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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人文寻思与乡土记忆
——读南帆《与山海为伍》
郑润良
一
南帆的散文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南帆散文的意义。这其中，孙绍振教授提出的“智性散文”无疑是最有影响的。孙教授甚至开玩笑式地提出，南帆的散文成就已经超越了他学术的成就。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我认为，南帆的散文成就恰恰来自他的学术成就，他的散文其实是他学术的副产品；当然，这个副产品也具备其自身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九十年代是散文繁荣的年代，尤其是在各种报纸副刊的推动下，散文走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然，这种繁荣仍然掩饰不了内在的虚华与浮躁。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文化风气迥然不同，正如一些学者所概括的，九十年代是“学问凸显，思想淡出”，南帆先生也有一个相似的论断，“杂志退隐，学院崛起”。其实，在杂志退隐的同时还有副刊的崛起。这些副刊相当长时间曾经流行所谓的各种“小女人散文”，各种锅碗瓢盆的交响曲，异常热闹。因此才有93年开始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旨在唤起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精神。知识分子的学院化曾引发许多批评、质疑的声音，许多所谓的学者、教授、博导一心积累自己在学术圈中的象征资本，其思考半径从未离开他专著里的概念的抽象演绎，离现实越来越远。但学院化也并不全然是坏事，潜心沟通中西学术脉络之后的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对中国问题作出更有力的思考与回答，当然，这需要的是知识分子中的有心人，或者说是萨义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九十年代中后期学者散文的兴起使中国当代散文的面貌焕然一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学院内、同行间的交流，开始试图以更通俗的语言向更多的社会大众发言。散文搭起了一座桥梁，经由这一桥梁，学院派开始向普通大众回馈自己的人文思考，普通大众也由此得到了阅读品味的提升。用南帆先生的话说就是，散文的自由精神开始恢复了。余秋雨的散文也因此在这一时期风行一时，它表明了普通大众对于有学者味、文化味的散文的渴望。余秋雨对历史人文风景的缅怀姿态虽然满足了普通大众的某种文化饥渴，但其偏于单一的思想姿态很容易成为一种流行的、浅薄的时尚。各种对余秋雨散文的非议因此而生。学者散文需要以其更丰厚的思想人文底蕴、更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来赢得读者。学者散文的兴起因此不是偶然，李零、陈平原、汪晖、谢泳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这学者散文的潮流中，南帆的散文自有其特色与分量，他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及当代景观相对系统的智性解读逐渐抓住了读者的视线。
二
迄今为止，南帆的学术思考越来越回到一个问题——中国问题上。他对现当代文学的考察最后总是逼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政治的思索。他一直提倡的“文化研究”也好，“关系主义”也好，目的都在于从文学文本回到历史，回到中国问题，“如果观察者的目光来自遥远的西方，如果这种观察更多地是为庞大而骄横的西方文化找到一个迥异的他者，那么，地域或者第三世界就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个整体。可是，如果进入地域或者第三世界内部，问题就会骤然地复杂起来。民族、国家、资本、市场、文化、本土、公与私、诗学与政治，这些因素并非时时刻刻温顺地臣属于某种统一的结构。事实上，许多左翼理论家所共同关注
1在南帆看来，不同于西方的经典现代化历程的中国经的中国即是一个不可化约的个案。”○
验，交织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复杂因素，“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体制、社会形态、2如何阐释这文化风格均突破了经典的现代性框架，处于一种奇特而又微妙的无名之境。”○
种复杂的中国经验是对一个理论家的巨大挑战。南帆因此焦虑不安，也因此激情满怀。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南帆选择了从形式传统与社会历史的交汇点进入文学文本，“在我看来，文学研究必须坚持把文本分析视为不可或缺的发轫之处；但是，这种分析并非仅仅盘旋于纸面上，如同猜谜似地拆解字、词、句。我所感兴趣的文本分析必须纵深地考察字、词、句背
3《后革命的转移》可后种种隐蔽的历史冲动、权力网络或者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
谓南帆新世纪以来的代表性专著，从王蒙、张贤亮、韩少功等人的文学作品出发，作者考察了文学、革命、后革命、现代性、全球化等一系列与中国经验息息相关的问题，既勾勒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文化网络，也描绘了当下后革命时代的文化景观。
九十年代中期，南帆在偶然之中开始了散文的创作，这种创作也更多地是其学术思考的副产品。《文明七巧板》中的诸多篇章对各种文明符号、文化产品解读让我们联想到罗兰·巴特对服装、广告等时尚文化符码的解读。罗兰·巴特对时尚符码解读事实上是二十世纪后半期文学批评中“文化研究”兴起的重要灵感来源与写作实践，“文化研究的实践表明：批评家所关注的对象正在急剧扩大。从流行歌曲、房地产广告、酒吧间的装潢到服装款式、同性恋问题、麦当劳连锁店与后殖民文化，文化研究仿佛无所不包。这种状况被称为‘文化转向’。
4南帆早期散文中对文化产品、符号的解读事实上是其日常生活的美学堂皇地提出来了。”○
学术研究“文化转向”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以问题考察为中心、时常“越界”的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散文与论文的界限。因此，这些文章既可以看作散文，也可以看作一篇篇小论文。这也是这些文章被一些学者看作“智性散文”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些文章的美学风格与传统的散文截然不同。当然，南帆不会满足于对当下文化景观的零星书写，他在学术领域对二十世纪中国问题的长期思考无意中溢入散文这一文体领域，使他的散文不知不觉间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问题的相对系统的文学式阐释。
2004年，南帆的长篇散文《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的散文奖。“这本书里面，我想关注一个时常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对上世纪50年代的反思。对于我们来说，50年代好像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那个时代确实有过一些透明的、生机勃勃的东西。这些内容现在完全消失了，甚至变成了一个笑话。这些内容真的没有一点价值吗？如果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肯定不会提出这个问题，或者，我自己就会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但是，到了现在，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因为年龄的增长，我会重新思考：他们那些理想化的内容有没有意义？现在，我常常在生活之中感受到势利，甚至非常势利，即使在知识分子之中。‘理想’已经是一个可笑的词语。可是，在我父母那个年代，理想一点也不可笑，理
5这篇散文着重通过追述父亲婚恋、事业上的曲折，反思五十年代普通想是非常真实的。”○
知识分子的激情、理想、悖谬与失落，从而追问那个时代的内在病征。可以说，作品的主人公不是“我的父母”，而是五十年代的中国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
2007年，南帆的散文集《辛亥年的枪声》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奖。在这部散文集的重头文章《辛亥年的枪声》中，南帆的笔触延伸到了上世纪一十年代。2009年，南帆的散文集《与山海为伍》中的篇章对二十世纪中国的诸多关键时段作了文学式的审读与解析，共同完成了对二十世纪中国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相对系统的阐释，初步完整勾勒了南帆的散文地图及其在当代散文写作中的位置。
三
散文集《与山海为伍》收集了南帆迄今所写的与他故乡有关的文字，它让我们意识到南帆散文写作的原点是“我”、“我的故乡”，但他又不仅仅停留在“我”或者“我的故乡”本身，他的更大企图在于以“我”、故乡为个案，揭示背后的“中国问题”，这才是南帆的野心所在。因为有“我”，所以这些文章不乏通常的文学作品的深情与感性；因为“中国问题”的存在，这些文章在骨子里透出了南帆作为一个学者的冷峻与洞察力。二者的交融成就了南帆散文的不可言说、不可归类的丰富品性。
《与山海为伍》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风华”以记述晚清福州名人的《宫巷沈记》、《辛亥年的枪声》、《戊戌年的铡刀》等文章为重头，下编“岁月”中《少年游戏》、《中学记事》、《七七级》《追问往昔》等篇章则明显以作者自身经历为线索构成一个隐形的整体。不管是对名人轶事的书写，还是个人往事的追忆，作者的目的都不在于书写这块土地的人杰地灵，而是要写出纠结在这些人物身上复杂的问题脉络。在这些问题脉络之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问题。正如某些学者所言，“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最起伏动荡的岁月。短短的一百年，经历了大清王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从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都发生了此前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大时代。在这样的大时代里，一切都在变，都在时代的海啸中被淘洗了一遍。那么，作为社会精英的读书人，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地说，他们面临着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大转型。这一大转型，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也是一个
6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化中，往往能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
探触到二十世纪中国问题的多重脉络。南帆的重要论文《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
7就集中考察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政治中的四大要素之间的复杂纠葛、大众》○关系变动，核心问题还是知识分子问题。
如果说《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表现了五十年代类似“我父亲”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战战兢兢、担惊受怕的日子的话，那么《宫巷沈记》、《辛亥年的枪声》、《戊戌年的铡刀》则塑造了晚清以来另一些知识分子类型的“风华绝代”。《宫巷沈记》从一则轶闻进入晚清大臣沈葆桢的历史。通常，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沈葆桢的诸多历史功绩及其显赫官衔，而散文家南帆则认为“我们的目光必须从堂皇的历史鉴定转向琐碎的日常生活，必须想象他们内心的犹豫、苦恼、矛盾甚至如何愤愤不平地骂娘；这是可能发现，有些小事情的深长意味并不亚于朝廷的8据说，加官晋爵或者疆场上斩关夺隘„„”○沈葆桢当年曾经在南后街旁边的宫巷开了一间
裱褙字画的小店面，叫做“一笑来”。南帆为此大为惊奇：堂堂巡抚有什么必要仿效潦倒的穷酸文人，依靠卖字挣几文小钱补贴家用。从这个疑问出发，南帆重新探询沈葆桢的历史档案，发现了沈葆桢不为人知的一面。沈葆桢功高盖世，却不爱惜权柄；一再被委以重任却老是推三阻四，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到自己的福州老家颐养天年。“病痛的折磨，抑郁难平的豪气，归乡的春梦，妙手偶得佳句的狂喜，援笔疾书的气韵——这一切都不会记入历史。然而，9学而优则仕，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文人对于庙堂我所要说的恰恰是历史之外的沈葆桢。”○
充满了敬畏。沈葆桢的魅力恰恰来自他在权力面前的平等姿态和拒绝的姿态。这一姿态成就了他自身人格的独立与丰满。
如果说《宫巷沈记》重温了沈葆桢这一另类的“士”的风采，《辛亥年的枪声》则从历史中钩沉起以林觉民为代表的游侠式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黄花岗烈士中，林文为自己镌刻的印章是‘进为诸葛退渊明’；林尹民擅长少林武术，素有‘猛张飞’之称；陈更新能诗词，工草书，好击剑，精马术；刘元栋体格魁梧，善拳术；刘六符目光如电，曾经拜名震八闽的拳侠为师；方声洞有志于陆军，冯超骧成长于军人世家。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不是书斋里的人物。驳康有为，斥梁启超，林觉民与这一批知识分子崇尚行动，不仅用笔，而且用枪。如今，许多历史著作提到陈独秀、胡适或者鲁迅、周作人的启蒙思想，另一批风格迥异
10而且，林觉民不仅一身侠骨，他还有柔情似水的一面。的知识分子群落往往被忽略了。”○
有了《与妻书》，林觉民的形象才更加完整，文学的一大功能正是还原人的存在的复杂性与完整性，而不是给人物下一个简单的历史结论，“我们的乡亲林觉民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他会心高气傲，会口出狂言，会酩酊大醉，也会愁肠百结。心存革命一念，他就慷慨无私地将自己的一百多斤豁了出去。做得到这一点的人就是大英雄。至于有多少历史贡献，这笔账由别人去忙活好了。”○
《宫巷沈记》与《辛亥年的枪声》多少展现了福州乡亲的神气活现、快意人生，《戊戌年的铡刀》中，“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的短暂一生多少有些委屈，“他慨然把一条命押在了菜市口，仍然没有赢得历史。”作者由此反问，“如果林旭拥有七十岁的寿命就肯定能找到出口吗？这个反问让我心虚了——因为我想起了另一个福州人，也姓林，才分决不在林旭之下，12戊戌年三月，林纾在北京而且活到了七十多岁，然而他仍然执迷不悟。我说的是林纾。”○
与林旭相遇，成为知交好友。要不是某些历史的偶然，林纾完全可能变成另一个林旭。林纾虽然躲过了菜市口的铡刀，比林旭多活了二十六年，但他知识结构的半新半旧，对大清王朝的眷恋，都使他走不了多远。“林旭当时是令人恐惧的激进分子，而十六年后的林纾已经是蹒跚在历史外围的落伍者了。不过，林纾并没有后悔。这个执拗的家伙对于所谓的历史不屑一顾。他公然表示，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也许，在他心目中，大清就是历史的尽头。”13南帆在这里发现，○教育背景、知识结构、意识观念等因素造就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同与不同。那么，南帆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身上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他们的独特性是谁造就的，又体现在哪里呢？
下编“岁月”中，南帆现身说法，为我们解读了知青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历史经验。在我看来，《七七级》是这些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作为*后闯关夺隘拥入大学的第一批团队，“七七级”头上笼罩着越来越多神话式的光环，“‘天生我材必有用’，读书的种子，精英气质，未来的栋梁，这些事后的褒扬渐渐汇聚成了‘七七级’的固定评语。‘七七级’如同
14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掠过夜空的彗星，它的明亮尾巴一直拖到了三十年之后的今天。”○
南帆的这篇文章就是要打破这种所谓的光环。据作者在文中的说法，他写作此文的动力来自一次与小区中的外省民工的偶然遭遇。这位靠欺行霸市的勾当卖沙子、砖头的民工头在聊天中告诉作者，他前几年参加高考，差了两三分没考上大学，所以出来混生活。作者“当时心
15事实上，里咯噔了一下——如果考不上大学，或许我也是这副模样？”○作者曾几次提及他
当年的最大梦想就是当一个木匠，安安稳稳地过日子。1977年的高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同样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成为许多人人生途中的分岔口，“当年一起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先后考上各类学校，毕业之后安居乐业。剩余的知识青年在随后的16可以说，在作者看来，虽然七七级如今日子里陆续返回城市，前几年又陆续下岗待业。”○
看来风光无限，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只不过是比当时一起下乡的同伴运气更好的一批人而已。那么，七七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有哪些集体性格或特征呢？这批知识分子身上有更多的社会历练，从农田一步跨入大学学堂，“他们的特殊积累是世事人情，是乡愁，是读不到任
17对于作何文字的巨大恐慌，是半夜三更的饥肠辘辘，甚至是混杂了绝望的蛮横和粗野。”○
者来说，七七级的知识结构、集体性格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八十年代的整体文化氛围，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而九十年代之后，整个社会的务实气息越来越浓厚，步入中年的七七级，身上扛着博导、教授等各种头衔，他们的文化性格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在整个文化环境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七七级藏龙卧虎，也可能藏污纳垢，学术圈出现的“讲辈分、拜码头、赔小心、打躬作揖”肯定脱离不了与某些七七级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七七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身上携带了中国特殊年代所遗留的特殊的历史信息与经验，这份独特的历史经验是一笔特殊的财富，“见识过一些风雨，不那么温顺，喜欢用亲身经验衡量书本的知识，这一批人始终不是只懂得引经据典的迂夫子。1977年我从水田里一头闯入大学，暗自庆幸自己可以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三十年之后终于明白，书本之外的知识才是‘七七级’这一批人真正的额外财富。”○
“七七级”的特殊财富是他们的知青生活经历。对于功成名就的“七七级”而言，那段曾经不堪回首的岁月也慢慢涂上了一层美丽的油彩，“眼下，温情地回忆知青经历至少在文学之中形成一个不小的潮汐。经过记忆和城市环境的共同酿造，往昔的知青生涯慢慢地变成了醇厚的陈酒。乡亲们一张张刻着深深皱纹的脸，村子里颠颠地跑过的小猪崽，夜晚从山坳里慢慢升起的一轮冷月，寒冷的黎明之中几声零星的狗吠鸡鸣，骤雨之后稻田里面的阵阵蛙
19但是，作为知青的一员，作者认鸣虫吟——这一切开始显得富有情趣，甚至诗意盎然。”○
为这种书写掩盖了历史经验的复杂性，掩盖了当年知青生活中残酷、悖谬、阴暗的一面。作者认为，作为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一代人，必须尽量完整地把那种生活的实相告诉后来者，以免形成误导。《追问往昔》就讲述了作者的一些刻骨铭心的经验，讲述了知青生活中非诗意、甚至反诗意的一面。在作者看来，因为对生活前景的无望导致的野性和蛮横成为知青性格的一个突出方面。作者记忆中的知青生涯的一个难以磨灭的画面就是几个知青冒着生命危险站在马路中间，仅仅为了坐上免费的过路车。“废除了理想之后，我们再也用不着维持什么虚伪的体面。我们只剩下一对拳头，为了一顿牙祭或者逃一张车票而大打出手。除了拳头，还有什么能代替理想的缺席呢？今天，尽管已经时过境迁，我们穿上了皮鞋，打起了领带，成为官员或者教授，但我相信这种野性和蛮横仍然潜伏在血液的深处，伺机发作。我知道这样
20的确，如果文的回忆可能使知青主题的合奏产生某些难堪，但我不该回避问题的复杂。”○
学的存在只是为了加入某种时尚的合奏，那么它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在中国的版图上，南帆的故乡福州向来是一个不大起眼的地方。这个古代被称为蛮夷之地的地方，往往成为中原逃难者的首选地，“中原大地英雄辈出，旌旗变幻，一个又一个的王朝走马灯似的轮换；然而，刀光剑影的缝隙，一批又一批蝼蚁小民扶老携幼，仓皇奔走，21对于自己生于兹长于兹的故乡，南帆东一撮西一撮地躲进了中国南部的大山褶皱里面。”○
也曾为如何向远道而来的朋友夸耀它而费尽心思，但他终于想通了，“故乡是我生活的地方，22在我看来，历史人文、乡土记忆，毋宁说是为南帆的学术思考提供而不是用来吹牛的。”○
了一块肥沃的感性的土壤，使他对二十世纪中国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后革命时代的文化景观的思考有了具体可感的着陆点，南帆的散文以其学理的思考、感性的丰沛成为接通学术理论与现实生活的一个隐蔽枢纽，正如作者所言，“我在一本散文集的后记之中提到一个豁然开朗的瞬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漫不经心地将散文当成了放置边角料的后院。我将那些论文——我所习惯的文体——难以容纳的感触、事件、怀想、幻念寄存在散文里面，如同听候征用的文学档案。一切仿佛在不经意之中积累着，直到出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顿悟——散文不就是我心目中最为惬意的文体吗？’现在，这个文体已经深入地嵌在我的庸常日子里，激活种种经验，赋予文学形式。我时常听到人们感叹，文学正在边缘化，正在逐渐脱离这个社会。这也许是事实，但是，我并没有太多的伤感。对于我23这个人说来，情况恰恰颠倒过来：由于散文写作，文学与生活比任何时候都要接近。”○
真的是“无意插柳柳成荫”了。
注释：南帆○《全球化与想象的可能》，《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同上，第167页。○南帆《后记·文化研究：打开了什么》○，《后革命的转移》，第270页。同上，第265页。○
5《南帆：文学要给普通人腾出空间》○，《新京报》2005年4月18日。
6许纪霖○《“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许纪霖编，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页。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选入《后革命的转移》。8 南帆《宫巷沈记》○，《与山海为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9 同上，第17页。○南帆《辛亥年的枪声》○，《与山海为伍》，第27页。同上，第25页。○南帆《戊戌年的铡刀》○，《与山海为伍》，第49页。同上，第52页。○南帆《七七级》○，《与山海为伍》，第143页。○16 同上，第144页。○○18同上，第149页，第151页。○南帆《追问往昔》○，《与山海为伍》，第152页。同上，第154页。○南帆《站在福州的阳台上眺望》○，《与山海为伍》，第56页。同上，第57页。○《华语文学：二00四年度散文家奖南帆》○，《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11日。
【作者简介】郑润良，男，1976年生，福建福安人，文学博士，曾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