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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沿海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效应分析
(一)外部效应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外部效应是指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产生了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未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和收益之中。一般分为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他们都会使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在正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个人成本小于社会利益但大于私人利益；在负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个人利益大于私人成本但小于社会成本。外部效应有多种分类方法，本文只采用如下分类：以外部效应产生的后果对于承受者的损益而言，有益则称为正外部效应或正外部性，有害有损失则称为负外部效应或负外部性。前者是指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中，为第三方或其他经济主体带来了收益或福利，但却不能得到回报或报酬。譬如高科技公司将大量资金用于研发，当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后，部分社会成员将会免费使用，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后者是指在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中，经济主体给他方带来利益上的损害，增加其生产成本，同时也必然增加了社会总成本，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然而经济主体却没有为此赔偿损失。例如工厂排污造成环境污染。又如航空公司制造了大量噪音，一般不会因为干扰了机场附近居民的生产生活而进行补偿。
负外部性可分为金融负外部性和技术负外部性。金融负外部性是指通过价格体系起作用的一个经济行为人对另一个经济行为人的负效应，如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带来的负效益。技术负外部性则是指某一经济行为人的活动对其他经济行为人产生的，但未通过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负效应，主要来自如技术锁定、技术外溢、过度竞争、公共产品以及工业污染等方面。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产业集群的技术负外部性对环境的负面作用。由于受到生产装备、生产方式、产品技术水平较低的限制，我国沿海产业集群以重工业为主，新兴产业科研开发能力不足，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从经营方式来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较多的是采取粗放式的经营模式，特别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有的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目标，急功近利，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不强，存在着高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问题。
(二)我国沿海经济发展中的负外部效应现象
在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开发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负外部性现象,主要因为海洋空间资源中很多资源(包括沿海水域、珊瑚礁、滩涂湿地等)属于公共物品。这些资源不为任何特定的个人所有,却能为任何人享用, 它们的消费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外部性是伴随着人们生产活动或消费者的消费活动而产生的,因而负外部性既存在于生产过程也存在于消费过程中, 它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负外部性将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现实中,由于在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的开发和利用中普遍存在着开发不当、过度利用、疏于保护等现象,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利用的经济业绩与环境业绩出现了矛盾,即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的开发利用是不可持续的,达不到经济、社会、资源利用的协调发展, 继而产生了生态效率流失。近十几年来,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监督体系不完善,在城市建设和港口建设中,不科学的大规模围填海加速了港池、航道的积淤;大规模围海养殖, 大大缩减了沿海滨海自然湿地面积,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盲目扩大养殖面积, 养殖废水大量排放对海洋生物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局部天然海湾、港口围填,造成岸线缩短、湾体变小、浅滩消失,使一些海洋生物失去了繁衍生息场所,水域中天然生长的鱼、虾、贝、蟹、藻类大量 1
减少, 造成沿海滩涂和湿地的生态环境恶化,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质量下降, 功能失效(如湿地盐碱化、荒漠化等), 继而造成该地区经济收益减少,为了获得更大收益, 开发者将加剧对已开发空间资源的过度利用,因而使这一系统陷入恶性循环。
同样地,如果开发者片面强调生态环境业绩,边际外部收益会有巨大提高,却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边际私人收益受损, 以致社会收益严重受损。有些沿海地区政府受技术、资金等各种条件限制,政府调控与市场配置脱节, 使海洋空间资源性资产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不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三)政府在治理外部性中的任务和角色定位
政府的任务并不意味着完全消除负外部性、完全控制污染, 而应该是促进私营部门把负效应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有效程度内，要求个人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减少有害产品的生产和消费, 并且对正外部性进行有效的转化。要知道使企业开发采用绝对不产生任何外部不经济的产品是不现实的。所以政府关注的并不是市场机制下产生了外部性并予以完全消除, 而是外部性有没有被控制在最低程度。十七大以来，政府一直在致力于职能的转变，服务型政府的提出，也使政府在治理外部性过程中的角色不同于以往的行政命令为主，而要真正配合采取多元化手段和方法进行有效治理，并且能够从创新的角度，探求更多的内部化方法。
(四)政府治理外部性主要途径的分析
因为各种方法的特点和实用性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在不同方案中做出最优选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问题产生的原因及不同手段的特点，选择治理方案，不搞“一刀切”。最大限度的纠正负外部性，使外部性内部化。以下将对不同手段做出阐述和分析:
（1）政府直接管制
科斯认为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 进行某些活动。因此 ,在市场和私人谈判解决不了负外部性时 ,有必要进行政府直接管制,即政府做出直接规定,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不得做什么 ,并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之。对违反这些强制性规定的行为给予相应程度的罚金 ,使其行为的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 ,其主要表现为: 禁令,如明令禁止某些生产经营活动或资源利用与排污,甚至对一些严重污染企业直接采取“关、停、并、转”的强制措施;行政许可证制, 即规定只有持有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生产经营许可证才能生产或排污。一般来说, 直接管制是缺乏效率的, 这是因为: 第一, 管制标准的制定是由政府当局一手操办的, 它是否科学、合理而可行, 难以预料;第二, 政府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涉及的污染活动的直接干预, 没有考虑企业之间成本与收益的差别, 对所有的企业都一刀切, 排除了市场效用;第三,直接管制中, 企业和市场在政府严格的行政管制中没有活动余地。但直接管制也并非绝对无效率,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直接管制可能比市场途径更具有效性。例如, 当出现偶然的、未预期到的紧急情况,如异常气候所产生的干旱、洪、涝灾害, 或其他自然灾害时, 由于情况紧急, 而且持续不长, 征税或许可证市场贸易体系的建立不仅时间上来不及, 而且也难以保证达到所希望的标准。这时，直接管制将会发生有效作用。例如，在十一届人大会上，河北省省长郭庚茂就曾表示要在奥运会期间，关停污染企业，支持北京奥运，保证支持北京空气质量，此时政府的管制行为就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上述分析可知, 直接管制在通常情况下, 是缺乏效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接管制与效率根本不相容。在有些特定情况下, 直接管制具有经济刺激手段的不可替代性。从这一意义上讲, 直接管制的最大缺点和最大优点都表现在指令的严格特征。严格的指令妨碍了市场的运作而引起效率的损失，但正是这样, 它确保了标准的准确依从。
（2）正确地配置产权
外部性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产权的不合理分配，科斯定理认为，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重新分配产权得到解决。例如,如果一个单位的生产活动对另一个单位发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的话，那么把这两个单位合并成一个单位就可以使外部问题内部化了。只要法定的产权是明确界定的和可以交易的，那么 “看不见的手”总是会使相关的经济实体得出有效率的结果。因此，政府在产权改革中力求使产权明晰，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外部性问题。所以政府所要做的便是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明确经济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明晰产权归属,使当事人自由交易,从而使外部性问题得以解决。进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见产权配置不失为政府治理外部性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已展开实际工作来规范产权制度，为更好的保护产权进行了实际的探索。但是科斯定理本身是建立在许多经济假设之上的，在实际经济环境的运用中必然会有许多限制。而事实也证明了，当产权管辖范围太大或者产权只归国家不归私人时，当外部性问题涉及到的人很多时，要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即存在所谓的交易成本，从而难以解决外部性问题。所以政府在运用科斯定理，进行产权的明细配置时也需要对具体情况做出判断。而且在产权明晰，配置合理，产权自由配置的情况下，市场可以自由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所起的作用是为市场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市场环境，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健康的经济运作环境，此时，政府更需要明确自身的定位。
（3）税收和补助
税收是政府征集财政收入的手段，历来是满足政府支出需要的。税收可以用于消极的外部性问题的治理，即对企业生产中产生的额外成本，也就是未能在企业生产成本中体现的成本（即部分社会成本）用税收形式加之于企业，使企业的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一致。这与政府规定排放标准的区别在于它不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处理企业的污染排放。企业可以自行排放污染，排放得多，多交税；排放得少，少交税。政府则用征收污染的税收治理污染。与税收相反的做法是补助，补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积极的外部性生产进行补助，使企业生产的边际效益增加到与社会边际效益相等，鼓励企业扩大产出，比如对教育的补助，对研究开发实行贴息贷款，另一方面，对企业治理污染的行动采取补助或允许治理污染的支出在税前列支，以鼓励企业治理污染，减少污染。例如河北省用税收杠杆促进节能减排，鼓励企业开展“三废”资源的循环利用。2007年上半年，河北省多项环保指标改善一成以上，治污减排初见成效。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对污染企业进行补贴和税收减免，去年河北省为近500家企业办理减免税共计4亿元。政府通过对治污有效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提高了污染企业的治污积极性。有效的限制了污染物的排放。再如，07年，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指出，中国将制定和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适时出台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税。《方案》指出，中国将抓紧制定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产品目录及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实行节能环保项目减免企业所得税及节能环保专用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对节能减排设备投资给予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完善对废旧物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征企业所得税时实行减计收入的政策。实施鼓励节能环保型车船、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税收优惠政策，抓紧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改进计征方式，提高税负水平，适时出台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税，研究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税收政策。实行鼓励先进节能环保技术设备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可见，税收和补贴是政府常用的方法，不乏成功有效事例，此处不在赘述。但是，税收和补助也存在缺点，其缺点便是税收、补助标准难以制定。政府现在正在向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转变，对于市场，要求政府下放其权利，为市场提供更加自由的空间和更加宽松的经营环境。而在多数情况
下，对于税收标准的制定，政府可能缺乏科学的调查，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主观性。在不了解市场的情况下，制定出的税收标准必将约束市场健康的发展。这就必然会成为政府采取此种手段的限制因素。
（4）政府发放经营许可证
对于消极的外部性生产，政府可采取发放许可证的办法以限制产生，例如环境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而政府是该商品的所有者。作为环境的所有者, 政府可以把污染废物分割成一些标准的单位, 然后在市场上公开标价出售一定数量的“污染权”, 每一份权利允许其购买者可排放一单位的废物，每一水域或区域出售污染权的数量要足以保证环境能被人们接受。政府不仅应允许污染者购买这种权利, 而且, 如果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遭受了或预期将要遭受高于价格的损害时, 他们为了防止污染, 政府应允许他们以高于污染者的出价来购买这些权利。而且在产生外部性的污染者之间, 政府也应允许其对污染权进行竞购。在竞争中, 一些能用最少的费用来处理自己污染问题的公司则都愿意自行解决, 使之内部化。政府则可以用出售污染权得到的收入来改善环境质量。这样, 通过供求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相互作用,政府有效地运用了其对环境这个商品的产权, 价格机制将促成一个最佳的分配。此外，政府还可以采取逐年减少许可证的发放数量来降低污染水平，从而更好地保护环境。在这方面，我曾看过一些报道，其中，哈尔滨市政府颁布了《经营许可证制度实施办法》，对排污许可证的申报条件，实施细则及管理方向作出明确规定，这一办法的出台要求所有企业排放污染物要稳定控制在排放标准和总量指标之内，在重点企业和单位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加强环境保护关键技术和工艺设备及适应环境要求的各类生产生活用品的研究开发，积极支持更多的企业进入环保领域，通过政策和法律法规手段，引导环保产业的发展，促进环保产业的发育，推动企业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能力。让市场充分发挥其作用。但是，经营许可证制度也有它的缺陷，就是企业有可能发生寻租行为，为得到许可证而贿赂政府官员；政府也可能因缺乏对污染的认识而陷入盲目性。从而产生政府行为的外部性。所以政府在采用这种方法时也需要慎重考虑多方面因素。
(5)发展循环经济
针对我国沿海的环境污染的问题,政府还可采取积极措施，倡导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包括资源开发，清洁生产，废弃物综合利用三个环节。政府是循环经济的推动者，不能不作为，也不能乱作为，必须明确职能定位。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但是各经济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不足，而公众由于资源环境意识和观念的淡薄，也明显缺乏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因此，目前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各级政府一定要发挥主导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出发展循环经济的环境氛围，树立循环经济的战略意识。早在2006年3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就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条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在技术和经济许可的范围内，力求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深圳的循环经济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我们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探索。目前，国家对资源环境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但是环境的问题仁然严重，这就要求政府采取多元手段，配合公民参与，积极解决环境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