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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
——来自重庆的经验实证（下）
姜松 吴卫红 曹峥林
2012-04-25 11:02:43
来源：《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2年第4期
（4）方差分解。一般说来，时间序列的预测的误差方差是自身扰动项和系统中其他变量共同作用、影响的结果。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技术就是将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成系统中各个变量变动的贡献程度，通过比较不同变量对预测误差方差的贡献率大小，就可以估算出各个变量的重要程度。
因此，本文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之上，运用方差分解技术对城乡统筹度的预测误差方差进行分解，以此来衡量财政支农、农业投资及农业贷款的冲击对城乡统筹度变动的相对重要性。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首先运用Dickey和Fuller（1981）、Phillips和Perron（1988）提出的ADF检验法和PP检验法分别对数据的单位根进行检验，对于非平稳序列进行差分处理，使之成为平稳序列。检验结果如表2。由结果可知，CRDt、ACZt、AINt、ADKt等指标都是非平稳序列，在此，本文采用差分法对其进行变换，DCRDt、DACZt、DAINt、DADKt分别表示一阶差分。由表中的数据可知，经过处理的数据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说明变量已成为平稳序列。
由于要运用VAR模型进行分析，还必须确保VAR模型在整体上必须是平稳的，因此需要进一步验证VAR模型的特征根。由图2可以看出，CRDt、ACZt、AINt、ADKt等序列组成的VAR模型存在大于1的特征根，是一个非平稳系统。基于此，就需对CRDt、ACZt、AINt、ADKt等序列的协整关系做进一步检验。
（二）JJ协整检验
由表2可知，CRDt、ACZt、AINt、ADKt等四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即CRDt-I（1）、ACZt-I（1）、AINt-I（1）、ADKt-I（1）。因此，可利用JJ检验来确定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均衡机制。由于Johansen检验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一种多重检验方法，因此在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VAR模型滞后期，本文运用E-VIEWS 6.0中的Lag Structure功能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从LR、FPE、AIC、SC、HQ等五个统计量中我们可以确定CRDt、ACZt、AINt、ADKt等变量组成的VAR模型的滞后期为1。在此基础上，运用JJ检验法来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
由结果可知，在1985—2009年CRDt、ACZt、AINt、ADKt等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或者内在均衡机制。根据VAR模型可得均衡向量如下：
（12）式表明城乡统筹度（CRDt）、财政支农（ACZt）、农业投资（AINt）、农业贷款（ADKt）之间存在内在均衡机制，由于在协整回归时对各变量取对数形式，因此影响系数也即为弹性。所以由上式可知，财政支农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弹性为负，制约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化。这主要是因为财政支农效应在1985—2009年期间，并没有发挥出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农业繁荣的效应，因而也对城乡统筹度成效并不显著。这也印证了：虽然财政收入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且增速达到年均38.74%，但用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费用、农业科技费用、农业挖潜改造资金、农村社会救济费同庞大的财政资金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制约了其功能的发挥，这也是为什么财政支农与统筹城乡发展呈负相关的原因。因此，应加大财政支农力度，逐步实现财政支农由“外生化”向“内生化”转变，发挥财政支农效应，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而农业投资（AINt）、农业贷款（ADKt）等对城乡统筹度（CRDt）具有正向效应，且其弹性为0.047、0.026，即随着农业投资、农业贷款额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统筹度将增加0.047%、0.026%。
（三）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了不同结构冲击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JJ检验不能说明关系强度的缺陷。城乡统筹度（CRDt）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由结果可知，城乡统筹度（CRDt）自身的变动对其自身的贡献率一开始较为显著，但随着滞后期的不断增加，其贡献率逐步递减。财政支农（ACZt）、农业投资（AINt）对城乡统筹度（CRDt）的贡献率是一个逐步递增的过程，两者在滞后10期后达到最大，贡献率分别为14.6%、40.51%。财政支农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是递增趋势的结论，似乎与上面协整关系中提到的结论有点背道而驰，但其实不然。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更好地说明了重庆市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薄弱，绩效较差，限制了财政支农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效应发挥。而农业贷款对城乡统筹度的贡献率从滞后2期开始增长较快，从第5期开始始终维持在11.3%-11.8%，说明随着时间推移，农业贷款已转化为资本积累，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效应趋于稳定。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理论上讲，财政支农、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对“三农”发展施以外力，形成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本积累，从而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证结果却表明，财政支农与城乡统筹发展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并没有起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作用，并没有达到政策的预期效应。由方差分解结果可知，财政支农对城乡统筹度的发展效应是逐步增强的过程，这不但没有否认政策初衷，反而进一步印证了现阶段财政支农资金比例占有小、结构失衡制约财政支农资金效应发挥的这一既定事实。而农业投资、农业贷款等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农业投资对城乡统筹度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主要说明，随着重庆市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金融业发展迅速，服务能力逐步增强，涉农贷款总量不断增加，为“三农”发展提供多层次、宽渠道、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金融支农效应，促进农业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助力城乡统筹发展力度较大。同时，重庆市金融机构积极适应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新变化，不断加快金融服务创新，有力地支持了统筹城乡发展。如重庆市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及林权抵押融资为突破口而进行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整合农业发展资金及补助资金，建立农业贷款风险基金池、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重点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积极推进村镇银行、民营担保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立等。这些举措的实施无疑推进了农村的经济金融发展，使农业投资、农业贷款的效应不断增强，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二）政策建议
（1）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力度，优化财政支农结构。针对现阶段重庆市财政支农对城乡统筹发展效应不显著问题，在今后的政策制定中，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增加财政支农规模，确保其与农业发展同步，逐步建立财政支农的长效机制。同时，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将以往的“输血式”支农向“造血式”支农转变，重点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环境保护、农民变市民后的社会保障、针对农民变市民的廉租房规划建设、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劳动力培训等。在财政资金的空间布局上合理安排，加大对库区和“渝东南翼”等地贫困区县建设和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使城乡居民得到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逐步增强财政支农资金运作效率与绩效，以此扭转财政支农由于资金投入薄弱而对城乡统筹度的负向效应，不断助力城乡统筹发展。
（2）继续加大农业投资力度，实现农业内生化崛起。由于农业投资对城乡统筹度存在显著正向效应，因此应不断加大农业投资力度，扭转长期以来依靠“三农”发展积累搞“两化”的发展路径，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协调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不断加大对农民的投资力度，提高农民专业技术技能，不断减少技术采用成本，加快新型农民培育进程。同时，加大对农业科研投资力度，推动农业知识成果转化，形成“产研学”一条龙，不断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农业内生化崛起，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此外，还应不断创新农业投融资体制模式，以保证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3）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要进一步加大金融体制创新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贷资金支持，培育农村金融竞争主体，完善金融竞争机制，化解农村资金“真空”困境，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在社会效益目标优先、保本微利的原则下，建立信贷资产质量保障机制，做好信贷评审，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探索参股信用联社，通过金融工具，扩大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规范和发展村镇银行，化解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拓展资金来源渠道，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可靠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