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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当代文学
十七年文学时期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当代文学的基本阐释
一、当代文学的内涵、特性及形成：
1、1985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
“二十世纪文学”——打通现代与当代（整体性）
2、1988年《上海文学》——重写文学史——陈思和，洪子诚，王庆生等人《中国当代文学》
二、文学史的问题：
1、“当代不宜写史”——王瑶
2、“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西方文学观念
3、“文学史，首先是历史，然后才是文学”（当代学人的观念）
三、涵义及特性：当代文学概念最早提出在50年代后期，它特指1949年以后到现在的中国文学，概念提出的动机是给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命名。
中国新文学的整体性问题：
中国传统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
A、历史的传承
B、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杂糅
C、“现代转型”——当代文学的现代性
中国当代文学的划分：
第一阶段：1949——1966（“十七”年文学）
第二阶段：1966——1976（“*”文学）
第三阶段：1976——1989（新时期或80年代文学）
第四阶段：1990——2000（90年代文学）
特性：中国当代文学阶段行特征
1、文学与政治：
强调政治功利到社会功利
“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十七年时期）——“为政治服务”（主要是在“*”时期）到——“为社会主义服务”
“两结合”“一元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多样化多元化的发展）
当代文学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当代性和整体性。
四、当代文学的形成——共和国文学范式的形成40年代的文学界：
A：政治变革带来文学的转折，出现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等不同区域的文学特征。
B：自由主义作家的命运：
C：左翼文学对文学的规范：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第一次文代会）
第二节、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第一次文代会、第二次文代会
一、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2日—19日，北平）
1、全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2、总报告：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3、中心议题 ：文艺队伍的团结与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
解放区（延安）→左翼作家→文学风格：明朗的、歌颂的→反映民间大众意识
国统区（重庆、上海）→民主主义作家→文学风格：悲凉、阴郁、讽刺、揭露→反映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
4、意义：①实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队伍的大会师；
②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与经验，确定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
④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二、第二次文代会
（1953年9月23日—10月6日，北京）
1、背景：
①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
②文学艺术内部的变革
a.作家文艺队伍发生大的变化，出现了作家、作家群的大规模更替和位置上的转移；
一部分作家文学写作的“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如沈从文、朱光潜、废名、萧乾、师陀、李健吾、穆旦、郑敏；
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新的文学规范的距离和冲突，或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或呼应“时代”的号召，适应、追赶形势；现代作家至此存在着广泛的自我反省行为；
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在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作家，成为创作的主力。b.庸俗化、机械化地理解与政治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概念化的创作倾向
2、中心议题
①总结经验教训，以创作问题为中心议题，鼓励作家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确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文艺的新任务；提出进一步学习掌握社会义现实主义的方法；
②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文艺创作的方法和文艺批评的准则；
③把塑造新英雄人物形象确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
三、频繁的批判运动
一、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批判的焦点：
A：批判电影的历史违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B：批判影片宣扬的阶级投降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
C：批判影片对中国农民战争的否定，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批判内容：
1、认为俞平伯以自然主义的唯心观点分析和评论《红楼梦》。
2、形式主义地理解《红楼梦》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以模仿性代替了作品的独创性。
3、以考证代替科学的分析，而且有时不免流于烦琐
三、胡风集团的批判（1955年）
胡风文艺思想：
（1）：主观战斗精神：认为“主观战斗精神”来源于“生活的深入和胸怀的扩大”，来源于“作家的献身的意志和仁爱的胸怀”。
（2）：“写真实论”：真实的生活写照——不断揭示民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真实的体验传达——高扬“主观战斗精神”。
（3）：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认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以弥补作家世界观上的缺陷。
（4）关于民族形式问题：强调吸收外来文艺和外来形式。
三、胡风集团冤案
——参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四：文艺界的反右（1957年）
1957年春，中共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形势陡然一变，中共发动了反右派运动。
6月18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从1957年的6月至9月，中国作协党组连续举行了25次扩大会议，从丁玲、陈企霞对1954年检查《文艺报》不满的所谓“反党”行为开始，进而指责冯雪峰1936年从延安到上海后与鲁迅、胡风的合作，“造成了革命文艺事业的分裂 ”，进而延及诗界的艾青、美术界的江丰，戏剧界的吴祖光等一批党内的老艺术家，都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
这场斗争以周扬的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作结。
《文艺报》1958年第二期开辟专栏，对1942年在延安批判过的一批文章（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以及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进行“再批判”
五、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1963——1964）
（一）、批示出台的背景：
1：毛对政治形式的错误估计，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
2：文艺再次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突破口，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文艺思潮和文艺运动急剧地向左转。
（二）、毛泽东的两个批示：
63年的批示：1963年12月12日，毛在一份关于柯庆施在上海搞故事会活动的汇报材料上批示：
1、“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认输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2、“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
3、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64年的批示： 1964年6月27日，毛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
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4、1963——1966的一系列大批判：
A：“有鬼无害论”：这是繁星（廖沫沙）为《李慧娘》“作护法”的一篇短文 中提出。
B：是“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 中提出）
C：“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
六、“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记要”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纠合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于4月10日由中央批发全国。《纪要》内容：
一、文艺黑线论：理论黑、作品黑、队伍黑。
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反火药味”论，“离经叛道”论和“时代精神回合”论。
作品黑：“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队伍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的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或者“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挡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
革命“样板戏”：
《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等8个剧目，二、唯心主义理论（p20,p21）
“根本任务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英雄人物
“三陪衬”：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反面人物要反衬正面人物；
所有正面人物之中，一般人物要烘托、陪衬英雄人物；
在所有英雄人物之中，非主要人物要烘托、陪衬主要英雄人物。
“主题先行论”是指：“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必须要打到。”
四、文艺政策的调整一、五十年代：“双百方针”：
毛泽东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二、“双百”方针的影响：
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三个突破：
1、敢于大胆正视人民内部矛盾，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突破了“无冲突”论的禁锢。其代表作有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等
2、突破了人民内部不适用讽刺这一文学手段的囿见。体现这一突破的作品，有巴人的《况钟的笔》、秦似的《比大和比小》
3、突破了回避描写爱情或爱情不能作为作品题材的禁区。这一方面的作品有宗璞的《红豆》、李威仑的《爱情》、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刘绍棠的《西苑草》等。
三、六十年代文艺政策的调整：
1、新侨会议：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座谈会，周恩来到会作《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强调要“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要改变动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五字登科”的作法。
2、广州会议：1962年3月，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到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也于3月6日作了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进步和作出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些讲话标志着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正酝酿着一个重大转变。
3、大连会议：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主持会议。会议的目的在于纠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上的浮夸思想和人物形象上的单一化。邵荃麟在总结发言中，对文艺现状进行了分析，正式提出了“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
文学理论论争
1、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写真实”——“主观唯心主义”——“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深化”（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对中国现实主义的影响）
2、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争：“人情、人性是优秀作品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右派”（反修斗争）
3、关于人物塑造的论争：“新的人物”——“各种模范、英雄人物”——“热情歌颂表扬”——“重点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中间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