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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语言的发展演变
第一节 语言的起源
一、什么是语言的起源
首先，语言的起源是指人类语言的起源，不是指某种具体的语言起源（汉语、英语）。语言的起源中包括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指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交际工具，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产生的，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到人类和社会的形成，所以这是语言的社会起源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指语言作为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它最初是什么样的，这是语言的结构起源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二、关于语言起源的一些学说
1、神授说
人类对语言的起源问题的兴趣在远古的神话传说时代就开始了，因此很多民族的神话传说中都有这方面的内容。他们共同的观点都是认为语言是上帝或神赐予的。《圣经》中说耶和华神创造了人类的祖先亚当，亚当又给世间的万物起了名，因此，语言是神授的。在我国苗族的传说中，说山神创造了人，并且传授了语言。这些都是在科学文化水平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人们无法解释语言这种奇妙现象的表现。
当人类从神话世界中走出来之后，人们又提出了一些关于语言起源的学说。这些学说从古希腊一直到二十世纪30年代都有。
2、拟声说
这种观点认为语言起源于对外界声音的模仿，这是古希腊斯多葛学派提出来，17世纪德国哲学家布莱尼兹和生物学家赫德尔都大力主张这种学说，根据是语言中有拟声词的事实。自然界有许多事物可以发出声音，人们就用事物发出的声音来命名这种事物，语言就这样产生了。例如：汉语中的“雀、鹊、鸦、雁、猫、狗、鸡、鸭、鹅”就是人们模仿这些动物的叫声而得名。“木、石”则是因为“击木、击石”的声音而得名。再如英语中cuckoo['kuku:]（布谷鸟），也是这样的拟声词。
3、感叹说
认为语言起源于原始人因为各种感受而引起的感叹，人类的原始语言就是有这种感叹声演变而来。根据是每种语言中都有一些叹词，于是就人类的语言就是由这种叹词演化而来。
4、劳动叫喊说
认为语言起源于原始人伴随劳动而发出的叫喊，这种叫喊演变为劳动号子，劳动号子又变成了某些劳动操作的信号，并进而演变为原始语言。
5、社会契约说 这种观点认为原始人原来没有语言，后来为了相互的交际需要，就通过彼此约定，规定了各种事物的名称，这样就产生了语言。这种观点注意到了语言的社会属性和语言的符号性。这种观点以18世纪法国的卢梭和英国的亚当斯为代表。
6、手势说
这种观点认为原始语言不是有声语言，而是手势语。德国心理学家冯德认为，人类最先使用手势来表达概念，只用声音来表达感觉。前苏联语言学家马尔认为，人类当初在劳动的时候用手接触事物的不同手势和姿势就变成了不同事物的符号。并且认为手势的语言持续了100——150万年，后来才被有声语言所代替。
以上2——6种观点都认为语言是“人创”的，比其远古的“神授说”是一大进步。但是它们基本上都是主观臆测的产物，或者是根据语言中一些现象进行片面的推论，缺乏科学的证据，都难以令人信服。
7、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作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劳动创造语言，语言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指出劳动使语言的产生有了必要性，因为在劳动中原始人有了交际的需要。劳动也使语言的产生有了可能性。劳动促进了人类思维的产生，使语言所需要的意义要素得以形成。劳动也促进了人类的发音器官的改造，使语言的产生有了必需的声音材料（与人的直立行走有关）。但是这一学说没有说明语言产生的具体过程，因此对语言起源问题的解释还是不完备的。
三、现代对语言起源问题的认识
19世纪的巴黎语言学会曾在章程中规定，不接受任何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报告。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的难度和当时对解决这一问题丧失信心的语言学家们的心态。到了本世纪30年代，动物学家、考古学家、心理学家和计算机专家，开始进入语言学家们放弃的学术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具有科学意义的进展。
从30年代到现在，有一批动物学家潜心研究人类近亲黑猩猩的语言能力，发现黑猩猩不仅可以用动作和面部表情进行简单的交际，而且可以利用多种符号来交流信息。经过训练的黑猩猩，可以利用手指语或符号学习一些词语，甚至可以创造一些新鲜的用法。比如一只叫沃秀的受过9年训练的黑猩猩，见到一只鸭子，会自动把它命名为“水鸟”。在此之前，沃秀曾学过“水”、“鸟”这两个词。这说明像黑猩猩这样的猿类动物，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发展出极为简单的语言能力。
一些考古学家通过测量古人类化石的脑容量来判断思维发展的水平，从而推断语言起源的相对年代。研究发现，晚期智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脑容量已和现代人差不多，可能已经具有了产生语言所需的思维水平。美国科学家利伯曼曾经利用计算机模拟属于早期智人的尼安德特人的发音系统，认为尼安德特人还无法清晰地发出[a]、[ i ]、[u]这三个最基本的元音。语言类型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些元音是有声语言不可能没有的，据此可以推测，尼安德特人还不可能掌握有声语言。晚期智人的发音器官有了较大的改善，有可能发出较为清晰的声音。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旧石器时代延续了近300万年，在这漫长的时期里，人类社会的发展异常缓慢。但是，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人类社会的发展步伐突然加快。这种突然加快的发展步伐，意味着这时人类获取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魔力般的东西，这种东西很可能就是语言。
把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结果放在一起考察，形成了当今人们对语言起源问题的新认识。有声语言产生在距今四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也就是晚期智人时期，人类语言是长期进化的结果，既不是神授的，也不是在短时期内由人造出来的。在晚期智人之前，猿人或原始人已经可以用比黑猩猩的叫唤声更复杂一些的声音来交流信息。随着发音器官的不断进化和思维水平的提高，这些声音也逐渐清晰起来，并可以分解为更小的单位或依照一定的规则组合成语流，于是真正的语言也就产生了。
人类语言由动物似的叫唤声进化而来，是依据现代科学提供的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新构想，而不完全是主观臆测。当然它还不是最后研究的结论，随着科学的新发展和有关科学的综合研究，对这一科学之谜的解答会有新的发展。
第二节 语言发展的原因与规律
一、什么是语言的发展
语言的发展是指语言要素的历史性变化，就是语言要素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发生的永久性变化，并由此导致语言系统的变化。
例如唐朝白居易的诗《长恨歌》“姐妹弟兄皆烈士，可怜光彩生门户”，其中的“可怜”是“可爱”的意思。而现在“可怜”是“值得同情”“怜悯”的意思。这反映了语言要素（词义）的历史变化。
又如先秦古书中，疑问代词作宾语或代词宾语出现在否定句中，一般都放在动词前面。“吾谁欺？欺天乎？”（《论语》），“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但到了现代汉语中这些宾语都要放在动词前面：“我哄骗谁呢？哄骗天吗？”“我不欺骗你，你也不要欺骗我。”这是反映语言要素中语法的历史性变化。
再比如，古代本来押韵的诗，现在有些不押韵了，这其实就是语音演变的现象。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这里的“翁”“中”古今押韵，而“食”“黑”“色”现在普通话不押韵。原因就是古今音的韵母发生较大变化。
色 黑 食 唐代音 [sI[k] [x[k] [d I[k] 现代音 [s[ ] [xei ] [ ] 语言要素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在短期内可能是零散的现象，但长期的积累就会引起语言系统的变化。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是语言要素临时的变化。比如“厂长”，“厂”的读音临时变得像阳平，这就是临时的音变现象。又如：
头面人物和脚底人物都心里有数，关键在他身上。
“脚底人物”是临时仿照“头面人物”造出来的言语成分，指一般群众，这也不是语言要素的历史性变化。
语言要素的临时变化和历史性变化虽然性质不同，但也不是毫无联系。语言要素的临时变化如果经过人们反复模仿使用就可能变成历史事实，也就是说语言要素的历史变化常常是从临时变化开始的。比如“包袱”毛泽东可使用它来比喻“思想负担”，好来经过人们反复的模仿使用，于是后来“思想负担”就成了“包袱”这个词的一个固定义项。
语言的发展集中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语言要素的消亡。2）就语言要素的改变。3）新语言要素的产生。总的来讲是朝着丰富完善精炼的方向发展，但也存在某种语言衰落消亡的可能。
二、语言发展的原因
1、社会因素的影响
语言要很好的发挥交际工具的作用就要敏锐的反映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各种认识和各种社会经验，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这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变化比人会促使语言发生变化。
首先社会的进步推动语言的发展。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新事物、新概念不断出现，人的思维成果越来越复杂、精密，这些都会不断地对语言提出新要求，推动语言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词汇，不断使自己的表达方式精确化、多样化。比如现代汉语的词汇和古代汉语相比较大大的丰富了，大量的词语是古代汉语中没有的。古代汉语的句子有很多省略，句子的结构也不是很复杂。现代汉语的句子大多数主谓齐全，结构完整，句子更长，修饰成分更多。如：
这种历史性的成就，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是分不开的。
这样的句子在古代汉语中是见不到的。
社会的分化和统一推动语言的发展。当一个使用同一语言的社会出现地域分化时，分化的各个部分之间会逐渐减少，这样某一个地方产生的语言变化就不容易传播到别的地方，这样原来统一的语言就会出现差异，并逐渐地形成不同的方言或者语言。汉语中形成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方言，拉丁语的各个方言发展成现在的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独立的语言，就是社会的分化造成的。
社会之间的接触也会推动语言发展演变。不同的国家民族在相互的接触交往中离不开语言的使用，因此必然带来语言的接触和相互影响，推动语言的发展。比如五四以来，我国同西方国家接触交流日益频繁，在这个过程中汉语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不仅吸收了大量的新词语，如：坦克、基因、可口可乐、克隆等，而且出现了不少新的语法现象。比如复句，按汉语的传统，是偏句在前，正句在后，由于受到印欧语言的影响，现在也有了正句在前，偏句在后的。
仿佛一过了二十七，他就有了解决一切的办法，虽然明知道这是欺骗自己。《骆驼祥子》。
2、心理因素的影响
语言是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语言在用于交际和思维的过程中必然受到使用语言的人的心理影响，这必然引起语言的发展变化。
思维是诸多心理因素中对语言影响最大的因素。古代先民们以形象思维为主，抽象思维不发达，所以先民们的语言具有较浓的形象色彩。这种特点从一些原始部落的语言中，从语言中保留的古代语言的遗迹中都可以看出来。比如爱斯基摩语中有15个名词来表示不同形态或下落到不同地点的雪，但却没有一个“雪”这样的概括性的词。可以想见，人类思维的这种有形象到抽象的发展过程，一定会是语言中的抽象成分不断增多。
类推是影响语言发展变化的一种重要思维惯性。人们期望语言系统匀称有序于是就常利用多数语言现象所呈现的规律，去同化一些不合规则的特殊语言现象，去填补一些不对称的语言空缺。于是这种思维的惯性也推动语言发展。在先秦汉语中，动宾关系的一般语序是动词在宾语的前面，但在疑问句和否定句中的代词充当的宾语却要放在动词的前面。如：“三岁贯汝，莫我肯顾。”“我谁欺？欺天乎？后来由于思维的类推作用，这种句子中的代词宾语也和其他宾语一样都放到了动词的后面。
3、语言发展变化的自身因素
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是语言发展的一些外部动力，此外，语言的发展还取决于它自身的内在因素。
首先是言语（语言运用）对语言的发展变化有促进作用。言语同语境有密切的联系，呈现出开放性、具体性、和灵活多变的特点。因此言语中常常会有一些突破语言原有规则规定的临时变异现象出现，当这些语言运用中的临时变异现象被人们反复模仿，流行开来的时候，特就可能成为固定下来的语言规则，从而带来语言的发展变化。比如：“北京是中国的心脏。”“那不是把他送回了虎口吗？”“我能有所进步，离不开辛勤园丁对我悉心教育。”这些句子中“心脏”“虎口”“园丁”的这种用法开始都是言语中的临时修辞现象，后来由于被人们反复的模仿运用，现在这些词的意义中都产生了由这种临时比喻而来的固定的比喻义。又比如“服务”“挑战”“造福”这一类动宾式复合词，在运用的时候都要涉及到一个动作的间接客体（与事），以前，这些动作的间接客体，多使用一个介词引导而出现在动词前面的。“为人民服务”“向自我挑战”“为子孙后代造福”，而现在的运用是把这些动作间接客体直接放到动词后面作宾语了。“服务人民”“服务群众”“挑战自我”“造福子孙后代”。现在这种用法也日益流行，以后也很可能会成为固定的语言规则。其次语言要素的相互影响也是促使语言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各个要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某个要素、某个成分因为新的要求或其他影响发生变化，就可能引起语言其他相关要素或成分也发生相应变化，这样促使语言发展变化。
例如：古汉语语音系统复杂——
（36个声母）
——单音节词多，但可以相区别
↓ ↓
汉语发展，语音简化 同音词增多
↓
双音词大量增加 如以上单音词分别变成了：尖锐、艰难、机械、痕迹、交叉、骄傲。所以可以说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演变中，语音的变化引起了词汇形势的变化。
又如，古代“奔”“走”为同义词，“奔”时急跑，“走”是一般的跑。后来“走”的意义变成了步行，于是语言中有新产生了一个“跑”来顶替原来“走”的意义。古英语中，“tide”这个词有“时间”、“时节”“小时”“潮汐”等意义，到了现代，由于英语中增加了“time”（时间）“season”（季节）“hour”（小时）这些词，因此现在的“tide”就只保留了“潮汐”和“潮水”的意义。
三、语言发展的特点
语言发展的特点也叫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一些共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条。
1、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
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指语言的各个要素的发展速度和语言从整体上来看在各个时期的发展速度是不平衡的。首先从语言的各个各要素的发展速度来看，词汇的发展变化速度最快，对社会的变化反应最敏感，特别是一般词汇，经常处于变化之中。这样也保持一种语言的活力。但是词汇中的基本词汇却又是相当稳定的，比如有人统计了不同语言中的215个常用词，发现一千年中，汉语、法语有79%没有变化，英语有85%没有变化，德语有78%没有变化。语言中的语法发展变化最为缓慢，主要是因为语法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的结果，有很大的抽象概括性、生成性，必能经常的变化。所以人们都把语法和基本词看成是一种语言中最稳定的因素。语言中的语音发展变化也是比较缓慢的，主要是因为语音是语言的形式，它的基本成分的数量及其有限，其他语言要素的变化都不能造成人们轻易地放弃这些最基本的语音形式，它的变化往往是随人们的习惯的改变来转移的，因此它的变化比就较缓慢。
语言在不同时期发展变化的速度也是不平衡的，当社会变革激烈，社会发展较快，社会思想活跃，不同文化接触频繁的时期，语言的发展就快一些，反之就慢一些。五四前后，中国广泛的接受西方科学和其他文明成果的影响，因此汉语在这一时期变化的速度也加快，词汇和语法受影响的变化之快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同一种语言现象在不同的地区发展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也可能是不平衡、不一致的。这种不平衡现象正是一种语言分化出不同方言或不同语言的重要原因。比如，北京话的声母[k]组和[ts]组只能同开口呼和合口呼的韵母组合，而在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之前就演变成了[t ]组，但是在苏州话中，同样是在[-i] [-y]前面出现，[k]组就变成了[t ]组，而[ts]却不变。所以，现在北京话中“鸡”“妻”“西”，在苏州话中却分别读成[tsi] [ts'i] [si]。
2、语言发展的渐变性
渐变性是指语言的发展变化是一个长期的、逐渐演变的过程，不允许采用突变的方式，一下子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由于语言是交际工具这个根本的属性决定的，如果语言在短时期内一下子变得面目全非，就会导致语言使用和交际的中断。语言的发展变化只能通过新质要素的长期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不可能一下子出现质的突变。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也正是走的渐变之路。比如现代汉语动态助词“了”是从古代汉语的动词“了”演变而来，这种变化从汉代开始，当时的动词“了”表示“了结”“终了”的意思，由于它经常用在其他的动词之后做补语，这样就逐渐的虚化，大约到了唐宋之际，“了”才出现了和现代大致相同的用法，成为动态助词。
第三节 语言的分化和统一
一、语言发展的两种趋向
语言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会出现两种相反的趋势，分化和统一。
语言的分化是指方言或亲属语言产生，或者它们的差距增加的过程。语言的分化是以社会的分化为前提，当一个统一的社会分化为几个半独立的社会时，人们之间的交往减少了，语言的结构就会逐渐地产生差异，原来的一种统一的语言就会分化为不同的方言。一般来说封建社会经济分散、政治不能高度统一，所以内部都有方言分歧，汉语存在方言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封建社会各地的半独立状态继续发展，统一的社会完全解体，那么原来的一种语言就会分化成几种独立的语言（亲属语言）比如12世纪前后的蒙古语还是统一的，后来成吉思汗连年征战，许多家属都跟随而来到新的地方定居下来，新的部落之间很少往来，由此产生了方言，后来蒙古帝国崩溃了，加速了这种分化，到了16世纪，蒙古语就分化成几种独立的语言了。分化成蒙古语、莫戈勒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布里亚特语。所以社会内部处于不完全统一的半独立状态、人口大规模迁移以及高山大河造成的地理阻碍都是常见的造成语言分化的原因。
此外，外族语言的影响也是造成语言出现差异产生分化的一个原因。比如我国方言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南到北声调的数目逐渐减少。南方方言的声调一般都在6个以上，声调多的粤方言达到了10个以上，而北方方言的声调一般都在5个以下，乌鲁木齐、天水、银川等地方言的声调只有3个。这是因为北方方言经常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接触，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是无声调的语言，汉语北方方言受到它的影响，造成调类减少。而南方方言就经常同南亚语系的语言接触，而且不少南方方言含有南亚语系语言的底层，而南亚语系的语言是有声调的语言，这样就影响到汉语南方方言的声调较多。语言的统一也叫语言的整化，是指语言发展过程中方言或者不同语言的差异减少、相互接近、混合，逐渐统一的过程，语言统一的结果是使方言或语言的数量减少。语言的统一同样是由社会的接触和统一所造成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接触和统一会给语言的统一提供外部条件，推动语言的统一进程。语言统一有三种情况：一是各个方言逐渐集中形成共同语，或者在基础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共同语。而是不同的语言统一成为一种语言。三是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比如形成混合语。汉语自古就有在方言之上统一的共同语，汉语历史上最早的共同语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雅言，到了东汉时，扬雄作《方言》时说道的“绝代语”“通语”是当时有明确界限和很高威信的共同语形式。春秋到汉代，汉语的共同语都是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的方言为基础的。到了后来由于尊儒读经的需要，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就把这种原本有口语基础的共同语在书面上固定下来了，而没有在跟上口语发展的步伐，形成了言文分家的局面。由于长期以来只有少数读书人能掌握这种书面上的汉语共同语（文言文），不能适应广大民众的交际需要，于是从六朝以后，经过隋唐五代的变迁，铸件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口语共同语，这就是以宋元白话（汉语书面语之一，在唐和宋元以来的北方口语基础上形成，与当时的《中原音韵》为口语很接近，在这一时期的变文、话本、小说以及其他通俗文学可见其基本面貌）和代表的近代汉语。在《中原音韵》中这个新的共同语称为“天下通语”。
二、方言和共同语
1、方言
方言通常是指地域方言，它是全民语言的分支和地方变体。这个定义有三个含义：1）方言是共同语的分支，它是从属于全民语言的，是一种语言历史演变的结果，汉语的七大方言都是古代汉语演变的结果。2）方言是共同语的地方变体，是指方言在方言区内具有全民性，在这个地区它是全民的交际工具。3）方言和共同语从 结构上看既有一致性，同时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又有自己的特点。
方言和方言、方言和共同语的差别最大的方面是语音。从声调上来看，北方方言一般是四个声调，而吴方言有7到8个声调，湘方言有5到6个声调，粤方言有9到10个声调，客家方言有6个声调，赣方言有5到7个声调，闽方言有7到8个声调。有人认为南昌话有7个声调：阴平[42]，推[t'i]。阳平[24]，堤[t'i]。上声[213]，体[t'i]。阴去[55]，眉[mi]。阳去[21]，地[t'i]。阴入[5]，踢[t'it]。阳入[2]，粒[t'it]。入声字音节是一种有塞音韵尾的音节，但是它的塞音韵尾的发音只有形成阻碍而没有冲破阻碍而爆破发音的过程，因此入声字音节的音一经发出就被音节末尾的塞音韵尾把气流给堵上了，所以形成入声字音节发音急促而短暂、不能拖音的特征。如南昌话中的“白”、“壁”、“吃”、“迹”、“锡”、“壳”、“雀”、“落”等多是入声字音节。入声字中的塞音韵尾在粤方言中保留最完整，全部保留了古汉语的[m] [t] [k]三个塞音韵尾，南昌话中保留了[ t ] [k]两个塞音韵尾，吴方言中的入声塞音韵尾已退化成了一个喉塞音[ ]，湘方言中的入声字已经没有了塞音韵尾，只是还自成522
421
355
2142为一个调，而北方方言中的入声音节已经完全消失，分化到其他声调中去了。现代汉语的方言中保留古汉语入声字的情况，也大致的反映出入声字在北方方言中消失的变化过程。方言在语音方面的差别再比如北方方言多没有浊辅音音位，而南方许多方言中都有浊辅音音位。[b d g ]、[dz z d ]等。如上海话[b'u]婆，[d'u]大，[zo]查，[vi]肥。
方言在词汇方面的差别也比较大，不但一般词汇有差别，而且基本词汇也有差别。各种方言词汇的差异归纳起来有六种情况。1）词源差异。南方方言形成时由于原住民语言的影响留下底层现象，使这些方言中的一些词和北方汉人带来的中原汉语不是同一个来源。这种地层现象集中的表现在地名和事物的名称上。现在南方广大地区上古时都是少数民族居住地，现在这些地方都被历代从北方南下汉人居住了，但是原来少数民语言的地名却已汉语汉字音译的形式保留下来，因为是音译的地名，用汉语汉字的意义无法解释这些地名，所以结合地方的历史和语言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它们是方言中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比如在广西、贵州、云南、福建的许多小地名中常见到一个“拿（那）”字：拿口镇、那口村、拿坑村、拿口溪、上拿坑村、下拿坑村、拿口街。这些地名中的这个“拿”字，按汉语的意思无法解释，据研究这个“拿”字是来自壮侗语，是“水田”这个词的音译。浙江省的古地名中的“余姚、余杭、余暨”其中的“余”据研究是来自古越语，为“盐”的意思。江西的“余干”也是古越语的地名。此外据研究南方地名中的“排、寮、濑、渌、六、罗、古、无”等字都是来自古越语中的词语。还有人提出现代粤语中有20%左右的词汇是来自古越语。由于词语来源的不同，因此有些方言词只是某些方言具有，别的方言里找不到，也没有对应的词。如：“炀”南昌话中是“热闹拥挤、旺盛”的意思，“喉”南昌话是“渴望得到”或“以物以物诱发人欲望”的意思，“良康”南昌话“过大”、“不好对付”意思的，“ ”南昌话“块状猪血、鸡血”。“ 牙交”南昌话“无谓的争辩”“闲聊”“扯皮”。2）词根差异。许多单音词在方言中用不同的字来表示，这就是词根差异。吃—契—食，站—立—，他—渠—伊，说—讲—话，胖—壮—肥，藏—亢—摒。这些词根的差异大多数是方言保留了汉语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说法，前一种是北方方言的，后两种是南方各个方言的说法。有些双音节词其中一个语素不同的。鸡蛋—鸡卵—鸡春，猪肝—猪润—猪湿，家具—家俬—家生，茶杯—茶盅—茶瓯，开水—沸水— 滚水。3）词形差异。有些词在方言中用了相同的词根，但是构词方法不同，有的不加词缀，有的加词缀，有的加以修饰，有的不加，有的用了重叠，有的不重叠。还有的是构词语素的顺序不同，还有的因为使用的造词方法不同词形的差异更大。公马—儿马—马公—马牯，蒜—大蒜—老蒜—蒜头，客人—人客—客，花生—番豆—地豆，老虎—虎—大猫—大虫—老虫，垃圾—脏土—屑子—粪扫—灰。4）词义不同。在基本词义相对应的方言词中，词义上海有种种差异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不同方言种种基本词义可以对应的词往往在义项的多少上，在词义的组合上，在词义色彩上有差别。还有词性相同但意义完全不同的。“地”在各方言中基本义相同之外，许多方言中可以用来指旱地（闽语），指坟墓（客家）。“山”在有的方言中可以是形容词，指“多山”（我各家乡好[老]山）。“水”在粤、客方言中兼指雨。长沙话“蚊子”兼指苍蝇。“面”北方指面粉和杂粮制成品，南方普遍用来指面条。“粉”南昌话专指米粉条。“走”江西广昌（赣语）是跑的意思。“客气”南昌话是漂亮的意思。“把”赣语萍乡宜春话可以用作动词（把到大门收票），可以是“给予”的意思（把本书[到]我），也可以作介词表示“让”（把渠去饿），表示“把”（把门关到），还可以作数词（十把[个]人）。5）词频差异。这是指方言词在使用频度上的差异有些词在甲方言中是基本词，使用频率高，构词能力强。可是在乙方言中它们是生僻词，很少使用，也很少用来构词。在北方方言中“何如”“未曾”“见笑”偶尔使用，显得文言文意味很浓但是它们在闽方言中却常用为口语中的词（怎样、还没有、羞耻）。“山”和“岭”在闽方言和客家方言中多用“岭”，少用“山”。闽方言中多说“溪”少说“河”。6）词音差异。方言的词音差异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文白异读。它是方言中来历相同、意义相同的一个自由两种读音的现象。其中一的读音是文读音，也叫文言音或读书音，是方言区的人在读书时或说书面词语的时候使用读音。另一个读音是是白读音，也叫说话音或白话音，是方言区的人日常说话或说口语词时使用的读音。文白异读是方言中不同历史层次的字音重叠在一起的现象。一般来说，北京话中的文白异读中的文言音往往是本地的读音，白读音往往是外地借来的。其他方言中的白读音一般是本地的，文读音则是外来的而且不较接近北京音。如北京话：薄（bo）弱，薄（bao）纸。落（luo）后，落（la）下。上海话：孝[c i C]顺，戴孝[hC ]。广州话：厅[t5iN ]长，大厅[t'εN]。二是别义异读。也成为因音别义，音随义转。就是一个字在方言中往往有几个读音，或声调不同，或声韵有别，这种字音的差别都能表示不同的意义。如泉州话：棕索[so ]（绳索），索[sak]取（求）。跳[t'iau]过去（越）,起跳、弹跳[tio]。南昌话：好辣[lak]（做事麻利、故意逞强），辣[lak]椒（蔬菜的一种味道）。北京话“种”有上声和去声两个声调，意义不同。可见这种别义异读的现象是用语音的差别来区别词义衍生的方法。三是音变异读，这是方言的词语读音正处于变化之中的异读现象。①新旧异读，同一个字老派的方言和新派方言读音不同。南昌话：书[tcy] [su]，猪[tcy] [tsu]。山东话：盖[k[] [kai]。②借用异读。受共同语、外方言、外语的影响而产生异读。广昌话：“车”原来读[t'a]，受普通话影响现在读[ts'a]。总之音变异读的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
汉语方言语法方面的差异过去一般的观点认为差别不大，现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观点受到怀疑，普遍认为汉语方言语法的差异是不能忽视的。从研究的材料来看现在归纳出主要有5个方面的差异。
1）音变的差异。是指词语表现某些语法功能的音变有差异。比如儿化在北京话中可以区别词性，可以区别词与词组。“盖”是动词，“盖儿”是名词。“吹风”是动宾词组，“吹风儿”是个动词。但是同样的语法功能在别的方言中可以用别的音变来表示。河南获嘉话用变韵来区别词性，刨[pau]（动词），木头刨
52[pC]。挑[t'iau]，剃头挑[t'iC]。还有的方言使用声调的变化来构成这种语法功能的。
2）构词法差异。方言在这方面的语法差别主要有重叠、附加、逆序和形+量结构这四项。比如在重叠构词方面，普通话用这种方法构成的词主要限于亲属词和少量事物名称。妈妈、哥哥、爷爷、猩猩。但是方言中这种构词的范围大大扩大，还有不同的重叠形式。以青海方言为例：“塞塞”（塞儿）这是动词性语素重叠。弯弯（弯儿），是形容词性成分重叠。对对（对联）是量词性成分重叠。贵阳话：缸缸（茶缸），水水（水儿），圆圆（圆形物）。山西祁县话：红红（红颜色），猴猴（较小的），吃吃（吃的）。还有名词的ABB或者AAB形式的重叠。烟嘴嘴，麦苗苗，酒盅盅。陕西西安话：筒筒茶（筒装茶叶），芽芽马（蚂蚁），笼笼肉（粉蒸肉）。在附加法方面。主要表现在使用不同的附加成分来构词上。比如地道的北京话几乎没有使用词头“阿”构词的，南方的吴语、闽语、粤语普遍使用这个“阿”构词：阿哥、阿妹、阿姐、阿毛、阿炳。北方话普遍使用“们”表示多数，南方方言的口语中一般多不使用“们”。南昌话使用“东”，“我东”“N东”“渠东”客家的梅县话用“兜”，“捱兜”“你兜”，广州话用“ 地”“我 地”“你 地”。名词的后缀“子”“头”北方和南方方言都使用，但是在使用的频度和范围上有不同。吴、赣、湘等方言有不少双音词后面加“子”，上海话：今朝子、昨日子、学生子。南昌话：围涎子、麻雀子、驼背子。双峰话：老鼠子、老鸦子、蚂蚁子。上海话中“头”作后缀用得更多：鼻头，绢头，被头，夜头，角落头、早晨头。其他方面。表示动物性别的语素后置，这是湘、赣、客、粤、闽诸方言的共同特点。“母猪”说为“猪婆”“猪母”“猪嫲 ”“猪 ”等。“公狗”说成“狗公”“狗牯”。在两词前面加上“大”“小”作形容词用，这是闽、客、粤方言的共同特点。“只条裤野大条。”（这条裤子很大。福州话）．．3）重叠构形法。普通话名词、量词的重叠表示数量上的差别，如：人人、件件。有些方言这种重叠是属于构词，不是表示此语法意义上的差别。比如昆明话：“人人”表示画的或者制作的小人，“片片”表示片状物。形容词的重叠，方言中存在普通话里的各种重叠方式，比如上海话中有ABB的形容词重叠，这是普通话中没有的。血血红、墨墨黑、粉粉碎、呼呼烫。厦门话单音形容词有3——5个音节的重叠，表示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乌乌（有些黑），乌乌乌（极黑），乌乌乌乌（极黑极黑），乌乌乌乌乌（黑得没法说）。方言中的动词重叠表现得比普通话复杂得多。比如安徽霍邱话动词重叠能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状态。“吃吃，没菜了。”（正在吃的时候，没有菜了。）“担心担心，那边又着火了。”（正在担心的时候，那边又着火了。）武汉话动词重叠可以表示多量。眼睛眨眨神（眼睛眨个不停的样子）。福州话动词重叠可以作名词的修饰语。“我做做其数都清清楚楚。”（我做的帐目都清清楚楚）
4）虚词使用。虚词使用的不同是方言之间最细致、最复杂的差异，这里只能简要说一下。比如普通话中最常用的程度副词，不同的方言中就往往有差别。普通话中的“很”，在南方的很多方言中就不用或少用，而是用“蛮”，“电影蛮好看”这是许多南方方言共同的说法。此外，表示“太、过”这种程度意义的副词各地使用情况也差别很大。如东北方言：湖水精浅，不能养鱼。南昌话用“死”表示：个只人死懒。脾气死丑。个只箱子死重。与南昌相邻的清江一带以及远在闽南的厦门则用“伤”。如清江话：盐伤多哩。车开得伤快哩。结构助词方面。其中差别比较大的是表示领属关系的“的”各地说法往往不一样。上海话用“个”[g[ /h[]（匀带喉塞音），妹妹个房间。卖菜个。广州话用“概”（为口字边），[kε33]（带喉塞尾）。呢个系我概。我要红概。闽方言的各地都用“其”。伊包包是蓝其。（它的包是蓝色的）（福州话），遮是你其册。（这是你的书）。介词方面。普通话中用来引进对象的介词各地常有差别，贵阳话用“着”来引进动作的施事者。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被”，耗子着猫猫吃了。碗着他打烂完。南昌话用“等”表示：老鼠等猫吃不了。碗等渠打不了。上海话用“拨”表示：拨人家听见难听伐？（伐加口字边）汕头话用“分”表示这一语法功能：伊分我骂好久。湖北的蒲圻话则使用“把”和“倒”连用引进施事者：树叶儿把倒风吹落了。包得（加口字边）把倒狗得吃了。（包子被狗子吃了）
5、句法关系不同
主要表现在句式不同和语序不同两方面。句式方面以比较句为例，普通话中表示差别的比较，通常用A+比+B+形容词的句式。如：他比我能干。但是在方言中却存在多种表示比较的句式。广州：牛大过猪好多。湖南汝城：笋子高过竹子。山东平度：这个好起那个。江西丰城：火车快做汽车。可见方言中比较普遍地采用A+形容词+比较词+B的比较句式。
又比如表示疑问的句子，在吴语和西南官话中还存在一种谓语前面加疑问副词来表示疑问（正反问句）的句式。“可+VP”。苏州话：耐阿晓得？（你知道不知道），耐看阿好？（你看好不好）。昆明话：这条裙子格漂亮？（这条裙子漂亮不漂亮）。
方言在和共同语的语序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也存在一些不同。比如双宾句，南方的不少方言中两个宾语的位置正好跟共同语相反。上海话：我拨一本书侬。广州话：我问句话你。梅县话：工厂奖五千元渠。状语的位置，普通话中一般是放在动词形容词前面，但不少南方的方言往往把状语放在中语的后面。梅县话：讲少两句话。长沙话：你莫吃净菜，也要扒一口饭。（净吃菜）上海话：国庆节到快了。（快到了）江西广昌话：你行前，我行d”尾。（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走）
还可以看到在一个方言区内，不同地区的人说的话还可能有差别，也就是说在一个方言区内部还存在地域方言性质的分歧，这样就可以在方言下面再区分出“次方言”，次方言下面还可以分出土语。比如汉语的北方方言的分布地域很广，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三的地区，这样广大的地区，各地人说话就很不一样，于是北方方言下面就分出了四个次方言：华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而华北方言下面还可以分出：东北华、河北话、山东话、河南话等土语群。方言之间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是由于它们都是从一种语言演变而来，因此不论它们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也总会有一些共同点。首先方言和方言、方言和共同语的词汇、语法一般都有很大的共同性。此外，它们在语音上也有对应规律。比如，上海化和北京话的双唇塞音相比较，上海话中［p］为声母的字，北京话中也是［p］，如：碑、臂、比。上海话中［p5]为声母的字，北京话中也是，如：怕、派、炮。上海话中[b]为声母的字，在北京话中可能是[p]为声母，也可能是［p5]为声母。分化的条件是：上海话中[b]为声母的仄声字，北京话中是[p]，如：别、倍、避。上海话中[b]为声母的平声字，北京话中是［p5]。如：旁、袍、瓢（上海话中是仄声字）。这种方言之间具有的，有规律的而不是个别的语音之间互相对应的关系，就叫做语音对应关系。
方言的发展前途有三种可能。①继续保持特征，长期存在下去。这就是社会各地仍处于长期的相对隔离状态，又不完全分化，方言就会这样长期存在下去。汉语的方言长期以来就是这种状态。②方言特征消失，差异缩小，向共同语靠拢或者与其他方言统一。这是由于社会发展达到高度统一，共同语有强大的影响，是方言的差异逐渐缩小，使用范围逐渐缩小，这样最终会使方言消失。比如我国目前的方言就有这种发展的趋势。③方言特征扩大，发展成独立的语言。这就是因为社会的完全分裂，导致方言差异不断加大，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最后成为彼此独立的亲属语言。比如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和俄语原来都是古俄罗斯语的方言，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十四世纪）形成了独立的语言。
2、共同语
共同语就是一个民族内部全体成员共同使用的语言。例如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就是现代汉普通话，普通话在国内、在海外华人、台湾地区都可以说是汉民族全体成员共同使用的交际语。
共同语是语言统一的结果，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集中统一，方言之间有准在接近的共同因素，这样就会在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共同语。
共同语一般都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作为共同语根源的方言叫基础方言。在有机种方言存在的社会中，哪一种方言作为基础方言，是由方言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来决定的，其中必然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普通话以北方言为基础方言主要是政治和文化的原因。北方话的代表城市北京长期以来是中国的政治中心、首都，北京话成了中央的施政工具。同时送、元、明、清以来大量的文学作品使用北方话来写成。意大利民族共同语是以多斯岗方言为基础方言，主要是文化的原因，中世纪以来，但丁、薄伽丘、彼得拉特等大作家的作品都是用这种方言创作的，使这种方言的影响扩大到整个意大利半岛，成为基础方言。伦敦方言作为英吉利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主要是经济原因。英国产业革命以后，伦敦成为当时的工业中心，大量的劳工、商人涌入这个城市，带来了各地的方言，这样伦敦方言吸收了各地方言的成分，逐渐发展，同时伦敦方言也由于劳工和的商人分散到各地工作经商，也传遍了英伦三岛，由此在伦敦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英吉利民族共同语。每种共同语，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要根据语言的实际制定一套规范，这就是确定共同语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标准，这也叫做共同语的规范化。其目的是把那些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新成分、新规则固定下来，加以推广而对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成分和用法则要根据规范的要求加以排斥，使共同语在运用中不发生分歧和混乱。比如普通话中那些没有意义差别而有几个读音的异读词现象，就是语言规范的对象。如：秘mŒ、bŒ，血xu‡、xuˆ，贝壳k†、qi„o。需要确定其中一种为标准的读音，经过研究，确定前一种为规范的读音。又比如，近年来现代汉语中出现了一种不翻译而直接使用英文简称的现象，如：MTV, CT, VCD, DVD等等，并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种现象是否可以在现代汉语中继续存在并发展下去，就是现代汉语规范化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要知道，语言规范也是一种历史范畴，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因此它也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共同语的规范是随时到的发展而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语言的规范必须跟上语言发展的步伐，旧规范一旦被公众的语言实践突破，也就失去了规范的作用，就要用新的规范来取代旧规范。语言的规范化是一个不断更新和调整的过程，一劳永逸地规范化是没有的。比如汉语原来的被动句大多数是表示主语不希望发生的事，又遭受的意思，但是现在已没有了这种限制。“他被选为人大代表。”“他被送去深造。”已成为规范的说法。以前人们说“为人民服务”“为子孙造福”“向冠军挑战”，这些动宾式的合成词所不直接带宾语。可是现在，上面的说法都说成了“服务人民”“造福子孙”“挑战冠军”。因此有关动宾是合成词带宾语的规则也就要变了。
3、国语
与共同语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国语，国语是多民族国家内有政府法定的作为本国各民族在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使用的语言。如美国规定英语是国语，墨西哥、西班牙、古巴都规定西班牙语为国语，巴基斯坦规定乌尔都语、孟加拉语为国语。我国过去把普通话叫国语，现在已不用这个名称。因为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所以我们没有规定国语，请大家不要把普通话叫国语。
4、民族交际语
于国语相关的一个概念还有民族交际语，也叫族际语。它是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之间共同使用的交际语。但是族际语是建立在民族自愿的基础上，不是政府强令推行的国语，因为一个国家规定了国语，就意味着其他民族的语言在使用和发展上要受到某种限制，而民族交际语的产生是各民族自愿选择的结果，它的产生并不限制其他民族语言的发展。族际语一般都采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民族的语言。如我国的汉语，前苏联的俄语。所以，普通话对汉民族来说是民族共同语，对国内各民族来说是族际语，但不是国语。
语言的分化还有另一种现象，就是会产生亲属语言，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将讲到。
三、社会方言
1、概念和特征
社会方言也是语言分化的现象，在一个统一的社会内部，因为阶级、阶层、职业、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宗教等社会特征的不同，由此形成人的不同社会集团，这也叫做社会的社群分化，社群分化会导致语言的分化，在一种语言或方言中产生语言的社群差异，这就是社会方言。比如人们平常常常听说所谓官腔、干部腔、学生腔、娃娃腔，这所谓的“腔”就是是对语言社群差异的一种概括，“学生腔”是说学生们说的话有某些共同特征。这就是社会方言的表现。表达同样的一种意思批评某个人办事不负责任，南昌话中有的人会说“太扯卵蛋了！”有的人会说“太不负责任了！”“办事太不认真了！”听到这两种不同的说法，你就会知道用前一种句子的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用后两种句子的是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人。这也就是社会方言的表现。
社会方言和前面说的地域方言不同，地域方言是因地域不同而引起，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话。社会方言是人的社会特征不同引起，同一个地方不同社会特征的人说同一种语言或方言有不同的特征。在北京，大家说的都是北京话，但是在使用词语上、在词的某些发音特征上有一些不同。在语言结构上地域方言各有自己独立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结构系统），不同地域方言在这方面的差异可以达到相互不能同化，所以但是从语言结构上来看的话，地域方言和独立的语言没有什么不同。社会方言就没有自己独立的结构系统，只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同人群相联系某些词汇和发音特点，它们的差异并不会引起交际上的困难。比如某些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所谓“贵族语言”，它主要是有一些贵族阶级使用的特殊词语，而贵族们说话使用的语法、基本词汇、语音是和其他阶级的人通用的。
社会方言是有一些同社会因素相关的语言差异构成的，事实证明阶级和阶层、职业、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宗教等社会因素都有可能是语言产生社会方言差异。
2、阶级和阶层的语言差异
语言由于阶级和阶层的影响首先是出现阶级习惯语，这是社会的各阶级纹理适应本阶级内部的需要而创造使用的一些词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语言中有一些反映阶级等级或阶级对立、阶级活动的词语。过去的封建皇帝自称为“朕”“寡人”，成老百姓为“黔首”。农民称地主为“老财”，地主称农民为“泥腿子”“穷棒子”。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称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是“赤祸”，称镇压工农革命运动是“戡乱”。而“解放”“整风”“统战”“三座大山”“长征”则是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思想立场行为。阶级习惯语第二种表现是各个阶级有自己不同的积极词语和常用词语，包括某些外语词、文言雅语、口头禅。比如旧中国知识分子爱在口语中夹杂一些外语词：密斯特、密斯、斯提克。封建贵族喜好使用一些文绉绉的的文言雅语以示高贵。比如“令郎”“世翁”“犬子”“金奖”“友于”“而立”。英语中有所谓绅士英语，法语中有所谓上流社会使用的“沙龙语”。沙龙语的特点是喜欢用比喻来指称事物。“森林”称为“乡村的装饰”，“日历”称为“将来的记录”，“鼻子”称为“脑子的门户”，“请坐”称为“清满足这把想要拥抱你的椅子的愿望吧”。总之雅语的产生就是因为社会上流基层他们认为人民群众通用的语言是粗俗的，因而有意地换上一些自认为文雅的词语来代替而形成。
语言受社会阶层的影响，也可以形成某些语音上的差别。美国有所谓的“黑人英语”，它是社会下层阶级所说英语的一些语音特点。比如把齿间音[W]和[T]，分别发成了[t]和[d]，比如把this发成了[dIs]；元音后或元音之间的[r]很少，像cart（运货马车）和car（汽车）中的字母r往往不发音；动词第三人称单数现在式的词尾-s经常脱落，比如“She likes the book”其中“likes ”后面的s常没有。
3、行业引起语言差异
语言受到职业影响产生差异主要就是表现为产生行业语，也叫行话。是社会各行业为实现自己行业工作的需要创造使用的一些词语，它是社会生产的分工所引起的，因此行业语会长期存在下去。比如图书出版业中把书的标价乘以书的册数得到的金额叫“码洋”；财会人员把收不回来的帐叫“呆账”，把因为某种该交的钱过期未交而因此要的罚金叫“滞纳金”；饮食行业把烹制菜肴的工作叫“红案”，把制作米饭、馒头等主食的工作叫“白案”。
农业：双季稻、杂交稻、轮作制、保墒 戏剧：道具、龙套、西皮、二簧、生旦净末 医疗：处方、切脉、休克、骨刺、内窥镜 教育：课堂讨论、五年制、面授、本科生
术语也叫科技词语，是科学技术领域中特殊的用语，也属于行业语。但是它要求有明确的含义和严格的界说，要有单义性，表示的都是严格的科学概念。如：磁场、应力（物理学），微分、蜗牛线（数学），义素、谓词（语言学）。
此外，隐语是与行业有关的特殊社会方言，当社会上由于各种原因形成了秘密集团后就有可能形成秘密语言，这就是隐语。隐语是某些社会集团为了回避外人了解本集团的内幕而专门创造使用的一些特殊词语。通常是把通用词语加以改造，改用另一种说、，另一种名称，来指称他们所指的事物。隐语和行话不同，有强烈的排他性，就是拒绝集团以外的人了解和使用他们的隐语，而行话和其他的社会方言都不拒绝其他的人来了解和运用。比如旧社会的商贩，为了是局外人不了解行情，就使用隐语来代替数字。平头、空工、横川、侧目、缺丑、断大、皂底、分头、未丸、田心（汉字数字一到十，用字形会意的方法创造）。隐语源于生意人，它们在叫一是为了避免泄漏行情，就规定了一些隐语来代替日常用语，以后这种交际方式为江湖行当使用，逐渐形成隐语。“江湖”在这里是指“民间”的意思，过去的江湖行当分为八类，也叫八行、八门。1）巾门：不挂、算命、相面、测字、看风水等。2）皮门：行医卖药的（卖药的总称为挑汉，卖眼药的是招汉，卖膏药的是香汉，用铁条自打而卖药的是边汉）。3）彩门：变戏法魔术、杂技、马戏、杂耍。4）挂门：耍枪弄棒、打拳摔跤。5）平门：评书相声、单弦大鼓。6）聊门：梨园行。7）调门：吹鼓手、画匠等。8）团门：歌妓、卖唱、乞丐。比如据考察，甘肃永登薛家湾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们不从事农业和放牧，多数时间处于流浪状态，并以卜卦、禳灾为职业，所以他们是一群江湖行当中人，他们在从事算卦、看相、时互相之间经常使用隐语，以免泄露“天机”，它们的隐语叫“绍句”，“母亲”叫“模子”，“父亲”叫“根子”，“老人”叫“苍青”，“鸡”叫“勾张”，猪——将哥，蛇——皮条子，男性生殖器——棒石子，女性生殖器——锣，看——瞧合，打架——鞭脱，吃饭——饶散肠子，骂娘——借你模子。
隐语中有一部分是黑话，它是酒帮会、土匪、流氓等黑社会集团内部使用的隐语，黑化是为掩盖黑社会集团犯罪行为服务的。书馆——妓院，挂注——入伙，柳子——匪帮，踩盘子——摸地形，闯窑堂——白天入室抢劫，劈堂——杀人，放人——暗杀，开花——分赃。在我国现代，也有黑社会势力，因此现代社会也有黑话，并且为这个黑社会的特殊利益服务。两夹——扒钱，有山没水——有钱没钱，卖巧——销售赃物，吃巧——买赃物，吃馒头——敲竹杠，吃面——玩女人，格——住处，放飞——无固定住处，磨洋枪——向外国人卖淫，酱油瓶子——卖血的盲流，向人民借钱——偷盗，修长城——麻将赌博，玫瑰花——匕首，医生——行凶者，慰问——抢劫，长线红娘——人口贩子，狗——警察，钩子——便衣警察，坟墓——公安局，跳蚤——税收人员，兔子——城市居民。新时期的这些黑话是现代社会阴暗面的反映，社会学和语言学都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隐语中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切口。它是通过由规律的方式改变通行语言的语音形式，使局外人听不懂。过去一般流行于盘剥农民的行业，如米行、丝行。如在江浙一带，有一种切口叫同音切。就是再要说话的每个音节前面加上一个音节，这个附加的音结业后面的音节同音或音相近。“三角五”，说成“骚三高角傲五”。这样说话人所有要说的话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把它变成切口，一般人不掌握这种规律就很难听懂。
4、性别不同引起语言差异
性别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语言，使它出现社会方言的分歧。比如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人发现，北京一些女子中学的学生把ji qi xi发成zi ci si，这就是北京话中所谓的女国音现象，而且这种女国音现象在现在的北京话中还是存在，“星期”念成了“s‰ngc‰，“尖锐”念成了“zinruŒ”而这种发音特征在男青年中就没有。又比如，在天津方言的调查中发现，女性的发音对方言中的土俗色彩更为敏感，倾向于使用社会声望更高的标准形式。天津的土音中把“腊肠儿”的“肠儿”念成“ch‚r”把“让步”的“让”念成“y„ng”，“小棉袄”中的“袄”念成了“nƒo”，“博士”的“博”念成“b†”，这些方音的特征，天津女性普遍比男性要少。
男女运用语言的差别还表现在词语风格的选择上女性在语言运用的词语选择上注重表情性，以适应女性的气质，因此形容词的使用女性往往显得更有优势。在闽南话的形容词重叠式中有AAA（红红红），A阿AA（红阿红红），A阿BB（红阿炎炎），这些通用的形式是表示程度逐渐加强的语法意义。但是女性对这种形式的形容词喜欢进一步渲染，因而有一些专用的形式。如：A阿AAA（肥阿肥肥肥——非常肥），（猪阿猪猪猪——非常愚蠢）；A阿千A万A（红阿千红万红——非常非常红），（金阿千金万金——非常非常亮）。英美妇女也喜欢使用一些言过其实的形容词：stunning['stQniN]（使人晕倒的），cute[kju:t]（聪明伶俐的），wonderful['wQnd[ful]（惊人奇妙的），divine[divain]（好极了的）。这些形容词的使用也可以突出女性语言的表情性。各种语言中都有一些词语国语粗俗，这是女性忌用的，而对于涉及女性生理现象和身体部位它们就一般是使用委婉语。身体不适——来月经，在一起——夫妻过性生活，胸部——乳房。法国妇女把“臀部”说成“后部”，“肥胖”说成“壮实的、丰满的”“大便”说成“肠运动”“女性曲线美”说成“沙漏器形”。相反这些女性词语忌用的现象在男性的嘴里则很少忌用。忌用粗俗次，多用为晚育这样是女性语言显得更文雅、得体。
此外女性语言在句法上也有一些特点，主要表现为适应女性气质而使用谨慎、稳重、婉转的句式。比如在英美妇女中比较偏好使用疑问句，尤其是使用附加疑问句。
造成男女使用语言的差异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社会原因。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也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的表现，由于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异，现代社会中女性比男性的身份意识更强。女性由于社会地位有待提高，因而就更加注意自重。而使用规范、稳重、文雅的语言，往往具有现实文化素养高、社会地位高的交际意义，那么女性对这一点是十分敏感的，因而它们就倾向于使用规范标准的语音形式、稳重文雅的词语句式，由此形成女性使用语言的社会方言差异。在自然原因方面，男女心理和气质上的差异是形成他们选择不同语言形式的原因。男性性格粗犷、刚毅、豪放、自信，所以他们说话主要关心的是内容，因而说话比较直率，有意无意地追求男子气概，所以常常选择一些非标准的语言形式。女子因为气质温柔、细腻，所以说话倾向于情感表达，这样在语言形式上就讲求优雅、含蓄，要求说话像一个女性，要有女人味，由此带来运用语言的种种特点，也就造成语言中某些系列的女性变体。
5、年龄不同引起语言差异
语言也会因为使用者的年龄出现差异，同一年龄层次的人称为同代人，他们因为有相似的生活经历、思想观点而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集团，因而在使用语言上也就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比如在方言中，老年人的方音更纯正，而年轻人的方音则更接近普通话。比如南昌话中，老年人口音中还有：猪[tcy]书[cy]是[ci]队[tI]推[t5i]等纯正的南昌话读音，而现在的年轻人则分别把它们改成了[tsU] [sU] [s ] [tui] [t5ui]，更加接近普通话的字音了。在词语方面也是一样，老年人口中还能听到一些方言中特有的词语，比如：莫做唧、手捏子、过劲、灰面、昵（玩）、寒堇（有虫字边）子、末底、着嗝，这些老南昌话中的词语在年轻人口中都听不到，二是改成了普通话相应的词。同时年轻人口中也有许多新鲜的词语是老年人口中没有的。语言年龄差异在词汇方面常常是存在于一定的年龄级中，年轻人现实的特殊词汇常常是存在于某一年龄段的人群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往往会放弃那些现实年轻人特色的特殊词语，因此我们看到不同时期的年轻人有不同的的特色词语。造成语言使用的年龄差异有它的社会 心理原因。通常情况下，老年人倾向于认为自己已经掌握的、习惯的事物是好的，所以他们较多的保留语言种旧有的形式。年轻人手就事物影响小，喜欢时髦的东西，也就更容易接受创新的语言形式。
此外种族和宗教因素的影响也会产生社会方言的差异。
四、亲属语言
亲属语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由于使用某种语言的社会完全分裂，原来的一种语言就会分化成几种语言。社会的分化是首先出现地域方言，如果社会进一步分化，发展成了几个相互独立的社会，地域方言就会发展成几种独立的语言。
从一种语言分化出来的几种语言，]因为有共同的来源，彼此有亲缘关系，在语言学上就称为亲属语言。例如古罗马帝国分裂成现代西方各民族和国家，随之语言来的拉丁语也分化成现代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等，这样这些语言就是亲属语言。同时语言学家把作为亲属语言供来源的那种语言叫基础语或原始基础语（如前面的拉丁语）。又如汉语和藏语是亲属语言，它们的共同来源是古汉藏语。古汉藏语就是汉语和藏语的原始基础语。原始基础语和由它分化出来的亲属语言的关系，也有人称为“母语”和“子语”，这是一种比喻。
亲属语言既然有共同的来源，是从一种语言中分化出来的，它们之间就一定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而且在语音上也会存在有规律的语音对应关系，就这一点而言亲属语言和方言没有本质的区别。下面一些亲属语言的相应的词比较就可明显的看到这种对应关系。
英语 德语 荷兰语 丹麦语 瑞典语
人 mAn man man man man 手 hAnd hant hant hCn hant 这种不同亲属语言中具有对应关系的词也称为同源词（成分）。亲属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有亲有疏，语言学中根据语言之间亲属关系的远近，把世界上的语言分成语系、语族、语支等类别，这就叫语言的谱系分类。即把世界上各种语言按亲属关系分为几个语系，语系下面还可以分出语族，语族下面还可以分出语支，语支之下是具体的语言。这样属于同一个语支的语言亲属关系最密切，同属于一个语族而不是同一个语支的语言，亲属关系就比较疏远，而语族不同只是属同一个语系的语言亲属关系就最疏远。至于不是同一个语系的语言，那就没有共同来源，也就没有亲属关系了。比如印欧语系包括许多语言，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分出了印度——伊朗语族，斯拉夫语族，日耳曼语族，拉丁语族。其中的日耳曼语族又分出了东部、西部、北部三个语支，其中的西部语支下面有英语、德语、荷兰语等，北部语支下面有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冰岛语等。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以来，很长时间许多学者把世界上的语言分为8个语系：汉藏语系、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伊比利亚——高加索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南亚语系。后来有些学者又分出了更多的语系。在这些语系中印欧语系研究得最充分，有的语系研究的历史比较短，研究就不够充分，比如汉藏语系。也有的语言至今它的系属未能确定，比如朝鲜语和日语。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是使用人口最多的两个语系，汉藏语系主要分布在亚洲的东南部，印欧语系是分布地域最广的（教材上还说了印欧语系也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系），欧洲、美洲、澳洲、亚洲的印度等基本上使用印欧语系的语言。
中国有56个民族，有的民族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所以中国诸民族使用的语言大约有80种，分属于5个语系：汉藏语系（汉语、藏语、壮语、傣语、苗语、瑶语），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维吾尔语、满语、锡伯语、赫哲语、裕固语），南亚语系（佤语、布朗语、崩龙语），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高山语），印欧语系（塔吉克语、俄语）。
第四节 语言的接触
随着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和征服，他们的语言也在发生交流和接触，使语言发生变化。
一、语言成分的借用和吸收
语言成分的借用最常见的现象是词语的借用，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借用吸收来的词叫外来词，也叫借词。它是音和义都借自外语的词。汉语中“吉普”、“沙发”、“尼龙”、“拷贝”、“雷达”“迪斯科”“高尔夫”是借自英语的词。英语中的army（军队）art（艺术）fruit（水果）people（人民）是借自法语的词，hamburger（汉堡包）是借自德语的词，piano（钢琴）是借自意大利语的词。
现代汉语中的借词主要有四种形式： 1）全音译词：葡萄、巧克力、克隆
2）音译加意译，对一个外来词一半音译一半意译。冰激凌（其中的“冰”意译），浪漫主义（其中“主义”意译）。
3）音译加类名，先把外语词整体音译之后，再加一个汉语语素来表示类别。雪茄烟、啤酒、卡宾枪（也叫混合词）。
4）音意兼译，对外来词音译的同时兼顾汉字字义和外来词义的联系。逻辑、幽默、敌敌畏、可口可乐。
由于借词要求音和义都是借用外语的，因此外来词不包括意译词。意译词是用本族语的语素和语法规则造一个新词，把外语中的某个词的意义翻译过来。
bank——版克——银行 telephone——德律风——电话 microphone——麦克风——扩音器 penicillin——盘尼西林——青霉素
当对一个外语词汉语还是采用音译的时候，就算外来词，而当汉语后来又把音译的形式改成意译的时候，就不是外来词了。
另外意译词中有一种特殊的形式“仿译词”，它是用本族语的语素逐个地对译外语词的语素而形成，它不仅把外语词的意义翻译过来，而且保留了原词的内部构成方式。如：足球（football），马力（horsepower），黑板（blackboard）。仿译词也不算是外来词。
需要注意的是，外来词虽然是借用外语词而来，但它已经属于借入语言词汇的组成部分了，不是学外语学的不像的洋泾浜词。比如有的教人学外语的小册子上面有教人用汉字来背外语词的口诀。如：三克油（英语谢谢的意思），古德阿芙特农（英语下午好的意思）。关键是外来词表示的事物原来就在汉语中没有相应的词来表现它，所以才借用外语词。可是洋泾浜词只使用汉字来对译外语词的音，而这个外语词表示的内容在汉语中本来就有相应的词。
借词产生的途径通常是直接借用，如：“塔”、“罗汉”是借自印度佛教用语，“卡秋莎”借自俄语，“阿司匹林”借自英语。其次是间接借用。“哈达”现有藏语借给蒙古语，再由蒙古语借给了汉语。第三是借词返回现象，本族语的某个词原来借给了外语，经过若干年后，又从这种外语中借了回来。如汉语粤方言的“大[dai]风”以前借给了英语，成了typhon[tai'fu:n]这个词，后来汉语又从英语中借回这个词成了“台风”这个词。
关于汉语的借词，有人提出汉语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借词。一是西汉以后的西域借词，二是东汉到唐代的佛教借词，三是明清以后的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借词。此外也有少数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借词（可汗、萨其玛、戈壁）。借词的历史层次可以考察不同民族相互交往的历史，通过它了解伴随社会接触过程中的语言接触现象。
各种语言中大都有一定数量的借词，但不同语言对借词的接受程度却可能不同，有的语言容易接受外来词，词汇中的外来词比重就比较大。比如英语中借词就占很大的比重，大约占词语总数的一半。这一方面是由于从十一世纪起说法语的的诺曼人曾长期占领和统治英格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英语乐于采用音译的方式吸收外来词。但是在有些语言社会中，对借词则有一种心理上的抗拒。这种心理上的抗拒除了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之外，同本族语言自身的结构特点以及人们的语言习惯也有很大关系。比如汉语的语素大多数是单音节的，汉字又是基本上以字为单位来记录语素的，汉语汉字的这些特点使得说汉语的人在习惯上认定汉语的每一个音节和每个汉字都是有意义的，因而在吸收外来成分时就不习惯把汉语的音节和汉字当作没有意义的记音符号来使用，而是习惯于让音节和汉字都能由形式而联系到意义。因此汉语中的借词后来有许多都被意译词代替。所以汉语里的借词数量比较少。既是要利用借词的形式，汉语也总是想方设法地让它带上意译的成分，所以汉语的四种借词形式中有三种是带有意译成分或倾向的。语言成分的借用，还可以有语音和语法成分的借用现象，通常是由于词的借用量很大，因此外语中相关的语音和语法成分也随之借入到一种语言中来。比如苗语、侗语中原来没有[f ]这个音，通过借用汉语的“法律”、“发达”“分子”而借用了这个音。京语原来名词性偏正短语的语序是修饰语放在中心语的后面，如[lejau]（书我——我的书），通过借用了汉语的虚词“的”[ti]，现在这种词组的语序也和汉语一样了。[jauti le]。
二、双语现象
双语现象也是语言接触的现象，它是指某个语言社团或者个人可以使用两种语言的现象。产生双语现象主要是在多民族国家，由于民族杂居，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两个民族有交往和交流，因此就有可能掌握对方的语言。我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就经常是这样。比如云南省的基诺族，在族内交际使用基诺语，同外族人交往就是用汉语。据有关调查，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中，本族语和汉语并用的双语人口超过民族人口总是50%。产生双语现象的另一种原因是专门教育，一个人通过专门学习掌握了一种外语也就成为双语者。第三个原因是家庭原因，一个家庭的夫妻双方来自不同的民族，彼此就有可能学会对方的语言，成为双语者。他们的孩子也可能是双语者。
双语现象要注意同双语制加以区别。双语现象是指社会中实际存在有很多人能使用两种语言的现象，双语制是指一个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两种语言多可以在这个国家了使用，有同样的地位（比如某个国家规定了两种国语）。但是双语制的实行与一个社会双语程度的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的国家是单语制的国家，但是双语的程度可以很高，有的国家是双语制，但是社会的双程度并不高。比如菲律宾是单玉制国家，它的国语是菲律宾语，但是社会的双语程度很高，很多人都能同时是同英语或西班牙语。而比例实施双语制的国家，弗来芒语和法语都是这个国家的国语，但是社会的双语程度并不高，北部使用弗来芒语，南部使用法语，能两种语言并用的人并不多。所以不能把双语现象和双语制看成一回事。
双语现象的存在形式一是从使用者个体来看，可以分为单向的双语和双向的双语。单向的双语就是两个民族在接触过程中只有一方能使用对方的语言，而另一方做不到。比如美国旧金山的华人可以使用英语，但其他说英语的人不能使用汉语。双向的双语就是两个民族双方都能使用对方的语言。比如加拿大，法语区的人会说英语，英语区的人会说法语。
双语现象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可以从它们的发展水平和交际能力来看。一种情况是两种和几种语言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的交际功能和发展水平相当，势均力敌，形成稳定的双语状态。不如在瑞士，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并存，双语现象普遍，几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标准和书面语传统，呈稳定状态。另一种情况是两种语言发展水平和交际功能不相等，这是发展水平低的受到某些限制的那种语言就可能停滞不前，逐渐丧失作为交际工具的资格，这通常就是语言同化的开始。比如拉丁美洲的印第安语就是在这样的双语过程中逐渐的让位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
222222与双语现象相似的是双言现象，就是某个社会群体能使用两种方言或能使用方言和共同语的现象。在我国汉族地区普遍存在双言现象，很多人在公共场合或与外地人交际是使用普通话，在家里或与本地人交际是使用方言。
在双语社会中两种语言必然会产生相互干扰，以致引起语言变化，或者发生畸变，成为新语言。由于操双语者拥有两套语言系统，这两套语言系统往往会相互干扰，尤其是母语对第二语言的干扰很明显。比如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交际、表达时，如果汉语不熟练，就会出现先用它们的母语思维，然后把它翻译成汉语的现象。如果是达到了直接用汉语思维和表达的程度，这时民族地区的物质文化生活背景还是会影响到他对表象、概念的综合加工的复杂心理活动。这一切多必然干扰他用汉语的表达，使得出现一些不符合汉语规则和习惯的词语和结构。那么双言现象中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方言的词语和规则往往出现在普通话的表达中，影响了普通话的表达水平，出现似通非通的普通话。比如南昌人讲的“我刚才不小心踩到了他。”“踩到了他”显然是南昌话的语法规则，普通话应该说成“不小心踩着他了”。而至于说“我刚才踩到了一个摩勒鼓子。”就更是笑话似的南昌“官腔”走火了。所以我们学习普通话时一定注意消除方言的影响，掌握比较纯正的普通话。
三、语言的同化（语言替换）
语言的同化也叫语言转用、语言替换。是随着不同民族的接触和融合而产生的一种重要语言现象，指的是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放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转用另一个民族的语言的现象。比如我国的回族先民是十七世纪中叶以后陆续迁移到中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他们曾是用过阿拉伯语、波斯语，由于他们分散在各地、同汉族杂居，后来便逐渐的转用了汉语，所以现在全部的回族人都使用汉语。又比如我国的蒙古族主要是使用蒙古语，但是东北地区的蒙古族则使用了汉语，这是一个民族的部分成员语言转用的现象。
语言的同化有自然同化和强迫同化两种方式。自然同化常常是在不同民族的接触交往、融合过程中经济文化相对不发达的民族逐渐的自动的改用当时经济文化相对发达民族的语言。比如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他们建立了北魏政权，但在同汉族的交往过程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倡鲜卑人使用汉语，孝文帝实行和汉族同文政策，最后使鲜卑人都转用了汉语。强迫同化就是用强制的手段实行语言同化，通常是入侵者征服者凭借暴力和行政机构、宣传机构、教育机构强迫被占领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而改用入侵民族的语言。比如日本人占领台湾期间就强迫汉族人使用日语，进行语言同化，但最终没用成功。又比如公元449年，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朱特三个日耳曼部族侵入不列颠岛，使用强制手段迫使当地民族放弃凯尔特语，改用盎格鲁—撒克逊语，这就是古英语。
语言的转用同民族的融合有密切关系，但是语言并不是民族最根本的标志，因此民族的语言转用了并不等于民族就融合消失了。比如我国的回族转用了汉语，但现在还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哪一方的语言发生转用，哪一方的语言代替其他民族的语言来使用，主要取决于这种语言使用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使用语言的民族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决定因素。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少数民族取得了统治汉民族的地位，比如匈奴、契丹、女真。但是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文化经济发展说水平比较高最后发生语言转用的都是这些人口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统治民族。
语言的转用一般多要经过一个双语阶段，再由双语到新的单语的过程，这一般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大致的过程是这样：开始的时候，一个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由于社会交往的需要，逐渐学会另一个民族的语言而形成双语现象。然后新学会的另一种语言在交际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适用范围就不断地扩大，本民族的语言就逐渐的成了次要地位的语言，适用范围逐渐缩小，最后停止使用，这样语言转用就完成了。
语言转用要经过一个双语阶段，这时候两种语言就会相互影响，最后被替代的语言也会在胜利的语言中留下自己的痕迹，这叫做“底层”现象。比如“哈尔滨”“齐齐哈尔”，其总的“哈尔”就是满语在汉语中遗留的痕迹，满语是“江”的意思。
四、语言的混合语言在接触过程中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就是出现语言的混合。在语言接触频繁的地区会发生两种语言混杂成一种新的交际工具的现象。根据混杂的性质和程度的不同，主要有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
1、洋泾浜语
洋泾浜语是掌握不同母语的人在特殊的地区为了暂时的交际需要，而形成的一种混杂性交际工具，通常是发生在与外国人接触较多的通商口岸或边境上。解放前在广州、上海都有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语也叫皮钦语，是中国人发英文“busine”['biznis]“商业”语词的讹音。
洋泾浜英语的特征，词汇基本上是英语的，语音和语义经过了汉语的改造，语法则是汉语的。例如：“我不能”说成是：My no can（英语是I can not），“两本书”说成是：two piece book（英语是two books）。当时上海话中有许多背英语单词的口诀，可以反映一些洋泾浜语的面貌：来是康姆，去是谷，二十四铜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诺，爷要发茶，娘要卖茶，自家兄弟勃拉茶。
洋泾浜语在功能上只用于口语交际，只有口头形式，没有书面形式；使用范围狭窄，主要是用于同外国人通商或其他有限的交际场合，没有人把它作为母语学习。
洋泾浜本是上海的一个地名，但是洋泾浜语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上许多通商口岸都有这种语言现象，只是国外的语言学家对中国的洋泾浜语很感兴趣，于是这个名称就流传开来了，为语言学界采用。至今“洋泾浜”在汉语中还有“学得不像”的意思。
洋泾浜语产生以后，它的命运主要由社会环境的变迁和社会交际的需要来决定。发展前途有两个：一是随着社会交际环境的变迁而消亡。比如我国解放以后，随着教育的普及，英语学习的推广，洋泾浜英语成为了历史而淘汰。二是在社会交际需要的推动下，发展成为克里奥尔语，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正式的交际工具。
2、克里奥尔语
洋泾浜语在社会交际需要的推动下，发展成为某一地区正式的交际工具，成为人们的母语，这时候洋泾浜语就转变成为克里奥耳语了。所以说，克里奥尔语就是母语化了的洋泾浜语。克里奥尔语的产生通常同殖民主义者的活动有关，殖民者原来从欧洲或美洲买来许多奴隶，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只好学习英语或法语，但是学的不像，成了洋泾浜。后来这些奴隶的子女也只好本着父母学习洋泾浜语，这样使洋泾浜不断地得到发展，逐渐地成了这个地区的正式的交际工具。比如广泛使用加勒比海地区的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美洲大陆一些地区的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就都是从洋泾浜语演变而来的。
“克里奥尔”本是法语混血儿的意思，它也是由两种或多种语言混杂而成的，但是克里奥尔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有了充足的词汇和语法手段，可以满足使用者的交际需要。有的还形成了书面语，广泛的运用于这种交际场合。比如广泛使用于新几内亚的一种克里奥尔语“新拉美尼亚语”，是一种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定型，有文字、文学、报纸、广播，还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用这种语言发言，使用人口三四十万。还有人认为，我国青海省的五屯话，也是一种混合语，以汉语为主，吸收许多藏语成分，形成既不是汉语又不是藏语的混合语，使用人口两千人。
当克里奥尔语和作为它的基础的那种语言并存于一个社会中的时候，如果基础语言的社会地位很高，说克里奥尔语的人可能根据基础语言不断地调整校正自己的克里奥尔语，这样久而久之就会使克里奥尔语向着基础语言的方向发展，结果使克里奥尔语和基础语越来越接近，最后使它成为基础语的一种变体。这种现象的过程称为“非克里奥尔化”。例如牙买加的克里奥尔语，主要成分来自英语，但是由于英语还是一直在当地使用，这样不少说克里奥尔语的人就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语言，使它越来越接近英语，最后就是这里的克里奥尔语非常接近英语，甚至被看成是英语的一种亚买家变体了。这样克里奥尔语经过非克里奥尔化，最后变成基础语言的一种变体。这种现象也可以说是语言转用的一种形式。
五、国际交际语和人工国际辅助语
1、国际交际语
在现代社会中，国际间的频繁交往是每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国际交往的发展，就有可能形成某种国际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这就是国际交际语。或者成为国际性语言。
现在真正的国际性语言还没有形成，将来哪一种语言成为国际性语言，大致上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使用人口多；二是使用地域广，发挥作用大；三是这种语言是世界各民族共同的第二语言。世界上有影响的语言中，汉语的使用人口最多，但是在另两个条件上还不能满足。现在最能满足上述条件的应该是英语，在使用人口上英语仅次于汉语，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是使用地区上分布最广的语言，在国际交往中，英语实际上起着共通语的作用。有四十几个国家把英语作为主要语言，还有几十个国家把英语作为通用语言使用，还有许多国家把它作为基础教育必修的外语。全世界出版的图示报刊英语的占总数的60%。
第二次社会界大战之后，联合国规定英、俄、法、汉、西班牙五种语言为联合国大会和各委员会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后来有规定阿拉伯语也是联合国大会和各委员会的正式工作语言。这种规定也大致反映了这些语言在当代国际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未来的国际交际语应该说有极大可能在这些语言中产生，英语是最有力的竞争者。
2、人工国际辅助语
从17世纪以来及不断有人从事国际通用的的人工语言的设计，希望通过这种人为设计的人工语言突破不同民族的语言交际的隔阂，这就是人工国际辅助语。比如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培根曾提出要为欧洲设计一套类似汉字这样表意文字，这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字符号。1629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曾设计了一套使用数字表达的符号系统，类似汉语使用的电报代码。1657年贝克提出了一种字母加数字的方案。从17世纪到19世纪出现了许多人工国际语的方案，据世界语者联盟主席前苏联的德雷所写的《世界共同语》一书统计，有290种之多。但是由于这些方案本身的缺点，大多数没有成功。
至今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人工国际辅助语方案是19世纪末波兰医生柴门霍夫提出来的。1887年它的“希望者博士”笔名自费出版了《第一书》，正式公布了他的人工国际语方案，开始叫做希望者博士国际语，我国后来沿用了日语意译的名称，叫世界语。
世界语以印欧语为基础，并加以简化而成，有28个音，分别用28个字母代表，语音和书写形式完全一样，只要学会了所有的字母发音，就可以读出任何一个词的读音，它的词汇来自罗曼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构词法主要由加缀法和复合法，语法只有16条规则，整齐简单，比较容易学习，一个语法形式表示一种语法意义。所以掌握各种母语的人多比较容易接受。
因为世界语有许多优点，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现在世界各地成立了很多世界语协会，世界语的爱好者不断增多，世界语国际组织和各地的协会用世界语出版杂志、读物，有的国家开设了世界语广播，有的国家学校里开设了世界语课。世界语的国际性组织是“世界语学会”，定期召开代表大会，宣传推广世界语，改进世界语的方案。所以世界语是人工国际辅助语中影响最大的。
（注：由于办公软件转换及其不稳定，导致文稿中的音标、图形和特殊符号等可能出现错误，故实际要以教师上课所用纸质讲稿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