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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情备忘录之中国之谜》中获得的思考
吾实言，看完这部影视资料后，毫无思绪，唯有一丝平常者都可能有的触动，而若要即谈思考，可以说是一头雾水，茫然无语。但这又是国情、国事，不仅仅是政府之务，亦为吾有志青年之事，且紧密相关，那其间之重要，则不言而喻，吾辈将为国家之接续，将做神州之主人，将负先贤之重托。也是每一中国公民之责。解读国情，无非是为着前进之路，以至不会偏颇入谷。而解读又无疑更密切于精英、领路人。我们，尤为常人（执行者）虽不必像他们那样兢兢业业、劳神苦思，也不能充耳不闻，毕竟我们不只是执行者，我们还是主人，如果主人没有一点意识的去做事，就很可能沦为奴隶（工具）。譬如，一家之长——父亲或其他人，如果不了解家情，妻子或其他人在里面搞什么也不清醒的话，那这个家庭就好比建立在泥泞上，而下面就不会那么坚实，一旦上面动静够大，陷入不复之地也就并非耸人听闻了，而当今现实中，尤其被事业、生计压着的人（养家之人），因不闻家内事、家里人而致家覆之例我也曾耳闻目睹过（经济与法周末版之恶魔邻居）一些。
我们（固然不止于受过或正在受高等教育的人，而这部分人是理所当然解读国情之人，尤以其中的有志有力的青年更甚。因为这些人及具成为精英、领路人的可能，也就有必要早作酝酿，毕竟在谈急中生智时，或许我们不宜忽视它的前提，没有凭空造就之物，没有从天而降之食。那么要生出智来，就有必要早作或看似无关的酝酿。毕竟刚入大学的人还不是那么明晰将来之路，而一旦当他成为如政府领导之类的领路人时，再来关心国情，固然勤能补拙，但毕竟会更可能有更多不必要的麻烦。自然也包括常人，如农民工等，是有了解国情的需要的，不必苛求去解读国情，但也不能浑浑噩噩，不了解或不愿了解自己祖国的人，大概也没有谈爱国的底气，理论上说是如此的，不过现实往往不是如此贴合，毕竟我们的生活中不乏或已经不乏这样的人了——高唱爱国心，干出匪夷事。若问理由在，不知答何宜？那么我们这代人以至下代人就有必要做出如此的表率和开拓——了解国情、解读国情、担负使命、完成使命。我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我们好比开路和铺路人，学习好比走前人开通的部分，创造好比继续开前人没开通的，因为生命在于接替，而这条路是永远也不能完全开通的，甚至包括人灭亡的那一刻，而我们就有必要努力开得更长，因为那里摆有也藏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当我们撒手后，我们的子孙，亦将沿着这条路，来到我们倒下的地方，拿起工具，继续开凿。固然能来到这里的人必定是有志有力的人、必定是勤奋的人，这里的范围毕竟有限，不可能容下所有的人，也不会在容下的人里显得那么拥挤，总要开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长的路，而这无疑需要先解决认识问题，因为有人曾说，中国人，伟大之处在于，一咬牙，什么奇迹都顾怜人间了。且不必计较此言语的标准性，说白了，就是认识问题的解决问题）是未来的花朵、是国家的希望。我们不能做糊涂的爱国者或虚伪的爱国人。所谓糊涂，就是看上去的爱国及其行为，其实所起的效用并不一定达到当初的目的，甚至起相反的作用。譬如，中非对峙过程中，关于黑客攻击或门前示威等行为，更有可能使事态升级，反而成为对方反驳的理由，至于这个主权问题，或许我们一开始就不该拿出来谈，更别说下黑手了。所谓虚伪的爱国人实则为倡导爱国而行不爱国事。譬如，一些所谓的专家忽悠，自然专家有他的目的，但他表达出来时，并不一定为我们看清楚。而这些，我又极不愿做过多的论述。因为我主要谈的是国情。在此仅作完了本文的引言。
现在，只谈谈我对我国国情的看法，而这主要来源于我对《国情备忘录之中国之谜》的一点思考，虽然我看了几多遍，但也终究只看出了些许眉目。尽管不是足够的准确、全面。
影视中所谓的中国之谜，说白晰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违背了西方所设计出来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更神秘的说法是在西方的一套套经济理论里，竟找不到一个可以为此现象辩护的理论，就难免让学习这些理论的人倍感费解甚至迷茫。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由此，从1993年开始，一批西方学者针对中国经济，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中国之谜。
1993年，罗纳德.麦金农提出了“中国之谜”，让他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奇特的金融状况：中国财政下降,中国政府打开印钞机，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未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在他看来，“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现象”是“中国之谜”（在此，我所能做得微不足道的解释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人口之多，以至人们常说的中国市场潜力之大。到今天，我们任习惯用潜力来形容，而经济取得大发展的今天，尽管富人是少数，我们也不妨如此来假设，有百分之十的中国人有能力并有意愿消费，那么需要的货币流通量就不是少数了，固然创造而供应的也不是少数了。只是中国市场发挥作用的同时，极有影响力的政府调控也在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的通胀也因此是缓慢的，不像西方的显得那么突然和措手不及。但是近来，中国人似乎也感觉到了市场经济下的物价的压力）。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的疑问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根据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各国的改革经验，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之后，经济大萧条将尾随而至。中国却出现了改革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的反例（诚如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认为的那样，中国的经济成就之所以超越苏联、东欧，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农村，这成为中国劳动力的源泉，在国有部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没有达到整体经济承受能力的底线之前，通过推行渐进式的变革，使大量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并不如苏联等的那么激烈和急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是从经济开始的，是从试点开始的，毕竟这样温和的、条理的行为是有极大回旋余地的）。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同样认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原本不可能获得今天如此大的成就（不是唯心论者都以为符合客观规律办事是绝对的真理，那么又何必要让行为一定去符合所谓的经典的、科学的理论呢？但事实上，有些非唯心论者已经这样思考了）。
这里引发我思考的是，以“中国之谜”的命题的提出，是不是一个好的词，用于此处，“中国之谜”或许更像一种神秘主义的学说。譬如，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们所倡导的那样。蒙上神秘的面纱，似乎也能触动甚至激起中国人的自豪感，（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代表了“中国模式”粉丝的情绪体验与观点表达——市场开放与政府推动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有人便开玩笑称，张维为教授的书，可以让老百姓多看看以增强民族自信）。但这绝不是中国人最终的归属。相反，是要搞清楚，透过这些疑问认清我们的现状，找到我们的路，解决这些疑问带来的现实的困难，切不可如佛家之不可言云儿等。更明确的说，我不认为这些问题很难解释甚或解决，也许是门外汉的原因，但我坚信的是这绝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样神秘以致难解甚至无解（黄亚生的《“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则试图对“中国模式”进行祛魅化，“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中国实行的是价格自由化、企业非公有化，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模式，中国也在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经济学家张维迎与黄亚生遥相呼应，同样认为不应迷信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撑高跳”是否完全参照西方的动作要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跳得很高（尽管腾空跳起的方式被某些人看来古怪、笨拙），但会存在什么“后遗症”，以及未来到底还能跳多高。确实，不要迷信中国之谜，像迷信绝对精神一样）。
沿着这条思路，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取得的成就（亦即他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浩如烟海，却找不到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理论，任何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套用都显得不伦不类。于是，新的词语出现了——中国之谜。这里所说中国之谜，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奇迹之谜。西方看我们是谜，我们看自己也是谜）在于中国人的努力，努力把握住了个相和共相的东西（基本找到了调和的点），个相在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必然离不开政治的***（如他们所言，改革开放把市场引进来，可政治仍在市场的领地内徘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伴随而来的便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建设观及其方法。共相在于中国走出了改革开放之路，也就是较为成功的借鉴了西方的市场经济，正如邓小平说的那样，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相反，资本主义亦可以搞计划经济——政府干预。譬如，韩国的五年计划。这就是共相的东西，但绝不能完全的照搬照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固有的国情，而这种国情更多的是要求我们顺其道而变、以进。阿根廷的困境恰恰是忽略了这一点，在经济建设方面，按照西方所设计的那样，结果也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经济的拉美化”。中国经济的成功（自然也不排除失误）则在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这绝不是套话或空谈。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它的科学性，但事实也证明着我们的不成熟（对国情把握得不够，以致失误不灭，困难尚存），这便是事物给我们的两面性。黄亚生等人也担忧如果过度神化“中国模式”可能导致拒绝深层次改革，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反对“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这一主流观点。同时我们的文化血缘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将西方经济学全盘照搬视作中国经济变革的金科玉律也需斟酌。既然在西方找不到合理的解释，那么就不妨在国情中找找。一方面，中国的特殊不仅仅在于他走哪一条路和怎么走路，还在于这条路上的东西，譬如下坡、弯道、泥泞、天气„„而且这些才是更本质和普遍的存在，但似乎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或许人们都向往并将目光投向结果，以及达到结果的独特的方式，因为他们觉得这种独特是足够理性和易被理解的，当独特方式不合理时，人们便有一种神秘感附之其上，而不问它大或符合了客观规律。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人们难以发现或不愿发现最普通的独特。譬如，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工业经济刚起步的英国。而这样的独特才是我认为的重要之所在。另一方面，西方的理论也不是一蹴而就、凭空造就的。在黄亚生等人看来，即便是那些镀金“普世价值”与“基本原则”的西方经济学原理，也仍在周而复始的否定之否定中摇摆和蜕变。换言之，这毕竟来源于长期的大量的工作（也包括大量的实践），那么就有必要再造出一套符合中国发展的理论了，因为历史反复的证明着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囊括宇宙。西方的那一套套也就不是绝对的了，但也不可否认它一定的功用。正如二十世纪的物理学革命一样，虽然推翻了牛顿的经典力学论，却也否定不了它在某些地方任然起到的功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中国之谜”的瑰丽在于，“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这里的不合理就仅是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出发的。如果现实中有了这样一套理论，那么符合它的实际也就不会被认为是荒唐的了。譬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满怀憧憬的同时，却也伴随着西方一些人的嘲笑。而这些在弗里德曼，这位对中国经济“情有独钟”的经济学家看来，“只要能够给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他就能够获得，或者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是我认可的，不必局限于理论的桎楛。只要管用，而管用又不得不依附一定的理论说教。譬如，中国搞市场经济时不得不遵守一定自由的原则。
既然如此，我们便不必执着于上面的困惑了，亦即有必要更多的从国情这一普遍存在中寻求答案、追溯缘由。人口多、底子薄，曾经是概括中国国情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但这句话现在已经远远不能描述出我国的基本国情。多年关注中国国情的学者胡鞍钢对自己的国家曾感慨道：“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研究国情就如同读一部天书，天天读，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也读得不是很懂，知之不多，也知之不深。因为中国太大、太复杂，它不仅每年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那么，到今天，我们的国情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以为其中有一定的暂时的静止状态。好比人，一个月他是如此，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里他依然长这样子。除非他死了，否则我们还是管他叫人。我所理解的现在的基本国情是，除了人均经济水平外，还有素质普遍低的问题。也就是说，物质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而这样的满足又是有限的，表现在非普遍的富裕上，也表现在非个人无限欲的满足上），精神开始或本身就是空虚的，这无疑会越来越突出，也就是人家说的，有些人仍以“穷人自居”，他们表达自己的情绪，却找不到根源。
寻求中国发展的缘由，说白了就是寻找到中国发展的动力。承上所言，人们曾经理解的中国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从这里的分析入手。人口多，换言之，人力资源丰富。（的确，也存在另一个常被谈及的问题，乘法和除法。也就说明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在工作，并赚取到了平均的额外；有些人则没有工作，或说没有赚取到平均的额外，而消耗掉了工作之所取。这里就存在着财富的多和少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生力体现——解放生产力。而仅仅是解放了生产力，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提高）生产力甚至可以说是被忽视了的。那么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动力就在于对中国人的努力地第二层理解——低端、廉价劳动力的财富的创造。那么，我们便寻找到了一直以来的发展的动力，总体看来，中国以劳动而非科学技术取得硕果。譬如印度。但我们的不同在于，我们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帜，贫富差距不如印度的那么不可收拾，尽管印度也是金砖四国之一。亦为上述对中国人的努力地第一层解释那样，把握住了共相和个相。当我们再和日本的发展比较时，也不难发现，日本的立足点是发展生产力，但这就符合他们的国情。我们却还达不到，以致最初时有被忽视了的嫌疑，亦如我之前的论述，要急中生智，该要有所酝酿。现在，当我们再次倡导人才强国时（符合现在的国情），却似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毕竟一般的群众不太配合或说还没有这种观念，尤以农民工为甚；而政府之一些行动者也似有得过且过之嫌。结果就很明显了，用一些人的说法是，同时，我们又有新的迷茫。挥洒着大红大紫色调的宏观背景，让你陌生又熟悉。大国正在富有，而有些人仍以“穷人自居”，他们表达自己的情绪，却找不到根源。，牢牢牵动民众喜怒哀乐神经的房地产，价格曾一路扶摇直上，在重拳调控下，才逐渐趋于理性。为什么房价调控难度这么大？（事实上，市场经济下的美国也存在如此的问题）。为什么伟大的改革并未产生伟大的企业？为什么高利贷愈来愈猖狂？（利的诱惑超过了良知，钱的效用超过了公平。我以为，若要以经济图社会之安康，实则非根本之法，但也不能忽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效用）„„
底子薄，即是我们的基础弱，分解开来就有可弥补的基础，譬如起步晚、可造化的基础，譬如人力多；先天缺损的基础，譬如资源贫、难以自握的基础，譬如日本的资源命脉。事实上，我们习惯了针对式的解决，即问题出现后，大概才意识到该做做诸葛亮了。人们都说搞发展要符合国情，却少有人谈及做事情要符合可能的国情。说的就是这种习惯。或许美国人比我们好的一点是，几十年前他们先辈做的事情（如控制日本、联合菲律宾、入驻阿富汗等）就很贴合现在他们做的或已经做好的事情（譬如，人们意识到的中国被美国包围了）。这更可能说明的是，不是巧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种思维。而思维发挥高尚的作用，在于高尚的思想的支配。到今天为止，底子薄还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唯一不同的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的钱袋是不太薄了，然而，一些意识好比意志的东西不如曾经厚了。换言之，曾经的一些薄底子被加厚了，现在又多出了一些好比曾经忽视了的薄底子。
现在多出来的薄底子或说迫切的问题，即是大家共识的经济转型问题。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直言实现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换言之，我们的动力来自哪？又将来自哪？一度的共识是，复兴的动力来自经济，经济的动力来自劳动力（苦力）。而现在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复兴的动力来自经济，经济的动力来自科技（人才）。就这个问题，我以为，我们的国情是普遍的素质低，也就是新加进的国情。不是批判或打击，只是我的一个认识。普遍的素质低包括两个方面，道德和能力（科技）。现在，人们普遍强调的是科技强国，或政府更重视的如此。那么我们再看看日本的发展，他们怎么做到的科技强国。他们总不是一开始就教育他们的未来花朵科技学识吧，而关于品德方面的一开始就成为他们教育的基础，成为他们的共识（自然自觉）的东西，譬如爱国。我们做得更多的是学非养。譬如，当大部分人都做坏事时，突然有少部分人在这里倡导或做好事，自然成了不自然（异样）。道德的素质是骨子里的东西，或说是信仰。中国人共同的认识是先苦后甜，这本身无错，但用到实际就不一定了，由于在某些人那里一直以来缺失的道德信仰，当财富积攒到超过他们以前习惯的程度时，他们便不再坚信苦了，进而可能无节制的甜——挥霍。譬如暴发户。没有的时候只能苦，并以会甜来安慰，固然好，那甜了又该以什么来安慰呢？慈善还是挥霍。我们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走过一生究竟想留下什么、带走什么？名、钱还是„„我的信仰是，带走回忆，留下记忆。回忆随我完全的消失而消失，记忆随人的不必要而渐亡。但更可怕的是我们已经成形的人缺失了这样的意识，总以为高尚的遥远、伟大的空恋。
能力的低现在又出现了两种情况，曾经的厚——意志力（体魄）正逐渐消殆，曾经的薄——普遍智慧也逐渐被浮躁（满足丧失理性）所取代。精神的作用来源于对道德的坚定，能力则以之为基石。这便是我对我国国情的一点解读，而这样的解读是完全可以在《国情备忘录之中国之谜》中找到模型的。
现在也是该进入本文的结语的时候了。
承上所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跳得很高（尽管腾空跳起的方式被某些人看来古怪、笨拙），但会存在什么“后遗症”，以及未来到底还能跳多高。诚然，我们都渴望国富民强，但少有人说民富国强，这大概就是中国人的思路。但国富民强只是目标，至于怎样转化为现实却成了个不小的问题，而这样的工作又离不开对国情的解读。有人认为，“自主创富是不是最终谜底？国富的外壳再坚硬，里面隐藏的也是一个个脆弱而敏感的人，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希望过上好日子，这才是国富的终极目标，即藏富于民。有无数个路径通向“藏富于民”，如体制变革、法治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回归、对外开放，它们将“藏富于民”从纸上政策层面深入到现实层面。所有要素，归根到底不外乎自主，它才是中国奇迹之谜的最终谜底。漫长的时间经络不断分化、拔节和抽芽，有选择、传承与背叛，所有时光之尺的衡量标准，都逃不过“自主”两个字。不管国富民富，不管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的发展，皆基于民众自主创造。”那么，我们想的富是什么，强是什么？即强什么，富什么？首先是道德，至少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固然，这里存在着一个可塑性的问题，小孩的可塑性自然强于我们，可又是我们在塑他们，不管是直接的教还是间接地给他们模仿，毕竟这样的社会是我们造就的。那么就像日本人那样，首先是我们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我们的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同理，树一个社会大概也就要这么久了。亦即今天的日本社会已大异于明治维新时的社会。那么，我们意识到了就有必要将目光放在儿童教育上。我的观点是，教育不是谋生的目的，虽然是谋生的工具，但绝不是我们谋生的信仰。事实上，没有意识到的一般的人们不是这么做的。也就是我的坚定认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搞教育，虽然每个人都在搞教育，尤为儿童教育，因为我们总有好为人师的（潜）意识。而尤其在对待儿童教育的问题上，我想人们或多或少会觉得这是教师们的事，甚至连自己的孩子也扔给了别人。但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胸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而广之，教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才是我所认为的我们的国富民强的出路。
用这段话来形容就是，“在一片灰蒙蒙的天空中，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得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摆脱一切，独自浮现在天际，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卢森堡《狱中书简》）。
前行的路还很长，正如2003年，任仲夷表示的那样，中国改革仍未过大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要以为这是杞人忧天，也许死亡就在明天，但今天的事就是留下该留下的，而不是花掉该花掉的。同样，这种酝酿也不要过于负担化。的确，张维为教授的书，可以让老百姓多看看以增强民族自信。但我们还需要稍作修缮，谈国情，不是要将其神秘化来达到增强民族自信和自豪的最后目的。
2012-05-04于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