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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对中国高校有些注意的人都会知道著名的上交和西交，但中国冠以交通大学名的却不止这两所，至少西南交通大学和北方交通大学也同样引人注目。“北大未名BBS”里有一个交大国际论坛，由这四所交通大学，加上亚洲名校、台湾的新竹交通大学共同组成。那么，这五所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交大的历史太复杂，条理太乱，即便是交大学生也不一定能说清楚。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诞生于1896年，与同为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大学。从此南洋北洋交相辉映，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新篇章。客观公正地讲，中国第一所具有高等学府意义的大学是北洋大学堂（天大前身），南洋公学第二。但由于19世纪末天津闹义和团，北洋大学堂师生被迫转移到上海南洋公学教学，因此近代中国第一批大
学生是在南洋大学毕业。北洋大学堂虽早于南洋公学，但由于战乱，发展一直不如南洋公学，特别是抗日迁自西安，联合北平其它院校成立北洋工学院，备受战火摧残，逐渐消亡，直到解放后在天津旧址成立天津大学。但历史脉络已断，今非昔比。
今日到天大网主页上仍可看到“原北洋大学”字样，他们对历史传统的尊崇仍值得我们肃然起敬。话说回来，南洋公学由于地处上海，位于租界，免受战火侵拢，成立后发展很快，在1920年代中期前一直无可争议是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北大、中央 大学尚未觉醒，而清华还未成立的原故。当时交大学生灿若星辰，出名的有黄炎培（共和国第一任政务院副总理）、李叔同、王安等。其中李叔同更是交大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人物，文词歌赋，样样精通，这在交大以工救国的办学百年历史上是罕见的。交大当时教学用的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原版教材，被世人称为“东方MIT”。可惜到现在五所交大已经无人敢再提当年之勇了。百年沧桑变化，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南洋公学创立后如同当时的政府变迁一样几经易名，甚至一度叫上海工业学校，直到1910年代后期才有了个比较响的名字--南洋大学。可好景不长，二十年代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交通建设和教育，把当时南洋大学和唐山路矿学校（西南交大前身）和北平邮政学校（北方交大前身）联合起来成立了国立交通大学，归交通部管辖。本部设在上海，依次称第一、第二、第三交通大学，后两所后来又称交大唐山工学院和北平工学院。据说正因为叫交大，后来唐文治校长定校庆的时候，就定于4月8日，取自交通是为了“四通八达”的意思；另外有种迷信说法，是“四分五裂”，后来交大确实是四分五裂的命，分成了五个交大，院系调整的还不算数。话说回来，自从归交通部更名为交通大学后，就把交大定位于理工科大学了，交大发展的方向基本确定了。
本来南洋公学时交大是具有很好的人文基础的，原来有个南洋公学特班，班主任曾是蔡元培，该班培养了不少人很有名气的人文艺术方面的人才（如李叔同）。当时上海大多文艺名流都来进修，如同今天的交大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一样。据说连当初在上海失意落魄的蔡锷将军在红颜知已小凤仙的劝说下也来弄了个研究生文凭（野史），由此可见很有名气。后来，南洋大学时期人文气氛也不错，因为唐文治校长是前清进士翰林，是著名国学大师，本专业当然要有些活。到了交大时期，文科消失殆尽。有名的校友邹韬奋，在交大读土木时由于交大理工科要求严格，读得半夜吐血，读不下去，只好转学到圣约翰大学去学新闻了。要是没有趁早跑，恐怕中国近代史上又少了位名人，这只能说是交大的悲哀。后来交大除了理工科外，三四十年代逐渐兴办了管理学院，成为中国较早开办财会、管理等专业的大学之一，可惜解放后又被院系调整，调到复旦、上海财大去了，当时交大在人文方面一个比较有名气、可称大师级人物的教授朱东润也跑到复旦去了。现在世界一流大学大都是综合性大学。交大由于先天不足，很吃亏的。
一个大学的发展与学校的领导紧密相关，一个好校长往往标志着学校发展的里程牌。北大有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清华有梅怡崎、蒋南翔；浙大有竺可桢，路甬祥；在交大历史众多校长中，对交大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有盛宣怀、唐文治、叶恭绰、凌鸿勋、彭康，邓旭初（党委书记）。在二三十年交大名校长辈出，叶恭绰、凌鸿勋，还有黎照寰，交大也因此蒸蒸日上。当时交大的办学思路是建成“东方的MIT”，当时交大的老师大部分是留美博士，水平非常高，如朱物华是哈佛博士，张钟俊是MIT博士，还有凌鸿勋，钟兆琳，王之卓等，不胜枚举。当时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非常高，全社会对大学教授非常崇敬，工资几百个大元是当时普通公务员平均工资的十几倍。当年的国立交通大学用的大都是MIT的原版教材，要求非常严格，有硬性的不及格率，能进交大都是千里挑一，能拿到交大文凭意味拿到了金饭碗。钱学森去美国加州理工时，发现许多东西跟在交大学的一模一样，要求免修得到批准；茅以升从交大唐山工学院毕业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时，由于学习特别优秀，校方决定从此对中国交大的留学生免试入学；王安去哈佛时，由于抗战没有带交大毕业证书和成绩单，哈佛知道是交大毕业的，决定破格录取。因为之前去哈佛的交大学生都非常优秀，交大当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具有相当知名度的。
由于二三十年代交大校长治校有方，交大在国内享有盛誉，成为有志于工程的学子的最高学府。在抗战前交大达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顶点。当时中国的名校格局大体是中央大学、交大、清华平起平坐。中央大学是当时国民党的最高学府，由蒋介石亲任校长，学科门类最齐全，综合实力最强。交大则是专注工程、管理类，是工程方面的最高学府。清华由于二十年代是留美预学校，在短短十几年间也名声鹊起，也日渐成为综合性大学，理工文都有很强实力。此时的北平大学经历了五四的荣耀，除了人文方面实力很强外，整体实力已经稍逊。
当时交大南有上海本部，擅长机电类；北有交大唐山工学院，执全国土木之牛耳，交相辉映。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唐山交大（今西南交通大学），水平之高，名气之大，人才之多，绝对可以和上海本部平分秋色。现在从校史博物馆列出的一百三十多名交大出的院士，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出自唐山分部。抗战后交大上海分部内迁到陪都重庆，也说明了国民党对交大的重视，唐山、北平分部也内迁至贵州遵义，虽受一定的影响，交大依旧实力雄厚。但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已强于交大。浙大由竺可桢治校后奋起直追，到了抗战后也逐步赶上了交大。离开了大上海，交大发展也进入停滞不前阶段，抗战后，中国大学格局是中央大学、清华、交大、浙大、北平大学。交大仍是工程类的最高学府，但中央大学、清华、浙大已成为综合性大学。名教授也明显少于上述三校。
返回上海后交大逐渐恢复元气。在内战中交大基本没有受太大影响，但交大学生也不再耽于书本，开始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用血的代价铸就了当时上海的“红色堡垒”。当时交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不少当时学生后来也因此成为了政治活动家，像江泽民、丁关根等。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败局已定，开始把交大的一些名教授带去台湾，如凌鸿勋、李熙谋等，正是他们后来在台湾“恢复”了国立交通大学（今新竹交通大学），现已是亚洲知名学府，实力远超大陆四所交大。交大在迎来解放曙光的同时，也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高校调整。解放时的王之卓校长被调往武汉测绘学院。解放后的负责人开始是李培南，再后是彭康，前者是二野军队南下干部，后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共产党干部。解放前后学校总体保持平稳过渡，实力依然很强，继续保持“北清华、南交大”均衡局面。
到了一九五二年，由于中央实行对苏联一边倒政策，在教育上也采用苏联单科分类别大学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第一次校院大调整。北大（由北平大学吞并燕京大学并占了燕大的校园）、清华由于位于首都，得于重点加强，从全国各大学抽调精英壮大实力，成为院校调整的受益者。中央大学由于是国民党的中央学府，自然没有好果子吃，而被强行拆成南大、南工、南医、南农等几个学校，从此消亡。交大则成了下蛋的老母鸡，由具有相当规模的理、工、管的多学科大学被拆成单一工科大学：理学院中的数物化学科被调到复旦，化学还支援成立了华东化工学院；实力雄厚的土木建筑全部被调入同济，带走了俞调梅等一大批教授；独具特色的管理学院的管理、会计、财务等系并入复旦和华东师大，部分支援成立了上海财经学院；纺织系分离出去成立了中国纺织大学（今东华大学）；水利系由严恺带去成立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航空系分出成立了南航；机电中的电子部分支持了南工（今东南大学），55年又支持了成都电子科技大，机电中还支持成立了哈工大；还有部分院系分出去支援了西北工业大、上海海运学院等许多学校。当然交大也从外面调入了一些工科力量，但除了造船得到同济支援得到加强外，其它都是被撤掉的上海二流大学的专业并入。一出一进，实力大损。复旦从交大、浙大的调整过程占了大便宜，从解放前的二流私立大学一举成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后来上海市委副书记徐匡迪在上海交大211工程中 预审中也指出“复旦是院校调整的最大受益者，而交大则是最大的受害者”，这当然也包括后来的1956年交大的分裂。其它几个交大下场也很惨，著名的唐山交大被迁到四川几乎消亡，北方交大则变成了北京铁道学院。就在交大六十周年1956年前后的二次院校调整中，交大上海本部再次被拆分。
今日五个交大局面最终形成：中央考虑到东西部院校不均衡，决定在贫穷落后的大西北建一所高水平大学。挑来挑去，北京的高校加强还来不及自然不在考虑范围；中央大学已经消亡并且政治上也不太“可靠”；上海高校最多，交大实力最强，交大解放前后又是红色大学，无论学术和政治都最合适，于是当时国务院和高教部就选上了交大。当时的交大党委和校领导一听，觉得中央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交大，是对交大的信任，也就接受。于是彭康等校领导就到西安去选校址，直到1956年西安校舍盖好后要搬家时问题发生了。当时交大的教师中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或在上海住了很长时期，对上海和交大感情都很深，部分教师觉得西迁是削弱交大，感情和生活都不能接受，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都不敢提出来，只好逐步开始西迁。到了1957年，西迁问题在交大师生引起了强烈的讨论。分成两派：支持派主要是政治上支持加强大西北建设的年轻教师和学生；反对派主要是老教授和认为这样会削弱交大的教师，已经到西安的师生生活很不适应也助长了反对之风。结果越吵越大，还没搬一半就停下来了。高教部长杨秀清部长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亲自召集交大校领导和老教授进行研究。周总理明确说，西迁就是要牺牲交大支持大西北，并提出三个方案：要么继续全部迁到西安；要么已迁去的全部迁回；要么维持现状一边一半，迁不迁由你们决定。其实当时绝大数教师都反对西迁，但这在政治上是什么后果大家也都明白。经过艰难地讨论，采用了折中的办法，一边一半。但此时大部分设备已经先期运到西安，教师和学生也有60%到了西安。机电系、能源系等较早过去的留在西安；造船系、起重机械系等没过去的则留在上海；同时允许已经去西安感到不适应的妻子子女可回上海。于是一个交大，上海、西安两个分校就形成了。由于两地较远，不便统一管理，1959年交大终于分裂成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上交有19个专业，西交有24个专业。1959年分成了两个交大后，彭康校长去了西交，程孝刚、朱物华副校长留在了上交。
实是求是分析，在分割过程中，老教授中有三分之二留在上海，包括当时交大全部四名中科院学部委员：周志宏、程孝刚、朱物华等，还有著名的张钟俊、陈石英等；三分之一的老教授去了西安，著名的有钟兆琳、陈大燮、张鸿等。这也是上交七八十年代学部委员比西交的多的重要原因。在中青年教师中有三分二去了西安，三分之一留在上海，这也是现在西交中坚力量比上海交大强的重要原因。在改革开放后，又有不少是上海人的西交教师陆续调回上交，如杨世铬等，使得上交元气逐渐恢复。按西交在1996年在《研究生学位教育研究》杂志上的说法：“实验设备的大部分，60%的教师去了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对去西安的教师从来没有进行统计，但老交大的风水宝地留在上海这点则是毫无疑问的。交大分家好比兄弟俩，一个出远门，一个留在家里，结果导致了后来相互争遗产的历史问题，并产生两个交大之间精神上的分裂和对立情绪，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对立表现 为到底是爱国还是爱交大？去西安的认为留在上海的是逃兵，而且独自霸占了交大的遗产，西交才是正宗交大。而上交则认为上交保存下了老交大的底蕴，由于解放前人们为区别唐山交大和北平交大习惯称在上海的交通大学本部为上海交大的历史缘故，在名气方面也确实是占了很多便宜，对西迁历史很少也不愿意再提起。而且交大校友 由于毕竟在上海念书对上海交大也比较有认同感，校友各种简历也全部写上海交大，比如江总书记和两院院士的介绍以及平常的说法都说是上交毕业的，没讲是交通大学毕业，更不会说是西交毕业的。校友们捐钱也大部分都给上交，统计上交获校友捐款就达两亿多，校内各种建筑都是校友捐盖的。这对于西交在感情方面肯定是不能接受。于是争论谁是正宗也越来越激烈，并在百年校庆的到来前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西交坚持认为彭康校长带了60%的师生去了西安，因此是西交才是正宗。上交则认为当时西迁老教授很多都没走，况且后来西安还有不少教师和学生跑回上交，上交得了老交大的家产，还用争谁是正统吗。去西安的对大西北是作了很大的贡献，但生活却水土不服，感情上念念不忘上海；留在上海的使老交大在上海得以延续，生活上也比较好，但在政治上抬不起头，不少反对西迁的在*残遭批判。其实，如果是纵向比，两所交大综合实力都堪称一流，全国前十；如果横向比，论名气上交比西交响，再加上地理位置又好，高考学生的分数线比西交高不少，校园硬件设施比西交强得多；论教师水平，则西交水平比上交高，学科门类也比上交完整。上交虽则声名日响，可是所做的实际而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成果却稍逊于西交的。海外的校友对交大有种亲切的称呼，以西交为唐城交大，上交为申城交大。唐申二校，一西一东；一黄原，一东海；一长乐坊，一徐家汇。以黄原上高大的城墙卷积厚重的长乐坊，凭东海边呼啸的海风振荡轻扬的徐家汇，谐振东西于海山，卷舒南北之晴空，则“交通大学”四字几可无愧无憾。
现在，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新竹交通大学五所交大已经联合成立“交通大学校友总会“（Jiao Tong University Alumni Aociation）。宗旨是：加强校友与母校、校友之间的联系、团结和合作，发扬交大的优良传统，共同为振兴中华，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母校的发展贡献力量。任务是：沟通校友与母校、校友之间的联系、发挥海内外校友的智力优势和广泛影响，为母校发展作贡献，为祖国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作贡献。而交大海外校友因其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光荣传统，虽身居海外，却仍然魂系母校，积极关心母校，从学术上，财力上，社交等方面鼎力支持母校发展教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交大海外校友超过5000人，遍布世界各地，并且都成立了当地校友会，定期举行校友活动。在美国，交大校友最多，校友活动也最活跃，在纽约，华盛顿，南加州，北加州，休斯顿，中西部，纽芬兰等地均建立了校友分会，每5年举行交大校友大团聚活动。2000年第 7次全球交大校友年会结束。据当时《世界日报》报导，来自台湾的老校友蒋光照，在会议结束前，宣布“全球交大校友联谊会”成立。首任会长为汪道涵；副会长8位包括五校现任校长谢绳武、谈振辉、周本宽、张俊彦、王文生及美洲校友会总会会长李天和台湾交大校友会长郭南宏、香港交大校友会长陈明敏；秘书长蒋光照。香港校友会也十分活跃，同母校联系密切，支持甚大。每年4月8日校庆，海外校友不远万里，纷纷返校，参加毕业周年大联欢并捐款捐物，讲学指导，以表达海外赤子的心意和期望。交大百年，天下一家……
1955年初,朝鲜战争虽已结束，但国际形势仍然紧张，中美两国仍无接触，处于对峙。国内一五计划开始，作为巩固后方布局，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安地区的工业建设将有重大发展，国务院决定交大“内迁西安”。1955年5月25日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也通过“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交大在西安争分夺秒开始了新校园的基本建设，用以落实高教部的通知要求：“交大在1956年，1957年两年内分批全部西迁。”
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回顾当年决策时说：“工业内迁和交通大学内迁就是在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国防形势的要求下提出来的。如果不靠沿海先进地区的支援是不能设想的。上海高级知识分子较多，技术条件较好，从上海调动的多,也是自然的事。”总理的结论：“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内迁是对的”。然而交大西迁实际启动以后，形势开始有所变化，万隆亚非会议的召开，1955年8月中美开始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周总理说1956年“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1956年5月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要更多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形势下，总理认为“1956年情况是交通大学可搬可不搬，也可由交通大学支援一部分力量来解决问题”，然而“工作转变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国家大，转变也慢。”因此交大仍按1955年决策全部内迁，没重新研究。1957年2月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交大的西迁就作为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非常典型又非常突出地放在交大、高教部、上海市、陕西省乃至国务院的面前。交大内部，主要是一部分教授对迁校发生了分歧，有的主张不应西迁，已迁的搬回上海，有的主张交大用其他方法支援西北，有的主张仍按原决定全部西迁……。
彭校长在听取各方意见并请示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同意后决定用民主方法让全校师生员工展开讨论,可以提不同意见和不同方案。从4月下旬开始,上海和西安两地的交大放手展开了迁校问题的民主讨论。5月18日交大校务委员会决定派彭校长和教工、学生代表进京反映意见。6月4日总理亲自召开中央各有关部领导和交大部分代表参加的会议，听取意见，并发表了关于交大迁校问题的著名讲话。总理的讲话统一了迁校问题的认识和是非曲直。总理说:“着眼点必须要根据从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为了动员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外一是全搬西安，一是搬回上海。”“如果能够接受去西安，我并不放弃全搬的可能。如果仍有不少教师不愿去，那就考虑搬回上海，……因为搬不动，就不可太勉强。同时形势也许可，沿海与内地兼顾，上海也还有需要，交通大学生活在上海有六十多年历史，同上海各方面关系密切……交通大学即使回上海也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支援西北建设，否则无以对西北人民。”总理接着指出“搬回上海可考虑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多留些专业在西北。第二个方案是全部搬回上海，一个不留，这怕不好，交通大学师生恐也于心不安。第三个方案是折中方案。师生愿留西安的留西安……这样做，既照顾到各方面，对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对交通大学也有利。”总理说：“请交通大学全体师生自己好好讨论，全面考虑，经反复讨论后，报送高教部批准。”
在总理讲话后，全校展开了民主讨论，广大师生员工拥护总理的分析，珍惜总理对交大的信任。在高教部直接领导下,6月23日校党委扩大会上彭康校长归纳民主讨论中多数意见和杨部长的指示提出：“交通大学分设上海、西安两地，一个系统，统一领导”的新方案，党委一致同意。方案随后又经过校务委员会一致通过并正式上报审批。由于这一方案涉及上海、西安两地好几所大学的调整,并不是交大能解决的。在杨秀峰部长亲自领导和协调下,两地省市委和中央有关部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统一了认识，赞成交大分设两地，有关院校也提出了进行相应调整的方案。1957年9月5日周恩来总理致函杨秀峰部长通知国务院正式批准交通大学分设两地的新方案。至此交大的迁校问题获得了妥善解决。
交大迁校问题的妥善解决其结果是在西部地区扎扎实实地出现了一所高水平的知名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而交通大学的诞生地上海则仍然保留了一所高水平的知名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1955年初，几乎在国务院决定交大西迁的同时，国务院批准成立上海造船学院。造船学院是以交大有关造船专业和大连工学院造船专业为主组建的，校址就安排在交大西迁后留下的徐汇校区，而船院筹委会主任则由彭康校长兼任。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后,上海又可以建设和发展了，交大西迁后上海仍需要一所综合性的工科大学，于是沿用交大建校时校名“南洋公学”之“南洋”二字成立上海南洋工学院，表达了上海市政府和人民对交大的怀念和留恋之情。南洋工学院首任院长也定了将由交大陈石英副校长担任。因此在高教部与一机部(造船学院主管部)、上海市协调后交大留在上海的一部分与上海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合并组成交通大学上海部分。
两年以后，1959年7月由于高教管理体制的调整，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上下放给省市主管，教育部考虑到交大两部分都“已初步就绪，并且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国务院乃批准将交通大学西安部分与上海部分独立为两个全国重点大学，分别由陕西省和上海市主管。彭康同志任西安交大校长，谢邦治同志任上海交大校长(谢校长来交大任职前为中央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迁校问题的正确处理，交大人在彭校长的领导下，实现了周总理的指示，既支援了西部建设，又满足了上海需要；既妥善处理了交大内部矛盾，又使一所中国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在中国大地上裂变成两所同样高水平的知名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