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有感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万历15年读后感”。
感于《万历十五年》
中华上下五千年，我独爱大明一朝。大明，没有汉唐开疆拓土的雄风，亦无两宋浓郁的文化气息。可我依然莫名地喜欢大明，如果一定要解释一二，那么也许是变态的喜欢上了“飞鱼服”“綉春刀”，也许是《官居一品》中穿越的沈默改变民族命运的情节满足了我意淫的心理，亦或是感受到了《大明王朝1566》中海瑞的浩然正气所传递的正能量。总之，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正如你没有来由地喜欢一个女孩子。
前段时间看完《万历十五年》，作者不一样的观点令我耳目一新，为之震撼，很想写点什么，因为懒惰便也任其一拖再拖，现在为了完成任务我不得不整理思绪林林总总的写下这些文字，为此我再一次读过了《万历十五年》。说了这么多废话，其实我想强调的就是，有些想法并不一定是读《万历十五年》最初的想法，这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
这本书作者引用了很多古今文献，写作时间也很长。从写作时间以及作者的序中，我了解到作者读过许多书，如作者提到的《神宗实录》。佩服作者心无旁骛的知识沉淀的过程以及那种不急躁不急功近利的品性，仅此一点就值得今天很多人学习。
书中涉及到大明许多问题，如财政、金融、税收、礼仪、军制、俸禄、官吏品级、行政制度，思想等。对于这些问题尽管书中只是简单提到却都命中要害，主线紧紧围绕 “道德”二字，引发我思考的是“治国理念”，其核心也是“道德”，很多问题亦由此而来。无论是大明的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政策，都紧紧地和“道德”捆绑在一起。
提到大明的政治体制就不能不提科举制度，同专制制度一样科举到明也发展到了顶峰，太祖爷利用科举完善了专制政治体制，拴住了天下士子的心也借此削平了他们的棱角，八股正是始于明。科举评判的标准正是读书人引以为豪的儒家经典，经过千百年的发展而其核心正是不断完善的“道德”。帝国的支柱—官僚队伍，即是研习儒家经典并视道德为其宗旨的士人，追根朔源其治国理念也必然离不开道德。从大明的俸禄制亦不难看出，巡抚一年的俸禄是一百五十八两，还要奉养其“幕府”。太祖爷不正是希望借道德平衡官吏们的私欲吗？那些让皇帝们头疼不已的经筵制度以及各种繁琐的礼仪，太祖爷不正是希望他的子孙既是政治上的王，也是士人们眼中的儒家宗主和带的楷模吗？皇帝不但站在了政治制高点同时也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和文化制高点。这不但控制了帝国的基石——士人，更真正的成为了天下共主。然而皇帝亦成为了制度的一部分，规则诞生了，规则控制了士人但也成为限制皇权的利器，皇帝要想玩下去必须遵守规则。一旦规则被破坏也就意味着皇帝失去了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儒家文化成就了皇权，同时也造就了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利用儒家文化的核心“道德”来限制皇权。
大明的经济政策是“平衡经济”，即保护落后的经济维护中小地主经济的稳定性。造成这种原因固然有对历史的借鉴有太祖爷个人经验的反思，但最重要的还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受到其重民思想的影响。从思想文化上看，土地兼并破坏了小农经济的稳定性，不符合儒家的重民，这也印证了政治上王朝更迭的规律。
政治和经济同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道德”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国家的治国理念，也必然会影响了大明各个方面。在此不得不提万历年间的两位首辅重臣张居正和申时行。
历经三朝的老臣张居正经历并参与大明王朝的中兴，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悲哀。幸运于他有医治大明的机会，悲哀于他没有找到时代的良药替大明斩除病根，然而更大的悲哀是中国错失了时代的机遇。可以说，张居正成也道德败也道德。张居正作为万历皇帝的老师，利用其老师的身份，从而树立了大明首辅的威严，并借此来推行其”改革”。作为万历心中的道德楷模，他的去世，其大量的”罪证”也随之浮出水面，他就再也不是万历心中的张师傅了，他身上的道德光环也随之烟消云散。作为士的一份子，文官集团的一员，道德成就了他。然而其推行的改革却与文官集团的期望相去甚远，道德也因此成为了攻击他的最好武器。
张居正认识到道德作为国家的治国理念，指导国家的行政并代替法律，固然可以起到维系统治的作用，但却降低了行政效率的问题。他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道德的影响力，这无疑违背了天下士人的理念宗旨，也违背了帝国设计者的初衷。
作为实干家的张居正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考功法、一条鞭、丈量土地等，试图提高大明的行政效率，但都没能挽救大明衰落的局面。儒家道德影响下的大明文官集团奉行的是“无过便是功”，考功法无疑会受到整个文官集团的抵触。一条鞭和丈量土地同样损害了士这个大明特权阶层的利益，而文官集团处于士的顶端，站在他的对立面也理所当然。
张居正触碰到了文官集团乃至天下士人的利益，在他生前他的反对派用其 “夺情起复”的道德“污点”攻击他，在他死后更是用“谋逆”这柄道德利剑攻击他，最终将他彻底打倒。反观其推行的措施只是从技术层面出发，只不过手段激进，其本质上还是在德治的范畴之内。
如果把张居正看做万历的严父的话，那么万历的另一位老师申时行无疑可以看做万历的慈母。从书中节选的两篇《明神宗实录》不难看出申的迁就及其“迂回战术”，而万历的表现则如同一个撒娇的孩子。
同张居正一样，申时行也同样认识到大明是以德治国，所不同的是申主张主张在德治下团结文官集团和衷共济。一方面在一定范围之内容许文官集团的私欲即所谓的阴，另一方面用道德即所谓的阳来平衡文官集团的私欲以达到“阴阳调和”。
对于万历和文官集团的冲突，申一方面调和双方矛盾，另一方面主张用更稳重委婉的方式即“诚意”打动万历使之妥协，使这个孩子般的皇帝成为儒家所期望的圣君。不过他的诚意和苦心不被文官集团所理解也不被万历所接受。最终，他被迫致仕。和张居正不同，万历仍尊重和礼遇他。
两位万历年间执政最长的首辅在德治下以不同的方式所做出的努力都未获得成功，也都没能改变大明衰落的局面。
我想作者着重叙说两位首辅及其执政方式旨在说明其在序中所提到的大历史观，即用十五世纪中国的侧面形态来叙述中国以后的发展与日后世界潮流的发展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这点在对戚继光叙述中亦有体现，戚继光的死以及整个帝国对其练兵成果的忽视，使大明失去了重整军备的机会，而此时新兴的军事集团女真在白山黑水间崛起，中国今后的发展亦全非偶然。
受到作者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也认同作者的学术观点，但是对于德治我也有自己的看法。
今天许多人都批评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批判传统道德对国人的束缚，批判先人遗留下的德治理念使中国融入不到现代社会中去。很久以前我也有这种思想，在第一次读过《万历十五年》我的这种思想更加强烈。在学习过一段时间的法学之后，在重读《万历十五年》之后，我有了不同的看法。法学老师说过“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而作者黄宇仁也旨在说明其大历史观。
儒家文化用其包容的气度延续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而道德则教化万民泽披苍生。今天我们都羡慕西方的民主，羡慕西方的法治，于是我们高呼法治，却遗忘了道德的教化作用。我们只看到西方的法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西方宗教信仰的教化作用。儒家文化道德讲求教化，而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讲求强制约束。教化是主动性的，而约束是被动的，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主动性的效果必然优于被动性。
最近很喜欢这句话“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法不得也”。道德自然是“上”，要维护社会的稳定，我们必须取上，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德治，提倡教化。当然，人也有其自私的一面，法治也不能忽视。但是，我打心底不希望我们有着优秀传统美德的中国人只是在法律约束下追逐利益的机械人。
最后想说句，有的时候灵感一来，思想便天马行空，可是当你提笔的那一刻可能大脑又一片空白，归于沉寂，即使勉力为之，可能想法也是差之千里。小伙伴们有木有这种感受？有木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