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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共和
2011年12月08日 本站原创 我要评论(0)【字体：大 中 小】 浏览数：1435
吴嘉斌
内容提要：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对中国革命历程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早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口号，到中期“三民主义”的形成，再到后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提出，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变化以及中国革命方向的演变。本文通过探索、研究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形成、发展和贡献，揭示其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历程的影响以及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1911年武昌首义，正式宣告中国五千年封建王朝的终结，民主革命浪潮席卷中国，民主共和制度随之深入人心。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将民主共和思想贯彻到革命活动的始终，并随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及时发展、扩展，对我国民主革命历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探索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清末民初仁人志士对民主共和的探索
“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原始含义是人民的统治，而在古罗马政治体制当中，民主的概念是公民权利的重要部分，强调公民有公开、自由地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权利。作为人类民主的雏形，古罗马民主制后来被代议制民主所取代。而“共和”一词最早见诸于周朝，共和的概念是一种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由公众通过投票、协商等方式平等地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综合起来看，民主是共和的基础，共和是民主的表现形式，将两者概念融合，派生出“民主共和”的概念：人民平等、自由地运用国家赋予的民主权利，通过投票、协商等方式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
“民主共和”一词在中国是舶来品。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民主思想也在这个时候通过中国被迫开放的门户传入中国，受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中国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民主共和思想被赋予中国化的理解和诠释。中国的民主共和思想萌芽于清末民初，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魏源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放眼看世界”，寻求救国图强之路，开始引进和传播西方政治体制。第二次鸦片战争，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的改良派敏锐地认识到“以中国之伦理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只是舍本逐末，建立英国式的宪政政体才是富强之本，因此开始在中国系统地介绍和宣传西方的民主体制，中国的民主思想开始萌芽。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开始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宣传“自由，平等，博爱”，使民主思想的核心在中国得到了宣传。
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之路的大胆尝试。康有为提出了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可先实行“君主立宪制”。在宣传过程中，为减少来自清朝统治者的阻力，争取更多的支持，康有为并没有提及兴民权、开议院的主张，这是实施策略的需要。然而，维新派没有面向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深入宣传变法以赢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造成主导变法的力量无法与守旧势力抗衡。另外，由于变法缺乏轻重缓急的统筹过程，也没有注意广泛团结大多数不甘于忍受落后挨打命运的有志之士，更没有团结那些有改革意向又担心改革削弱其政治经济利益的旧官员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维新派没有团结有实力的资本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只是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使改革的措施流于形式。当时中国的国情不同于日本、英国，清朝的统治在政治体制方面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照搬日本明治维新或者英国“光荣革命”的模式到中国是行不通的，戊戌变法的领导人无政治权力且没有具备团结大多数支持或同情改革的人，更不具备统筹改革的政治素质，因此改革注定失败。
如果说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改革方式的问题，那么清末“新政”的失败就是一个骗局的流产。慈禧死后，傅仪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利用新政立宪的名义，建立了一个更加集权的“皇族内阁”。在这里，资产阶级在“预备立宪”的运动中所积极倡导的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被专制者偷梁换柱变成了皇权专制的象征，专制统治者到德国留洋期间不但没有学到西方的民主政治，反而向德皇学到了抓紧兵权的绝招：不仅削弱了许多汉族官僚的兵权，还把大批北洋军阀调到自己的直接指挥之下，以此来保证自己封建集权的实力。这种偷梁换柱式的“新政”只能骗骗依然做着“天朝上国”美梦的满清当权者，在历史的潮流冲击下，清朝“新政”骗局只能以败局收场。
不甘于落后挨打的命运，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许多仁人志士奋起探索民主共和之路以图救国图强，历次在推进中国民主共和进程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说明两方面的道理：一方面，腐朽的满清专制统治者不允许中国搞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共和国，另一方面，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之前，中国尚未具备能够凝聚各方面进步力量以抗衡满清统治的条件。
二、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孙中山对民主共和理念的探索。
孙中山作为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深刻认识到自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不仅是一场以暴力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而且是一场思想上的彻底革命。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但帝国主义与满清统治中的封建主义元素相结合，又以残酷的统治妨碍中国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在殖民地化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封建主义，形成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转型阻力。因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阻碍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两大重要因素。孙中山所探索的民主共和理念就必然围绕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展开。孙中山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失败得出结论，政体是关键，政体不能改变，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要使中国与世界接轨，迅速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近代化，必然要有一个负责任的、代表民意的民主政府。孙中山认为，首先要追求民族独立，其次是追求社会民主，没有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这“两件宝贝”，中国的任何事情都办不好，中国只有实现彻底革命，才能实现民主共和。
孙中山尖锐地指出，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不可能的。“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所需要的是一个治理众人之事的总统”，而不需要把国家变为个人私产的封建皇帝。所以，孙中山强调：“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很显然，孙中山的意思是既然要从清政府的手里夺取政权，就非革命不可，既然要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那就只能成共和国，不能成立宪国，尤其不能搞君主立宪。孙中山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政体，创建民主共和制度之后，在保护海关和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下，“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鼓励外商到“中国兴办实业”，促进中国进步，改良社会环境，“令中国大富”，这是孙中山建国治国的根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也是孙中山谋求实现中国民主共和的根本原则和理论基础。所以孙中山把革命视作“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门”和神圣的伟大事业，完全是从清政府反对改革，反对中国进步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因此，孙中山将西方民主理念与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有机结合，将民主共和理念量化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这是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第一次飞跃。
2、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发展
20世纪初期，中国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势迫切要求三民主义的丰富与发展，民主革命政纲的进一步完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三民主义是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最先进、最科学的纲领和方案，具有广泛的开放性，又处于不断完善发展当中：民族主义高揭“反满”这面具有广泛动员意义的旗帜，力求避免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共管的厄运；民权主义的基本内涵为摧毁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而以国民革命为主要手段；民生主义则涉及“土地与资本问题”，主要内容为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发展国家资本，深刻体现了民主共和理念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前进方向，并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民主共和之路指明了方向，唤醒了还对清政府抱有种种幻想的民众，尽管辛亥革命未能彻底扫除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大影响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障碍，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实现复兴中华的目的，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念无疑是当时各种救国图强方案中最优秀的构想。尤其是对国家政治体制的编排和架构方面，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优秀理论：
第一，权能区分理论。立宪主义者一般均主张一种有限政府论，反对全能政府观。但孙中山却提出了一个“万能政府”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孙中山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和以德国为代表的19世纪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希望组建一个由“专门家”管理的“万能政府”;另一方面，孙中山又认识到当时中国国情，即中国一盘散沙，军阀混战，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倍受外国列强压迫，民不聊生等。因此，孙中山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摆脱中国弱后的现状。孙中山指出：“假设在世界上的最大国家之内，建设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岂不是驾乎各国之上的国家，这个政府岂不是无敌于天下的政府?”
当然，孙中山也认识到，“万能政府”论与当时流行的主流观点“有限政府”论相冲突，也意识到“万能政府”论有可能出现消极现象，即政府无法被人民控制。为此，孙中山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明确提出了“权能区分”理论，他指出，“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孙中山把“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政权”由人民行使，而“治权”则由政府(专门家或贤人)行使，实行“权”与“能”的分开。孙中山认为，要利用有本领的专门家管理公共事务，就不能限制他们，否则容易出现“政府无能”的问题;人民掌握“政权”主要通过国民大会和地方自治来行使直接民权，包括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和罢免权，以此来控制政府的“权”。孙中山认为，“权能区分”理论既能够保障政府的“能”，又能够确保人民通过四项直接民权控制政府的“权”。
“权能区分”理论是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重要内容。孙中山认识到了中国当时“政府无能”和“一盘散沙”的现状，思考如何改变其现状，强化政府力量，同时又思考人民如何管理和控制国家政权的问题，应当说这种探索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但“权贵能区分”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限定了人民行使“政权”的条件，即只要政府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就不要限制它。但问题是如何判断政府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又由谁判断?对此，该理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二是如同孙中山所言，“权能区分“理论就像”刘阿斗和诸葛亮“的先例，即把人民比做阿斗，政府比做诸葛亮，很显然这是儒家思想“贤人政治”的继承与延续，强调了“公仆”道德的重要性。对此，有学者评论到，“权在民众，能在政府，把民众比做刘阿斗，把政府比做诸葛亮，叫人民把一切的权都交给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传下的选贤与能的政治思想之新修正。”
第二，五权宪法思想。1906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同俄国人该鲁学尼交谈中，第一次提出了五权宪法思想。他指出，“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之所以如此，旨在纠正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弊端。孙中山认为“三权分立”模式也有缺陷，一切官员由选举和任命产生，在政党控制议会的情况下，难以产生称职的“公仆”，故考选权应独立出来;监督权归属议会，则容易造成议会独裁，以此要挟政府，导致政府效率低下;要么议会太弱小，无法行使监督权，故纠察权应独立出来。后来，他将“考选权”和“纠察权”改为“考试权”和“监察权”。直至1924年孙中山明确提出“权能区分”理论后，五权宪法思想最终得以完备。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是在借鉴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这是孙中山制宪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在政体构建方面的重要体现。
根据“权能区分”理论，国家“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治权”由政府行使，在“治权”内又分为五权，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同时，这五权是一种分工、相互独立以及相互合作的关系。孙中山指出：“把全国的宪法分作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个权，每个权都是独立的„„”。孙中山认为，政府的五个治权是五个做工的门径，但分工之后，还要有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目标。因此，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虽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但又不同于“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机制。五权宪法思想实际上是“权能区分”理论的延伸，是在“政权”的前提下的“治权”范畴下的五权，虽然强调五权的分工与独立，但缺乏相互制衡的机制，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政府无能”，造就“万能政府”，达到高效地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并提高人民对国家大政的参与程度的目标。
1919年，孙中山写成《建国方略》，它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物资建设）和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三部分组成，这是孙中山心目中民主共和国家的总体规划和设想。他的《建国方略》既“取法乎上”，又“登高自卑”：在政治构想中，设计《民权初步》的细致而微，军政、训政、宪政的循序渐进；在经济战略上，振兴实业，突出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实行开放主义；在文化道德建设上，重视“改造人心”，从心理建设入手，先解决认识论上的偏差。这些无不体现出孙中山勾画一个民主共和的中国的现实性特点。如今，《建国方略》中的许多构想已成为现实，并不断被超越，深刻地体现民主共和的理念。
三、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内容包括政治近代化、经济近代化、文化教育近代化，以及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等各种主张和实施方案。孙中山提出的“社会变革必先变心（转换思想）”、“以革命开民智（启蒙与救亡）”，以及改变政制与改变社会的“双改变”模式，无一不是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对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借鉴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近现代化发展必须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孙中山认为，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必须跟本国国情相适应，通过鼓吹“全盘西化”，亦步亦趋走西方人的老路不行，通过宣扬回归传统，沿着中国的老路走也行不通，必须探索在吸收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对文化进行创新。因为文化的近代化同社会的近代化息息相关，社会的近代化与文化的近代化必须同步进行。社会的转型，首先要文化的转型，社会的近代化需要以文化近代化作为先导，文化的近代化又必然以社会的近代化为依归。因此，只有先提倡文化的创新、观念的进步才能启发民智，进而形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不解决，近现代化的方向问题也就没有解决。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是指精神文化越出传统文化的规范，从封建文化形态向资本主义形态转化，它基本上是指思想面貌、人情风尚、社会风俗和价值观念的转变，进而带动社会向民主共和方向的发展。
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对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是经历了从融合到创造，从创造到发展的过程，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传统中有创新，吸纳中有改造，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孙中山的主张。
第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同时抓。党和政府在全面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时刻不忘精神文明建设，提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正因如此，我国在经济实现世界接轨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得到发扬光大，全国掀起“国学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被金钱化、庸俗化，反而变得更加和谐。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的思想在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念中早有体现。他提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建设必须同步进行。孙中山在著作中谈到“文明”时，先后提出了五种文明，即物质文明、教化文明、政治文明、道德文明和心性文明。其中，教化文明和政治文明属于制度文明，道德文明包括在心性文明之中，属于观念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产物，它们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孙中山认为，发展中国工业，无论如何必须作为首要任务，但其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方法，不能循西方文明之旧路而行。物质文明不进步，精神文明也不可能进步；精神文明进步了，物质文明也随之得到增益。中国必须推行“物质建设”和“心理建设”的计划，才能把中国引向富强和文明。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所谓以人为本，其基本含义是：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历史的尺度，也要坚持人的尺度。孙中山确立了“学问为立国根本”，树立以人为本、重视科教兴国的社会氛围。孙中山强调，世界进化，随学问而转移，革命需要学问，建设更需要学问，中华民族“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所以，他要求学界中人，要研究学问，要担负起培养和造就人才的重任。为了建设一个民族的、国民的、社会的中国，孙中山认为培养人才是第一重要的任务。晚年，孙中山将兴学育才与革命建国、与振兴中国和服务社会结合起来，认为教育是建国的基石，“学问是立国的根本”，而学问又以人为本。正由于孙中山将人的素质和学问大小视为近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为他立志建设一个社会高度文明、经济发达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伟大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思想在今天得到了发扬。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强调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通过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生态优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更好地体现人的权利和价值；要通过长期不懈的教育和训练，不断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技术技能、创造才能、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给予人民更广泛的自由权利，提高人民对国家事务和社会管理的参与程度，从而推动国家科学发展，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开创了一个崭新革命的时代。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离不开其对“自由、平等、博爱”资产阶级革命理念的认识，更是源于时势的影响。甲午战败之后，尤其是百日维新败后，自立军、义和团亦一败再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大局似已不可挽回。凡观历史传统中推动政治鼎革的农民起义和“黄袍加身”式的政变方式，不是没有效果就是重蹈覆辙，反而是西潮拍岸引领新思潮涌动，革命志士们经历迷茫后以忘我一搏的悲情，推动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骤变、大变的快车道。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可感受到孙中山为中国民主共和奋斗不息的伟大情操和感染力。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更为深远。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思想，为建设和谐社会多作贡献，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