总理2003年11月初在中国与东盟峰会上说，中国计划在2005年把中国和东盟的全年双边贸易额，从目前的7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2003年10月初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就今后三国的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中国实施的“振兴东北”战略为三国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日韩三国的携手，预示着东北亚合作进程即将启动，将对促进该地区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8] 中国的和平崛起正是一种有大国风范的外交表现。在王逸舟先生的《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一书中，对大国风范有如下的定义：首先，“有大国风范的外交，并不简单等同于现实里的强权政治。” [9]观之美国的外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反面教材，它毫无疑问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它的单边霸权行为充满了强权政治的气息，受到广泛的批评，在伊拉克问题上表现尤为严重。其次，“真正的大国风范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性，是一种建立在充分的自信心之上的气度，是一种强有力的内部机制、综合而超群的国家实力与外部享有广泛声望等要素之间互动形成的风格。”[10] 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建集体对话机制,减免了 31个非洲国家对华债务 105 亿元人民币，展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有责任、有道义的外交风范。[11]对待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同样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譬如中国免除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斯里兰卡全部到期的政府债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映出一种大同文化，这种政治文化重视全球的共同利益和双赢结局，注意发掘合作的潜力和抑制麻烦的产生，是一种真正求同存异的哲学。
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崛起的过程将是和平地进行的，或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从政治文化视角分析中，可以发现文化的巨大作用，在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要素不仅直接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整体维护，还直接作用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关系着崛起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所以从政治文化视角上对外交战略进行分析很有必要。
[1] 詹玲
《构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政治文化》
[2] 郑必坚
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和平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圆桌会上的发言，“中国和平崛起与亚太地区的机遇”
[3] 亢升
《政治文化与外交之相关性探析》 [4] 彭春艳
《政治文化差异与中日外交》 [5][8] 源于网上文摘
[6] [7] [9] [10] 王逸舟
《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 [11] 黄泽全
中非合作论坛 后续行动成果显著
人民日报,2003-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