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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浅析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关键词：改革开放，收入分配，贫富差距，原因，措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GDP年均增速保持在９％以上，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稳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到上个世纪末已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国内外所有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显示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几方面：
1、“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执行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3、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4、税收制度的不合理
毋庸置疑，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
5、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
6、不平等竞争的存在最后，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也是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平等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而其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却不能，因此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贫富差距并非都是不合理的。“能力大，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大；能力小，体现出来的能力就小。”（文章结束后注释1，出自刘德《财富论》，大意是：在财富规律分化作用下，创造财富能力大的私有者，使用先进的挣钱工具，从而获得的劳酬就多，就富裕；反之亦然。）但是，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正在因为权力介入市场，落后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断扩大。我们需要遏制的是不合理的贫富差距产生的后果。
【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 中国30多年来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原由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励人们勤劳合法致富。因而，在生产过程、在初次分配领域，必须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初始分配主要应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来决定，国家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影响和调控再分配。如果国家过多地干预市场领域的初始分配，则必然会影响效率，而如果对在分配领域放任不管，则必然会导致贫富悬殊。所以，我们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国家法律体系，通过各种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杠杆，缩减贫富分化的差距。没有法制经济，也不会有道德经济，而建立法制经济，我们一定要做好立制、依制和改制这三个环节，从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经济，实现调节贫富差距过大的目的，最终以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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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成因与化解对策 《商业科技》2008年23期
【控制贫富差距的对策】
面对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当前应该采取以下对策：
1.扩大就业与鼓励创业。政府应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也应向能够兼顾有效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倾斜，以便为失业和再就业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现有企业和组织还一时难以提供充足工作岗位的情况下，政府应在税收、金融等方面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包括企业下岗人员、各类高等院校毕业生、政府和事业机构分流人员等自主创业。在“国退民进”的改革大潮中，政府利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贫富差距是一种外生变数，而人们自主创业和勤劳致富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内生变数。
2.逐步打破垄断，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市场经济强调公平竞争，为此必须逐步打破导致机会不平等的垄断体制，减少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加紧清理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堵住权力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灰色通道”。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决策民主化与公开化，建立对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行为的监督与约束机制，从源头上治理个人或小利益团体滥用职权的腐败行为，积极营造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最大限度地体现收入与贡献对等的原则。
3.用经济手段适度调节富人阶层的收入。政府应着重规范收入方式，将各种非货币收入全面货币化。同时，积极建设规范的簿记体系，使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能够纳入政府管理体系。此外，还应积极探索税制改革，尽快消除“逆向调节问题”，切实发挥政府财政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在完善税收调节功能方面，一是要实行综合分类税制，合理调整起征额和扣除额；二是要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监管，特别是建立高收入行业（个人）等重点纳税人的税收监管体系；三是增加新税种，如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经常消费的高尔夫球、桑拿、健身、保龄球等奢侈性专案，可考虑尽快开征“奢侈消费税”，并适时开征遗产与赠与税。
4.始终把“三农”问题作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城乡差距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的实质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较大，农民的收入过低。邱晓华指出，目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当年可支配现金收入的五倍多，考虑到社会福利等因素，城乡居民之间收入的真实差距大约为6∶1。为此，从中长期看，应改革现有的户籍政策，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支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的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从短期看，应继续清理农村“三乱”，大幅度减轻农民的负担。
5.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缩小地区间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差距。要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尽可能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在发展之基础条件上的差异，提高西部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自身竞争力。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通过其他经济援助手段强化扶贫，缓解落后地区地方财政的压力。
6.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避免出现极度的“两极分化”。为此，当前应特别重视推进以下三项措施：一是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切实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困难。在城镇，应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在农村，要继续强化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逐步使农村扶贫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鉴于各种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较大，应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灾民救助制度和救助方式。二是在当前经济增长难以充分提供就业岗位的情况下，通过加大政府投入，结合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专案的建设，积极采取以工代赈等过度性措施缓解就业矛盾。三是分清轻重缓急地解决特殊困难群体或利益受损群体的问题。下岗职工、企业离退休职工以及部分困难企业的在职职工等，在过去一段时期利益损失较大的群体，也是引起较多社会矛盾的群体。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应统筹兼顾，注意协调新旧体制之间的关系，避免因上述困难群体的利益损失过大而激化矛盾和引发社会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