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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接力还薪”彰显的道德力量
顾兆农
2010年02月25日
孙氏兄弟“接力还薪”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体现了做人的良知，更反映了我们当前最需要的东西：社会信义 哥哥发薪路上遭遇车祸，弟弟忍痛“接力”还钱，近日发生在荆楚大地上的一幕令人动容。“无论多困难，绝不拖欠一分钱”，在哥哥一家遭难后，弟弟孙东林朴实而坚定的话语，折射出这对“信义兄弟”的道德魅力。这样的信义举动，源于20年来的承诺与坚守：“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20年来，孙氏兄弟从未拖欠工人一分钱的工钱，他们用诚信践诺，靠信义发展。俗话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君子之财，取之有道。
孙氏兄弟“接力还薪”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体现了做人的良知与品格，更反映了我们当前最需要的东西：社会信义。按照当下社会上某些人的逻辑，“信义兄弟”似乎也有理由拖欠农民工的工钱：孙水林本人被别人拖欠了许多工程款，因此，他再拖欠农民工的工钱，似乎也是没“办法”的事；哥哥一家5个人都走了，弟弟至少可以暂缓替哥哥发还工钱，而没有拿到工钱尾款的农民工，从情理上，似乎也不会因此紧追不放„„从这个角度来看，孙氏兄弟的坚守更加可贵：信守承诺，宁可自己难，也不让他人忧。如此做人做事，谁不愿意和他们合作呢？
孙氏兄弟的义举，当让那些恶意拖欠农民工工钱的不良老板，羞愧难当，无地自容。那些靠昧心钱致富的人，是否觉得手烫？有些人挖空心思、钻山打洞，可事业就是做不大、做不好，是不是可以从自己的德行上找找原因？ 毋庸讳言，信义的缺失，不只体现在农民工和包工头之间，一定程度上，它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有位劳模去世多年，生前的工资至今未结清，有关方面为此推来推去。如此事情，别说于理、于法所不容，于心、于情又何忍？还有一例，法院已终审判决，被告向原告还钱。可是，被告至今非但不还，还动用行政的力量，向上级政府“说情况，讲理由”。如此无休止地扯下去，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也挑战着道德和法律的尊严。如此行事，和谐从何说起？如此环境，谁还再来投资？现实中，“开门招商、关门打狗”，正是一些地方长期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人、一级组织，都需要自律和他律。对不讲信义的人，当务之急便是，不仅要让他们在经济上占不到任何便宜，而且还要让他们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比如，对恶意不执行法律的相关单位负责人，果断地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因为，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通过一系列规则和制度，让守信义者得人心，让得人心者得财富。这样，善行义举才会有强大的依托，守信义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人无信则不立。诚信和道义，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实现科学发展的必备要素。感谢孙氏兄弟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季节里，给我们带来的温馨、感动和震撼，为我们这个社会培植了一方道德沃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后„„
袁连生 2010年02月26日
取消“借读费”固然好，依法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更重要
近日深圳市发文，从2010年起全面取消公办义务教育学校非户籍儿童的“借读费”。这对于在深圳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非户籍儿童和家长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也是深圳义务教育公平的重要进展。
没有城市户籍的家庭，特别是占非户籍人口多数的农民工家庭，收入较低、生活条件较差，他们生活艰难，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关怀。额外交纳“借读费”，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非户籍儿童的父母，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很大。这些为城市建起了高楼、修好了地铁，为完成订单、清洁街道日夜劳作的劳动者，只是因为缺少一纸户籍，他们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就要额外交纳“借读费”，实在是没有道理。
2006年修改后的《义务教育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法律条文清楚明白，城市公办学校对非户籍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收取“借读费”，是没有道理的。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是一个进步，但我们也要看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免费，在农村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和城市的户籍儿童已享受了免费义务教育，可对于很多进入城市的非户籍儿童来说，免费义务教育还是一个梦想。
2009至2010学年，深圳非户籍学生56.8万人，公办学校只接纳25.3万人，不到一半。那些在非公办学校就读的非户籍儿童，还要交纳很高的学杂费才能入学，无法享受法律规定的免费义务教育。那些没有进入公办学校的非户籍儿童，大多数不是不想进入，而是因为不能满足很高的门槛而无法进入。在广东，深圳号称非户籍学生就读公办学校的“门槛”最低，但也需要父母出示深圳房产证明等5种材料才可以入学。广州、东莞等地情况也差不多。
如果非户籍儿童不但在公办学校能真正享受免费义务教育，而且那些无法进入公办学校的非户籍儿童，也能享受到免费义务教育，那将是城市义务教育公平的一个更大进步。
令人高兴的是，上海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大进步。在上海，不但公办学校降低门槛（只要两个证件），大力接纳非户籍儿童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还通过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的方式（政府拨款），使绝大多数在民办学校和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的非户籍儿童享受到了免费义务教育。这样的举措，不仅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教育公平，也纾解着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后的忧虑：经费投入保障问题、公办学校教学资源紧缺问题„„
取消“借读费”，实现教育公平，上海、深圳作出了表率。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其他城市也能取得大的进步，让所有非户籍儿童都能享受免费义务教育。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用工荒与求职难为何并存？
何勇 2010年03月01日
解决用工荒与求职难并存这个看似悖论的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新春伊始，东部沿海地区不少地方出现用工荒，很多企业找不到工人，像等米下锅一样等人开工。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东部沿海地区有70%被调查的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用工荒。
用工荒的出现，可能有经济回升向好、企业订单增多的原因，有企业用工和待业人员专业不吻合的原因，有农民工维权意识提高的原因。大面积的用工荒，意味着我国在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回升向好的同时，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同时，产业结构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也越来越急迫。
为什么这么说？
应该看到，用工荒的另一面，是大量新增劳动力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目前，我国经济就业弹性为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不到100万人就业。也就是说，按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每年最多可新增就业1000万人。而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2000万。
一方面，大量企业出现用工荒，另一方面，不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就业比较困难，有些地方大学生的平均工资已低于农民工群体，就业结构性矛盾日益彰显。
把企业用工荒和大学生求职难放在一起观察，或许更有意义。
从用工方来讲，主要是低端产业的用工荒，用工需求比较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器制造、机械加工、服装制鞋等低端制造业产业上；而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朝阳行业，在国际上还没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用工需求不足，造成大量大学生就业难。这无疑折射出目前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不足。
从对求职者的要求看，不少企业需要的是掌握熟练技能的技工，“来了马上可以干活”，而这恰恰是目前农民工欠缺的，也是大学生们所不具备的。
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日益突出，意味着传统的依靠低廉成本，拼资源、拼消耗、拼人力的增长方式急需改变，倒逼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倒逼着产业的升级换代。
解决用工荒与求职难并存这个看似悖论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统筹解决。比如，提高农民工福利待遇保障水平，抓紧进行技能培训，及时调整重知识轻技能的教育模式等等。但治本之策，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只有真正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科技进步、自主创新上，保持传统制造业产业优势的同时，在谋求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高端产业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产业链条，解决企业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才不再是什么难事。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中国教育“再出发”
毕诗成2010年03月02日
要让人民“看到教育的希望”，必须对“教改”全面审视，重树一些基本原则与发展立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于2月28日发布，第二次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2009年初第一次征求民意，到现今第二轮征求民意，重视与慎重的态度溢于言表。中央政府希望以民主开放的形式，面向公众，依靠公众，勾勒未来教育发展的轮廓，给出一份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温家宝总理年初在座谈会上说：“纲要”应该反映国家的意志、决心和战略眼光，让人民看到希望，从而增强对中国教育的信心。这句话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教育改革关系个人、家庭、国家与民族，唯有让人民看到教育的希望，才能看到所有的希望。而当下的中国教育，的确面临着重塑希望的重任。
这些年的教育成绩不需赘言，但一些“折腾”也令人失望。应试教育与教育行政化积弊犹存，教育公平和教育资源均衡化任重道远„„如此现状之下，“修修补补”的教育改革难以带来根本性改观，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渴望。
正因如此，要让人民“看到教育的希望”，必然要像“医改”那样，对“教改”全面审视，重树一些基本原则与发展立场；也正因如此，面向2020年的《规划纲要》才被全社会寄予厚望。由此可言，《规划纲要》的讨论与确立，不啻中国教育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再出发”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迈出第一步，不等于我们就有资格面对一个“文本”盲目乐观。重新确立教育改革目标，等于是对教育蛋糕进行一次重新分配，在既有教育利益格局面前，打破它、理顺它都绝非易事，也注定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当下比较紧迫的，是能实打实解决一些民众意见最大、矛盾最尖锐的焦点问题，让大家看到“动真格”的改革诚意，从而在全社会凝聚改革信心。
比如说，教育投入实现早已承诺的占GDP4%问题。4%已不只是个数字，而是人民群众衡量教育受重视程度的标尺。“我们对实现4%的目标信心很大，同时感到难度不小。”难在哪里，信心如何通过攻坚克难而树立，考验各方决心和智慧。再比如大学行政化问题，《规划纲要》的回应是“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触动“实际存在”的利益格局，阻力可想而知，只有超越口头的探索，才能让人感受到解决的希望。
因此，在对中国教育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望闻问切”、并确立教育发展的社会共识之后，急需确立责任主体并开出责任书；急需将教育改革共识纳入政绩考核；急需以改革的勇气与气魄“攻坚”一些焦点矛盾，以改革成果换取深入改革的社会支持。
教育改革是国家级别的改革。拉开中国教育全面改革的序幕之后，唯有尽快梳理出人心所向、体制所归的发展线索，才是真正让人看到“教育希望”的希望所寄。
人民日报两会时评：怎样用好话语权
建达
2010年03月04日
政协委员力戒空话、大话、套话，反映真实情况，探寻症结所在，提出务实之策，是确保话语权威性和实效性的根本
政协的最大权利是话语权，发言要有权威性、有效果，经过深刻思考后提出。2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赵启正的这一番话，引人深思。
2000多名政协委员到首都开会，就是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出谋划策。用好话语权，十分重要。
有权威性、有效果，是话语权的核心。而要做到有权威性、有效果，就必须说真话实话。怎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怎样推动低碳经济，怎样解决民生问题，怎样遏制贪污腐败„„光喊口号是不行的，必须有正确的认识、睿智的思考、务实的措施。政协委员力戒空话、大话、套话，反映真实情况，探寻症结所在，提出务实之策，是确保话语权威性和实效性的根本。
政协委员用好话语权，就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基层甘苦，倾听群众心声。调查研究是各级政协委员的特长。放下架子，扑下身子，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了解人民群众的希望和要求，是政协委员神圣的职责。政协委员的责任意识、政治素质和参政议政能力，往往通过他们的提案和建议反映出来。民革的政协委员提出如何破解公车改革困局，九三学社的政协委员反映如何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民建的政协委员提出积极扩大民间投资等，就是这种素质和能力的反映。
当前的公共舆论中，一些人喜作“雷人”之语，语不惊人誓不休，受到公众的质疑。为什么？因为说这些“雷”语之前，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经过去伪存真的思考，缺少站在全局审时度势的辩证眼光，这就难免有失偏颇，甚至违背常识，难免被公众“拍砖”。政协委员说真话说实话，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我们这个社会曾经流行假大空，有的地方有的单位民主气氛尚不浓厚，讨论空气仍显稀薄，这是不正常的。正因如此，各级政协委员应该带头用好话语权，带头说真话说实话，带头发表有依据、有见地的意见，为人民群众代言，替国家民族分忧。
团结鼓劲民主求实，是政协会议的主旋律。党和政府鼓励说真话，人民群众喜欢听实话。我们期待政协委员珍惜自己宝贵的话语权，发扬求真务实之风，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给人民群众更多的希望、更多的惊喜。
-----------【半月评论】 寻找改革前行的航标 2010年第4期
一
又闻改革悄然涌动的潮声。
抗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应广大民众改善民生扩展民权的需求，改革深化的问题，又一次沉重地撞击着社会紧绷的心弦。
我们不必沉湎于昔日的辉煌而盲目陶醉。历经30多年风雷激荡，中国改革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蓄积了巨大的发展能量。但是，这还是开始，远非历史的终结。我们不必畏难于利益的冲突而裹足不前。改革，从来就不是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驰骋，“敢闯敢试”，“壮士断腕”，“背水一战”，是众多改革者奋然前行的真实写照。
我们不必受制于危机的应对而转换方向。危机是改革的助产士。以改革促转型，恰可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力量。
关键在于，改革的指向是什么？改革的航标在哪里？
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
新年前夕，有媒体举办了题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经济学家问卷调查，结果位列前十的大多是与大众福祉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
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问题，也是中央新近提出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二
改革的推进，或因制度框架的引领，或因问题危机的倒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中，推进当下的社会改革，我们更应着力求解的是倒逼中的现实问题。发展代价，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最直接的制约。
原来的投资主导出口依赖、粗放型外延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伴生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积聚、利益矛盾激化、生态环境破坏、价值体系紊乱的繁多的成长烦恼、沉痛的社会代价。市场机制必然带来利益分化、优胜劣汰，加以权力干预的资源配置、增长主导的制度安排和扭曲变形的市场环境，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全面失衡。
维权事件，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严峻的考验。
在呼啸前进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我们也当看到那些难以承受之痛。企业改制，劳资矛盾，房屋拆迁，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等等，不少地方百姓利益被漠视、被剥夺，难以通过正常渠道维护正当权益，于是便将自己特殊的民生利益诉求，以“群体事件”的体制外行为表达出来。而且，暴力程度显著上升，事件发生频率加快，舆论共振张力加大。
贪腐现象，是百姓高度关注的最持久的热点。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被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拉长。如土地开发，已成滋生既得利益集团和扭曲国民收入分配的土壤。
加快社会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问题在于，如何重燃改革的激情？重振改革的信心？ 三
民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改革积极性、创造性。
改革初期，放权让利，打破旧体制僵化的框框套套，社会共同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如今，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要重构发展格局，重组利益关系，难度、风险骤然加大，社会的共识在分化，民众的热情在下降。
但是，在民间，在草根，改革的动力依然生生不息。面对利益集团的赢家通吃，市场制度的马太效应，资本时代的竞争强势，原有改革的扭曲变形，普通民众更加真切、更为强烈地表达着，要发展，要公平，要社会正义，要共同富裕，要有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改革的权利不可垄断，改革的动力不可低估，改革的激情不可浪费。正是从普通民众的需求和意愿中，改革获有了充分的合法与正当。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群体性事件，便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内在动力的一种非常规爆发。
当然，我们还当直面、还当破解改革前行的障碍和风险。
阻碍改革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他们高高地盘踞在社会资源财富分配的金字塔尖，他们贪婪的欲望便是巩固，便是坐稳。因为，他们心中一片透亮：获取这些既得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在市场经济国家同样是无法想象的。
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而且表现在他们拥有影响市场交易潜显规则制定的能力，拥有影响社会舆论热点流向议题设置的能力。在公然的商业利益追逐中，在服务“高端”读者群的标榜中，多少媒体昧于是非，热衷为其代言。替代改革的，是政府和资本的主导。
在企业，“通钢悲剧”的一个重要成因，在于广大职工被排除在改革重组的决策之外，职工在利益遭遇侵害之时，没有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的尊严。
在乡村，“加快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提速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等等，是当下最为热烈的改革行动。在改革的旗帜下，不少地方拼命追求发展速度、经济效益。我们欢呼改革，我们还当追问，改革带来的究竟是谁的发展、谁的效益？农民的权益是否在改革中得到充分保障？每一处改革的推进动员中，都会有“尊重农民意愿”的字样，只是在改革实践中，是否有政府与资本联手，用种种高压手段，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农民，用堂皇的包装，将他们的意愿同化了农民？不少地方，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难以保障，农民的市场交易权无法对等，农民的收益分配权受到挤压，农民的现代农业发展权被轻易剥夺。问题的实质在于，诸多改革，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多是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而真正的主体——农民的创造在哪里？
扭曲改革的，是改革取向的偏离。
教育改革新招迭出，各地相继启动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进行高考制度改革，扩大自主招生。罔顾城乡二元结构、教育资源严重失衡的现实，“一刀切”的改革结果呢？“百科全书”式素质教育下还是“穿新鞋走老路”，“自主招生”对农村学校只是一块诱人的“画饼”而已。正是在“改革”的推动中，农村孩子越落越远，他们在呼喊：“不要让我们既输在起跑线上，又输在跑道上！”
四
中国改革再出发，从何处启航？向何处扬帆？
从经济改革进发，于社会改革突破，向政治改革深入。社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改革的支持、承载和奠基。
收入分配合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结构开放化、政府治理民主化，应该成为当下社会改革推进的重点。收入分配合理化。
重点是理顺分配关系，调整利益格局，解决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问题，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问题。还需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管理体制、财政体制改革和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矫正资源尤其是土地、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扭曲的现象。
加剧社会分化的，还有权力与资本在合流中对国家财富的肆意侵吞，如官煤勾结而来的暴富，还有既得利益集团在赢家通吃中对民众利益的贪婪剥夺，如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中底层百姓遭遇的生存挤压。如何从深刻的体制变革而非简单的国进民退中去遏制，去根治？
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免费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工保险转移接续制度，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努力推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公认的“十一五”的最大亮点，也是“十二五”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
社会结构开放化。
保障社会结构开放，当前要特别警惕日渐弥漫的“隐性世袭”现象。据媒体报道，在社会公共资源的支配和掌控中，在一些政府部门或具有垄断能力的经济部门，这种现象接连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看来，社会就业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进程必须加快，以真正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格局。
结构改革的重点，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变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要警惕出现新的“城市二元结构”，为进城农民积极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为新生代农民工更为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拓开多样的渠道。
创造底层上升机会的根本，是实现教育公平。贫穷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连改变贫穷命运的机会都没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背离了教育公平。更突出的，是乡村教育资源的急剧流失带来的农民子女向上流动机会的萎缩。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放弃上高中的机会，表明弱势群体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已经开始动摇。
同一个世界，每一个梦想。改革30多年，普通民众心中的“中国梦”不应该就此邃然远去，底层群体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之光不应该就此暗淡下去。
政府治理民主化。
政府要从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参与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把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
民主行政要拓展。民主的要义在于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多种实现形式，努力把民众的各种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显示了民主成长新的态势。基层民主恳谈的实践，开辟了协商民主新的路径。
公民社会要成长。公民社会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谐的社会，一个强化权力监督的社会，一个保障权利平等的社会。改革30多年来，国家和社会逐步分离开来，蓬蓬勃勃的公民意识在发育，多种多样的公民组织在兴起，自由平等的公民领域在生成。
不少媒体相继评选刊出“2009公民社会十大事件”，就是公民意识蓬勃发育、提升的真实镜照。
各色各样的社团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正日益密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国人采取了令人瞩目的民间援助行动，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大军源源不断地涌入震区。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公民社会觉醒的一个标志。
越来越多的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意见，并由此影响社会生活，最终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网络民主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新鲜符号。一个不断发展的公民社会，正在而且必将更有力地对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基层民主、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我们也应防止民间组织在极端利益的操纵中出现反社会化、黑社会化的消极现象，防止网络舆论在民粹主义的左右中出现激进化、暴力化的不良偏向。政府在加大对社会力量培育力度的同时，还应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和规范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五
改革在社会领域的突破和深化，直接推进着改革的转型。
改革的现实理性是发展第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促进广大民众的利益追求、权利保障和自由全面的发展。改革的转型，就是树立科学改革观，就是使改革的取向从现实理性向核心价值挺进、深化。当前尤须着力的是民众的权利保障，不仅保障公民在日常中生存发展的权利，而且保障公民在改革中话语主体的权利。
以教育改革为例。近年来，改革不乏新举，有的也轰轰烈烈，但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独角戏，广大师生大多靠“道听途说”得来风声，无缘置喙。这些改革涉及千千万万家庭及其子女未来前途、生存状况、经济利益，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多大空间反映自己的呼声，表达自己的意愿呢？
“被改革”、“被自愿”、“被时代”，这些听来尚觉生涩、拗口的网络语言，折射的正是许多人内心充斥着的“被折腾”的疲惫与伤痛。
改革的顺利前进，离不开政府的引领、动员和表率。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认知：普通民众，不仅是改革成果的共享者，改革代价的承受者，改革迟滞的失利者，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是改革最深厚的基础，是改革最重要的主体，是改革最坚强的支撑。30多年前，安徽小岗农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伟大实践，显示了中国普通民众巨大的改革力量。30多年来，民间创造，群体事件，公民社会，广大民众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诉求，坚韧、顽强地开辟着改革的道路，坚持着改革的事业。今天，改革再出发，激情再燃烧，我们当倍加尊重、珍惜这种民间的改革力量，保护好、开发好这种民间的改革资源。这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的历史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