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里名称的故事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24孝故事名称连缀”。
渔阳里名称的故事
从清末开始，上海商务印书馆不定期编印出版《上海指南》，《指南》大多数附有《城厢租界地名表》，当时上海的城市面积不大，道路地名的数量有限，而上海的每一条弄堂有自己的弄堂名称，也是上海地名的重要形式，于是，《指南》也把弄堂名称作为地名收录其中，如今则成为宝贵的资料。
清宣统二年（1910年）增订的第六版《上海指南·城厢租界地名表》没有收录“渔阳里”，而民国三年（1914年）第八版《上海指南·城厢租界地名》中记录：
渔阳里
法新界
环龙路
1914年以前，法租界的西界以原来的“打铁浜”（填浜筑路后取名“白尔路”和“白尔部路”，相当于现在的顺昌路、太仓路、重庆南路、重庆中路）为界，1914年，法租界扩张成功，今天的华山路以东和肇嘉浜路以南的区域全部被划进了法租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块新划进的租界区域就被叫做“法租界新界”、“法新租界”、“新界”等名；民国十二年（1923年）《上海指南》描述的更详细一点，说：
渔阳里（法新）。南通环龙路，北通霞飞路（直一，通；横二，不通）。渔阳里（法新）。霞飞路，坐北朝南（贝禘鏖路口，直一，通，横三，不通）。
1924年，上海大东图书局出版陈柏熙著《上海轶事大观》，收有《渔阳里之妄分南北》一文，该书是作者历年来发表的文章的汇编，所以，文章真正的发表时间可能会更早一点。文章说：
法租界霞飞路有两渔阳里，其间只隔一垣，论其方向应名曰“东渔阳里”、“西渔阳里”，乃该处则名东方者曰“南渔阳里”，西方者曰“北渔阳里”，斯真解人难索矣。
作者以为，这两条“渔阳里”是东、西紧挨的，应该叫做“东渔阳里”和“西渔阳里”才对，但是人们却以渔阳里的出口，出口在南面环龙路（南昌路）的叫做“南渔阳里”，在北面霞飞路（淮海中路）的叫做“北渔阳里”。至少可以说明，现在的“渔阳里”曾经叫做“南渔阳里”和“北渔阳里”。
今天的南昌路，以前以华龙路（雁荡路）为界，东段叫做“陶斯菲尔路”，西段叫做环龙路；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中路；“贝禘鏖路”就是现在的成都路。因为这两条“渔阳里”还在，我们没必要做太繁复的考证，它们就是现在的南昌路100弄和淮海中路567弄；同样，也可以知道，渔阳里建成于1911年，习惯上把南昌路100弄的渔阳里叫做“老渔阳里”，把淮海中路567弄的渔阳里叫做“新渔阳里”；两条弄堂有围墙分割，原来是是不通的，现在围墙上的门明显是后来为了进出方便而加开的。据我所知，20世纪50年代，为了治安上的需要，一度把许多本来相通的弄堂加建了围墙，使其不相通，过了几年，大家感到，弄堂被堵死后，给出行带来诸多的不方便，于是又把围墙拆除或加开大门，有的还把本来就有的围墙拆除或打通，我曾经询问当地的居民，他们也不知道渔阳里的围墙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来加建的。至于为什么渔阳里有“老渔阳里”和“新渔阳里”之分，难道是“老渔阳里”建造在先，“新渔阳里”建造在后，才使“渔阳里”有新、老之分，那就更讲不清楚了。
上海的弄堂绝大多数是房地产商投资建设的住宅，提供租赁，所以，弄堂大多会取一个吉祥的名字，使用较多的字就是荣华富贵、福禄长寿之类的吉祥字句，与上海许多的弄堂名称相比较，“渔阳里”显得很别致，人们也想知道，这“渔阳里”名称是否有特别的意义。在汉语中，“渔阳”没有什么意义，仅用于地名，指现在的北京地区及附近一带。《地名大辞典》：
【渔阳郡】
秦置。治渔阳县。故城在今京兆密云县西南。《史记·燕世家》：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秦二世发闾左戌渔阳，即此。汉置渔阳县，为郡治。城在渔水之阳，故名。
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淸帝逊位后，原来北京的大清八旗子弟、遗老遗少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做起了寓公，他们携带的大量资金或寄存在银行，靠利息吃饭，或直接投资升值，上海的“渔阳里”是否就是南下的北佬投资建设的房地产，才使用“渔阳”作为弄堂的名称，寄寓自己对故土的怀念。
南昌路的渔阳里和淮海路的渔阳里是1914年才被划入法租界新界的，中国政府对租界没有管辖权，而法租界建立伊始，警力配置尚未到位，形成了政治上的真空，这里自然成为反政府或持不同政见者活跃的区域，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和遗迹，南昌路100弄渔阳里2号是一幢二楼二底的老式石库门住宅，最初是柏文蔚（1876-1946，安徽人。1905年与陈独秀一起组织成立“越王会”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的寓所。1920年初，陈独秀来上海，租住于此，这一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通过李大钊介绍，在这里会晤陈独秀，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5月，毛泽东来上海，在这里拜访了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革命运动；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经常在这里开会；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也设在这里。1959年，这里以“《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6号也是一幢二楼二底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原为戴季陶寓所，1920年戴季陶迁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在这里建立 “华俄通讯社”，从此，此地就成了共产主义活动的重要地方。
1912年8月22日，俞秀松、袁振英、叶天底、金家凤等8位青年在这里发起成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担任书记；9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这里开办“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负责，俞秀松任秘书，为培养青年党团干部，并为输送青年干部赴苏俄做准备，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王一飞、汪寿华、肖劲光、柯庆施等是该学社的学生。1961年，淮海路567弄渔阳里6号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公布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卢湾区地名志》：“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曾名铭德里）。”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版《上海指南·卷八·城厢租界地名表》中，“渔阳里”和“铭德里”同时登记在册，释文基本一致，这两条弄堂就是同一条弄堂，可能是当时“渔阳里”刚改名为“铭德里”，所以，《指南》把这两条弄堂同时登记在册；而民国十九年（1930年）版《上海指南》的记录就发生了变化，说：
渔阳里（法新租界）。蒲石路，坐北朝南（白尔部路西）。渔阳里（法新租界）。蒲石路，坐南朝北（白尔部路西）。
又说：
铭德里（法新租界）。北通霞飞路，南通环龙路（华龙路西）。铭德里北弄（法新租界）。霞飞路，坐南朝北（华龙路西）。
“蒲石路”就是现在的长乐路；“白尔部路”则是现在的重庆南路的北段和重庆中路，应该说，当时这条新建造的“渔阳里”的出口开蒲石路上，有两个出口，后来改开到“白尔部路”，就是现在的重庆中路64弄渔阳里；原来环龙路和霞飞路的“渔阳里”地名注销，正式称为“铭德里”；而《指南》所谓的“渔阳里”另有所指，实际上，在淮海中路渔阳里附近的重庆中路还有一条“渔阳里”，按《卢湾区地名志》的说法：
渔阳里。今重庆中路64弄，属淮海路街道淮四居委会。建于1929年，新式里弄，有砖木结构三层楼房34幢，占地面积7.64亩。
在1947年上海地图上也能发现，今南昌路100弄和淮海中路567弄标注的是“铭德里”。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没有人做出过解释。
这可能有以下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产权变更，新的产权人把旧名改了，其次，这里一带有3条完全同名的“渔阳里”，给使用上增添了许多麻烦，于是把南昌路的渔阳里和淮海路的渔阳里改为“铭德里”，至于为什么更名为“铭德里”，这应该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上海早期的石库门住宅的大门上方镌有四字额，通常使用“四书五经”格言或吉祥词句，这些门匾大多数在“*”中毁了，淮海路渔阳里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幸免于难。
从1-7号的门匾依次是：惟听用德、天命看德、克明俊德、德彰万邦、兹惟德称、惟德是辅、祇勤于德。这里的“德”基本上就是道德、德政的意思，其中6号的“惟德是辅”与“惟命是从”是古汉语中相似的句型，就是只听从、辅助有德政的君主的意思，当然，如果君主不实行德政，你就可以不听从、不辅助他，甚至可以反对他、推翻他的政权——这幢房子从建成后就蕴藏着叛逆的根子。“铭”则是指刻在金属或石头上的文字、图案，不容易磨灭、消失，引申义就是铭记于心。也许，淮海路的渔阳里的每幢石库门的门头上镌刻带有“德”字的门额，提醒、告诫人们“惟德是从”，才把弄堂名称改为——“铭德里”。当20世纪50年代确定铭德里6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后，又注销“铭德里”，重新使用它的旧名——“渔阳里”，当然，现在的渔阳里的弄堂门额也是这个时候重做的。
我想，这几条同名的“渔阳里”应该是同一家房地产公司投资建设的，而那条重庆中路64弄的渔阳里才是真正的“新渔阳里”，因为南昌路的渔阳里和淮海中路的渔阳里都有上海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可能是文物系统的同志们为了区分，才把它们分别叫做老、新渔阳里，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后人反而搞不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