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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城历史文化
淹城的最早历史文字记载是东汉袁康的《越绝书·吴地传》：“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常武地区，在春秋时称延陵，至汉改曰毗陵，春秋时期为吴王寿梦四子季札的封邑。北宋《太平寰宇记》云：“常州府春秋时为吴国内地。”《史记》云：“吴公子季札所据，是为延陵之邑，吴为越所灭复属越，到战国时越为楚所灭复属楚，故《越绝书》谓之‘淹君城’”。清代的《读史方舆纪要》云：“淹城，在(常州)府东南二十里，其城三重，壕堑深宽，周广十五里。”除此之外，常武地区的一些地方志亦有零星的记载，如宋《咸淳毗陵志》云：“淹城在阳湖延政乡”等。进行研究
淹城已经历了2500余个春秋，尽管东汉以来对其不断有记述，但真正对淹城进行研究，只有近70年的历史。1935年，卫聚贤、陈志良等考古学者首次对淹城进行了实地调查，确认淹城为一处古代居民的活动遗存，并发表了《淹城访古记》一文，使藏于深闺的淹城重为世人所知，并引起了青铜器学术界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内城河出土了3条独木舟和一批青铜器、几何印纹陶器。这批文物的出土，首次展示了淹城遗址独特的文化面貌和内涵，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这批重要文物的出土，显示着淹城本身的地位非同一般。当时，随着江南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文化面貌不断得到揭示以及吴文化研究的深入，淹城成为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纷纷勘察淹城，发表了不少论著。1986年5月至1991年8月，江苏省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对淹城进行了为时6年的考古发掘，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积累了一批珍贵的考古资料，为全面研究淹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