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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存状况与社会网络的调查分析----以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为例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增多。一方面，我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由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城市中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增多。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民族关系的和谐、各民族的亲密团结是社会稳定、国家昌盛、民族振兴的重要条件。因此，要构建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的和平和安全，推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就应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的现实状况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以期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生活的调适和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关系找到既积极又稳妥的新对策。
首先，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的多民族化以及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往往带来复杂的城市民族关系。与城市世居少数民族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更少，同时居住也更为分散，因而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很少聚焦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问题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存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研究既是城市少数民族研究的深入，也是城市流动人口研究的补充。
其次，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中心迁移和流动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势必需要构建新的社会网络来适应和面对这种生存环境和文化的变迁。因此，研究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网络关系，推进和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平等，是都市人类是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也是对中国都市人类学必要的补充。
再次，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民族政策和法规对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做了详细的规定，但在城市民族工作的实际运用中却常常出现执行难和失效的问题。这是由于城市少数民族问题的特殊性以及政策、法规通常不够灵活甚至与现实脱节造成的。因此，要真正做到事实上的有效保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应当以多维的视角来考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趋势下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及其社会网络，是民族研究的必然。再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研究，能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城市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及在城市发展中的民族关系、特点；有助于制定更为实用的城市民族政策和更好的解决城市民族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最后，城市化的推进，只有民族特色得到充分体现，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来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活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研究有利于使民族特色文化得以更好的保留和发展。故本研究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二、文献综述
1、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
社会网络分析是当今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它既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观点，也是一套分析方法和技术。自帕森斯以来，人们在从事社会结构的研究时，总是从地位结构观的角度出发来解释社会行为如何受社会结构的制
约，人们具有某些属性，人按属性而分类，人的社会行为用所属的类别来解释。而网络分析则是把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进而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在社会网络理论发展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开始应用社会网的理论视角、方法、概念来研究社会问题。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73 年在“The Strength of Weak Tie”一文中提出了弱关系强度的假设，他证明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可能通过不经常互动或不太熟悉的弱关系网络获得关于职位空缺的非过剩信息，其主要原因是弱关系所承载的信息异质性高，能担当信息桥的作用。日本学者渡边（Watanab,S）1985 年在日本东京地区主持了一项大型调查，调查的内容是重复格兰诺维特在《谋职》一书中的研究。渡边深的研究结果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假设普遍性意义的怀疑。以边燕杰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根据对中国大陆、新加坡的研究提出了强关系力量假设。边燕杰在《找出强关系》、《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等文中提出了强关系的假设，论证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天津使用社会网中的强关系可以直接或间接取得分配者的协助，获得一份较理想的工作。之后，边燕杰等人在新加坡进一步验证了强关系假设。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的体制背景、劳动力供求比例以及市场化程度是决定强弱关系在谋职过程中的作用的环境因素。渠敬东在《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一文中试图通过新经济社会学所提出的网络分析范式，从关系强度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工生活的世界。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在农民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中，这种社会网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农民工在流动中社会生活场发生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纽带。他在文章中指出，在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构建自身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在社会行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由此建立了目的和动机相统一的完全的行动架构。曹子玮在《职业获得与关系结构——关于农民工社会网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主要论证了以下几个假设：农民工主要是通过社会网中的强关系来寻找工作的；农民工社会网中的支持网主要是初级关系；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大于社会组织。这几个假设的被证明表明，农民工在城市再构建的关系网络首先以初级关系为主，再以初级关系为基础不断构建次级关系。在这一网络中，农民工既获得物资资源，也获得精神资源。李汉林、王琦《关系强度作为一种社区组织方式——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一文提出“虚拟社区”的概念，文章试图说明那些具有血缘和地缘联系的农民工并不一定居住在一起，而是更多地是通过一种看不见的社会关系网和社会支持网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
现有的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学术界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做的研究不多。以往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中，人们一般从地缘、业缘、血缘或民族意识、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礼仪等同质性因素或按地位、身份、角色等的地位结构，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界定为一个社会群体，来考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认同和社会整合问题。从研究范式来说，以往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上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问题，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民族关系构建中的作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影响以及对现有城市民族制度的调整及民族工作的发展等问题。在这些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杨荆楚的《族际大交流在当今中国》（《民族团结》1995 年第12 期），马建钊和杨超的《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的适应问题》（《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8 辑），李苏幸的《中国大都市面对族际交流》（《民族团结》
1995 年第12 期），沈林的《中国城市里的少数民族聚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 期），马建钊的《关于回族社区的形成与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 期），陈长平的《北京牛街异族通婚研究——以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所作的分析》（《吴文澡纪念文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年10 月出版），周尚意的《现代大都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何保护繁荣：从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区空间特点引出的布局思考》（《北京社会科学》1997 年第1 期），赵杰的《京味文化中的满族风俗》（《北京社会科学》1997 年第1 期）。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量也逐年递增，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越来越受到人类学、社会学者的关注。如郑信哲在《略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其影响》一文中以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为主题，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少数民族流动的背景、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其趋势，分析探讨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给城市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带来的多种影响。杨健吾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以成都为例》一文概述了成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指出其主要问题是盲流及其导致的犯罪，并总结了成都市有关部门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各种措施和经验。还有在最近的几年当中，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的研究也有着一定的提高。如生存体验与社会网络的研究（2005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研究（2007年），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的研究（2009年），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2009年）等等。然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现实是繁杂的，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可以转入日常生活的层面，返回到他们自身构建并生活其中的生活世界，通过追踪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以及连带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勾画他们的城市生活轨迹及其社会关系网。
学术界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成果以及以社会网络的角度切入研究主题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探讨对于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这一支具有特殊性的进城队伍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