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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考与对策
杨琼
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必须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和行动纲领。
2008年一号文件指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强化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不断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不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坚持改善民生，不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最迫切的实际问题。
近年来“三农”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根据1998-2007年数据显示，农民收入增长是相对缓慢的，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为5.5%，是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9.8%的近一半。因此，城乡差距扩大，农村穷、农民苦的问题较为突出，从而引起了全党对“三农问题”的担心，所以，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收入。
由于农产品具有收入弹性低和价格弹性低的特性，单纯靠增加农业生产容易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唯有通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使流动出来的劳动力由农产品的供给者变为农产品的需求者，又使留在农业的劳动力耕地面积增加扩大经营规模，农民的人均收入才能长期持续增长。八十年代中后期，全国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吸收了1.2亿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就业，九十年代初，则有大约1亿农民工进城，平均每年大约有1千万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随着九十年代末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的出现，新增就业机会相对减少，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渠道不通，导致从1997年起到2007年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反而每年平均增加近500万人，农民收入出现增长相对缓慢，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转为更加严峻。
由于与生活有关的水、电、路等公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村对现代消费品的巨大市场潜力难以发挥，存在较大存量需求的情况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民生活消费环境，启动农村较大的存量需求，消化掉过剩生产能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的渠道才得以畅通。所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反映我国已经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战略手段。
2020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全国人均收入达3000美元，就全国而言，按照目前的收入增长态势，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困难。如果农村的收入按九十年代末至2007年5.5%左右的增长速度，2020年全国人均收入3000美元时，农民人均收入将不足1000美元，城乡差距3倍，农村就不是全面小康，那么就不会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完成。如果农村与生活有关的公共基础设施不改善，2020年在较大的收入与生活环境的差距下也难有和谐的社会。所以，只有通过改善农村的各种基础设施，消化过剩生产能力，打通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善公共基础设施，缩小农村与城市的生活差距，才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新晃侗族自治县是湖南省级贫困县，全县辖23个乡镇，总人口27.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2.3万人，2007年实现农业总产值6.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615元。新晃县之所以贫困是由于受历史和地理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业基础设施差，农民素质
偏低，农村社会事业建设滞后，农民增收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将制约新晃新农村的建设，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县乡干部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新晃县新农村建设大多是搞试点，试点村还引发了资源分配的问题。政府各部门为了保试点村，就把有限的人财物都向试点村倾斜，很难再考虑到普通村的需要，这势必造成村庄之间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讨论与行动中，听到的主张和建议几乎都来自官员，从县官到村官。而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最终受益者，却在这场关乎自己家乡建设和自己切身利益的新农村建设中失语了，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要进一步认识到：农民---才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目前的现状是，政府官员成了他们建设家乡的“代言人”，丧失话语权的农民不可能真正参与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声音的新农村建设也必定是纸上谈兵。这在实践中已经显露出来，有的地方就出现了“好心办了坏事”的情况。因此，我觉得不管是县乡干部还是决策层的领导都必需知道：农民是如何理解新农村建设的？他们面临着什么困难？在新农村建设中他们的期望和真正需求是什么？他们的认识和态度是怎样的？新晃县的农民群众大多数存在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保守，传统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存在“小富即安”心理，对新事物、新技术缺乏认识，生产粗放经营，打工靠卖苦力，缺乏干大事创大业的开拓进取精神，对新农村建设漠不关心，积极性不高，存在严重的“等、要、靠”思想。以上种种现状严重制约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宣传任重而道远。
2、农村公共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科技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建设滞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市场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医疗条件差，医疗水平低。先进技术和设备、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城市，农民患病在当地难以得到有效治疗，农民到县里、市里、省里大医院就诊困难倍增，经济负担加重，农民大病就意味着返贫。二是投入资金不足。由于底子薄、基础差、人才缺、资金少、设施差的状况从根本上未得到改变。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大多数农民受教育的年限比较短，文化程度比较低，特别是一些有文化、有技能的农村青壮劳力都在外务工，留守人员多为“38、61、99部队”，年龄较大的妇女、儿童和老人难以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担。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已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要求。
3、农业现代化水平低。一是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水平低，效益不高。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生产规模小、层次低、产业链条短。龙头企业的带动辐射能力不强，全县仅有1家市级农字号龙头企业。二是农产品生产粗放。在畜牧业养殖和农作物种植过程中，更多的追求数量的增长，不注重质量的提高，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农民增收的支撑能力弱，农民增收后劲不足。三是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市场信息利用机制不完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有待进一步提高。四是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够，资金缺口较大，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任务艰巨。五是科技投入少，科技含量、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小，科技成果转化缺乏完整的程序，科技人员没能充分发挥优势作用，农业标准化生产进程慢。六是农田基础设施薄弱。大多数山塘、水库、溪坝、灌溉渠道工程老化、渗漏、年久失修，管理不善，部分工程损坏，存在安全隐患，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
4、农民收入偏低。新晃县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615元，分别比全国4140元、湖南省3904元、怀化市2302元低2525元、2289元、697元，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为8543元，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为3453元，城乡年人均消费差距为5090元。城乡居民收入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民增收渠道不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依然是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出矛盾。
二、对策
1．新农村建设要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要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二十字目标,应该以建设和改善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村容整洁作为重点。在完成村村通电、通水、通道路，改善下水道，进行厨房改革、厕所改革，“村容整洁”的目标就达到了。改善基础设施可以启动农村的存量需求，消化过剩生产劳力，疏通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使农民收入得以逐步增长，“生活宽裕”的目标才得到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还可以使农产品的供给者变成需求者，农村生产力发展了，农民收入可随着发展而提高，“生产发展”的积极性就会高涨。村村通电视、广播后可以使农民更多地接触到现代化的信息，村村通道路后可以使农民更方便地融入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中，才会有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乡风文明”的建设。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才会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
2．新农村建设的对象应是自然村。众所周知，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以农业生产为主业的农民都会选择居住在自己耕地附近。而发达的城市近郊农业即将不存在，农民已经转变为非农产业的市民，或是在经营服务业等其它行业。那么，新农村建设就应该以现在已形成的在耕地附近的自然村为建设对象，而不是象有的地方拆并自然村，集中建立远离耕地的新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是给农村地区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农民的房子是农民自己的私有品而不是公共品，因此，不能象有的地方为了达标而要求农民拆屋建新的标准房。对于其他一些私有品，如沼气、厕所会影响公共卫生，具有一定的公共品的性质，我们政府只能通过补贴的方式来鼓励农民进行改造，如果农民财力不足或者没有意愿，政府不能强迫，只有做好说服、教育、劝导等工作，促进农民对公共品进行改造。
3．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应以公共财政为主。根据国家发改委专家调查，按照一定的标准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用电、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到2020年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搞完，全国大约需要投入4万亿元资金。从2006年起到2020年平均每年需要投入近2800亿资金，其中有相当大的公共基础设施部分应该由公共财政来提供。
2008年一号文件提出：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明显高于上年。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重点加强农田水利、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我们应该广泛动员全民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让农民有积极性参与项目的决策，监督项目的建设，也可让富裕的农民捐一点钱。建设的水泥路由于农民捐了钱，参与决策、监督的积极性会很高，将不会有豆腐渣工程。由受益的农民参与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督，将有利于“管理民主”的目标实现。
4、扬长避短，抢抓机遇。贫困地区有劣势的一面，更有独特的优势。像新晃这样的贫困地区尽管还很落后，全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大好局势下，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新农村建设的倾斜政策，尤其是公共财政的扶持，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作为我们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要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既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兴利避害，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和优势资源的开发，强化自我发展能力。又要对中央的一片爱心，以极大的感激之情，增强主观努力，积极争取更多的扶持，加大扶贫工作力度，需要国家比照西部地区、省扶重点县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更多的扶持和倾斜。要把依靠国家扶持与发动群众自力更生结合起来，坚持走开发式扶贫的路子，增强造血功能，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要加强对口帮扶、社会帮扶和定点帮扶，切实解决贫困群众实际困难，提高生产生活水平，力求早日进入新农村建设的快车道。
5、突出重点，循序渐进。贫困地区面临着贫困人口和困难群体的扶助问题。因而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因时因地而异，立足实际，分类指导。目前，新晃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一是要着力抓好水、电、路为主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力发展资源开发型产业，紧紧围绕山、水、田、林等自然资源做文章，把全县丰富的山林、水力、生态旅游等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使农民群众尽快感受到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实惠。二是
要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牧、桑、烟、药”四大支柱产业及特色产业，根据新晃实际，要在大力发展壮大支柱产业上下苦功，力争在两三年内将“湘西黄牛”建设成在国内外市场有一定竞争力的知名品牌。并大力扶持以龙脑樟、速生丰产经济林、桑蚕、名优水果、无公害蔬菜等基地建设为主要原料的农产品加工业，以点带面，实现“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的产业格局。积极培育一批辐射带动面广，带动能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升全县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逐步实现以工哺农，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趋势，尽快增加农民收入。三是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医疗、文化、广电、通信等社会服务事业，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纳入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规范村级卫生室，逐步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使农民群众更多地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和改革开放及现代文明的成果，尽快提升农村现代化程度。四是要打好扶贫攻坚战。引导农民跳出本地市场，瞄准国内外大市场的广泛需求，开发新兴市场、开拓多元市场空间。大力发展旅游观光休闲农业，对全县旅游资源进一步整合，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做好观光休闲旅游农业发展规划，宣传旅游开发政策，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形成农业生态观光旅游带，发展乡村旅游业，增强农村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建设环境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村容整洁”的目标。通过旅游人口的交流，大量的外来文化和先进的思想传入农村，提高农民的素质，积极开发“农家乐”生态旅游业，开发垂钓、餐饮、农业生态观光等旅游项目，增加农民非农收入，逐步实现“乡风文明”的目标。新晃县夜郎旅游资源丰富，毗邻贵州，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要进一步整合全县旅游资源，积极主动融入西部旅游圈，多方筹措资金，进一步完善“夜郎”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家公园品牌。通过整村推进，项目带动，尽快使低收入以下贫困人口摆脱困境，走上富裕。五是要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围绕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环节，建立和完善各类公共服务体系，要把发展订单农业作为搞活农产品流通的一个重要手段，努力扩大订单农业市场占有额，鼓励和扶持民间流通大户、专业协会、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二、三产业，确保农产品鲜销和农产品外销的畅通。同时，要积极构建农产品外销网络，大力宣传新晃农产品，建立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外销窗口，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六是要建立有效的农村融资渠道，按照新农村建设的需求，对有关金融体制和制度进行改革创新，尤其是通过对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的深化改革和农村信贷政策的完善及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培育，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尽快提供基本的要素支持。
6、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决定因素在人。一是要举贤任能，选好领头人。从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头人的选拔任用、新生力量的培养发展、基层组织综合素质的配备三个主要环节入手，重点抓好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形成团结战斗的领导力量和坚强堡垒。二是要提高素质，培育造就新型农民。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把农村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也是新农村建设持续推进的力量源泉。三是要建立和完善县、乡劳务输出网络，加强劳务协作。主动与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地区建立稳固的劳务输出协作关系，促进劳务输出合理、有序、稳定发展。四是要加大劳动力就地转移力度。积极开辟一些适合农民既不离乡又不离土的就业门路，开工建设一批开发时间长、就业岗位多的项目，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民就地转移。五是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乡风文明”典范。引导农民学法、懂法、守法；引导农民转变观念步入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破除陋习，树立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成文明、科学、农村经济持续、稳步、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7．改革财政“省管市---市管县”体制。在近几年的改革中，“强县扩权”、“扩权强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省份试点推行。通过扩大县一级政府的权力，受到政策扶持的县（市）的经济发展明显加快，“扩权强县”在很多地区被证明是发展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和
新农村建设的一种现实路径。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这是对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进行相关改革的积极回应和肯定。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目前的“省—市—县”三级体制转变为“省-市、县”二级体制，对县的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管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实行“省管县”模式，其内容包括人事、财政、计划、项目审批等原由市管理的所有方面。对现有的“市管县”这一行政管理模式，本人认为，其管理效率太低，不利于发挥县一级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的主体职能。据《中国经济周刊》资料显示，截至到目前，全国实行财政“省管县”的有：浙江、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江西、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山西、陕西、云南、海南、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22个省、直辖市。
由于各地具体情况差异较大，“省管县”的类型也不尽相同。“从具体的方式上，虽然都是‘省管县’，但是程度还是不一样。有的是比较纯粹的‘省管县’，有的名义上是‘省管县’，其实只是带了这个帽子。”“如果从财政和行政角度综合分析，只有浙江做得最彻底，不只是财政，从行政管理到政治组织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的管理，都是由省直接兑现的。连县长的任免都是省里管的，和市里都没有关系。”“安徽做得比较到位，基本上在财政体制、转移支付、财政结算、收入报解、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各个方面，全面实行省对县直接管理，都是直接到县的。”在目前实施“省管县”的22个省市中，有些省市虽然自己对外宣称已经搞了“省管县”，但是做得并不彻底。比如，虽然在转移支付测算方面直接到县了，但是体制、资金调度没有直接到县，还在经过市里来转手。财政部2005年1月制定的《关于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意见》“关于推行省对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试点”部分中，对“省管县”就提出了要求，文件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积极推行省对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对财政困难县要在体制补助、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财政结算、专项补助、资金调度等方面直接核定并监管到县。“过去是‘市管县’。财政的钱先给市，由市负责分给县乡，这就存在着一个财政资金在城市和农村分配的问题。而在财政体制上实行‘省管县’，实际上是城乡分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研究员张斌说：之所以要推行‘省管县’，就是要把钱直接落实给县乡，不再通过市里来分。“新农村建设需要充实县级财力，‘省管县’的方式更容易实现这个目标。”“目前大部分地方进行的‘省管县’，还不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省直管县，只是在财政体制上的‘省管县’，在具体操作方面各地也参差不齐。反映出来的比较大的问题是：财政体制上县直接与省结算，但人事任命权等其他权限仍然保留在市里。这样就容易产生两个‘婆婆’的问题。因此，未来‘省管县’的发展，应当是在改革财政体制的基础之上，再改革管理体制，真正实现市县平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研究员张斌直言不讳地说：“体制要理顺，不能两个‘婆婆’长期共存，市县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平级成为今后的发展目标。”也将成为推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下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手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三农”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一个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