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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誓“学好语文”的化学家傅鹰
傅鹰是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委员、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杰出的教育家、国际上知名的胶体化学和表面化学专家。他热爱祖国，献身于科学和教育事业并做出了重大贡献。傅鹰为人耿直、胸怀坦荡、实事求是、刚正不阿。
（一）决心将知识献给祖国
傅鹰于1902年1月19日生于北京，祖籍福建省福州市。傅鹰的父亲曾做过北洋政府驻帝俄外交官员。
傅鹰小时候喜欢足球、篮球、游泳等体育活动。1916年，他进北京汇文学校（后改称汇文中学）读书。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及《新青年》杂志等，曾给予傅鹰深刻的影响。
1919年，傅鹰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1922年，赴美国在著名胶体化学家巴特尔（F·E·Bartell）教授的指导下，傅鹰写出了博士论文，于1928年获博士学位，时年26岁。
在密执安大学，傅鹰结识了张锦女士，张锦是清朝两广总督张鸣歧之女，山东无棣县人，生于1910年。1927年，张锦赴美留学。1933年，张锦23岁获伊利诺伊大学科学博士学位（有机化学专业）。
傅鹰在密执安大学研究院毕业后，美国一家化学公司曾派人以优厚待遇聘请他到该公司工作，希望他长期留在美国。傅鹰当即与张锦商量。张锦说：“我们花了中国的很多钱到国外留学，不是件容易事。现在若留在国外，为外国人做事，对不起中国人！”张锦还填了一首词，赠给傅鹰。其中有这样一句：“待归来整理旧山河，同努力！”
傅鹰很同意她的意见，决心将自己的知识献给祖国。1929年秋天，傅鹰应沈阳东北大学之请，离开美国。1930年，受北京协和医学院聘请到该院任教。
傅鹰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回到祖国，满腔热情投入科学和教育事业。1932年傅鹰转到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张锦回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翌年，她与傅鹰结婚。
1934年，傅鹰应聘到重庆大学，任教5年之久。1935年，张锦也转到重庆大学任教。当时重庆生活远比京、沪等大城市艰苦，傅鹰夫妇身穿“爱国布”（一种灰黑色粗布）长衫，居于一间只有10多平方米的小屋中。除上课外，夫妇俩终日闭门不出，刻苦功读。小屋内放着从教室里搬来的小课桌，傅鹰和张锦“各据一方”，埋头工作。这时，傅鹰的内侄张存浩与他生活在一起，傅鹰待他如长子，抚养他成人。
后来，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到重庆，邀傅鹰夫妇去厦大任教。1939年起，傅鹰来到当时设在长汀的厦门大学。翌年，张锦带着张存浩也来到厦门大学。1941年傅鹰担任了厦门大学教务长和理学院院长。
正在这时，萨本栋病了。他很器重傅鹰，钦佩那渊博的学识和正直的为人，多次推荐傅鹰接任厦门大学校长。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则特地来到厦门大学，亲自劝说傅鹰加入国 1 民党。傅鹰却借口外出招生，避而不见，弄得陈立夫白等几天，十分恼火。傅鹰倔强地说“如果当校长一定要加入国民党，那我宁可不当校长！”
这么一来，傅鹰无法在厦门大学立足了，只好折回重庆大学。然而，重庆大学也暗无天日。1944年，傅鹰在重庆动力油料厂任实验室主任，但是根本无法开展研究工作。因此，傅鹰打算到美国去进行研究。于是他和张锦分别写信给他们的导师，探听有无机会。
不久，巴特尔来信，热情欢迎傅鹰夫妇去美。张锦经她的导师罗杰·亚当斯介绍给杜维尼奥（195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应聘到康乃尔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教。1944年底，傅鹰夫妇把16岁的张存浩留在重庆朋友家中，把9岁的儿子傅本立留在天津亲友家中，变卖了书籍和衣物作为旅费，乘飞机经印度赴美国。
傅鹰再度来到密执安大学，进行科学研究。这一时期他比第一次赴美求学时成熟多了，经验丰富，接连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文，引起国际化学界的重视。傅鹰成了美国化学的知名人士。与此同时，张锦在美国也发表了不少论文。1947年初，张锦转到密执安大学任教。
在美国工作期间，傅鹰始终怀念着苦难中的祖国。新中国成立后，傅鹰对中国大陆出现的新政权寄予莫大的希望，动了回国的念头。可是，此时巴特尔教授透露想叫他担任研究所主任的意思，这是一具有当吸引力的职位！有人劝他，“离美回国，就好比一颗饱满的种子落进了贫瘠的土地”。傅鹰又与张锦商量，他们不顾别人的种种议论，毅然决定回国。
尽管傅鹰夫妇在1949年就产定回国，但是由于美国移民局的刁难，直到1950年8月下旬，才获准回国。他们在旧金山登上“威尔逊号”客轮，在10月初回到了阔别13年的北京。
（二）献身化学事业
傅鹰毕生致力于化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在胶体化学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
傅鹰从事科学研究开始于20年代。当时，他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分的研究工作是在导师巴特尔指导下进行的，他的论文大都是以巴特尔和他共同署名发表的。
傅鹰的博士论文，发表于1929年。这是一篇关于硅胶自溶液中吸附方面的论著。在胶体化学上，有一条“特劳贝（Traube）规则”，认为吸附量随溶质（同系物）的碳氢键的增加而有规则也增加，傅鹰却用实验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恰恰相反--“吸附量随溶质碳氢键的增加而减少”。傅鹰的论文，引起了美国化学界的注意。1951年，美国的凯雪台（Caid）著的《吸附和色谱》一书，引述了傅鹰的这一研究成果，并指出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意义。
在巴特尔的指导下，傅鹰进行液体对固体的湿润热的研究。傅鹰在1929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指出，湿润热是总表面能变化的度量，不是自由表面能变化的度量。度量自由表面能变化的，应是粘附能力。他首次测定了二元液体混合物对固体的湿润热。
另外，傅鹰还与巴特尔共同研究利用湿润热测定固体比表面的热化学方法。在当时，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傅鹰的这些研究成果，受到美国同行们的推崇。美国怀塞尔（Weiser）在1939年出版的专著《胶体化学》，美国阿当姆逊（Adamson）在1960年出版的专著《表面物理化学》，2 均引用了傅鹰的研究成果。1944-1950年，傅鹰第二次赴美期间，主要从事吸附作用研究。他协助了巴特尔指导三名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
傅鹰、巴特尔和研究生汉森（Hansen）共同署名发表的论文，研究了石墨炭黑在水溶液中吸附有机化合物的规律，指出吸附等温线都是S型的。因此，他们便把著名“B·E·E·”多层吸附公式推广应用于自溶液中的吸附。1959年美国奥尔（Orr）和达勒凡里（Dallavalle）著《细颗粒测量》及1962年美国奥萨博（Osipow）著《表面化学》都引用了傅鹰等研究成果。
傅鹰指导杜贝（Dobay）进行硅胶自气相吸附脂肪胺的热力学方面的研究，以他、巴特尔和杜贝共同署名发表了论文。他们提出了一种测定多孔固体比表面的热力学新方法。1962年，英国出版的杨（Young）和克罗沃尔（Crowell）著《气体物理吸附》一书，专门列了一节，介绍了这种新方法。
傅鹰指导托马斯（Thomas）研究温度对溶液吸附的特殊效应，以他、巴特尔和托马斯共同署名发表了论文。论文指出了一种气相吸附中没有的现象，即在丁醇一水体系中，如果溶质温度较高，那么温度升高可以使吸附增加。这一新发现，引起国际化学界注意。1956年，美国出版的基普林（Kipling）著的《自非电解质溶液中的吸附》一书，引用了傅鹰等的研究成果。
傅鹰还写过一些有创见的学术批判文章，对三岛（Mizushima）等人计算表面积的方法，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三岛的实验结果正好证明三岛本人提出理论是错误的。
傅鹰曾和吴宪合作，研究鸡蛋清白溶液的表面张力，在1930年共同发表论文，指出等电点时表面张力最低。这是蛋白质界面化学方面最早的论文之一。在40年代初，傅鹰指导叶一帆进行桐油聚合方面的研究。指出桐油聚合，并不象有人认为的那样需要氧气。他们用实验证明，桐油在氢气或二氧化碳中的聚合速度，与在空气中一样。
在厦门大学工作期间，傅鹰指导蔡启瑞进行萃取分析法的研究，并从理论上指出这种方法的限制。
解放后，傅鹰主要从事于教学、撰写和翻译大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他也尽自己的力量指导研究生进行化学研究工作。
傅鹰还常带领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对硅胶的制备、吸附和热稳定性，白土的吸附和湿润性质，吸附色谱，金属膜上的化学吸附和红外光谱，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40年代初，傅鹰是最早把液体色谱引入中国化学界的科学家之一。
傅鹰非常谦虚。他指导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时，如果他没有动手一起作过实验，那么在发表论文时，他绝不同意写上自己的名字。当时在学术界，总有习惯把导师的名字写在论文作者的第一位，而傅鹰却不愿意这么做。即使他参加做了一部分工作，不是以他为主，就把名字写在他的学生之后。
（三）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傅鹰在解放后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上，“桃李满天下”。傅鹰的研究生蔡启瑞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厦门大学副校长，在研究生物模拟学固氮方面作出了贡献，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赞赏。傅鹰的研究生、学生已成为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化学系骨干，并遍布我国各化学研究机构。
傅鹰长期从事教学，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一套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傅鹰在教学上很注意抓重点，抓难点，详略分明。凡是学生容易懂的或者已经懂了的，一语带过，叫学生去看讲义就行了；凡是学生不易弄懂的概念、公式、定律，他就反复讲，详细讲。傅鹰讲课深入浅出，有趣味，非常幽默，学生爱听，课堂上常常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在1970年，傅鹰给新入学的一批学生上课。这批学生大都科学文化水平较低，有的甚至于弄不懂什么叫“饱和溶液”。傅鹰就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饱和溶液”的概念：“比如吃饺子吧，吃20个在肚里，吃30个就上了食管，吃40个就挤到嘴巴了，再吃就装不下了，这就叫饱和了”。同学们笑了，从中懂得了“饱和”念义。
傅鹰讲课时，概念讲得非常清楚，善于用形象、生动、浅显、明白的语言，讲清抽象的科学概念。比如，什么是化学？傅鹰在《普通化学讲义》一开头，用这样的话讲：“一家大百货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一件很漂亮的旗袍，过往的人们全要看它一眼。同是一件旗袍，但是对于观众所引起的感想却不同。一个经济学家会想到这件衣服的价钱和利润；历史学家联想到服装变迁的沿革。一个化学家所注意的却是这件衣服的材料--丝、棉、人造丝，所用的是哪一种染料，会不会脱色等等。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化学家有一点与众不同，他所注意的全是与物质有关系的问题。由此可知化学是一种研究物质的科学”。那么，什么是物质呢？傅鹰又用这样一段话叙述：“化学既然是物质的科学，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什么是物质？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物质的定义几乎跟女子的服装一样，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我们没有工夫去叙述这个概念的历史。化学是一种实验科学，因此我们从实验的观点给物质下一个定义：凡是有重量的东西就是物质。根据这个定义，思想、道德、感情等等全不是物质，而钢铁、石油、馒头、肥料全是物质。”正因为傅鹰讲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富有启发性，使学生得益匪浅，终身难忘。他的一位学生这样回忆道：“30年过去了，最使我们着迷和难忘的是教我们主要课程大一化学的傅鹰教授，我们都为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化学教授来给我们讲授普通化学而感到荣幸。”
“听傅先生课，真使人着迷。若大一个课堂，挤满了300多人，没有扩音器，没有什么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可整个课堂都始终保持一种聚精会神的肃穆，人人都悉心听着、听着，恐怕漏掉任何一句重要的话。傅先生讲课严谨又不失风趣，往往在片言只语中给学生以难得的启示。讲压力、压强时，他说起高跟鞋踩脚时的感受；讲熵时，会提起学生宿舍的混乱度，他的话往往引起满堂笑声。可是无论在堂上和堂下，傅先生对我们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实验和习题都不能有丝毫马虎，而且经常进行课堂测验，叫我们难以招架，迫使我们认真钻研所学的内容。”他说过：“在课堂上，我的话就是法律”。他不允许在测验和考试时有任何犯规或拖延的行为，否则他就毫不客气地打上一个“0”分。因此，我们那时即使最机灵的人，也不会在化学课上有任何“越轨行为”。
傅鹰不愧为严师，他对学生的要求甚为严格，尤其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他反对死记硬背，很早就实行开卷考试，按时开考，到时收卷，不出偏题、怪题。
傅鹰认为，教师应教给学生以正确的思维方法。他在《化学热力学导论》一书的《序》 4 中指出：“多数化学家皆不习惯于自前提以最经济之蛙跃方式达到结果。此种习惯之形成初非化学家思路迟疑，而是因化学现象复杂，若不步步为营，即易发生错误。学生修化学热力学时此种按步就班之习惯已经形成……。”在《普通化学》讲义中，傅鹰花了整整一节的篇幅，详细论述200多年来化学家们是怎样逐步弄清水的成分，水中氢与氧的比例，然后指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用了很多篇幅。这固然是因为这是一个基本数据；也因为自这个研究的历史可以体会到科学研究的精神。若能将关于各种重要化合物的研究完全如此详细地叙述一番，读者不但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知识，同时也可以知道什么是科学研究及研究方法。”
傅鹰学识渊博，曾开设过普通化学、物理化学、胶体化学、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统计力学、吸附作用等课程。他的外文和古文基础都很好，喜欢填词赋诗，爱读古典小说和鲁迅杂文，熟知科学史。所以他讲课时内容丰富，常常纵论古今中外。他曾说过：“一门科学的历史是那门科学最宝贵的一部分。科学只能给我们知识，而科学的历史却能给我们智慧。”正因为这样，他讲课时，能从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从科学发展历史的角度去讲授知识，使学生不仅懂得了知识，而且懂得了知识的由来。
傅鹰治学严谨。1956年，他为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开设普通化学课，亲自讲授，并编写了讲义《普通化学》，该书分40章，共90余万字。这本讲义几经修改，由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在内部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曾多次要求公开出版，傅鹰认为还要修改，一直未同意出版，直到1978年恢复教学秩序后，因各方面急需教材，病重的傅鹰已无法修改，由他的助手整理后交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时傅鹰已病逝了。《普通化学》讲义公开出版时，改名为《大学普通化学》。此书是傅鹰的重要著作之一。
傅鹰另一部重要著作是《化学热力学导论》，这是他为北京大学开设化学热力学课程所写的讲义，后由科学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该书出版时，傅鹰坚持要“编著”，不同意“著”。他在前言中，如实地开列了编写此书是增参考过他人的著作，并指出：“编写课本既非创见，自己不得不借助于前人，编者只在安排取舍之间略抒己见。……若有错误，点金成铁之咎责在编者。倘蒙高明指其纰缪，俾得修改，则拜赐者将不只编者已也。”
傅鹰还编写过物理化学、胶体化学等教材多种，均未公开出版。其中胶体化学讲义，是傅鹰自1956年开设胶体化学课而写的，很受欢迎，出版社希望公开出版。傅鹰认为胶体化学之面貌日新月异，要公开出版，必须重新写过。后来，他觉得美国贝歇尔（Becher）著《乳状液理论与实践》一书很适合于作为胶体化学参考书，便把精力用于翻译此书，于196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译者序》中，傅鹰写道：“译此书时深得吾妻张锦教授之助，不特在译有机化学部分时多所匡正，而使译者能有从事学问之环境与心情，则只可为知者道耳。”由此亦可看出傅鹰夫妇在科学事业上互相帮助之一斑。
傅鹰是一个爱国者，他很注意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据张存浩回忆：“记得在福建长汀，我上中学时，每晚傅、张两先生和我功读于同一盏小油灯之下。有一天，我在读英文，傅先生轻轻地问，为什么不多花时间在中国语文上？接着他谈到了祖国历史上灿烂的文化，谈到了振兴中华，谈到了青年一代的责任，指出：一定学好语文。当时使我感动得泪流满面。象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对我一生产生了影响。”在傅鹰的影响下，后来张存浩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毅然回国建设祖国。张存浩还回忆道：“从50年代到70年代，每当我工作有所成绩时，傅先生总是很高兴地给我以鼓励。他多次郑重地把重要的图书送给我，累计达三四百册。”现在，张存浩任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并于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 5 学部委员。
粉碎“四人帮”后，傅鹰几经周折，身体已经很弱了。人们常为他坎坷一生感到惋惜。有人问他：“您回国几十年，是否走对了！”他慢慢地、一点不含混地说，我走对了，我不后悔。
傅鹰于1979年5月因脑溢血住院，1979年9月7日逝世于北京，在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国家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他留下这样的遗嘱：“把我的1700多册藏书，全部搬到胶体化学教研室去，送给公家！”傅鹰的多年挚友，北京大学化学系黄子卿教授填词痛悼傅鹰，他把傅鹰比作“平子”——东汉时大科学家张衡：
元龙豪气无双士，入海探骊，物胶声传大地。
平子文章第一流。
登坛挥尘，桃李满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