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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农村的组织传播体制
发布者:章兴鸣
传播活动凭借组织自身的权力体系进行。任何一个组织体系也是一个权力体系，组织成员分别担任着特定的角色，形成了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据此，有学者提出，“组织传播是以组织系统自身固有的强制力为保证，以组织系统的运行为基础的。”［1］在组织传播活动中，上司就有按照组织意志下达指示，下属负责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并提出意见、反映情况。
根据组织传播的受传者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组织内传播和组织外传播。组织内传播的受传者是组织成员，其传播网络以组织的结构体系为基础，传播活动按照固定的组织程序和权力运行规则进行，更多地利用组织内部媒介；组织外传播虽然也以固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权力为依托，但其传播系统不是封闭的，其受传者主要是组织外的公众，因而现代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外传播主要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来进行。
与组织内传播和组织外传播相对应，建国初的农村的组织传播体制，可以划分为官僚模式和动员模式。前者在党和国家的组织系统内部进行，受传者的政治组织成员，属于组织内传播；后者由党和国家组织发起，受传者主要是普通群众，属于组织外传播。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是组织内传播，即官僚模式的组织传播。
建国初的国家体制是依据列宁的国家学说和苏联的建国模式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特征。党和国家的组织系统从中央一直延伸到每个村庄，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官僚制组织系统。因而，除开意识形态的因素，新中国的组织内传播具有官僚制模式的基本特点。
一、高度组织化的政治传播体制
建国后农村社会组织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宗族组织的消退和国家权力组织的取而代之。解放后，在有宗族势力的那些地方，担任宗族首领的人大多是地主、富农和乡绅，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过去强大的族权已减弱，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成了一个负面的形象。特别是社会主义集体化之后，传统的士绅宗族组织在意识形态、组织和人员上都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其影响在多数地方基本上丧失。
与此同时，通过土地改革和工作队进村，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近代为统治者一直想做却始终未能做到的事情：将村庄直接纳入国家官僚体系，实现了国家权力对村庄的垂直延伸。建国后乡村一级建立的政权机关，是国家正式权力下移到农村基层的体现，但在农村基层事务中处于政治信息传播枢纽地位，决定着利益表达、综合、决策、输出和执行全过程的，是党的基层组织。在建国初农村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党吸收了大批运动中表现活跃的积极分子入党，并在运动中考察、锻炼他们，将其培养成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骨干。在建国后的整个国家领导体制中，党的组织机构与国家机关平行设置，行政机构的首长往往又是同级党组织的成员，以保证国家机关的领导，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在地方国家权力组织体系中，党组织真正起领导作用，党委书记是主持地方工作的最大领导。这样，“无论国家机关在形式上拥有什么权力，党在相应级别上的机关才发出政治上权威性的声音”。［2］这种领导体制使得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工作的真正领导核心，同时也是建国初农村政治传播体系中真正枢纽。农村基层组织是党中央的指示的最终执行机构和信息反馈单位。每个村的党组织负责在该村贯彻党的指示，而党在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是通过在其它组织中的安排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来实现的。
以领导农民革命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把农民组织起来才是教育农民的最佳方式，也是农村政治
动员的有力保障，这使得政治传播活动大量地通过组织传播的方式体现出来。然而，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农民个体的主体性丧失，意味着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不对等的传受关系，代表着国家的组织以及代表组织的党员干部主导着组织传播的话语权，广大农民群众虽然翻身做了主人，但对政治系统的“输入”能力却非常有限，他们只是政治系统“输出”的被动接受者，他们的愿望与要求有时可能会引起决策者的注意，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被宣传、被鼓动和被动员的对象。新中国第一次赋予农民群众以民主的权力地位，但国家在农村的动员能力同时空前提高，农村基层的党和国家组织成为犹如新生政权的神经系统中的无数个神经末梢，党中央就是神经中枢。党的基层政权组织的深入扩展使每一个农民都与国家政治直接发生了关系，并可动员起巨大的群众能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计目标。
二、农村的会议传播
会议是组织内信息传播最常见的形式之一，新中国的会议之频繁、会议名目之繁多，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建国初的会议传播过程一般是这样的：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省三级干部会议――县三级干部会议――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群众大会。“传达的速度，农忙季节、偏远地区、或非政治运动的情况下会慢一些，一般需要两到三个月，如果是在政治运动中，有两到三个星期便已足够。”［3］
之所以能取得高效率的传播结果，当然与党的组织外传播，即群众动员的强大威力有关，但是在官僚系统内部，同样存在着若干有利于克服官僚制缺陷的信息传播途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种：一是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组织方式，以减少信息失真和损耗；二是在党和国家体系之外，党的辅助传播系统成为发挥了信息累加和强化的作用；三是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对党性和纪律的强调，有助于提高官僚组织传播的效率，另外，通过基层整风和政治学习，为组织传播效率提供了政治保障。
全国性的传达会议结束后，各地会分级召开类似会议，如各省的三级干部会议、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参加县三级干部会议的乡（区）村主要领导回到基层后，往往需要召开基层传达会议，参加者包括村里的党员干部、青年团和妇联干部、互助组组长，有时还包括其他积极分子，而且经常有上级派来的领导干部亲自参加指导、部署本村贯彻实施中央精神的具体行动方案。这样，中央会议的精神和内容往往很快便可通过这些扩大的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到基层。
在农村基层，党的指示的内容在传达到普通农民之前，一般要经历由内到外，由上到下，逐层次“公开”的过程。在农村传播的一般路径为：党的干部――青年团员、妇联干部――积极分子――群众。如党在领导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先通过组织程序逐级传达土地改革法等政策法令的过程，到了农村基层，就采取先“教育教育者，宣传宣传者”，然后经过他们把政策法令的宣传解释进一步扩大到广大群众中去的策略。［4］建国初农村基层会议，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是传达性会议。传达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常用语，如“传达文件”、“传达领导讲话”、“传达精神”等等，其基本含义是将政治中枢中的决策性指示按一定的组织渠道，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宣传、布置。［5］传达有两种基本功能，一种是部署，即把决策性指示传达给贯彻实施机关；另一种是宣传，即把决策的基本精神、原则告诉参与实施决策的干部和普通群众，前者属于组织内传播，后者则是组织外传播。在建国初的农村，由于受文化水平的限制，由上级传达下来的文件、指示、布置生产计划，以及报告会等等一般只能用口头形式的进行传达给基层的干部群众。通过召开会议，一方面可以改变在个别交谈情况下信息呈单线型传播的情形，从而使讲话人以语言为载体的信息能呈现辐射状传播，既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也避免了因多次传递所可能形成的误差。另一方面，会议有正式组织规则和组织议程，在会议上传达、报告的，通常都是具有特定权威的人，因而会议传达的信息会给人一种不容置疑的感觉，较之其他口头传达的形式，它更有权威性。正因如此，对上级信息的传达，是农村基层会议最为主要的内容之一。
二是动员性会议。群众动员是建国初农村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中央会议的精神最终传达给农民，还需要各种形式的基层宣传、动员大会。农村的政治动员一般通过会议的形式进行，出于各种各样的政治需要，动员会议的名目也各种各样，如揭批恶霸、地主的斗争会、诉苦会、劳动竞赛的誓师会、庆祝会、纪念会、欢迎会、声援会等等，动员会议的规模和声势比其它会议要大，会议的形式也比较热烈，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宣传鼓动性，如在会上打出特定标语，提出相应的口号。会议所要达到的效果，不仅是告知、说服，而且包括各种形式的公开表态，以达到思想和话语表达上的高度一致。
三是计划、部署性会议。村庄里的干部参加县、乡（区）的传达会回来后，或者上级决策指示传到村里以后，村里的支部书记就会主持召开由村委会、互助组组长、青年团和妇联干部，或其它党员干部参加的会议，主要是研究部署如何在本村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完成下达的指标。这也是基层的决策性会议，一般经过讨论、协商，甚至是争论，最后形成具体的行动计划，全村的行动计划和人力、物力的分配方案也大多通过这种会议决定下来。
四是总结性会议。总结性会议目的在于总结过去工作，确定未来任务，如年度、季度的表彰会、庆祝会、经验总结会等。一项任务告一段落之后，都要由主要责任者和重要的参与者，分析整个决策执行过程的情况，反馈给上级机关，使上级决策者对其决策效果作出全面的评价。
事实上，一次会议的目的可能不是单一的，工作总结会上也可能形成重要决策，许多会议，如积极分子会议、经验交流会议等也可能兼具传达、动员、部署、总结等多种功能。会议上的讲话、报告、发言、讨论以及与会者的多向交流，促使与会者最后形成一致意见，并采取自觉的、步履一致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议是发动群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有效手段。另外，会议不仅对每一位与会者和相关组织产生直接的约束力，会议提出的号召、要求还可以将有关人员调动起来，会议作出的决定、决策可以支持和支撑领导者的权威，使其成功地实施有效管理。
完整体现建国初农村基层组织内传播过程的一个例证，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1955年下半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阶段，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被层层传达全国农村党支部后，村党支部则按照上级要求召开党员干部会议，纷纷检查“右倾保守思想”，制定和修改本村的合作社发展计划，研究、制定执行方案。然后召开由全村互助组组长和青年团员、妇联干部等参加的积极分子会议，经过充分酝酿、学习和思想动员，布置执行任务，此后，才召开全村群众动员大会，宣布将互助组合并扩大为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的详细安排。政治信息在村庄的传播也存在着优先的次序，一般沿着阶级成份由低到高、政治觉悟由高到低顺序进行。如党、团员、被组织确定的积极分子的人比普通群众先接收到正式传达的最新信息；普通群众中的贫农下中农相对于中农、富农和被政府监视的地主分子享有优先知情权。在农村地区，这种组织传播优先次序往往被视为党和国家给予的一种政治待遇，是不同组织群体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具体体现。由于贫农和下中农往往是宣传鼓动和组织动员主要目标群体，村里的群众动员大会经常将地主、富农分子排除在外。
三、工作队下乡
为了弥补信息在官僚体制内多级传递过程中的失真和损耗，确保某些重要信息能及时、准确地上传下达，共产党还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组织内传播方式，上级领导机关派出工作队、工作组深入基层指导工作就是建国初农村组织传播的一种经常性的组织传播形式。
建国初农村的重大政治运动中，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合作化运动中，上级一般都直接派出工作队到
基层指导工作。有学者认为，这种类似“钦差大臣”的工作队，是上级组织的代表，它不仅协助地方组织完成某项工作，而且有撤换当地“领导班子”的权力，至少是带有决定性的建议权。在这种沟通渠道背后，是严密的组织系统，正是这种严密的组织系统，保障了上级的指令可以有效而准确地被接收，并能得到贯彻执行。［6］在建国初，县、区下派工作队深入基层“蹲点”，指导基层组织正确地开展工作，那些被确定为决策“试点”的地方通常是考察的重点对象，这种方式有助于上级指示得到贯彻实施，并及时向上级反映基层的信息。
另外，中央领导人也会亲自到地方视察，主动听取地方干部的工作汇报；等等，这种直接深入实际的方式可以获取基层的第一手情况。这些非常规的组织传播手段可以减少信息流通的环节，使基层反馈的信息能够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会议上来，成为中央高层决策者信息综合的重要依据。
四、群众组织传播系统
除了党、政两套正式的国家权力组织机构外，建国后的农村还发展了主要有青年团、妇联等基层群众组织，它们是政治化、行政化、意识形态化的“人民团体”，在建国初的政治宣传鼓动和组织动员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还扮演着群众意见表达者的角色。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构成了党和政府的辅助传播系统，成为政治信息输入——输出的辅助通道。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团、妇联等群体中都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并通过有效的组织系统发挥其联系群众的作用。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基层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地执行党的重要决策，并分担一部分政府职能，每当中共中央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青年团、妇联组织都要做出相应的决议或召开相应的会议，以响应和执行党中央的布置。［7］以青年团为例，政务院1951年2月2日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农林生产的决定”后，团中央于3月24日发出“为农村的青年团组织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农林生产的决定’的指示”，为农村青年团组织贯彻执行中央指示进行宣传动员；1956年2月18日，为配合已经到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团中央发出“关于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指示”，组织农村团组织宣传贯彻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第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另外，建国后按行政区划组建的各级地方妇联组织，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配合政治运动的形势，积极做好广大农村妇女组织动员的工作。如在建国初宣传婚姻法的运动中，许多妇联干部积极宣传党的妇女政策，鼓动广大妇女参加反礼教、反旧俗的斗争，揭批旧社会的罪恶。在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妇女干部积极做广大妇女的思想工作，鼓动她们报名参加合作社，同时还帮助解决妇女实际困难，调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积极性。
建国初农村基层建立的各种群众组织担负着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的任务，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并反映基层群众意见的重要责任，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基础。农村基层的青年团、妇联等群众组织也经常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学习中央文件精神，表彰先进，介绍积极分子的运动经验。在会中，党的领导出席并提出希望、积极分子表达学习先进的决心。建国初，类似的群众组织的传播活动是非常普遍性的，它们构成了党政官僚系统的重要补充，这这些辅助组织系统对党政系统的信息传播进行了重复、累加和强化，弥补了官僚体制内信息传播失真和损耗，增强了组织传播的效果。
总之，尽管建国初的官僚体制存在诸多缺陷，但实事上农村组织传播的渠道依然通畅，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政府部门的政令能够通过组织途径迅速地传播到全国各地的村庄，并被高效率地贯彻执行。
参考文献：
［1］魏永征．关于组织传播［J］．新闻大学．1997，（秋季号）．
［2］［美］詹姆斯•R．汤森等．中国政治［M］．顾速等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65．
［3］许静．大跃进中的政治传播［D］．北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3，113．
［4］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345．
［5］［7］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181、170．
［6］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