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阶段_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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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阶段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纵观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其并非虚语。

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阶段

——三皇五帝阶段

一般情况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并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创造出来，并基本成气候的。其往往是历史因素、政治因素、人文因素、经济因素和地理因素等多种因素，经过较长时期的“遗传”和“变异”，不断阴阳交错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全球炎黄子孙，还是异国人士，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清楚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世系位序的排列，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已逐步确立。“三皇五帝”的世系之中，太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神农、黄帝之前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中，关于太昊伏羲的文字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譬如《左传》、《管子》、《周易》、《庄子》、《荀子》、《列子》、《战国策》、《国语》、《世本》、《逸周书》、《山海经》等先秦典籍都有关于太昊伏羲的表述。而且，近年来“羲皇故里”——甘肃天水等地的考古新成果一再表明，具有近万年历史的伏羲文化等确系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三皇五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目前可考的中华民族文明初始的象征。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一个大发展阶段

——文武周公阶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渊源流长,伏羲画卦，人文蔚起，夏商文明逐步彰显于世，然中华传统文化第一个大发展阶段，可谓文武周公阶段。换言之，中华传统文化可考之第一个五百年，一般是从文武周公思想开花结果之时算起。像周公一生的功绩，就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且自称不时地梦见周公，而推崇“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可以说，周文化是集中华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

西汉初贾谊说: “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二个大发展阶段

——孔孟兴起及诸子百家争鸣竞放阶段

第二个五百年，约始自公元前五七一——五四五年间，孔、孟思想兴起的阶段。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由此而经六国到秦、汉时期。同一时期，道、墨、兵、名、法、纵横、阴阳等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普遍流行。而后，汉统一天下，自周朝之后，中华民族历史上迎来了第一次大治——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为巩固皇权和凝聚民心，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建立了中朝，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受公孙弘的影响，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孔孟的学术思想，以及董仲舒等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正式在中华历史上确立了其正统地位。是故，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感慨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三个大发展阶段

——儒释道与诸子百家交集阶段

自汉武盛世后，中华文化进入了儒释道与诸子百家交集的阶段公元8年12月，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代汉建新，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而后，刘秀起兵，用12年时间，先后平灭了关东、陇右、西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长达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

这一时期，刘秀在位33年，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

公元67年，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因夜梦金人，遣使西域拜求佛法。公元67年，汉使及印度二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抵洛，汉明帝躬亲迎奉。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雍门外建僧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故名该僧院为白马寺。

汉明帝时代，由于佛教呈东来之气象，当时的不少方士，以及部分诸子，产生了排外心理。这一时期，张道陵（公元34年－156年或178年），创立了五斗米道。魏伯阳，援《周易》、老庄、神仙丹道三种学问，融合贯通而着《参同契》一书，《参同契》一书，也成为千古丹经鼻祖，后世道教与神仙家，尊崇魏伯阳为“火龙真人”。

由此经汉末到三国之间，也正是儒家经学的注疏集成阶段。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三玄”——《易经》、《老子》、《庄子》之学的则呈现抬头趋势。这种相互交集又各自自成体系的学术景象，历魏、晋、南北朝而到梁武帝的阶段。直至梁普通八年（527年），印度禅宗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东来，中华文明才掀开新的一页。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四个大发展阶段

——儒释道与诸子百家理念形成阶段

据《景德传灯录》载，印度禅宗二十八祖菩提达摩，是大乘佛教中国禅宗的始祖。其为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属刹帝利种姓，通晓大小乘佛法，于梁普通八年（527）泛海达于南海（今广东广州），梁武帝遣使请其至金陵（今江苏南京），因晤谈不契合，于同年潜行至北魏，寓于嵩山少林寺，九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他到中国传承的禅法，经其弟子慧可等以下几代禅师的阐发，到六祖惠能时正式形成禅宗，大阐宗风，其门下亦有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传承心脉，道德超群，门庭险峻。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唐代着名高僧玄奘继有西去取经的经历。

这一阶段，也同样是道教正式建立的时期，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五月，下诏敕建老子庙，唐太宗正式册封老子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

至此，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了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纲，及诸子百家文化为目的结构形态。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宋明理学派的兴起。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五个大发展阶段

——宋明理学形成阶段

第五个五百年，宋代儒家理学的兴起。公元960年，宋代赵匡胤建国。到了乾德五年（967年）便有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五星聚奎”的记事。“五星聚奎”又称“五星联珠”。指的是从地球上看天空，水星、金星、火星、木星与土星等五大行星排列为近乎直线的奇特天象。明代郎瑛编着的《七修类稿.天地类》中记载：“五星聚房，殷衰周昌，五星聚箕，诸弱齐强，五星聚井，楚败汉兴，五星聚尾，安史之乱，五星聚奎，大宋开世。”

这个天文星象的变象，也就是后世一般人认为是感应宋初“文运当兴”的象征。因此认为宋初周敦颐、程灏、程颐、邵雍、张载，也被说成应了五星联珠的天象，由他们所开创的理学也就成了天意的代表。

而后，在宋儒朱熹，陆九渊，亦结合佛道两家思想精华，朱熹的“道问学”和“集义之所生”的宗旨，和陆象山的“尊德性”而直指心性，不重支离琐碎的探索，其中陆象山“尊德性”而直指心性理念，经明代大儒王守仁继承与发扬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王守仁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於“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对后世影响极大。从此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的领域，不同程度都有陆、王思想的烙印。

中华传统文化的第六个大发展阶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阶段

作为明代着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王守仁（1472年—1529年）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其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集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

如果说，宋明理学兴起到王阳明的心性学说传播为中华文化的第五个阶段，那么依据历史的规律来看，我们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第六个阶段，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阶段。

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显然是俯览现实，为弘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人类文明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

俯览现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弘传需要看清国际、国内形势

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第五代领导集体，于2012年10月1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中国梦”横空出世，秉承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的态度，习近平紧接着又发表了诸如“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等一系列的重要讲话。每次讲话，可以说都述道振宗，拈提策众，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心脉之悲心，立己立人，救家国天下于危难之情怀，无一不根于心，发于口;篇篇文着，皆拈诵古今，发人深省，其嘱意中华文化心脉之深意，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情怀，无一不牵于心，系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