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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米德—弗雷曼之争”
摘要：“米德—弗雷曼之争”是人类学史上最为激烈的论战之一, 对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文章回顾了米德和弗雷曼笔下的萨摩亚社会，对论战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了概括和反思。
关键词：米德—弗雷曼之争萨摩亚社会概括和反思
一、米德眼中的萨摩亚
1928年，民族志经典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问世。在该书中，米德以生动优美的笔调描绘了萨摩亚社会令人憧憬的生活图景：整个社会充溢着普遍的随和性，人性中不适宜的方面减少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没有青春期的压抑与苦恼，男女之间的性爱更是“十分愉快的舞蹈”。
书的最后两章将美国社会的情况与萨摩亚社会进行并置比较，指出青春期危机是重要和严肃的选择以及相互冲突的行为的结果，而非生理变化不可避免的产物。《萨摩亚人的成年》作为独具威力的“证伪实验”，使得文化决定论在“先天——后天之争”中占据上风，被奉为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研究的经典之作”，米德本人也因此而倍受推崇。
二、弗里曼眼中的萨摩亚
《萨摩亚人的成年》初版半个多世纪之后，萨摩亚社会这个人类学研究的经典地区再次成为学科的聚焦点。这次的起因是另外一部人类学著作。1983年，米德去世后五年，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出版了他的《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在书中，作者批评米德所描述的萨摩亚社会那幅“美妙的闲适”图景是不真实的，这本书的副标题“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就充分表明了弗里曼的态度。在本书中，弗雷曼根据自己的实地研究，重新描述了他眼中的萨摩亚社会，同时对米德进行了全方位的反驳。本部分内容重点关注弗雷曼对萨摩亚社会的新的描述。
（一）历史背景
米德的调查的东萨摩亚岛屿，当时处于一种*的政治局势中。弗雷曼重新对萨摩亚社会做了一个简单的概述。他尤其关注传统的等级制度对萨摩亚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同时，他认为萨摩亚社会的具体结构后错综复杂且千变万化，研究者也应该注重传统知识中的许多细小差别。
萨摩亚在人口上被划分为一些离散的政治组织，每一个组织都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即“福努”。每个“福努”中都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玛泰”是其最高领导者。“福努”的等级制度有专门的短语表述，同时也表现在作为安排和“卡瓦”仪式上。就结构和习俗而言，“福努”是萨摩亚社会的民族精神和行政区域特征的主要表现。萨摩亚人除关心等级制度外，还笃信基督教。
从上述描写中我们看出，弗雷曼对萨摩亚的关注点不同于米德。
（二）“新”萨摩亚社会
1、等级
米德由于被排除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之外，因而无法洞悉福努行为和萨摩亚的等级制度，同时也疏忽了其传统政治生活。
弗雷曼认为，萨摩亚的等级色彩严重，等级制度产生残酷竞争，竞争又演化为暴力和战争。从另外一层次上讲，这种等级结构也表现在礼仪及其细节上。
2、攻击行为和战争
首先，米德认为，萨摩亚社会的具有非侵略性。弗雷曼对此提出质疑。
他认为米德所说明显不符合当地历史。他详细列举了欧洲考察队与船队的记录、萨摩亚对早期历史战争的记载、村庄之间的冲突、男女老少之间的殴斗、同一村庄内互相对立的扩大家庭之间的殴斗等等方面的内容强调萨摩亚社会存在普遍的侵略性，而且这种敌对性行为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且后果通常比较严重。
除此之外，作者认为萨摩亚人殴斗事件发生率较高。而且从语言学角度出发，认为萨摩亚人的确存在攻击取向
其次，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提出这个社会“普遍的漫不经心”，低估了战争的重要意义。对战争的描述与目击者的描述差异极大。认为战争是一种“礼仪性竞争”，对战神的错误描述“勒法诺加”。而弗雷曼强调，战争的意义重大，且死伤惨重，这是一种为争夺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而进行的无情斗争和暴力活动。总之，战争的数量、发生率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在米德哪里并未谈及。
3、异教与基督教
米德将注意力放在萨摩亚社会宗教的丰富性、多样性和重要性上，认为其较他族来说较低，是异教，不存在“罪恶空间”。
弗雷曼指出，这种说法与威廉姆斯等人的研究相悖，也违背历史证据。这是因为米德做调查的时期，基督教已经在当地盛行。另外，这也遭到了萨摩亚人本身的反对，他们认为米德观察到的异教现象，只是异教向基督教转变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其实，萨摩亚社会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社会，这在他们对待罪孽和忏悔行为的态度上便可看出。
4、惩罚
米德认为，萨摩亚社会既不严厉也不标榜。但弗雷曼提出异议：从神话到语言，服从行为都受到鼓励；赛赛这种惩罚是萨摩亚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惩罚的方式多样化；惩罚存在于人和村庄的其他组织。实际上，萨摩亚社会有这样的传统，借助惩罚措施维护权威阶层的服从和尊重。
5、孩子的抚养
关于孩子们的抚养问题，米德谈到，萨摩亚社会的性关系具有“随意性”，儿童较少依恋父母，儿童看养制度比较，再加上可以自由选择住处和家庭，这样孩子可以由各个年龄段的妇女一起抚养。
弗雷曼认为米德的观点具有一种行为主义倾向，一定程度上误解了依恋的使用。他通过实验方法的进行反驳，例如，有人逝世时孩子们对其表现出来的亲密程度。同时，他还强调道：家长反对孩子离家，至少是在12岁之前是这样，对孩子们有相当严格的纪律约束，以惩罚式教育为主。
6、萨摩亚人的性格
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指出，萨摩亚人没有强烈的感情，某些情感持续时间较短，像仇恨和抱复，情感不够深刻、持久，疾病与性格结构无关。
弗雷曼提出反对，他认为米德的说法与萨摩亚人自身对行为的描述相矛盾，他们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例如流泪。另外，表示强烈情感的词汇也很多，例如恐惧。其他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也印证了他的看法。萨摩亚人经常在精神和情绪上受重压，因精神紧张而出现的自杀事件频发，同时，宗教的灵媒制度也造成一种精神上的压力。
7、性道德和性行为
米德指出萨摩亚社会存在普遍的性自由。但是她关于性的资料来源于一些不靠谱的人，这样很容易被误导；另外，她认为通奸行为不严重，男性性行为不受约束。
弗雷曼直接指出米德的描写扭曲了陶泊制度，他根据详细的史实资料，分析了这种制度的细节，认为它是萨摩亚性观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萨摩亚社会崇拜童贞，尊重处女，然而存在严重违背道德，甚至是犯罪行为，具体表现是强奸发生率极高。
8、青春期
米德着重于越轨行为的分析，完全承认青春期完全是生物学过程，文化因素相对于生物因素占据决定地位。萨摩亚少年没有各种冲突，萨摩亚社会中的男性和女性几乎不存在冲突因素。
弗雷曼根据犯罪状况的调查，依据米德的定义，认为萨摩亚女孩的犯罪率很高；另有证据显示，萨摩亚男性青少年的犯罪率与其他国家的情况非常相似。萨摩亚本地人反对米德的描述，这与作者在萨摩亚的亲身经历相一致。弗雷明证明道，孩子们在青春期期间所承受心理压力很大：16岁时，对权威的挑战和违抗达到高峰，攻击性事件增加，大约从14岁开始陷入了以性为根源的压力状况，这些都表明萨摩亚社会传统的性道德使孩子们遭受巨大压力。
除此之外，他还根据犯罪案件的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的数据表明青少年犯罪发生率较高，这一点也得到其他国家相关资料的证实。
另外，米德本人的资料中也有证据表明，1920年代中期萨摩亚的情况和作者所述相符。
9、精神特质
米德认为，萨摩亚社会“随和”，缺乏紧张。弗雷曼指出上述说法歪曲了萨摩亚历史，坚韧、易感动等特征在战争中随处可见。一些言语反应出酋长贵族式的克制精神和远见卓识等。萨摩亚社会并非漫不经心，他们无法从萨摩亚社会连续不断的各种要求和准则中跳出，认为惩罚是理所当然。其次他们对等级制度敏感，且这种敏感性和对抗性包含在萨摩亚人的各种正式礼节中。同时，萨摩亚社会存在一些阴暗之处，这和所有人类社会是共通的。
三、如何看待“米德—弗里曼之争”
弗里曼对米德的批评，立即在人类学界激起激烈的讨论。这场行为科学领域的激烈争论持续了二十余年，被认为是“科学史上最激烈的争论之一”。
（一）弗雷曼对米德的批评
首先，针对萨摩亚社会的批评。弗雷曼通过自身的实地研究，对米德的结论一一进行反驳，这在上文已详细交代，此处便不再赘述。
其次，针对方法论的批评。弗里曼指出，米德的田野调查是有严重缺陷的。首先是调查时间的不足，米德只在萨摩亚待了9个月，而且在这很短的时间里，米德同时还在进行着另一个研究项目。其次，米德对当地语言的掌握远不够熟练。再次，由于米德在调查期间并不是住在村里萨摩亚人的家庭中，而是住在一个白人家庭中，因此她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参与是有限的，她除了接触一些年轻姑娘外，对萨摩亚社会的整体了解不足，她的调查也是不充分的。而弗里曼自己则在1940至1981年间先后对萨摩亚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累计实际调查时间不少于六年。他还通晓当地的语言，逐步作为社区的完全成员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甚至被授予了玛泰即家户之主的头衔。
最后，弗里曼认为米德的研究具有倾向性的观念预设。当时美国行为科学界正处在先天-后天的争论热潮中，也就是争论是自然的天性还是后天的文化对于人类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米德遵从博厄斯的要求前往萨摩亚进行青春期研究，他希望她能够在别的文化中寻找到文化决定论的证据。米德的结论是主观观察和个人信念的产物，在调查中，对不符合文化决定论的证据视而不见，因此，其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二）米德和弗雷曼的争论
二者之间的争论主要围绕着对米德萨摩亚研究的批评和辩护展开，下面我们将谈谈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1、在两位都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笔下，出现了两个差异如此之大的萨摩亚。米德认为
萨摩亚社会散漫闲适，“随意性”强，孩子们的青春期平和稳定；然弗雷曼则认为，那个社会等级森严，孩子们的青春期充满冲突。我们应该相信谁？萨摩亚的真实面目究竟是什么？
2、对于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两种关于萨摩亚社会的不同的民族志描述，米德的支持者认为，二人的调查的地域是不同的：米德的调查点在东萨摩亚的马努阿群岛，当时属美国管辖；而弗里曼调查的是西萨摩亚，在他调查期间，先是由新西兰代管，后独立。究竟这两个地区在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上是否具有同质性，值得商榷。
3、两人笔下萨摩亚社会的差异是否是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弗里曼以他多年的研究为基础, 坚决主张: 萨摩亚人在许多方面都与米德描述的截然不同, 他们早已转变成了萨摩亚美国人。而米德的支持者则声称, 如今西萨摩亚的社会文化状况确与当年相去甚远, 例如范围更大、人口更多、经济更发达等, 换言之, 弗里曼研究的萨摩亚与米德当时考察的萨摩亚是极不相同的。
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差异的原因是一些主观原因导致的，比如说当年的米德年轻且缺少经验，或是弗里曼借批评之机“沽名钓誉”等等。
（三）对弗雷曼批评的反思
直至今天，弗雷曼和米德的这场论战依然进行着，争论本身十分复杂,，涉及到一系列有关事实的、理论的、历史的、比较的、甚至个人的问题。总的来说,，学界在尊重弗里曼的不同见解并感激其将人类学者的职业生涯从含混不清中拯救出来的同时，也对他的研究本身提出了以下方面的质疑和批评。表现在：
1．在“先天还是后天”的问题上，弗里曼批评米德站在极端文化决定论的立场并因此导致观察和解释的极大偏见，然而许多文献资料却表明，米德与博厄斯都不是极端的文化决定论者，而主要持文化相对性的观点，弗里曼关于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假设，米德本人也接受。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弗里曼更侧重于强调生物性的因素。
2．弗里曼对米德的批判基于20世纪40年代与60年代的观察，而米德的萨摩亚研究却是在1920年代。那么，单个个人采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进行的研究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保证较高的效度？是否应该考虑排除社会变迁这一外部变量的影响？又应该如何予以排除？而从弗里曼的民族志文本来看，他是倾向否认社会变迁这一说法的。
3．弗里曼多次强调，受过教育的萨摩亚人要求他以人类学家的身份纠正米德的错误，但这能否作为科学意义上的证据而存在？米德在调查时未与当地人住一起，不能参加萨摩亚的“福诺”，这或许隐含了资料不可信的可能性，但弗里曼与萨摩亚社会的过度接近(尤其是他具有族长地位的头衔)是否也会对其观察与解释的客观与无偏见带来隐患？
4．就研究结论来看，弗里曼确实指出了米德结论中一些略显仓促和简单化的方面，但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对米德的研究加以全盘否定，弗里曼关于萨摩亚文化和社会行为等方面的结论同样难以找到坚实的支持。
5．很多研究者认为弗里曼的批判过于激烈，带有太浓的权威色彩，特别是他把米德的归因于其个人人格和能力的倾向和行为，引起了学界同仁一致的质疑。
围绕萨摩亚社会的争论，继而转向更具广泛意义的人类学方法论的问题的辩论。其中核心的一个问题，便是民族志的有效性问题。人类学民族志通过作为个体的民族志学者对某一社会的观察、理解和写作，展示这个社会的文化逻辑。民族志对异文化理解的深度和魅力也许正在于这种经过专业训练的个体的独特理解。在这样一个既被标为科学的，又被标为理解的研究过程和文本中，社会事实与个人理解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民族志是否可进行检验？
参考文献：
【1】张丽梅．胡鸿宝：米德·弗里曼·萨摩亚—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北方民
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76-79．
【2】[澳]德里克·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商
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