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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2级思想政治教育三班
曹旭宇
学号：20120201041
2理论和历史之树应当常青
《我观党史》读书笔记
摘要：作为国内党史和党的文献权威研究机构和社团机构的负责人，石仲泉先生在长期从事党的文献、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共党史研究以及教学的过程中，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维，形成了自己鲜明而又系统的党史观。他在党史研究领域所获得的一些重大成果，虽然不断的地以论文和著作的形式展现给读者，但这不90多万字的巨著---《我观党史》，却是他对党史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具体研究所取得的思维成果的再度升华。
关键词：石仲泉；党史解读；理论视角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
自从1926年党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在中共旅俄支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这篇5万字的报告，从而有了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国共产党史的第一步著作以来，研究党史的论文和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无论是有关党的通史、断代史，还是专题史著作，都不乏精品之作，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等，但石仲泉先生的这部著作既非通史、断代史，也非专题史的新的视角和框架下，为党史研究领域增添了一部扛鼎之作。治史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和态度。孔子作春秋是为了“绳当代”，司马迁做《史记》是为了立“仪法”，司马光编《通鉴》是为了供“资治”。《我观党史》研究党史的目的和态度，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以史为鉴。这就是著作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历史研究必须体现时代精神，既要有厚重的历史感，又要有强烈的现实感，要站在现实的高度去反思历史，而反思的目的是为了未来的发展。这部著作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一个突出的事例是，著作不仅以较大的篇幅阐明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还用“三个代表”的思想去解读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这就使人们既对“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解有了坚实而深厚的历史基础，同时对党的历史的认识又上升至从未有过的崭新的高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不久，学界就开始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石仲泉就是比较早的学者之一，他是开宗明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读党史的第一人。他在相关的著述中，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成功与失误都与是否“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
第一，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本身，就是先进的思想理论和先进的生产力的物质载体相结合的产物。20 世纪初叶，一批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深入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工人群众中去传播先进的革命理论，使两者相结合，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二大通过的纲领上已明确规定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因此，党的创立本身体现了“三个代表”的要求。
第二，党的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通过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既
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又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样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 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违背了“三个代表”，使革命遭受了两次严重挫折。
第三，抗日战争使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正体现“三个代表”。比如新民主主义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再比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作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并倡导“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等，不仅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了正确认识的折射，而且也完整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正因如此，我们党才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四，建国后，党在解决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问题上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而在解决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却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在一个时期甚至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党首先用三年的时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随后，又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不幸的是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也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发动“大跃进”的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想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使党能更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在思想文化领域，搞“大批判”也阻碍和破坏了先进文化的发展。
第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加强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努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之所以如此，还是在于我们党制定的路线、纲领、政策，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石仲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读党史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创造辉煌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党坚持了“三个代表”思想；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犯的严重错误，归根结底也还是由于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历史上所取得的五度辉煌，即大革命的辉煌、抗日战争的辉煌、解放战争的辉煌、建国后头八年的辉煌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无不体现“三个代表”的先进性。而党所犯的四次严重错误，即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错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跃进”错误和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错误，又无一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
由此可见，石仲泉这种党史解读的新视角不仅开了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读党史的先河，而且直接催生了“还原”的理论和实践，为党史研究怎样贯彻和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怎样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党史研究确实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石仲泉同志一直从事党的理论和党的历史的研究及宣传, 先后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担负领导工作, 曾经在胡乔木、胡绳的直接领导下, 参与诸如起草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负责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本子这样重要的理论工作和文字工作。这样的经历使他不仅得到胡乔木、胡绳耳提面命的教诲, 而且对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风格有深切的了解, 并受到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物的研究涌现了丰硕的的成果。石仲泉同志长期在党的理论和历史研究部门工作。在这样的部门, 做这样的工作, 同在一般的学术单位进行学术研究有很多不同, 用石仲泉同志的话说,相当一部分工作是从事“非纯学术性”的研究。这种“非纯学术性”的研究, 除了有很高的科学性要求之外, 还有很强的党性要求。石仲泉同志十分强调研究党的理论和历史, 必须坚持站在党的立场上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立场上写历史的原则。他解释说, 站在党的立场就是遵循党的基本理论的指导, 而党的立场同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理的科学立场, 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就是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 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 也指出了这项工作的偏差。80年代后期以来, 特别是90年代以来,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 不少人否定改造的必要性, 也有人不愿意承认其中的偏差。石仲泉同志既不赞成“全盘肯定”论, 也
不赞成“全盘否定”论。他认为, 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确有失误, 对后来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有复杂的多方面影响,不能忽视这一点。但是也不能因为它大大超前完成, 留有不少的“后遗症” , 就全盘否定。他由此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将历史评价的“标准线”同总结经验的“标准线”加以区别。社会主义改造一没有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 二没有造成社会的大*, 起码应该给予“及格分” , 即应予基本肯定。对它的不足、缺点、失误怎么看, 那是属于总结经验教训这个范畴, 不能用理想化的高标准要求去否定它。这里既有是非曲直, 也要权衡利弊;既要探讨学术, 也有政治大局问题。这是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观点, 它遵循了决议, 但又不简单“克隆”决议的结论, 而是冷静地全面阐明对问题的观察和估计。要说把党性和科学性统一起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我以为, 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实质上是坚持一种理性精神。而这种理性精神在《我观党史》中是贯穿始终的。
石仲泉同志由原来研究哲学转向了研究党史。有人为之惋惜, 但在长期研究党史的同行看来, 这种专业转换成了一种优势。受过哲学专业学习和研究的训练, 在研究的宏观视野、理论思考、辩证分析、创新意识诸多方面, 显然具有一般党史研究人员不大具备的长处。石仲泉同志自己说过, 从研究哲学转向研究党史对他的帮助很大, 而他在党史研究方面的优势主要得益于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我观党史》中很少史料的罗列堆砌和史实的平铺直叙。他善于对纷繁芜杂的材料和复杂多变的史实进行提炼和抽象, 这种提炼和抽象并不脱离历史史实, 但又不停留在史实上, 借用文艺理论的语言, 叫“源于史实, 高于史实” , 也就是尊重历史而又从理论的高度去思考。
党史研究的作用, 常常被概括为“资政育人”。“资政”是资当代的政, “育人”是育今天的人。与历史学科的其他领域相比较, 党史研究的现实作用恐怕是最为突出的。石仲泉同志在党史研究中, 就显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我观党史》的诸篇文章, 几乎无一不与当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实际相联系。对这一点, 石仲泉同志有一种自觉意识, 他认为研究党史要充分考虑它的资政育人的功能。他说:“研究执政党的党史, 无疑有政治风险,出成果不易, 但是, 只要正确地把握好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度' , 较好地发挥其资政育人的功能, 起到资治殷鉴作用, 那它的社会影响不可小觑。”他对事件、人物和思想的研究, 都是以历史为切入点、以现实为归宿的。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李大钊、张闻天、李立三等人物的研究, 关于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反冒进与反反冒进、党的八大、1976年**事件、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研究,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他都在纵向考察之后,得出对于今天有深刻启迪的结论。
都说研究历史不能带有感情, 这话不能说得太绝对。人们对于历史的感悟和认知,一方面来自文字传承, 另一方面也来自切身体验。因此,研究历史完全脱离开个人情感,事实上不大可能。我以为, 只要不偏狭, 感情在历史研究中能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在这里冷峻与激情并不矛盾。石仲泉同志在研究党的理论和历史时, 是浸润着一种感情的。这里既有对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人物的情感, 也有对党的理论和历史研究事业的情感。对于党在探索革命、建设道路中的成功, 他由衷赞颂;对于党和领袖人物的失误, 他着重于从社会历史背景分析原因, 而不过分追究个人责任,其间充盈对领袖人物的理解之情。成功与失误之间,前进与挫折之间, 历史与现实之间, 全党与领袖之间, 客观与主观之间, 石仲泉同志分析中肯, 把握适度, 能说同他的情感毫无关系吗?尤其是他对党史研究的那份情感, 给人印象更深。学术研究特别是党史研究, 是“坐冷板凳”的工作。几十年里, 石仲泉同志甘于寂寞, 潜心治史, 无怨无悔, 用他自己的话说:“干工作甚为投入, `爬格子' 心满意足”。除了对事业的深刻理解外, 能说同他对这个事业的眷恋绝无联系吗?谈到几年里呕心沥血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艰辛, 他动情地说:“为了它, 翻阅了数不清的材料,开了数不清的会, 改了数不清的稿子, 写了数不清的字, 特别是在那集中封闭统改中卷党史稿的108 天里, 大伙儿真可谓`食不甘味, 寝难入眠'。我们是那么盼着它早日面世啊!”字里行间, 感情漾溢。读来百般感慨,不胜唏嘘。
德国诗人歌德曾经说过:“理论是灰色的, 生活之树常青。”意思是理论总是落后于实际生活。这话不无道理, 又不全是真理。实践是理论的源泉, 当然比理论更鲜活。但是, 人们的社会实践并不是无意识的活动, 相反,我们所看到的实践恰恰都是受一定观念、意识、精神等支配, 按照一定的设想、主张、计划所展开和进行的。因此, 理论并不只是被动的。问题在于, 理论应当客观地反映实践和科学地指导实践, 如果不是这样, 那么理论当然只会是灰色的;反之, 理论之树同样是常青的。读了石仲泉同志的《我观党史》,我以为, 理论和历史之树应当常青, 也能够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