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容沃 中国古典智慧才是人类的未来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智慧沃家共享版坑人吗”。
金容沃：中国古典智慧才是人类的未来
嘉宾简介：金容沃，韩国国师，明星学者，中国模式论支持者。出生于1948年，早年毕业于高丽大学哲学系，后来相继获得台湾大学哲学硕士、东京大学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韩国圆光大学汉医学士。1999年底，他在电视台开讲“老子与二十一世纪”的哲学节目，不仅收视率空前，连金大中总统都是他的忠实观众。他迄今出版了六十多本著作，大部分都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是20世纪80～90年代大学生的必读书。从1999年至今，他先后通过韩国主流的电视媒体，将中国古籍《论语》、《道德经》、《金刚经》等以现代的脉络再次诠释，制作出了极受欢迎的节目，风靡全韩国。
访谈人：袁训会
研读中国古典是为了回到哲学的源流
袁训会：金老师，首先欢迎您来到中国，同时也祝贺您的著作在中国出版。据我对您有限的了解来讲，您应该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也就是说懂的方面比较多，所以，我今天的问题会比较广泛，不会局限于您的这本书。
金容沃：我基本可以算作是一个古典学者。从我的读书历程来讲，我受过很严密的文献学训练，读了很多方面的古典，不单中国古典、/ 23
韩国古典、日本古典和印度古典等东方哲学，而且还有希腊古典和拉丁古典等西方哲学，用你们中国的话来讲，我读过很多文史哲方面的东西。但作为学者来讲，最重要的精神还是批判精神，我个人在韩国的现实中也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会比较坦率地回答你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袁训会：好，那我们正式开始。
据我了解，在韩国，您所从事的工作和研究主要是介绍和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开始研究中国文化?
金容沃：毫不谦虚地说，在韩国推广中国古典方面，我是最有贡献的。但至于什么样的动力促使我研究中国古典，我想还得从我的成长和学习经历说起。我出生在一个士大夫家庭，很小就读过《千字文》等中国古典作品，某种程度上来讲正式家庭的这种儒家背景，奠定了我研究中国古典的基础。但是到中学以后，我们的教义成了完全西化的教义，加之那时正值朴正熙的独裁统治，我们没有什么自由的活动，也就一段时间放下了对中国古典的研读。但在这个时间段，我却因为患了关节炎的原因，在武术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上大学以后，我首先念的是生物学，因为我很喜欢农村、乡下、自然，所以我念了生物学。但是渐渐地由于身体原因，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我常常想，我为什么生病，为什么这么痛，基于此，我到了/ 23
基督教神学院，因为我想从上帝那找到答案。但是，随着学习地深入，我发现神学的学问太狭窄，因为作为神学来讲，它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神的存在”，这样的学问我觉得不好，因为在我看来，无前提的学问才是真学问，而哲学正是如此，所以我又转到了哲学系。
但那时统治韩国的是右翼独裁政权，在哲学系，为了与之做斗争，研读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时髦，当时学者中的聪明人和leadership，讨论的都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语录》。但我始终觉得要是把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辈子的事业，不是很甘心，因为它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西方启蒙主义的末流。
直到哲学系三年级，一次，一个很伟大的台湾学者来学校讲学，他向我们介绍了道家。听完之后我很受启发，于是找来老子的《道德经》研读，很坚定地认为这个应该是我走的路，应该回到哲学的源流，而不是学西方哲学的末流。
在我看来，中国古典不是中国特殊的古代文化，而是人类思考的源流，于是我作为思想者的道路便从中国古典这儿开始了，直到现在，我这一辈子也没有为走这条路而怀疑和后悔过。
1960年代，在韩国没人专攻中国哲学，当时甚至认为应该丢掉中国古典，但我却开始了自己的研读之路。现在的韩国，思想环境都变味儿了，变得更多元。但是现在的我更有用，因为虽然民主化了，/ 23
独裁政权也完了，但是资本的力量却变得很强大，同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急需中国哲学的智慧。
中国再造儒家文化将比其他国家更有效
袁训会：您说为了回到源流，于是开始研读中国古典，而据我所知，这些古典里边除了您前边提到的《道德经》之外，实际上更多的是像《中庸》和《论语》这样的儒家文化经典。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的源流在中国大陆。可在现实中却出现了这么一个悖论，那就是作为源流的中国大陆，在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上，远不及韩国、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金容沃：也不能这么说。当然，我在这个饭店吃饭的时候，年轻的服务员小姐，看起来没有礼貌，但这在中国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至于你提到，韩国、日本、新加坡和台湾更多地保留了儒家文化原来的面貌，也要看怎么理解，因为作为文化来讲，他的核心也是一直在变化中，也就是说，文化是不断地创新和改变的。
但话又说回来，且不说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就我看到的情况来讲，韩国的儒家传统确实比较强，而且保留和延续了很多中国古代的礼仪，比如孔庙的大祭或者宗庙的大祭，在韩国，单个家庭的祭祀很复杂，而且平常的家庭也有祠堂。/ 23
但说到底中国还是中国，中国本身特有的文化传统比任何国家都强，如果中国再创造儒家文化，可以比别的国家更reactivate。
因为，我认为中国人从周代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人文精神之旅，诞生了去神化的价值文明。而且，这种文明延续到春秋战国时代后，就变得很丰富、很多元了。自那之后，外来的文化很少能穿过它的墙壁，对其构成强有力的冲击。纵观中国历史，透过这堵墙，穿过来的外来文化前后也就两种，一种是佛教文化，佛教虽然是印度人所创的宗教，但是它一被传到中国，就经历了被彻底中国化的过程。复杂的唯识哲学也被翻译成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有格律的诗，印度佛教多元的教义与论述，经过天台宗与华严宗庞大的中国化论述之后，最后升华成为禅佛教非常简洁独特的诗的境界，这个过程我称之为佛教的“论语化”。第二个冲击则是马克思主义，它的传入很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制度和社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虽然，中国现在的“共产主义”也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一套了，但它仍然需要进一步地变化。
有必要对“共产主义”进行再解释
袁训会：是不是说，它也应该像佛教那样，汲取一些中国本土的传统资源的东西在里边。
金容沃：对，把共产主义“论语化”，使之成为“禅共产”。/ 23
袁训会：实际官方的意识形态里也会说到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只不过跟您所表达的意思不太一样。他们宣扬的是一种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直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每一个领导人任内，对于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有一些不同的提法。当然，这些跟您提到的“论语化”是有区别的。
金容沃：我是就抽象和广泛的文化形态来谈的，中国大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讲的都是理念化，而且他们靠这个吃饭。如果马克思主义完全变了的话，他们可能会丢掉饭碗，所以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发生激烈的改变，而且他们还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太radical change，中国的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发生崩溃。
但其实我们指向的社会目标或者人生目标都是很普通的价值，诸如平等、自由等等，共产主义最先传到中国也是为了实现这些基本价值，但到了今天，它本身没有必要成为一个理念化的东西，因为它已经不再是原来那套意识形态了，信服它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因此，我认为现在高喊“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主义，有必要更彻底地进行“格义”，融合中国古典的精神，用孔孟的语言而不是马克思的语言，融合进前边所讲的普通价值，对其进行再解释。
不能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标准来衡量中国/ 23
袁训会：我注意到，网上一些介绍您的简历里边，提到您是中国模式论的支持者，当然，我不确定他们这个概括准不准确。实际上，即便是在中国国内，“中国模式”都是一个争议颇大的概念和提法，而您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古典的韩国学者，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来支持它的呢?
金容沃：不能说我是“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情况是这样的，在韩国，由于接受了西方的反共教育，很大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是不太有好感的，他们既不懂共产党，又害怕它。而且，韩国还有《反共法》，触犯了相关法律还是很大的罪。但是，我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讲，共产主义和基督教都一样是西方的理念。
而我在说“中国模式”论的时候，主要指的是中国应该利用现在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模式，而且这种模式离不开作为权力基础的中国共产党。而很大一部分韩国人，由于所受的教育，更多地是以一种西方视角来看中国，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更给老百姓更多自由、中国应该搞民主选举等等，但这些都是西方的概念。我则反对这种按外来理念或者意识形态标准来看中国，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有人说我金容沃支持中国模式。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中国模式”的理念形态，但是我始终认为中国人还是应该发展自己的路。
高级阶层的腐败已成中国最大问题/ 23
袁训会：您刚才也说了，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共产主义，都承认像自由、民主、平等这类普世价值，但在不少人看来，今天的中国远远没有实现这些价值。
金容沃：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在韩国我是激进思想者的代表，主张跟中国共产党和谐相处，支持“中国模式”，这些对韩国人来讲，都是过激的提法。但到了这边，我的思想却显得很保守了。但我知道，如果中国真的按刘晓波他们设想的那样发展，也是有问题的。诚然，今天的中国社会是有很多问题和矛盾，但刘晓波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全盘西化的那一套东西，用这一套东西来化解今天中国令人不满意的现实，显然是没有做过深刻地思考和反省的。
而且，即便完全吸收了西方的那一套，也是有问题的。以选举为例，因为现在的中国没有实行普选，所以很多中国年轻人会羡慕韩国，羡慕他们可以通过选票改变自己的总统。但实际上，在韩国，很大一部分人对选举结果都不满意，选出来的人，就leadership来讲，比中国领导人的leadership资格还差，这是很真实的问题。
再比如言论自由，的确，在美国和韩国这样的国家，言论充分自由，甚至成为一种绝对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一旦和资本结合，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它的危害远比共产党的统治还要大。我们说，共产党的统治会有结束的那么一天，但这种绝对的言论权力却是绝对不/ 23
会崩溃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它会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control my mind，进而制造出一种意识形态。
最后，以腐败问题为例，中国当然有腐败，而且高级阶层的腐败已经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但美国同样有腐败，而且这种腐败与中国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系统性腐败，规模要比中国大得多。韩国也一样，外面看上去没有腐败，但其实内部结构上的腐败是很可怕的。当然，这些问题都比较复杂，不能说韩国、美国有问题，中国就没有问题，中国模式就很好。
袁训会：刚才你举了很多例子，其中在谈到言论自由时，您说在韩国出现一种资本和言论结合起来控制人思想的现象，但实际上中国也出现了这种现象。有人甚至说，现时的中国，既有来自政府权力的奴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又多了来自资本的奴役。所以，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韩国或者美国的问题。
东方人仍旧没有摆脱王朝的思维
金容沃：对的，中国也开始有西方资本主义腐败的情况了，我认为，解决这种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权力主导，将其推向正当的方向。
袁训会：您的意思是应该有一个相对集权的政府来做这件事情?/ 23
金容沃：对，完全民主化，实行权力分散，是很难解决资本的问题的。现在，中国也开始了权力的分散，资本的力量也壮大了起来，但来讲，中国政府还有集权的力量，怎么正当地使用这个力量，我认为是人类最后的机会。但是，我又觉得这种集权很难维持30年以上，中国应该在这个时间内把握好机会。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孟子为什么要见梁惠王和齐宣王，那时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能够帮助他实现推行“仁政”的理想。
袁训会：但实际上这种集权，如果没有其他监督和约束的话，也会导致腐败。
金容沃：但我不认为(分权)是一个好的方式，虽然它在将来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特色。我始终觉得，东方人还是没有摆脱王朝的思维，总是想着要靠各种政治派系来维持平衡，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如此，过去的韩国也如此，当初朝鲜王朝也是利用两边的贵族来实现权力均衡。
毛泽东的功，是无法被后来的过给谪贬的袁训会：关于中国模式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您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毛泽东的功，是无法被后来的过给谪贬的”，但这个观点恐怕会受到中国国内不少知识界人士的反对，因为一直以来在中国对毛的评价很难达成共识。我的问题是，您能否详细介绍下您的这个观点?/ 23
金容沃：像我在前边所讲的那样，在韩国这样讲的话是很过激的，到这边来讲却成了很保守的观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妨先从韩国的情况谈起，我们讲自己在1945年解放，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解放的主体，我们只是被解放。因为，一直以来，韩国人民都没有掌握解放自己的主动权，没有争取到自己的民族独立，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而且，现在的朝鲜半岛被一分为二，北边有北朝鲜南边有韩国，一直处于分割的状态，这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被断成了两半。我认为，这种被解放实际上是另一种殖民化，对韩国来讲，它是空的。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毛泽东，他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那才是真正地解放了中国大陆，因为他几乎打败了所有的帝国主义势力，让中国真正地实现了独立，而不是像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那样依附美国。所以，从韩国历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话，他当然是有功劳的，因为实现真正的解放正是我们的历史目标。韩国需要他那样的强人，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李承晚到晚年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基督徒，完全是美国的走狗。所以，我这么评价毛是有足够的理由的。
当然，毛泽东治下的“*”，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很不好的记忆，让他们难以接受。但问题归问题、功绩归功绩，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中国还没有真正当过殖民地。你们在建国以前，在半殖民时代抗争的历史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我说你们的历史，是一段有主体意识的历史，你们真正地实现了民族独立。相反，韩国就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一直都是被殖民/ 23
化、被解放，直到现在，韩国还是臣服于美国，就像历史上朝鲜王朝臣服于明朝那样，大韩民国的统治阶层的想法完全依附于美国。
中共不必执着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袁训会：聊完毛泽东，我们再来聊聊今天的中国。众所周知，对中国来讲，今年作为换届年，非常关键。我注意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大陆的社会思潮非常活跃，而在众多的思潮中有一支叫做儒家宪政主义，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您也很熟悉的秋风先生。不知道您这种思潮有多少了解?如何评价它?因为作为一种思潮，它在中国也是颇受争议的。
金容沃：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它首先要解答的问题是，儒家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什么，秋风们所说的儒家又是什么?我们说，如果他们是用现代的理论或者思考方式，再解释古代的儒家文献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儒家宪政主义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儒家在这个过程中已经“现代化”了。进一步说，因为儒家已经现代化，把它同现在的宪政概念结合起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儒家在过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实体，在现实中怎么将其同现在的政治制度融合，又有一定难度。
袁训会：儒家宪政主义，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主张复兴中国式的“三权分立”，设三院：通儒院(天)、国体院(地)和庶民院(人)，/ 23
其中“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庶民院”则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
金容沃：要谈这个话题，首先我得熟悉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但实际上我对此懂得并不多。所以，关于儒家怎么样跟中国现行制度结合起来，继而开创一种新型宪政，我不好发表过多的评论。
但是，我很赞同共产党抛弃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因为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了，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那个年代的集体主义社会，今天的中国人，不再信奉共产主义这种理念了。所以，我主张中国共产党尽早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没必要执着于共产主义这种虚名。
但我也知道，要想让这种理念忽然改变也是有难度的，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各种利害关系，有理论上的，也有现实层面的。而且，我还认为学者们在这儿提出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为之争论，意义不大，因为这些都是胡锦涛、习近平这样的人才能决定的事情。设想，如果他们说共产党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意识形态，而不必执着于过去的共产主义理念，又或者用中国传统的理论资源对共产主义理念进行再解释，改变起来也就水到渠成了。
基督教应该像儒家那样去神明化
袁训会：当然，我们说儒家宪政主义也是一家之言。我们接着往下聊，下一个问题还是结合您之前写的一篇文章，您曾经在那篇文章/ 23
中阐述了《圣经》和《论语》应该融合这个观点，而且断言说21世纪美国与中国的较量将是《圣经》与《论语》的较量，我的问题很简单，您下这个论断的依据是什么?
金容沃：我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过去都认为推崇孔孟儒家的人很保守，我想说我不是那样的。我们先从《圣经》说起，我个人完全否定《圣经》的权威，在我眼里，《圣经》仅仅是一本文献，当然这种观点会让很多神学家难以接受。但实际上这是常识，因为《圣经》上的语言都是人的语言，它不是上帝写的，而是人写的，说到底，不过是一本文学作品。而且，最近出来的很多资料支撑了我的这种判断。一些资料显示，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耶稣本人的原型，而且他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也没讲过什么天堂之类的故事。他的角色跟儒家里边的孔子一样，只是我们的老师。我说的这些可以在1949年出土的福音书原本里边找到根据。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主张，基督教也应该像儒家那样去神明化。我以为，孔子的伟大性正在于他是普通人，他只是我们的老师，仅此而已。我们说，孔子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些都是很普通的。很多人认为，孔子藏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没教给别人，但实际上他没有，他说“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我无时无刻不跟你们一起吃饭、活动，怎么会有东西没教给你们呢。我所说的《圣经》和论语融合，说的就是去神明化，一切回归普通，互相汲取智慧。/ 23
而且，我认为，如果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能做到像孔子那样，做一个没有隐藏的普通人，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当然，在开放权力方面，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也做了不少努力，这是了不起的，但他们还是没有达到像孔子那样，为了推行和实现正道、仁政，而甘愿自我牺牲的境界。实际的情况是，他们将更多精力用来搞权力平衡了，而没有用来推行“仁政”，没有树起很好的政治家榜样。
再说回毛泽东，之所以那么多人不喜欢毛泽东，甚至讨厌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没有树立起一个政治家的榜样。试想，如若毛在“大跃进”失败后即退下来，那现在对他的否定和非议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了。现在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而且这种问题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高层系统都有这种问题。
所以，我说，***的问题出来以后，共产党人应该一起深刻地反省，而不仅仅是处理***个人。比如，在家族资产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建立一种制度，进行严格控制，也就是说，那些在党内居高位的官员，他们的亲属不可以经商，不可以利用权位来给自己的家族赚钱。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在整个共产党高层里边树起这样的榜样，我想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有好处的。
中国首先要改变的是教育制度
袁训会：但是不是可以说，中国人的这种家族观念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 23
金容沃：这个不是儒家，这个主要是由汉代以后的帝王权威主义造成的，原始的儒家不是这样的。
袁训会：您说中国执政当局的腐败不是***一个人的腐败，而是整个系统的腐败，您还提到现在不少高层官员的家族掌握了很多资产，总之，问题很多。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制度性的约束的话，也是很难解决的。正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单纯指望掌权者靠儒家提倡的修身养性来推行“仁政”，又是否靠得住呢?
金容沃：这一点，我很认同，因为修身养性这种抽象性的东西，在很多时候确实是靠不住的。拿我自己来说，我很清楚地知道，吃多了不好，吃少一点对健康才有益处，但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所以，你说得很对，不能靠自律来解决制度性的问题。
但制度层面，中国古代不同的思想流派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拿法家和儒家来说，法家主张的是用法律来控制人民，儒家的孟子则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主张实行大众教育，他想办学校，而且这种学校不是面对贵族，而是面向最底层老百姓的。孟子有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叫做“无恒产者无恒心”，但实际上有了“恒产”也不能保证一定有“恒心”，“恒心”需要靠教育来保证。所以，只有确保国民既有“恒产”又有“恒心”，国家的政策才能顺利推进，进而实现“仁政”的理想。/ 23
如果说“恒产”好比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问题，那么“恒心”就是上层建筑的问题了，它只能靠教育来解决。现在的中国同样如此，制度上边，我认为首先要改的就是教育制度，没有用处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教育都可以去掉，而传统的古代经典、伦理规范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方面的教育，则应该着重宣扬。
所以，我说中国的教育非常重要，你说的修身养性当然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制度，而教育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制度，我认为比法律更有效!
任何文明都不具备中国古代文明的包容性
袁训会：紧接着上边的问题，您在那篇文章里边还提到，现今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也不行。你进一步认为，基督教需要汲取一些新的资源，其中就包括像《论语》这样的中国式古典智慧。
而在中国现当代，有一个叫梁漱溟的学者，他就非常推崇儒家文化的包容性，他甚至断言儒家这种“讲求尊重与包容的和谐人际关系正是世界文化的希望”。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主张用以儒家文化为特色的中华文明整合世界，我认为梁的这些观点和您所说的好像有不少共通之处，不知道您又怎么看?
金容沃：我没有仔细读过梁漱溟先生的书，但是我家里有不少他的书。梁的这个说法，用普世的视角来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当/ 23
韩国人听到你用中华文明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会认为你是在宣扬中华帝国主义。因为，在中国之外的人看来，中国人说的很多话都有两面性，一个是理想主义的层面，另一个则是现实主义的层面。
不错，中国人确实有很纯粹的理想主义，像大同社会、天下主义乃至天地这样的提法就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也有自己的现实利益，这一点在中国的古代也不例外，像中国古代的法家就相当注重现实主义。
中华文明当然有先秦时代的包容性，而且是任何文明都不具备的，即便是20世纪的美国文明也不具备。结合当下中国，我觉得你们首要做的是要超越意识形态，回归儒家的多元和包容，而且这样同普世价值的现代立场也是一致的。
梁漱溟先生对我来讲有一点古老，至于我为什么将中国文化视作人类的未来呢，那是因为我认为至少中国文化里边没有那种神话性的超越价值，它包含的一种真正的人文价值。
你会发现，基本上其他文明都是宗教文明，对此我不是很欣赏。我始终认为，从人本主义层面上讲，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西方文明只不过是一种神本主义，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而已。中国文明，在没有超越性价值这个前提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和国家，这是很宝贵的。
韩国人传来的基督教污染了中国的人文精神/ 23
袁训会：您说中国文明是没有超越价值的，有它的独特性，很稀有。但是在无神论的反对者看来，他们会觉得一个没有超越价值支撑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很可怕，您又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容沃：我所说的这种具有超越主义价值前提的文明是很特殊的，它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多神论文明，它宣扬的是一神论，而在我看来，一神论是最有问题的。
很多人会认为宗教都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信奉一神论，但实际上无神论或者多神论，是一种更普遍的宗教观念，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是很特殊的宗教形态。所以，中国的人文精神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中国文明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包容了儒家、道家和佛教，即通常所说的儒、道、释三家。首先，佛教，它虽然号称是宜他性宗教，但其实它内部分为两种，其中一种只用念念阿弥陀佛就能成佛，只是个人的自觉问题，这就不属于宜他了。同样，儒家也有这种特征，即既有宜他性的以免，又有自我修身的一面，而且它的正途还是作为人的个体，只有当一个通过内置的自觉进而不断地发现自己的主体性，才能达致修身养性的境界。
遗憾的是，中国现在的基督教人口在逐年扩大，毫不夸张地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崩溃。/ 23
我们说，在以前，共产主义在中国会给人民一种依靠，他们只要信奉它，终究有一天能过上好的生活。但现在不行了，共产主义的吸引力逐渐没有了，资本主义传来以后，社会上赚到钱的人都过得很好，没有钱则会被边缘化，渐渐地，他们会感到很孤独、很寂寞，于是便找到了上帝，开始信奉基督教，纷纷进了教堂。
袁训会：实际上，中国的基督教发展之所以这么快，韩国教徒可谓功不可没。
金容沃：对，不少韩国的基督教教徒在这边传教，我觉得这个很不好。因为，韩国的基督教教会，在本国影响力逐渐衰弱，信众开始减少，于是他们开始向外渗透，纷纷跑到中国大陆去传教。现在，韩国人在中国传教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我想中国共产党也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和了解。
我认为，韩国传来的基督教，污染了中国的人文精神，对此我很生气。而且，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大力禁止那些在中国传教的韩国人，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产生恶劣的影响，而且他们本身也有问题，大多都是些精神有问题的人。
袁训会：虽然您说基督教势力现在在中国很庞大，人数甚至比共产党党员还要多，但是中国的基督教，就其组织模式而已，跟韩国或者西方还是有区别的，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它的控制还是比较严的，像那些官方的三自教会主动性就很小。/ 23
金容沃：规模来讲，听说已经超过了一亿。我们说，从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开始，基督教就一直在侵袭中国文明，但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整个中国都只有84万基督徒，现在却超过了1亿，所以我说这是很大的问题。
读懂中国古典作品的前提是正确认识西方哲学
袁训会：我想，在基督教这个问题上，您的看法可能会引来不少争议。我们接着下一个话题。据我所知，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在韩国讲老子了，后来又相继用韩文翻译了《道德经》和《论语》等一系列中国古典作品。
金容沃：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我计划把十三经全部译出。
袁训会：这个工程很浩大。在我看来，您现在所做的工作和研究，跟中国古代的一些读书人，像朱熹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比较类似的，做的是一种解释经典的工作。
遗憾的是，在中国国内从事您这项工作的人却不是很多，而且更让人担忧的是，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对这些古代的经典非常不重视，他们很少读经，而且我们的教育里也很少涉猎这些东西，以至于现在不少人读起古文来很费劲。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 23
金容沃：实际上，在中国做古典研究的学者还是不少的，而且大部分大学都有这个方面的优秀人才，这一点上比韩国要好。至于中国的年轻人，现在热衷这一块的人确实不多了，但还是有不少年轻学者在一块用心研究。
我给这些年轻学者的建议是，他们不仅应该研读中国古典作品，更需要一种了解并熟悉世界文明的宽阔视野。中国在古典研究上有很多优秀学者，但正确认识和了解西方思想的人则比较少。而当下的中国急需这样的人才，因为一个人如果对西方哲学没有正确认识的话，是很难读懂中国古典作品的。
其次，研究中国古典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严密性，但我注意到中国的学者在这一块做得就不够好，至少同日本学者比起来，他们显得不是很严密。
再有就是，中国政府要在学术上提供一个自由的研究和讨论环境，对学者们的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而且有必要将西方那些深刻地哲学作品翻译出版。不能因为买书的人越来越少，就不投资相应地研究，因为长此以往，对学术势必会产生很坏的影响。现在的中国政府很有钱，他们应该为了中国的精神文明，在翻译和研究西方哲学思想这一块上，做出更多的投资。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哲学只有在与西方哲学的融合对抗中，才会发挥其魅力。试想一下，如果现在的中国/ 23
既有研究尼采的世界权威，又有研究康德的世界权威，而且那些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可以同这些人做最直接的交流和对抗，那将是多么盛大的场面。
我始终认为，光讲一点四书五经用处是不大的，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些东西太古老了，他们不爱听了。
现在在韩国，已经翻译了很多西方大思想家的作品，诸如《尼采全集》和《康德全集》等等。这样，我在讲中国这些的时候，有不少西方哲学方面的大家，会当面来质疑我的观点，我很乐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同他们进行对抗和斗争。但是，在中国，我估计是不会出现这种局面了，因为那些讲中国哲学的老师也就只是讲讲中国哲学而已。
总之，我认为将中国哲学和西方思想结合起来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像冯友兰先生和陈寅恪先生曾经营造的那种学术气氛，我觉得现在有必要恢复，也只有那样，中国文明和中国才有希望。/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