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因素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影响”。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已是世所公认的事实。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文明大厦的主要基干，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如果说中国古代文明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便是缀满枝头的奇花异果，为中国古代文明增添斑斓的色彩和浓郁的芳香，又为世界科学技术园地增添了盎然生机。我们惊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与灿烂，看到了在古代和中世纪，是中国高擎文明的火炬，照亮着人类进步的道路。同时，我们又不难看到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古代中国的发明创造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成为正在摧毁封建主义古堡的工具的时候，中国却仍在昏暗的封建泥沼中徘徊；近代科学技术没有产生于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却偏偏产生和发展于一直较中国落后许多的欧洲。这些现象的成因何在？是偶然还是必然？静而思之，或许能悟出其中的一些奥妙。出现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其中可能有政治的、地理的、气候的甚至人种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和影响，但我们似乎更应该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社会经济结构、科学技术自身结构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去探求。
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科技文化长期发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科技开始落后于西方。
一提到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研究就不能不提到李约瑟难题，在科学技术史领域李约瑟几乎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代名词，而李约瑟难题则意味着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后”这一现象的探索。李约瑟的问题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其核心内容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对自然的数学化假设及其所蕴含的先进技术——只产生于伽利略时代的西方，而不是产生于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十五世纪一直享有比西方更辉煌文明的中国？今天的科学史家将这一关于科学革命和中国科学与技术演化状态的比较问题称为“李约瑟问题”。对此有很多解释。蛮族的入侵
中国历史上的蛮族入侵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迈向资本主义，发展科学的步伐。其实中华民族向来不缺少创新的精神，思想也很开放，统治阶级也一度很开明。否则怎能有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唐朝时期辉煌的诗歌呢！
蒙元的出现是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极大破坏，将中国最好的一次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努力毁于一旦。中国在宋朝时的财富占到了世界上已知财富的百分之八十！而宋朝的面积又不是很大，尤其是南宋，但这丝毫不影响中国做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裕的国家。在宋朝末期已经出现民主思想和资本主义萌芽，而此时作为野蛮人的蒙古族野蛮地入侵了宋朝。蒙元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全世界被蒙元杀害的人数据不完全统计约为2亿人！是世界性的灾难！蒙元在征服宋朝以后用着原始的思想统治着中国，致使中国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了。
蒙元末期妥欢贴木耳对汉人的压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致使人民反抗，朱元璋建立大明。经过明朝近三百年的努力，在明朝末期中国终于又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此时国力还不能和宋朝末期相比。此时满清趁着李自成内乱占领中国，进行了长达将近300年的黑暗统治，科技经济文化停滞不前，中国的发展被彻底粉碎!历史上这两次蛮族入侵使得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蒙元和满清统治时，他们本来就是过着奴隶制的游牧生活，在征服了高级的农耕文明后一方面惊叹于财富之多，忙于掠夺，另一方面，怕汉族起义。于是只是在如何使自己的政权更稳固这方面动脑筋，进行愚民政策。试想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可能使科技发展吗！在愚民方面清朝是最过分的，剔发易服扼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留着pig tail居然还叫破除四旧。可笑！
科技方面，拿玄烨来说，他虽然注重西方先进科技，但始终以个人喜好为标准。“一门新学科由于他个人的好奇就加以介绍，而由于他自己的不懂又定为无用”。这个人又是“一言九鼎”的皇帝，关系太大了。这样，这位皇帝学习科学的动机和目的就很有研究的必要了。在这方面，1944年邵力子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指康熙)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没有注意造就人才，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曾批评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息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这‘窒塞民智’的罪名，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 以下就沿着邵力子先生的这段话，做一些分析。先说“窒塞民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任何一个封建皇帝都不可能认真地去普及教育，普及科学。康熙皇帝做得更绝，他把科学活动仅限于宫廷之中，《张诚日记》上写着，1690年2月17日康熙皇帝对他们说：“我们这个帝国之内有三个民族，满 人像我一样爱敬你们，但是汉人和蒙古人不能容你们。你们知道汤若望神甫快死的那一阵的遭遇，也知道南怀仁神甫年轻时的遭遇。你们必须经常小心会出现杨光先那种骗子。你们应以谨慎诫俱作为准则。”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接着写道：“总之，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做。”。”康熙把传教士当作自己家里人，并要求他们对汉人和蒙人进行防范，这就妨碍了科学和文化的交流。张顺洪先生指出：
“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喝。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相比之下，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可能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而这种发展趋势却被明清易代所中断。”
为了“窒塞民智”，和个人的独断独行，康熙又扼杀了另一门新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当巴多明(D．Parrenin，1665—1741)将他给康熙讲授的人体解剖学讲义用满文和汉文整理成书，并绘图子以说明，准备出版时，康熙立即下令：“此乃特异之书，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据潘吉星先生研究，巴多明原稿书名为《根据血液循环理论及戴尼(Dienis或Diones)的新发现而编成的人体解剖学》，简称《解剖学铨释》(Antonie Medchoue)，原稿后来传回欧洲，存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1928年才得以出版。
梁启超批评康熙“失策”，这绝不是苛求于前人，而是正确的历史结论。不要说与他同时代的法王路易十四(，1661年亲政，1715年去世)和俄国彼得大帝(A。Peter，1689年亲政，725年去世)相比，康熙在科学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远远落后。就是与100年前的徐光启(1562一1633年)相比，也是落后的。
康熙仅是一例，这位被后人极力吹捧的胡人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文化原因论
文化原因是很多学者偏重的一个阻碍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梁启超、冯友兰、吴景超等学者在20世纪初就提出过系统的论述（范岱年，谢泳）。当代有不少学者还在为文化原因论提出新的论证。文化原因论所受的最重要的影响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
2、宋巴特的《犹太人和近代资本主义》（发表于1911年）和R.K.默顿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特别是默顿把清教主义对近代英国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推到了一种历史的高度。当代学者（包括李约瑟）在考虑影响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时，大体上还是前人的思路。文化原因论最大的成功在于摆脱了启蒙时期对宗教的单一认识，使人认识到宗教在科学发展历史上是有正面作用的，不再把中世纪的欧洲看作“漆黑一团”。文化解释者最大问题则在于往往只顾一点而不及其他。在默顿推崇清教的积极作用时完全忘记了宗教裁判所的作用，对宗教顽固分子在科学发展历史中的消极作用只字不提，也忘记了达尔文曾遭遇的困境。强调儒家在中国古代的消极影响的学者对海外华人的巨大成功和亚洲另一个儒教国家日本的创造的奇迹视而不见，日本只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就加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对于停滞不前的中国，难道仅仅谴责儒家影响就可以心安理得吗？对一个国家（社会）而言，在一个时期往往是多种互相矛盾的文化并存，即使是在儒家一统天下的古代中国，道家和佛家也都占有一定的“市场”。无论古今中外，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且，文化的发展（变化）方向并不是文化本身能够决定的，归根结底还是要找社会经济根源。地理环境原因
李约瑟在一次题为《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讲演中，提到了自然地理上的原因。他认为，地理方面，中国是个大陆国家，故闭关自守，故步自封，与希腊、罗马、埃及这些海洋文化不同。天气方面因雨量不一定，所以不得不有灌溉制度，因此，土地尽为一国之王所吞并，并进而形成不利于近代科学技术出现的官僚制度。李约瑟的合作者之一，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论述颇多，他很强调各国之间自然地理的差异造成发展模式的不同。他认为，土壤、风向和雨量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而官僚体系正是妨碍现代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发展的直接原因。社会经济制度原因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李约瑟也深受影响。当今面世的多数研究中国为什么落后问题的成果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教育是一种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社会制度，但是因为它对知识形式的演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也是学者们解答“李约瑟难题”时比较偏重的一个原因。梁启超在1924年发表了《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进一步综述了乾嘉时期只有考证学得到畸形发展，而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他认为，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把近代中国科学的落后归因于社会经济制度是四十年代的主流观点。竺可桢在发表于1945年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中他考察了中国历史，指出：“从战国到汉初，一方面是工商业发达时期，一方面也是中国思想最璀璨的一个时期。但是，由于汉武帝厉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工商业的发展被扼杀。„„古代帝王认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因此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得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从发展。”他的结论是：“重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尊崇传统的社会心理
中国关于上古社会的历史记述以及神话传说表明，我国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没有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发生奴隶主民主派推翻氏族贵族统治的革命，而是由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奴隶主贵族，由家族走向国家，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一体”式的奴隶制度。这样，氏族公社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大量积淀下来。中国的宗法制度本来就根深蒂固。同时，在自然经济结构上，“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些村社中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成为国家的基石。这种宗法性质的社会，其宗法制度深刻而又久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性格和几千年的文化，所凝结而成的社会心理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传统的极端尊重。这种对传统的极端尊重，其实是氏族社会的遗风。氏族制度“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 极端尊重传统的社会心理，固然大大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这不但对中国文化、艺术、思想学术等方面有巨大影响，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刻的，科学是人创造的，在这种极端尊重传统、不求探索和创新的心理支配下，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性质是经验科学。作为经验科学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产生于实践经验的积累，难以形成系统的、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古代医学有些例外）。如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就是炼丹家在长期的炼丹过程中总结经验发明的；又如中国古代的物候学和二十四节气、四分历，就是从长期的物候变化观测中确定出二十四节气，然后再归纳为四分历的。与古希腊不同的是，在古希腊人那里，自然哲学比较发达，自然科学的一些部门（如天文学、数学等）理论性较强，科学思想、科学方法都达到了相当水平。这些正是以经验积累作为发展动力的中国古代科学所欠缺的。中国古代农学著作不可谓不多，但这些农书大体上都是各种农业生产具体经验的记载，几乎未曾作出理论性的概括和总结，更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我国古代天文学基本都是为制定历法服务的，虽然天象观测上有许多成果，却极少探讨理论性问题，从未认真地研究过宇宙结构模型。我国古代数学成就甚大，三国时刘徽也作出一些理论探索，但这样的工作未能继续和展开。像古希腊人那样对自然界的相当认真、具体、深入的理论性研究，在中国古代不曾有过。中国古代科学家注重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感受，轻视对理论的探索、论证。虽然从日常经验和自身感受出发，可以“提出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却始终停留在“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的直观，笼统水平上未能建立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一些非阐明不可的问题，中国古代科学家只好依赖于事物之间的模糊比喻，即借乙来说明甲。例如，用阴阳来说明男女、矛盾、磁性、宇宙运动、风雨雷电等气象变化，用元气学说（气，精气）、天道学说（道，天道）来解释客观世界运行状态和运行规律等等。这些没有内在逻辑体系的理论阐释的说明，概念模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法通过科学的实验进行测定和证实，只能通过各人的悟性、抽象的思辨去揣摸、体会。这自然就缺乏直观说服力。
尊崇传统，迷信经验，否定科学实验，又必然导致抽象思辨的产生和泛滥。格物致知，本意是为了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但因缺乏科学实验的检测手段，于是将格物致知引向了通过修心养性、静坐内省、依赖顿悟的歧路，使人们更加轻视客观的科学实验，也不受逻辑规则的制约，完全堵塞了实验科学的发展道路。朱熹说过：“所谓格物云者，或读书，讲明义理；或尚论古人，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格物事也。格物就是穷得这些事当如此，那事当如彼，如为人君便止于仁，为人臣便当‘止于敬’。”格物致知将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勤奋从科学实验与研究转移到适应封建统治的需求上去，不要去考察、研究自然界。这自然就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至此，对于影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因素也分析得差不多了，本人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偏颇，但为有感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