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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探讨
从全球来讲，世界的可耕作土地越来越少，粮食安全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粮食安全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对我国来说，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大力增产粮食，确保粮食安全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项不可忽视的长期而紧迫的任务。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把粮食安全问题放在首位，视仓廪盈实为盛世景象。粮食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体制创新、结构创新和科技创新，粮食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分析了粮食安全的含义及问题，探讨了粮食安全衡量指标、内容及三个含义，根据我国粮食安全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粮食安全的含义
联合国粮农组织1974年11月于罗马的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粮食安全”的问题。1983年4月，粮农组织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新概念，即：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对粮食安全概念做出了第三次表述：让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享有充足的粮食，过上健康、富有朝气的生活。从上可见，粮食安全的内涵是不断充实发展的，由数量安全到质量安全，由国家粮食安全到家庭粮食安全，由营养安全深化到可持续安全。20多年以来，这个概念一直处于演变之中，但其最基本的内容仍然是保证全世界的人都有权利得到最起码的营养。几经演变，按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解释，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包括要做到确保可供、获得、利用和稳定等方面都没有风险。”
二、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把粮食安全问题放在首位，视仓廪盈实为盛世景象。汉武帝时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曾被史家多次称颂。白居易《忆昔》中描写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也是一番美妙的景象。然而，就像另两部文学作品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和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所描述的那样，粮食少了固然可怕，可以把一个顽强的农妇彻底击倒；粮食多了同样会带来灾难的结果。粮食始终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尽管我国的粮食安全现状有所保证，但长远来看仍面临着粮食生产资源不断减少、粮食供应存在结构性短缺、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巨大等严峻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靠政策、靠科技、靠投入，成功地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实现了农产品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用世界上不足10％的耕地养活世界上近21％的人口的辉煌成就。１９４９年以来，我国粮食库存安全系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５０～８０年代年均近１５％，８０年代年均２０．２％，９０年代年均３４．８％。而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０年世界粮食库存安全系数平均为１６．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粮食供给基本上结束了短缺状态。有资料显示，中国粮食安全整体水平仅次于加拿大、法国、美国与澳大利亚四个国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最
近十多年来，我国粮食库存安全系数比国际水平偏高。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显示，1979年中国人均日食物消耗量仅为2017卡路里，低于2500卡路里的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2200卡路里的消耗量。截至2001年，中国人均日食物消耗量已达2963卡路里，比原来增加47％，高于2800卡路里的世界平均水平。营养摄入和食物品质也有所改善。中国是在降低绝对和相对营养不良方面取得最大成就的国家。在1990～1992年和1998～2000年期间，中国营养不良人数减少7000万，比以前降低7个百分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粮食产量稳中有升，特别是1996-1999年，粮食总产量基本稳定在5亿吨左右，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00千克，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99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12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进入2000-2001年，由于种种因素，全国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降，2003年已跌至4.31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维持在350-370千克之间，近几年粮食面积和产量减少较多，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政策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最为突出和严重的有三点：一是乱征滥占耕地，大搞各种开发区、园区，这既侵害了农民利益，又损害了粮食生产能力；二是一些地方片面理解农业结构调整，把调整结构与粮食生产对立起来，一时间，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成了农业结构调整的代名词，以为结构调整就是压粮扩经，致使一些地方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三是“卖粮难”，政府以保护价收购，政府财政负担十分沉重。“谷贱伤农”，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受伤害。中国粮食生产连续5年减产。２００４年，“粮食安全”问题又成为全国上下最为关心的大事。
近两年来，中国粮食产量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的可喜态势。2005年，作为食品来源的主要农产品普遍增产。除早稻受气候影响减产外，夏粮和秋粮都增产，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84亿吨，比上年增长3.1%；粮食亩产309公斤，再创历史新高；2006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975亿吨，这是继2004年4.695亿吨、2005年4.84亿吨之后又一丰收年，也打破了1985年以来粮食生产“两丰一歉”，没有连续三年提高的纪录，是2006年的一个亮点。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增产，首先得益于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全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3397亿元，比2005年实际执行数增加422亿元，增长14.2%，高于中央财政总收入、总支出的增长水平，占中央财政总支出增量的21.4%。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是党和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而采取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农民的福音。2006年加大“三补贴”政策实施力度，全国粮食直补资金142亿元，比2005年增加约10亿元。这些政策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5.8亿亩，增长1.1%。其次得益于粮食主产区气候条件较好，科技进步和粮食品种优质率提高，促进亩产增加。虽然2006年我国自然灾害比较严重，但是粮食主产区气候条件较好，适宜粮食生产。农业科技推广取得了一定实效。据农业部初步统计，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粮食品种优质率分别达到69.1%、55.2%、42%、65.7%，综合优质率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
在今后二三十年中，中国将会面临“人口增多、耕地减少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三大趋势，并形成两对矛盾：一是人口增加与耕地减少的矛盾；二是人们消费食品品质的提高必然会引发新的量的问题，因为高品质食品需要更多的粮食来转化和加工。因此，尽管中国当前存在粮食过剩的问题，但从中长期看，还是必须高度重视保持和提高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注重始终保护好有限的耕地，不断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对未来五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战略、重点进行了总体部署。确保粮食等农产品有效供给，列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的首要任务。《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需要完成的三大基本任务，即：确保粮食等农产品有效供给，确保农业增效和农民
持续增收，确保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在主要应该达到的30个量化指标中，“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1.0333亿公顷”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亿吨（1万亿斤）左右”为约束性指标，是必须达到的刚性指标。预计到201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3.45亿，届时，我国粮食年需求量至少为5亿吨，而目前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仅为4.7亿吨。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关系问题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安全。但是，因为自然灾害、土壤污染、人为浪费等所带来的伤害使中国的粮食安全再次敲响警钟，面临严峻的考验。从长期看，巨量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农业资源紧张的约束问题都对我国形成严峻考验。今后中国粮食供给的增长是在粮食单产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基础上的再提高，这其中的难度会愈来愈大。随着中国粮食单产逐步接近甚至超出产出边界，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变得强烈起来。如果没有新技术尤其是品种技术的突破，中国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将会愈来愈慢，其艰巨程度也会愈来愈大。
三、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如何解决
目前，我国虽然基本解决国民的吃饭问题，但从2004年起，我国已悄然进入了国际粮食净进口国的行列，小麦、大豆等粮食进口量大增，且国内粮食仍处于求大于供的状态。因此，粮食安全也时不时成为争论的话题。粮食连续几年减产、国家储备库存和农民手中存粮减少，加上粮食消费需求的过量扩大，粮食将从结构性短缺转为战略性短缺，这再次为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为了解决我国粮食问题，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我国的粮食问题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等特点，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要使这个问题获得全面、持久的解决，就需要整个国家的人民做出共同努力。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特别是主产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都非常明确我国粮食生产季节规律，亲自过问夏粮生产，深入生产第一线，及时协调解决夏粮生产中的困难和问题。政策支撑的重点在以下几方面：（1）粮食价格支撑。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学术界讨论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时，曾经有一个判断，即我国的粮食存在着“天花板价格”，也就是说，我国的粮食价格不能超过国际市场粮价，否则，就不会有竞争力。多年的实践证明，世界粮食价格是在美、加等土地资源充裕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我国的资源禀赋和这些国家完全相反，因此，粮食价格必然要突破这个“天花板”，形成自己的价格体系，其特点可能是根据经济实力而逐步上涨。（2）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主要是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农田水利设施的改造和建设等。（3）产业化支撑。构筑以粮食为中心的产业化体系，让粮农从流通、加工等环节中获得部分利益。
2.依靠科技进步
长期以来，科学技术为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近些年农业科技的重大突破性成果较少、科研投入和推广经费不足、农技推广体系不健全、科技管理体制与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农业科技发展及应用难以满足粮食生产发展的需求。因此，要把科学技术作为增产粮食的最重要因素和长期因素，努力转变农业生产增长方式，建立起科技支撑的长效机制，最终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好中国的粮食问题。依靠科学技术的提高与推广，开展新的绿色革命，提高农业生产率；重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及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等。为了不断增产粮
食，保证人类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一方面要为农业生产开拓新路，大力开展生物科学的研究，利用遗传工程培育新的优良品种，大幅度提高农畜产品产量；一方面要更加充分合理地利用和保护现有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物资源，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使人的生产与粮食生产和供应保护相对平衡与协调。必须树立“食物安全”的观点，统筹规划碳水化合物、油脂和蛋白质等主要营养素的生产和供给；既要向耕地要“粮食”，也要向林地、草地、水面要食物；既要着眼于领土的食物利用，也要着眼于领海甚至公海的食物开发；既要考虑满足当前的食物需求，也要考虑食物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
3．构筑耕地资源保护机制
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需要通过政策手段进一步保证粮食耕种面积，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对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的侵占行为，通过复垦增加耕地资源，减缓总耕地资源的下降速度，保证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16亿亩左右。目前，中国的耕地资源及其保护状况不容乐观。一方面，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时期，近几年由于城市化而减少耕地1亿多亩，由于比较利益的原因，这个比例在近期内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另一方面，耕地质量却在不断下降，据有关部门10个省的调查结果分析，目前的土壤有机质比1990年下降了0.35个百分点。在中国耕地面积很难增加而且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如果世界人口增长过快，增产的粮食被增长的人口所抵销，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就难以提高，甚至会降低。由此可见,如不控制人口增长,粮食问题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中国肥沃而便于耕种的土地，现在差不多都已开垦。剩下的可耕地数量已不多。不仅如此，由于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城市扩建，房屋和交通占地等原因，耕地面积还在不断缩小。因此，为了增加粮食生产，就必须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就难以解决。反之，如果能控制人口，又能提高粮食产量，人类的粮食供应就会得到保障，人类的营养状况也会得到改善。
4.建设和完善粮食市场
要建立良好的长效机制，就要求迅速建设和完善以粮食期货市场和中心批发市场为龙头的粮食市场体系，尽快上市大宗粮食期货品种；完善区域粮食批发市场，地区内的粮食调节通过区域性市场来进行解决，奠定良好契约经济的市场基础；加快粮食市场化趋势改革，加快粮食主产区粮食直补改革，使粮食购销市场化尽快实现；建立良好的粮食预警机制，对短中长期的粮食产量、储存、消费作出正确估价，改变所谓的粮食越多越好，储备越多越安全，消费数量越多生活质量越高等不合实际的观点，真正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的粮食市场体系。建立国家粮食储备管理新体系，进一步放开对粮食购销过程的控制，准确把握国家粮食储备粮的数量、吞吐和运作方式，公开国家粮食储备粮及其它粮食市场信息，有效地引导粮食的生产、储存与销售。健全国家食品质量法规和监控体系，建议参照国际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修订《食品卫生法》或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法规。
5.搞好国际合作
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我国的粮食安全将直接面对全球市场。过去一段时间，我国保持了高于95％的粮食自给率，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生态环境代价。今后，可以考虑进一步改革粮食外贸体制，通过参与国际市场，更有效地调剂粮食余缺，进而保障
国内粮食安全。包括为增加生产提供更加开放的市场准入，提供合理而可预测的农产品价格趋势信息，加强对农业资源环境和贸易变化的监测，在农产品贸易、资源管理和技术研究开发等领域展开区域合作等。尽量把发展农业技术、努力增产粮食，同支持和援助贫困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把确保国家和家庭粮食安全置于国家发展政策的首要地位，使社会的所有部门、各行各业都能保护和促进农业增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