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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元曲研究概况有感
李昌集先生在《20世纪中国的元曲研究》这篇文章中把20世纪的元曲研究划分为五个时期：20世纪初的元曲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元曲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元曲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的元曲研究和20世纪最后10年的元曲研究。分别从这五个时期对元曲研究作出的成果与贡献进行了有详有略的客观阐述。
20世纪初，沉睡了一百多年的曲学走上了国学的舞台。李昌集先生首先介绍了两位揭开中国的元曲研究的序幕的学者：王国维、吴梅。李先生重点介绍了一代大师王国维。他认为王国维之所以以戏剧研究为其学术生涯的起点，是因为王国维是一位受海外思想影响的学者，而海外的观念又将戏剧视为文学正宗。李先生充分赞扬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的价值。他认为王氏的《宋元戏曲考》在阐述上有两个向度：从中国戏曲的特定情况出发，其再戏曲形成史的研究中将戏曲的音乐、表演形态、脚色的衍变作为主线；从西方戏剧文学的观念出发，其阐述元曲的价值时，注重其美学（如元悲剧的悲剧性）和“文章”的价值。而《宋元戏曲考》的研究方式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古典戏剧史研究。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的一些观点：“真戏剧”、“综合”说、“三期”说、元剧最佳在“文章”说等等，都成为主流观点，并在戏曲是研究中引发争论。吴梅的学术路径更传统，在学术综指上则体现了古代曲学注重指导实践的取向。因此吴梅的曲学研究是一种较“纯粹”的曲学，大体上为戏曲文学创作知识的总结。李昌集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元曲研究走的是“纯粹学术”的研究方向，研究的更多的是“文学的戏剧”。
三、四十年代元曲研究在前30年研究的基础上有局部深化，同时也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明显进展，那就是学者们开始从戏曲剧场形态的角度研究戏曲。这对打破戏曲研究中中文章而轻表演的偏向具有重大意义。这时也引发了学者的争辩与思考：戏曲的本质究竟是系于文学还是属之表演？关于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李昌集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戏曲有二重存在意义——“文学意义”和“表演意义”。戏曲的“文学意义”与“表演意义”虽有交叉，但在不同的传播、接受场中具有不同的本质，是乃“一体二用”，文本的“戏曲”与场上的“戏曲”实是“共名异物”，其包蕴的艺术内质、负载的文化内涵大有不同。我觉得不管是案头的、文学的戏曲，还是场上的、表演的戏曲，它们都是戏曲的存在形式，没有说一种形式就一定高于另一种形式，也就不必非要为戏曲确立一个“中心”或“基准”。而应该从多元化的角度去研究戏曲，这样才能更理性更完美地欣赏到戏曲的精华与魅力。
李昌集先生认为，五、六十年代的元曲研究，既是承上启下，也是一个学术转轨的时期。从承上启下之一面看，元曲研究文献资料的整理较前一时期有长足的进展。从学术转轨之一面看，元曲研究从“史”的层面转向元曲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这时期权威的、影响最大的元曲研究成果：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王起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一时期的元曲研究虽然注重社会学角度的考察、注重文学艺术思想内涵的探究，但是较多的带着政治观念的色彩。因此，这时期展示的“元曲”是残缺的，狭隘的，而不是全景的、丰满的；研究的立场、心态首先是政治的，而不是学术的。我觉得，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但是它不仅仅只为政治服务，也不从属于政治。在元曲研究过程中，理解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时，不可以仅把作家看做一个孤立的个体，不应该为作家带上“阶级属性”，应该全面地考虑到作家创作的多重因素（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地域文化习俗与文学风气、支撑文学艺术存在的底层社会活动）。而评价一部作品时，不应该过多的带上“思想性”、“人民性”、“战斗性”、“阶级斗争”、“反封建”等政治思想，不能以思想的批判取代、阉割艺术的评价。应该多挖掘戏曲自身的艺术价值（元杂剧戏剧结构的总体特征、元元散曲的总体表意结构等等），给予全面客观的学术评价。
到了70年代末及80年代，元曲研究角度不再是单纯的文学的角度，出现了从舞台表演的角度、从文物资料的角度研究戏曲。戏曲研究角度走向多元化，取得的成绩也就多样化。学者们开始更加全面、更加充分地研究戏曲。
20世纪最后10年的戏曲研究开始走向了复归的道路——王国维提出“纯粹学术”的理想。元曲开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古代文化网格中的一个集结点进入学术的意识，元曲研究不再是纯粹的“文学的研究”或“戏曲史的研究”或“戏曲表演史的研究”，而是走向纯粹的学术研究。戏曲自身的学术思索和探究依然是研究的主体，但研究观念和研究趣向可以有种种不同，但其学术的归宿都必须揭示和阐述历史的真实。
就这样，20世纪中国的元曲研究一路走来，有过狭隘、片面的探索，有过激烈、幼稚的争辩，有过执着、坚定的追求，终于一步步趋向成熟、趋向学术，在浩瀚的国学星空中散发着自己的璀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