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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刊文称社会诚信缺失主因是政务出问题
2011年08月28日04:45扬子晚报[微博]我要评论(14)字号：T|T 《瞭望》新闻周刊刊文称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主要原因是政务诚信出了问题——
扩大政治参与 建设诚信社会
一个名叫郭美美的20岁女孩微博炫富，将中国最重要公益机构之一的中国红十字会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近年来，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唐骏学历“造假门”等各个领域诚信危机现象愈演愈烈，已演化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由此引出的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引发了高层强烈关注。那么，当前中国诚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主要有哪些危害？如何化解这场危机？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进行了深度剖析。
《瞭望》：有人说，中国正处于一个道德滑坡、诚信大面积缺失的时代，你觉得对吗？
周孝正：目前中国的诚信问题，从三个层面来讲，即国家主权信用、一般企业信用、自然人信用，或者说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大问题。诚信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的，与制度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密切相关。随着近年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诚信状况不但越来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极其糟糕，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就以政务诚信为例，比如通货膨胀，已涨到5.5%，而一年期整存整取最新利率是3.25%，所以叫负利率。其中，食品涨11%，低收入群体受到较大冲击。如果这种负利率状态继续扩大，就有可能较大地损害国家主权信用。
《瞭望》：请你分析一下当前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孝正：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大问题。政务诚信作为诚信体系建设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民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才能政令畅通，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目前，有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对社会风气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诚信意识淡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等，招商引资的时候承诺得很好，又是开发项目奖励，又是政策性奖励，但这些承诺经常不能如约兑现，或根本不兑现。当前，各级政府如何更好地守规则，然后按照规则去执法很重要。中国政府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很大，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转变。可是，在每个地方政府尽力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没有很好的公共政策可以让地方政府将得到的利益真正普泽社会。
《瞭望》：当前，西方的诚信建设相对发展得比较好，东西方在社会诚信的发展上有什么区别？如何借鉴这些国家好的做法？
周孝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权力集权的问题。基本做到权力到了哪里，监督就到了哪里。钱花在哪里，审计就到哪里，政府权力得到了比较好的制衡。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舆论的监督，是最关键的环节。在目前中国，舆论监督还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正因为如此，直接导致了有些地方政务诚信的缺失，也对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产生不良影响。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很多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只靠人际关系去维持信任，已变得很不可靠了。《瞭望》：对于中国社会诚信建设，需要从哪几个方面重建？如何化解这场危机？
周孝正：对于中国社会诚信建设，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重建。在政务诚信方面，一方面，要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建设，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建设，尤其要防止公职人员的渎职行为。所谓先进性，“三个代表”已作了非常好的表述，关键是要落实。
在商务诚信方面，加强商业监管，严惩假冒伪劣产品，提高行业诚信。特别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房地产、食品、药品行业，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杜绝商业欺诈行为。特别是对虚假广告以及商场和超市促销欺骗行为，要严加打击。
在个人诚信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社团组织，培植社会舆论力量。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塑造和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通过社会力量的培育，抵制市场不诚信行为，有效防止欺骗现象的发生。要尽快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加大个人失信成本。比如，建立以信用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社会诚信体系，全面记录和高效传递信用信息，通过拒绝交易形成全社会对失信者的联防惩戒机制，也是解决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
《瞭望》：在诚信方面，政务诚信必然起主导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最终有效解决政务诚信问题？
周孝正：政务诚信是整个社会诚信的风向标。在当前，中国要最终化解这场社会诚信危机，必须先解决政务诚信的问题。当前，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全心全意做好群众工作，力求做到执政权力来源符合程序正义和正当。只有切实落实宪法给予每个人的权利，让社会充满公平、正义的阳光，才能让百姓在诚信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据《瞭望》新闻周刊 2011中国人信用调查：农民和农民工最讲诚信
2011年08月03日07:53北方网我要评论(3)字号：T|T 天津北方网讯：这年头，你还信任谁？日前，求是杂志社旗下《小康》杂志发布《2011中国人信用大调查》，超六成(65.7%)受访者认为，近十年来中国社会诚信度整体下滑。其中，军人、农民、学生、教师和农民工，被选为年度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而诚信形象最差的行业中，中介行业首当其冲，食品业紧随其后。近九成受访者因‘郭美美事件’降低了对中国慈善组织的信任度。
网友辣评
无权无势者信用最高
2011年7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了“2011中国人信用大调查”。反映出公众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的不乐观。
在今年的诚信职业榜上，军人、农民、学生、教师和农民工，被选为本年度公众心中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从2006年起连续6年诚信职业榜单中，从历年排名前五位的诚信职业群体看，农民和军人的入选率最高。
在诚信行业榜上，中介服务业继去年再次被评为公众心中诚信形象最差的行业，位列其次的分别是食品行业、广告行业、房地产行业和保健品行业。多数网友表示基本赞同此“诚信榜单”，博友“赫然发现”称：“前五种都是城市小康人士基本不接触的人群，后几种都是城市市民需要经常打交道的群体——说白了就是，只要接触的，就都不是好人。”
博友“狮子同学”说：“无权无势所以信用最高，农民和农民工兄弟占俩席位，让我们城里人情何以堪！”
红黑榜单
军人还是最可爱的人
昨天，记者在市民中进行了随机调查，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军人堪称诚信之首。“关键时刻还得看军人，”市民张先生称：“抗洪救灾、地震、泥石流，哪次不是军人冲在前边？军人还是最可爱的人。”
连续六年，农民和军人成为人们心中最诚信的人。几天前，吴女士到机场取空运货品，等到深夜12点多才能办理手续，需要交2元手续费。吴女士身上只有百元钞票，可对方无法找零，正在僵持之时，旁边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兄弟二话没说掏出一元钱解了围。吴女士说，“当时我就觉得农民大哥的朴实形象特高大！”
食品业跃居黑榜第二
今年调查中，“黑榜”的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食品行业，由去年的第十位跃居第二位。调查显示，近五成(48%)受访者不信任中国乳业；且有超过八成(85.9%)受访者表示，乳业新国标的出台使其对中国乳品质量的信任度有所降低。
今年瘦肉精、塑化剂等**接连不断，又一次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大学毕业仅一年的小岳说：“食品行业最不讲诚信主要因为其过分逐利，社会的监管和处罚力度太小，导致他们敢为了300%的利润就冒杀头危险。”
中介爱“忽悠”形象最差
私企高管韩女士认为，与人们生活、健康、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行业，媒体曝光率高的行业，其负面新闻中表现出的“不诚信”现象更受关注。“比如房地产中介行业良莠不齐，确实存在诚信问题，为获取更高收益不惜牺牲做人的原则。再如保健品行业，应该是恶性竞争导致诚信丧失，无论人还是企业，生存总是头一位的。”韩女士认为，目前的生存和社会环境也是造成不诚信泛滥的原因。
达芬奇事件曝企业诚信缺失
2011年07月13日04:36广州日报何颖思、郭晓昊我要评论(3)字号：T|T 转播到腾讯微博
市民购买达芬奇“卡布丽缇”大床两年仍散发刺鼻气味。记者莫伟浓 摄
本报讯（记者何颖思、郭晓昊）上海市工商局正式对达芬奇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昨日，达芬奇广州专卖店内依然聚集了三名消费者要求退货。有业内人士指出，达芬奇事件应引起行业反思。尽管中国出口家具制造水平已经能达到欧洲中高档水平，但缺乏“品牌价值”，归根到底是诚信体系的缺失。国外百年家具企业，往往是家族式传承，对自身品牌、信任度十分关注，不会为了卖产品而丢诚信。此外，质检人士还透露，国内家具的甲醛限量标准要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广州专卖店：店内生意冷清 只剩退货者
昨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达芬奇广州店，发现店内冷清，店内除了三位前来投诉、索赔的消费者代表外，再也不见其他客人挑选商品。
“我从2007年开始在达芬奇累积购买了价值超过60万元的家具，当时销售说这些都是原装进口的，用的是多么高级的材料，可当我看到相关报道找上门来要说法时，他们却无法提供除了餐桌以外的其他家具的原产地证明。”消费者王女士已经是连续两天登门要说法，却一直被告知“等新闻发布会召开后再说。” “当初我就是看中了它的品牌，觉得原装进口的比较高档、有品位，可现在却感觉被商家愚弄了。”王女士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一追到底，彻查达芬奇与各供货商的大笔银行转账记录。
达芬奇市场部主任谭小姐表示，事件发生后，对达芬奇广州店的影响已经非常大。“对于客人的疑问，我们都一一答复，甚至有些客人要求我们退款，我们都做到了。”她始终强调，达芬奇将在1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至于是否退货、换货，要等会后再决定。
“出口再进口”背后有利益链
本报讯 记者从东莞市外经贸局获悉，东莞的家具企业中，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占逾7成，其中外商投资企业是出口主力军，美国和欧盟是东莞家具企业最大的两个出口市场。
具有7年东莞家具行业从业经历的欧阳先生告诉记者，作为重要的家具出口地，目前东莞大部分的家具企业都是从事加工贸易。这些生产企业只是接单生产，至于生产之后产品流向哪里等环节，他们很难掌控，要像达芬奇家具一样通过“先出口再进口”的方式“变身”，有很长一条利益链和很多生产环节以外的操作，“不是一家生产企业能做到的，背后还有一条利益链。”
纯进口家具很少
建议选国产家具
东莞光辉家具城刘玉周介绍说，根据自己的观察，目前市场上号称100%纯进口的家具并不多，不到总量的5%，而纯进口的家具一般价格都非常昂贵。刘玉周说，家具市场鱼龙混杂，“达芬奇”家具之所以可以钻到空子牟取暴利，也与一些消费者总认为进口货好过国产货的消费心理有关。但是对于家具而言，本身中国就是生产和出口大国。因此他建议消费者应端正对国产家具的偏见，尽量选择国产品牌家具，“中国的家具出口美国、欧盟，他们都愿意买我们的家具，我们有什么理由去买高价的所谓进口家具呢？”
业内深喉：
国产材料绕弯回国身价倍增
本报顺德讯（记者陈丽莉）达芬奇造假家具被曝光之后，在业界引起哗然。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位于顺德的全国重要的家具生产基地和原辅材料交易基地业内资深人士。一位资深人士向记者披露，业界存在一种如何将价格并不昂贵的家具变成利润丰厚的操作方法，那就是让国内生产的家具绕个圈从国外走回来，摇身一变成为原装进口的材料，那样身价也倍增。
揭秘：如何让廉价家具身价大变？
这位资深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家具企业在国外注册商标，然后再把国产家具高价卖出的做法其实在业内大家都知晓。他透露说，生产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将原本廉价的家具变成昂贵的家具，部分企业就在原材料方面做文章，那就是在外国注册一家公司，注册一个商标，然后将国内生产的原材料出口到国外注册的公司，再让这批出口材料从自己注册的公司发回国内，这样一来，同一批货物绕了一个圈摇身一变就成为进口原材料。
据了解，类似这种做法，在不同城市，家具的身价翻倍不同，比如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利润至少可以翻4倍，而在沿海城市的利润则在2~3倍之间。
建议：家具生产中间环节很难监控
记者从业界了解到，部分企业为了追求高利润还采用外国的设计、产品国内生产，不过这种做法比较少，因为这种做法需要付出相当高的财力成本、与外国设计师沟通的成本、新产品机器设备的成本等。目前，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追求高利润的做法相对较少被企业选择。
这位人士还告诉记者，让原材料出国再回国的做法，企业老板在完成了这种操作之后，并不会告诉国内的销售部门高层领导，而销售部门又将进口原材料作为卖点进行销售，卖个好价钱，这种情况首先是欺骗了消费者，也欺骗了内部员工。
“百万家私也是廉价货”
本报讯（记者曾毅）“达芬奇”事件被央视曝光后，作为广东乃至全国的家具生产、销售、配送中心的顺德家具业，不少从业者看到也感到“心生震撼”，其中一位家具商人黄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终于说出其中黑幕。他告诉记者，央视曝光的事情，“其实十年前就已经出现，而且到现在都如此；而且央视只是曝光了30万，也就是几十万级别的家具，真正的大鳄是上百万级别的，就是一套沙发，一张床要一百万人民币以上的，你现在去展销场，还可以看见这样的天价家具，但实际上，这些家具的真正价格，就是几万元。”
“意大利牛皮不是天价”
黄先生告诉记者，十年前一套普通的进口意大利牛皮制造的家具，“比如一套沙发，真正的意大利进口牛皮，两短一长，价格只是两万多人民币一套；十年后，很多人都会说物价上涨了，我老实告诉你，意大利牛皮的涨幅并不大，个别进口的牛皮价格还下调了。”
而实木材料方面，黄先生告诉记者：“真正制造家具的人会清楚，实际上实木的成本与高档复合木板的成本是差不多的。因为实木是做不出很多造型的，所以现在的做法是用高档复合木板做造型，上面再贴一层所谓的实木皮，外表是根本看不出来，重量也能欺骗人。”
卖天价是家具店租金作怪
那么才几万真实价格的家具，为什么厂商要为它们兜兜转转换一个“洋身份”，最后要卖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天价？黄先生认为是“租金”作怪。“家具业人士都知道一个定律，比如在繁华的家具城租一个档位，我们有一个说法，‘三套沙发占的位置，租金足够你开一间小型金行’，家具业的租金就是那么恐怖。” 黄先生还补充道，家具业一年有5个月的淡期，“分别为1、2、3、6、7月，这5个月按我们的销售经验，连续十天‘吃白果’，就是一套家具也卖不出的情况十分常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就是一套真皮沙发真的按真实的3万人民币价格出售，“那这家具商马上可以破产。”黄先生说：“大的展销商，必须按30万甚至上百万卖，那么他们即使每个月只卖出一套，也勉强回本，如果卖出2套，就小有利润，如果卖出3套以上，大家就可以知道其中暴利了。”（黄江洁、陈明）
中纪委：官员财产申报运行尚缺诚信和统计条件
2011年06月23日01:42新京报[微博]杨华云 字号：T|T 本报讯 去年，全国共有851353名领导干部报告了住房情况，606813名领导干部报告了投资情况。中纪委官员昨日重申，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良好运行尚缺少两个条件。视频：中纪委监察部通报去年查办案件情况
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昨日在中央外宣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再次直面官员财产申报和财产公示的问题，他表示任何一项好的制度，要想行得通、办得到，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和水到渠成的环境。对于财产申报制度，他认为尚缺乏社会的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两个条件，他直言，“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我想这项制度实行起来是比较难的。”
吴玉良认为，作为许多国家通行的反腐败制度，财产公示是有效的、管用的，中纪委对此也一直抱着积极的态度。
他举例说，《2008年-2012年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施纲要》中规定了要对这项制度抓紧研究和论证，去年重新修订和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也作了一些规定，包括要申报个人的收入、子女配偶的从业、房产、投资等情况，可以说在积极稳步地推进。2010年，全国共有1672902名领导干部报告了个人有关事项。其中报告住房情况851353人，报告投资情况606813人，报告配偶子女从业情况805269人，对1581名领导干部相关问题进行了纠正。
此外，吴玉良还发布，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6517人，涉罪被移送司法机关5373人。另一方面还针对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环节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努力从源头防治腐败。
■ 对话
“财产申报可新人新办法” 对话人
任建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京报：社会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对于财产申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任建明：可能有方方面面的因素制约这个制度效果的发挥，我认为不应孤立地去说怎么推行这个制度、怎么让它有效，而是要有一个战略的考虑，把财产申报作为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
国外以及香港都搞了财产申报，过去把它的作用夸大了，认为一推行这个制度就万事大吉，其实没有那么神奇。因为即使在国外，光靠财产申报发现问题也很难，没有人傻到把问题财产申报出来。这个制度可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基本手段。
新京报：如果这些条件具备了，制度的效果能否比较好的发挥？
任建明：单从推行财产申报制度而言，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渐进的策略，比如在地方试点新人新办法，新选的干部要申报财产。
比如，某地班子换届，领导都要申报财产，审查确认其合法财产；下一个班子成立后，给六个月申报期，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就处理，这样在短期内把历史问题纠正，然后翻过历史一页，走上一个成功的反腐轨道。这种情况下，财产申报制度使用一次就可以了，六个月之后就是将来的问题了，之前则是历史问题。
新京报：这种新旧区别，对于已经违法犯罪的官员是不是开了口子？ 任建明：历史问题从宽处理，不是无原则地捞了就捞了，有严重后果的，除了财产充公，还应有重罚。
香港当时就遇到过这种问题，廉署成立后誓言要把所有腐败分子挖出来，查到1976年后就导致警察闹事，酿成社会*，港督被迫宣布特赦。要吸取他们这个教训，但历史也不能简单翻过去，捞了不能白捞，要吐出来。新京报：如果说财产申报只是阶段性的手段，那反腐还要经历多长时间？ 任建明：我们常讲反腐败的长期性、艰巨性，但我认为长期性是值得商榷的，尽管腐败是个很难彻底铲除的问题，但从反面讲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时间久了就会从量变到质变，动摇执政地位，我很同意温总理曾说的，目前我们最大的危险是腐败。
我们具体的制度，像财产申报，是为一个更大的战略服务的，不能只看到树木，而不见森林。
■ 部署
中纪委今年重点治理公车
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介绍，今年中纪委专项治理工作的重点是小金库专项治理和公车专项治理。
今年初，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4月25日，中央又专门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动员部署。吴玉良表示，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已做出工作安排，对公务用车逐辆登记自查，摸清车辆底数，对发现和认定的违规问题进行纠正和处理。同时，要明确新的编制和配备标准，重新核定车辆编制总数，严格控制公务车总量。
此外，严格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经费预算管理，加强公务用车集中管理和统一调度，避免公车私用，降低使用和维修保养成本。目前该项工作已到清理纠正阶段，下一步将开展重点检查，按工作计划稳步推进。
公车问题被公众称为“车轮上的腐败”，国务院今年将向全国人大报告去年中央部门的“三公”支出，其中包括公务车的支出。
■ 焦点刘志军案仍在进行调查
今年2月，中纪委对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对于调查进展情况，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表示，目前仍处于调查阶段，调查结束后会向社会公开。
吴玉良表示，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一把手”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比如，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央和各省(区、市)党委成立巡视机构，对各地区和部分中央金融机构及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开展巡视；中纪委对中央国家机关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去年，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进一步完善了领导干部监督和制约机制。他认为，刘志军被查处，恰恰说明党和政府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说明反腐败的工作力度正在不断加大。逐步建立官员防逃网络
针对贪官外逃问题，吴玉良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大力开展境外追逃和追赃工作。近几年已经通过引渡、遣返和司法协助、警务合作等国际执法合作的方式，将一批逃往国外的腐败分子缉拿归案。
同时，也在逐步建立防逃网络，特别是针对近年来出现的腐败分子利用外国投资移民政策获取身份、转移赃款等问题加强了防范工作。
吴玉良介绍，1月开始，全国实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有关部门已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意见。
此外，还通过建立健全国家工作人员出入境登记备案和证件集中保管的制度，加强资金监测，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防止贪官外逃，同时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回应“我贿赂了”反腐网
针对近期出现的“我贿赂了”等反腐败网站，吴玉良表示，中央纪委监察部门高度重视互联网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把它作为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并注意核查从新闻媒体和网络舆情反映出来的案件线索，重视发挥包括网民在内的广大民众的监督作用。
不过，他亦提出，有关部门也要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依法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要引导网民合法合理地表达诉求，也使网上反映的案件线索提高真实性和可靠性。三招防范“权力期权化”
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将来的利益做交易被称为“权力期权化”，吴玉良表示，已经注意到个别领导干部的“权力期权化”问题，对此的工作部署涉及三个方面。
在完善相关制度规定方面，去年3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不得在“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同时，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此外，严肃查处违纪问题。■ 数说 反腐倡廉进展 146517人
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党纪政纪处分146517人，移送司法机关5373人。
82亿
全国查处涉及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扶贫资金、救灾救济资金违纪违法问题9800多件，涉及金额82亿多元。
1296个
对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进行清理摸底，制止、取消活动1296个，节约经费3亿多元。
16亿
治理教育乱收费方面，十七大以来取消收费项目3764项。涉及金额16亿元，党纪政纪处分或其他处理9704人。
1.7万
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方面，十七大以来共查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16.5万件，1.7万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其他处理。
36亿
在清理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方面，67个国务院部门项目撤销率80.5%；各地区撤销率97%，减轻负担36亿多元。
191人
2010年以来针对河北、山西等一些地方重新发现未销毁的问题乳粉事件，给予191人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其中涉及厅级干部20人。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杨华云
中纪委发言人：防止个别官员“权力期权化”
2011年06月22日16:49中国新闻网我要评论(12)字号：T|T 中新社北京6月22日电(记者 张蔚然)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2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需要先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与信息统计体系，中纪委将从3方面入手，防止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问题的发生。
吴玉良表示，任何一项好的制度，要想行得通、办得到，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和水到渠成的环境。
“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们感到有两个方面条件是欠缺的：一是要建立起社会的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体系。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我想这项制度实行起来是比较难的。”他说。
当前腐败问题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现象日益显现，有些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将来的利益做交易。吴玉良就此表示，已经注意到个别领导干部的“权力期权化”问题，将进一步做好3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完善相关制度规定，去年3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不得在“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还规定了违反该规定的具体责任。
二是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重点抓好《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贯彻执行。
三是严肃查处违纪问题，防止“权力期权化”问题的发生。
吴玉良还就领导干部财产公布问题表示，财产公布作为许多国家通行的反腐败制度，是有效、管用的，我们对此也一直抱着积极的态度。去年重新修订和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也做了一些规定，包括要申报个人收入、子女配偶的从业、房产、投资等情况，可以说正在积极稳步地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