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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三题
尉天骄
素质教育是目前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话题。然而，正如哲学家所说的“熟知非真知”，天天谈论的也许恰恰是了解得很不够的问题，思维的趋易性妨碍了对问题的深入研究，从而也就会妨碍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以下将结合几个具体问题，谈谈对素质教育的认识，希望能有助于理论上的探讨。
一、素质教育与“做人”的教育
目前高教界讲到素质教育，往往与传统的教育理念进行对照。通常的说法是，传统教育注重知识的传授，最多再加上能力的培养，但这些还只是教人“求知”、“做事”，却忽略了“做人”方面的教育；素质教育就是针对传统教育的这一缺陷而来的。因此，一位教育专家把素质教育简缩为“使学生学会‘做人’的教育。”这是一句通俗而又深刻的理论概括。我们常常说，大学生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其本职工作范围内，“才”（专业技能、才干）的显现机会当然非常多，但在校园里和社会上，最先、最多表现出来的还是“人”（良好的社会公民和集体成员）的品质。“要成才，先成人”是一个规律。“做人”，固然有先天遗传的因素，而后天的培育更为重要。比起“求知”和“做事”，“做人”的教育，任务更重，内容更丰富。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做人”往往会从某一个角度进行理解。一是把“做人”限定为政治的信念、信仰，即通常所说的“红”。应当肯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但不是惟一的。有些大学生宿舍卫生状况不佳，很显然就不是个政治信念问题，而是文明习惯的问题。常见的第二种观点是把“做人”局限于基本道德，如是否诚实、本分、正派等。应当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大学生，基本品德不错，可惜一些日常的行为、举止与其身份不符。还有第三观点，把“做人”理解为一种“古典模式”，所谓谦谦君子，谨小慎微。这种“做人”的方式虽然也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过于收敛、缺乏进取精神却是与时代精神不一致的。由此看来，在当前，“做人”的含义不仅有新的指向，而且还应当包含更多的内容。最直观的是，“做人”与知识有关。大学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知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做人”的品位。这里所说的知识，主要还不是指专业知识（因为那是在“才”的范围之内），也不是指目前非常被人重视的计算机知识和外语知识（这当然也很重要），而是指专业以外的“通识”。目前的高等教育属于专业教育。这是无可非议的。不管我们多么羡慕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多才多艺和学术渊博方面的巨人”（恩格斯语），但毕竟时代不同，那已经成为一个“永不复返的阶段”（马克思语）了。科学的发展、社会的分工决定了现代人已不可能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正因为如此，又特别显出普通知识的重要，否则，即使在知识人之间也将不可能进行文化对话。而现实情况是，过于狭隘的专业教育使人养成了非常功利的知识观，专业以外，百不经意，尤其轻视“没用”的人文知识，其结果是造成了“通识”的贫乏。例如媒体刊登过的，几个宿舍的大学生都不会写“钥匙”，有的大学生不知道科索沃与南联盟是什么关系，不知道清华大学校训中的“厚德载物”为何义，甚至在烟台发生海轮遇难事件时，搞不清楚烟台和大连的地理位置。无论是那一个专业的学生，这种“通识”上的贫乏，对其个人交往和工作都将会有不良影响。
进一步看，“做人”还与能力有关。这里主要指的是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有的学生在生人、众人面前不敢说话，不会说话，有的甚至连回答老师的提问都胆怯、羞涩。相当多的大学生遇到问题、困难，不知道以什么途径和方式与他人沟通、交流，不知道怎样寻求解决的办法。学者们特别指出，一些青年过分沉湎于网上虚拟世界，有时恰恰是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缺乏交往能力。华裔美国科学家、微软中国研究院原院长李开复对我国的青年大学生说过一段话：“表达和沟通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不论你做出了怎样优秀的工作，不会表达，无法让更多的人去分享，那就几乎等于白做。所以，在学习阶段，你不可以只生活在一个人的世界中，而应当尽量学会与各类人交往和沟通，主动表达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和意见，甚至在公众集会时发表演讲，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他还进一步指出，表达能力不只是“口才”，还包括非语言表达方式，如人的仪表、举止、语气、声调和表情等。“„„从这些方面，人们可以更直观、更形象地判断你为人、做事的能力，看出你的自信和热情。”[2]李开复主要还是着眼于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如果从一个人终身的长远发展来看，更是如此。信息时代，靠大学里学的东西远远不够，大量的知识和经验要在实践中继续学习。但是，离开了学校，学要靠自己。一个不能主动与人打交道的人，或者是一个不能很好地融入群体之中的人，又怎么能做到有效的学习呢？因此可以说，大学生的言谈、举止作为“做人”的基本内容，不仅影响到他毕业后的工作，也会影响到他今后的发展。
再进一步看，“做人”与内在品格有更深层的联系。作为用人单位，无论是企业、学校，还是政府机关，都希望其成员要热爱本单位（本校、本厂、本部门），能敬业、乐群、遵时、守信。教育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这样一条规律：一个学生，在学校里热爱母校，走上社会往往能热爱所在的单位；在学校能跟同学友好相处，以后跟同事才会有融洽的关系。反过来，一个学生，对自己的母校、老师毫无情感，工作以后对单位、领导、同事也很难满腔热忱。学校的学习成绩固然不能等同于今后的工作成绩，但从在校的学习精神却大致可以看到今后的工作态度，在学习上不肯投入的，今后在工作上也很难敬业、负责。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如果说能力是获取知识的保证，那么素质就是能力的基础。人的素质好像连通器里的水，体现在哪个方面都是相同的高度。可见在学校初步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品格乃是为“做人”打好底色。
这些方面的素质教育，是谁的责任？从理想的角度看，这些素质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该着力培养。而现实情况是，从小学到中学还无法摆脱应试教育的模式，全面素质教育还只是一种理想，这就把问题像“滚雪球”一样滚下来了。因此，大学实际上处于无可推脱的地位。从大学的教育途径来看，关于大学生政治信念的培养，有政治理论课；关于品德修养，也有专门的课程。而日常文明素质，在大学里虽没有相应的课程却并不意味着对此放弃责任。一个人的日常文明素质，是属于“嵌入式”的，即它分布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之中，不是通过一段系统的课程学习就可以成功的，事实上也不一定需要开设专门的课程。只要正视这个问题，强调在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都渗透“做人”的教育，大学生基本文明素质的提高是可以收到良好效果的。
二、素质教育与精英教育
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占适龄人数的比例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教育阶段。目前，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计算结果不尽相同，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来看，有些教育发达的省份，已经接近或达到大众教育阶段。但就全国情况看，现阶段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全日制大学教育）仍然属于精英教育。从全社会对高考的重视即可看出老师和家长渴望学生成为“精英”的心态。在这种社会大氛围下，高校也都希望自己的毕业生成为社会的“精英”人物。在开展素质教育时，有的大学就提出，要反思自己学校为什么出的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多而“将帅”却不多。这种心态其实不限于某一个学校。关于这个问题的追问可以有两个向度：一是总结学校在教育方面的薄弱之处，特别是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存在哪些局限，以至阻碍了他们的发展，影响了他们担任高层次的领导职务。二是把培养高层领导者视为最能体现办学水平的标志和学校的骄傲。前一个取向是深刻、有远见的，而后一个取向就未免有违素质教育的初衷。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下的教育，主要就是“为做官”的教育。“西学”输入后的学校教育，主要是“为做事”的教育，但狭隘的科技教育仍有着较强的功利色彩（所谓“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在现实的发展中又受到传统文化中“官本位”的影响，因而上大学为了好工作、高报酬、高地位的思想并不鲜见。前段时间，媒体上报道过武汉一位中学生的作文《二十年后回母校》，作者想象到，“我”毕业于名牌大学，当了大官，坐着小汽车回母校，当年的校长、老师、同学一个个对“我”毕恭毕敬。还有湖南一位中学教师在论文中公开说，就是要告诉学生，读书就是为了上大学，当官，赚钱，娶漂亮的老婆„„媒体上曾为此展开热烈讨论，有不少人赞成这些说法，认为他们勇敢地说出了大家心中的真实思想。尽管这些话题来自中学，但明显可以看出大学教育在社会群众心目中的性质。本文不可能在此剖析其中的复杂原因，但明显的事实是，这种观念造成了当前大学校园中人文精神的淡漠。人文素质教育正是针对这一弊端而提出的，怎么能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上去呢？
大学希望自己的毕业生在社会上能成为各项事业的带头人，这种理想、志气、责任感当然非常可贵。但是，“精英”不等于高职高位。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单位里，“官”总是需要的，然而，“官”的职数也总是有限。“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从理想上看，对青年不失为豪迈的激励。但是从结果看，能当上将帅的士兵却是百不挑一，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当士兵。而且，现代社会的情况更为复杂。青年走上社会，除了通常以文凭、证书等“硬件”所标明的“知识资本”之外，还有许多无形的“文化资本”、“信息资本”、“社会资本”也在起作用。竞争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最后形成总的结果。即使在学校成绩优异，表现突出，也并非将来一定能拥有指挥权。社会的规律就是如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有的大学生走上社会后常有“理想幻灭”的失落感，固然有社会环境的原因，但恐怕也与自视甚高的“精英”心态有关。
其实，从本质上看，“精英”的关键在于责任意识而不在于官职地位，在于奉献社会而不在于傲然于民众之上。古人所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普通地位而有精英意识。这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而目前有人把“精英意识”理解为要高人一等，把个人置于他人、民众、社会之上、之外。稍有不顺，即埋怨条件和环境，却没有想到检查自己。这是曲解了精英的真正含义。今天的大学教育，仍然要坚持积极的人生职责教育，对青年学生宣传“走在社会前端”的精神，自觉担当起时代的重任。这是从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来看的。从现代社会要求来看，更需要以开放的心态看待“精英”。高效率的社会需要高度的协同、配合，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会影响全局。“士兵”素质高，在整体范围内也是精英。从实际工作中看，“强将”固不易求，“精兵”也并非随处可得。如果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成员个个都是好的被领导者，勤奋，敬业，团结合作，能力又强，这个单位（部门）的工作就特别能出成绩。如果一所高校，培养的毕业生绝大多数成为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是出类拔萃的，同样的工作往往比别人干得好，这就是学校教育事业的成功。并不一定在于该校出了多少官员。
当然，在一个机制正常的环境中，高素质的“士兵”更容易有当“将帅”的机会。但这是社会选择的结果，不是个人刻意追求的问题。众所周知，英国的牛津、剑桥，出了很多大政治家，但作为学校的培养目标却是“君子人”。美国的哈佛大学，先后出了六位总统，一位基辛格博士，还有数以百计的参众议员和大法官，以及当代美国500家大财团的2/3的决策者，另有大量的外国政要出自哈佛，因此被公认为全球性精英摇篮。但其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斯多德为友，更重要的是与真理为友”。[3]注重的是提升品格，追求真理。这种教育思想有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因此，作为素质教育，对学生应当强调的是，提高素质首先是为了做一个良好的甚至是杰出的工作者，而并非仅仅是为了追求日后的高升。
三、素质教育与文科知识教育
在人才的各种素质之中，文化素质是基础，因此，原国家教委提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全面推进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切入点。文化素质教育分为科学素质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在理工科院校，文化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以下把文化素质教育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统称为文科知识。前面说过，像素质中的禀赋、性格等因素，先天的成分较大，而像气质、修养、能力等主要是后天培育的成果，是知识的内化和升华而形成素质。知识固然不等于素质，但没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做基础，文化素质的提高也将流于空泛。因此，在开展素质教育（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时，很多学校开设了一些文科选修课，讲授一些文科知识，唤起了大学生的兴趣，对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作为施教者，不能满足于此。因为，在1995年原国家教委提出开展文化素质教育之前，高校一般都没有在全校范围内开设这类选修课，因此人文素质选修课的开设背景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从零开始”的任何一笔都是容易见效果的，只不过这是“有胜于无”的效果。学生的兴趣是出于渴求知识的心情。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传统的、粗放式的教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但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学生的人文素质在不断提高，这就促使人文素质教育必须进一步探索更为有效的教学途径和方法。[4]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因材施教”。此处所说的“因材施教”不是说教学要考虑到每个学生的个别情况（作为大面积的选修课，很难做到这一点），而是指面向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应当与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文科教育有区别。
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文科教育，注重知识、理论的广泛性和系统性，目的在于培养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人员和文科教师。而理工科大学的学生接受人文素质教育，尽管也多是从学习文科知识开始，但主要目的不在于获得系统的学问，也不是学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海侃神聊的话题，而是在一定知识积累的基础上熏陶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简单地说，“知”是为了“行”。这就是教学的基本目标。为达此目标，笔者认为，理工科大学人文素质选修课的教学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教学内容应注重宏观性和精髓性
文科知识浩如烟海，理工科大学生没时间也没必要掌握那些精深、细致的内容，他们需要了解的是基本的“轮廓”和传神的“眼睛”，并从中领悟该学科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观念。对他们来说，“见林”比“见木”更重要。因此，把学科知识划分过细而形成的课程，实践证明并不太适合理工科大学生，而“概览（观）”、“概论”之类课程，如果真正是简明扼要而不是枯燥干瘪，是高屋建瓴而不是流于空泛，那将是非常有用的。至于一些静态知识，如学科
历史、不同流派和见解、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等，则宜简略或删去，不求知识的面面俱到、环环紧扣，特别不必细说枝叶。
2．教学过程中要努力唤起兴趣，培养能力
任何一门课程，从教师的角度看都有很丰富的内容可讲。但假如不能唤起学生的兴趣，教得越多可能越不讨好，甚至可能使学生长期厌恶这门课程乃至这个学科。而且，即使是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也只能做到引导入门，提供钥匙，有助于学生今后的自学。以文学为例，中外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作品不可能在教学中一一讲解。但对于那些确实喜爱文学的学生，最好给他们提供一个线索，使其养成文学的眼光，能辨别精粗雅俗，在课程结束以后乃至在离开学校以后，能够自己去阅读和欣赏喜爱的文学作品，终生从优秀文学作品中汲取人生的营养。
3．在通识教育中保持学术性内核
“兴趣”与“趣味性”有联系，但不是等同的。建立在趣味性上的兴趣，多是不稳定的，而被学科知识精髓激发起来的兴趣才是真正能持久的兴趣。因此，学术性不仅是专业教学的基础，同样也应当成为通识教育的内核。对文科选修课教学质量的衡量，要注重其学术上的“含金量”，不能仅看表面的效果。满堂笑声可能是会心的爆发，也可能是浮面的逗乐。从根本上说，学生要获得的不仅仅是课堂上的开心，更需要的是精神的充实，心灵的陶冶。这里就有一个矛盾：既要保持学术性，又不能照搬综合性大学文科教学的做法。这实际上也是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识教育要与学术研究相结合，教师先要有提炼精华，以简驭繁的功力；同时，又要研究教学方法和技巧，追求深入浅出，在学术性与通俗性（生动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这也是需要付出辛勤劳动、努力探索的。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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