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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的关系探讨的文献综述
姓名：李君 学号：20110711
5历史一再证明，最有生命力、最有创造性的管理理论往往产生于经济迅速起飞的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中国式管理得到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实践者的高度关注。使其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而作为一个管理学的研究生，我想我有必要高度关注管理学的当代热门话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并潜心研究。于是我查阅了有关中国式管理的大概十篇文献，并针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管理科学的构建和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重点关注，因为我觉得中国式管理之所以能够形成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承并因此形成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
首先，陈春花在“论形成中国是管理的必要条件”及储小平在“中国式管理科学构建的探讨”中，都对文化对中国式管理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形成中国是管理的必要条件中就有一条重要的条件，即对“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体认”，中国式管理科学的构建也有一个重要条件即“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国传统文化是凡圣合一的世俗性文化, 她不仅存留在圣贤们的经典书籍之中, 更重要的是沉淀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伦理行为规范之中。人生之初, 以家庭本位、延至亲友等伦理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在教人洒扫应对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就是“习与智长、化于心成”的教化功能。德鲁克告诫我们“在每个企业中，管理者都是赋予企业生命，注入活力的要素。如果没有管理者的领导，‘生产要素’始终是资源，永远不可能转化为产品。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体系中，企业能否成功、是否长存，完全要视管理者的素质与绩效而定，因为管理者的素质与绩效是企业唯一拥有的有效优势。”也就是说，对于管理者的认识或者简单地说对于人的认识，是管理所面对的首要话题。中国管理无法完全照搬西方管理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我们拥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和精神理念，我们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人的理想性、价值观和判断力形成了组织绩效表现的关键资源, 只有对于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和体验，才有可能了解管理绩效的来源，才能理解中国管理者的特质以及实践的精髓。在1994～2004 年的11 年间，我跟踪了中国具有行业领先位置的5 家成功的企业,这些先锋企业的实践让我们更明确地理解，管理需要根植于文化和环境中，如果作为管理研究的我们没有对于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我相信我们无法获得管理理论的成果，也许应该回到德鲁克对于中国管理者的忠告上去，德鲁克说:“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他们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中。只有中国人才能管理中国。”
彭贺在“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一文中指出，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入手考察文化与管理的关系, 不难发现文化对管理实践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已有研究证实: 管理实践和民族文化的契合程度与其财务业绩成正相关。因此, 不应再纠缠于文化是否影响管理, 而应该去研究文化究竟如何影响管理实践, 以及如何在管理理论中考虑文化要素。任何知识领域都包括两套知识体系：普遍性知识体系与地方性知识体系，而地方性知识体系之所以存在是文化要素在其中
起作用的结果。“文化恰恰是特殊的”，作为一种特殊性，其所涉及的知识体系仍然是特殊的，文化是构建地方性管理知识体系的基点，对在具体的管理研究中如何对文化变量进行处理这一问题，有一些研究者进行了详细描述，比如ADLER在1983年就详细描述了对文化处理的不同管理研究类型,彭贺在该文中也指出中国的管理研究应包括3种途径：1.管理中国化研究, 即将“一般管理学”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中国化, 实践诉求是其基本驱动力。由于西方管理学非常发达和精深, 因此必须借鉴西方管理学。对西方管理学的借鉴过程也并非简单地将中国元素加入到西方管理理论中,其完整过程应包含2 个步骤: 先将西方管理学进行一般化处理, 然后再将一般管理理论原理与中国文化情境进行结合。可见, 在管理中国化研究之中, 文化被视为一种可操弄的自变量。应注意的是, 管理中国化究所“化”的对象不应仅包括西方管理学, 从理论上讲任何国家的管理精髓均是“化”的对比如将日本管理进行中国化。管理中国化研究可类似为徐淑英等[ 17]所言的情境嵌入性研究。2.中国管理研究, 即基于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情境, 对中国管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萃取、提炼, 对中国管理实践中遇到的独特问题进行研究, 发展出契合中国文化背景的本土管理理论和方法。本土契合性可以作为此理论的判断标准。中国管理研究类似徐淑英等所言的情境赖型研究。3.管理普适性研究, 即力图在中国管理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其他国家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对普遍适用的管理规律和方法进行研究。这走的是一条从特殊到一般的路子, 类似于“情境独立型研究”。对于国际管理知识的累积而言,上述3类研究均十分重要。然而就目前而言, 最需要的是前2 种研究，即地方性知识研究, 而不是管理普遍性研究。从长期来看, 更需要的是第二种研究, 即中国管理研究, 基于中国情境发展出一些本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通过采用不同方式中国文化融入东西方管理精华的当代管理新理论，中国式管理科学已开始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结构，彭贺、苏宗伟在“东方管理学的创建与发展：渊源、精髓与框架”中对当前中国文化在与中国式管理科学的结合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式管理科学的精髓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基础的“仁”，其根本涵义即是“人”。“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流派的渊源之一，书中已含有丰富的人本思想。“以人为本”一词的完整提法最早就出自《管子·霸言》，虽然管子的“人本”思想还停留在工具论的层面上，但此后孟子的“民贵”论等就已接近现代人本管理哲学的思想。“以德为先”即强调道德伦理在管理中的作用。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其不仅可运用于治国实践中，而且贯穿于治生、治家、治身实践。对于管理者而言，高水平的道德修养是必备条件之一。正所谓“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在组织管理中, 管理者经常要运用权威来指挥和影响组织成员，其中有些权威是制度所赋予的,，另一些则有赖于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和其它优秀品质，东方管理学更推崇后者。管理者要通过“修己”树立道德之威，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被管理者也要通过“修己”实施自我管理, 遵守职业道德，以求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彭贺、苏宗伟也在文中详细介绍了苏东水教授所提出的“四治体系”及“五行”管理理论，其中四治不仅涵盖了管理实践中的各个层面，而且也符合中国儒家“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理逻辑。“五行”管理理论思想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体现的颇为广泛。
罗纪宁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实践导向与理论框架”中，根据中国古代全息系统思维将组织管理活动概括为一个包含了4个不可分割层次的动态系统，即
“心、人、事、物”，其中“心、人”主要强调的管理问题集中在艺术、文化层面，重视企业家修养、组织凝聚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人, 尤其是人的心, 时刻都在变化, 与物、事相比, 可重复性很低。对待同样的物和事, 不同的人态度不同。同样的人不同的心, 其处理事情的效率也不同。从这个意意上讲, 心、人是管理中更具决定意义的层面。这个层次的问题, 也就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重点研究的“道”。换言之, 洞悉人性, 洞察人心, 是管理之道层面研究的问题, 它对组织系统中“人”、“事”、“ 物”3 个层面的问题具有决定作用。真正成功的中国本土企业都不是把管理中的人情与制度对立起来的, 而是把人情与制度两者按照中国社会特有的中庸哲学进行有机结合的。在中国企业家实践的视角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在企业组织中的体现就是管理的合理化, 评价管理者素质时, 不仅强调“会做事”, 更强调“会做人”。只会“ 做事” 而不会“ 做人”的管理者, 难以让各阶层员工心服, 所以也就难在中国本土企业有所成就，同时作者也指出源自原子论、分析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方管理习惯把管理问题对象化、极端化。管理系统的阴阳两面经常处于分立对抗之中。而源自天人合一的系统理论思维,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更强调管理系统阴阳两面的整体和谐, 在管理实践中立足于阴阳不断转化思维, 更看重问题矛盾的化解而不是解决。作者也强调现实的管理实践由于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 组织系统的物、事、人、心不同层面会出现各种问题而导致组织系统的阴阳失衡, 作为管理者需要运用系统思维辩证施治。因为物与事、人与心4 个不同层面是否阴阳平衡直接决定了组织系统管理运行的健康状态。
不论是研究现有中国式管理理论，还是进一步丰富中国式管理理论体系，都要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齐善鸿、邢宝学在“管理理论创新范式研究”一文中提出了管理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其中的“民族性原则”指出，中华民族拥有5 000年的文明，古圣先贤留给后人一大批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中包括大量的管理智慧。这些智慧不仅惠及中国，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缔造了无数王朝的辉煌，而且惠及西方，可以说，中国人具有创新管理理论的先天优势。面对西方发达的经济，很多国人失去了民族自信，“一切唯西方是上”，对国外的管理理论盲目崇拜，而对自己的管理思想却不屑一顾，所以很多管理理论创新只能在西方几十年前搭建好的框架内修修补补，而不能有所突破。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是有能力进行管理理论创新的，近几年出现的大量管理学理论就体现了国人在管理理论创新上的能力。增强民族自信，认真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精髓，将其转化成现代管理理论，并结合我国企业管理实践面临的问题，进行管理理论的创新是管理理论创新民族性的体现。
通过对文化与中国式管理科学的关系从诸多角度进行深入了解，我认识到管理深受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文化。管理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是积淀成为一种独特的管理文化，这种管理文化会进一步规范、约束管理行为。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必须基于对中华管理文化的整体理解。
参考文献
[1]储小平.中国式管理科学建构的探讨[J].科技管理,2010,7(11):1646-1651.[2]陈春花.论形成“中国式管理”的必要条件[J].管理学报，2010,7(1):7-16.[3]彭贺.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J].管理学报，2001,4(3):253-257.[4]郭菊娥,席酉民.我国管理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发展展望[J].管理工程学报,2004(3):51-54.[5]黄如金.和合管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J].管理学
报,2007,4(2):135-140.[6]彭贺,苏宗伟.东方管理学的创建与发展：渊源、精髓与框架
[J].2006(1):12-18.[7]罗纪宁.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实践导向与理论框架[J].管理学报.2010，7(11):1646-1670.[8]齐善鸿,邢宝学.管理理论创新范式研究[J].管理学报.2010,7(3):317-320.[9]刘文瑞.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探讨[J].管理学报.2007,4(1):16-27.[10]苏勇.于保平,东方管理研究：理论回顾与发展方向[J].管理学报.2009,6(12):1578-15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