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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力与话语的几点思考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维振
一
从语言学的角度上看，语言与话语是有区别的。语言是一种由符号与规则组成的闭合系统，它没有指向外部的能力，而话语则是语言系统的实在化、具体化，是活生生的人的言说。拜肖认为：‚话语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下，决定自己该说什么，怎样说的潜在的制约机制‛，而福科也持类似的观点。福科的话语是从索特尔创立的‚语言与言语‛标准的二元系统中剥离出来的严肃的言语行为，其功用是作为知识载体和传统工具，以权威性的陈述迫使人们认可它有意义或是真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如潜在定规或程序般的束缚力，使人无法脱离话语去进行理性思维，因此这里的话语具有双重含义，它既可以是活生生的言说，又可以是一种如语言那样的潜在机制。
二
任何言说性的东西都反映了人的存在活动，它实际上就是人的存在活动的本身，话语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在福科那里，文化换成了权力，只是权力不再像人们过去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纯粹‚压制性‛的。我们先不考虑文化是否就是权力关系这样的问题，我们能肯定的只是，话语确实承载着权力与权力关系。从福科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权力指的是社会关系中的双方或各方互相制约的力量。它比我们日常所理解的权力意义更为广泛。话语反映了言说者在社会权力关系网络中所处的地位，‚与其说你在说话，不如说话在说你‛（福科）。
三
确实，权力并非纯粹‚压制性‛的。权力也会做好事。实际上，任何有效的社会行为，任何巨大的进步，都是权力组织和运作的结果，一种没有权力的社会，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权力经常以压制性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是在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里，情况更是如此。由此我们有了‚权力话语‛，甚至以政府口号形式出现的‚国家话语‛的概念。当权力话语变成压制性话语时，必定出现大众争取话语权力的斗争。权力话语特别是国家话语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它可以推动国家的巨大进步，也可以把国家和大众拉进巨大的灾难的深渊（例子有：‚农业学大寨‛、‚人多力量大‛、‚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等）。
四
经典的话语分析（主要指语言学家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交往的原则是‚合作‛。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在一般条件下，情况必须是如此，请看不久前发生在我个人身边的一次话语交往活动：
8月底我向电信局申请安装一部电话。次日，安装组的工人即来电联系，接电话的是我8岁的外甥女。她当然一无所知，扯了一阵后，则洗完头发的我的儿子去接电话：
对方说：‚我×你妈的！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儿子说：‚我×你妈的！我刚才洗头怎么接电话？‛
对方说：‚你浪费了我多少时间，你知道吗？‛
儿子说：‚谁叫你要赚钱？‛
谈话冲突到此结束。接下来他们约定了装电话的时间，心平气和地结束了谈话。整个交往活动虽然以冲突开始，但是后却以‚合作‛的方式结束。但我们必须分析一下，合作原则在这里为什么会得以实施。
电信局仍然是垄断行业。安装工人以独此一家自居，使用了典型的权力话语，这在国家特别是垄断的国家服务部门是屡见不鲜的，只不过是他的第一句话就把权力话语推到了极端。迫使我年轻气盛的儿子把他的话语权力随心所推到了极端。他们之所以最终采取合作方式，其原因是，我们除了需要电话外，还存在着另外的其它话语权力；我们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电信局有关部门投拆，其结果很可能是工人因此受到批评或被扣发奖金等，这是由于目前企业内部普遍实行的小小的改革，正是这一改革使电信局领导有了对工人制约的权力。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话语交往活动，其合作原则的实施，完全是参与双方或各方备具权力的结果，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可能仅存在于社会地位平等的双方或各方话语群中。当某一方没有权力而另一方握有绝对权力时，话语合作原则的实施，极可能是一个假象，或者不如说，它极可能是压制与屈服的结果。
在一个独裁的体制中，权力的压制性特点尤为明显。它可以规定大众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而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体制中，话语的冲突却不是那么明显。有时候，大众话语的主要形式甚至是沉默。在某些社会，沉默可能在长时间内构成了社会文化的性质。四人帮当道时，我们亲身经历过这种沉默。但是，权力压制的特点会使权力本身受到挫折，促使它走向反面，从而爆发大规模的话语冲突。**广场的‚4〃5‛诗歌运动正是权力和权力话语走向极端的结果。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应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你要么沉默当顺民，要么爆发当暴民。我们有顺民、有暴民，可就是没有公民。
福科在他的访谈录里，描述了一种圆形监狱的结构。这种圆形监狱的各个牢房面朝监狱中心的监视塔，犯人的一举一动皆暴露于监视之下。福科称这样监视为‚权力的眼睛‛。的确，在一个国家里，权力的眼睛越是明亮，大众的话语权力就越是有限。而往往在这样的国家里，权力的眼睛岂止来源于权力中心，它几乎遍布于全社会。你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尽在掌握之中，甚至你身边的人也可能是一只权力的眼睛。你极有可能因为一句牢骚而遭到告发，结果以‚对现实不满‛罪而遭到拘禁。这种现象难道我们还少见吗？你要么不说话，要么说假话，‚合作‛原则的实施只不过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强奸行为。在伊拉克，我们看到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前必定先奏乐，歌唱伟大的领袖萨达姆：‚萨达姆，萨达姆啊，你有数伟大的胜利，你像最高的山峰，没有人比得上您‛。开会时，发言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引向萨达姆语录：而听众也一遍又一遍鼓掌。萨达姆本身在讲话中提到自己时，总是直呼其名曰‚萨达姆‛，这是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权力和人人敬畏的象征，它远比萨达姆本人的肉身要伟大。在朝鲜，我们也同样看到到处充斥着萨达姆式的话语垃圾。在前苏联，我们看到斯大林有一次是这样对列宁遗孀普斯卡亚说话的，他警告说，如果鲁普斯卡亚不停止对他的批评，那么党就将宣布，列宁的妻子不是的。我要说，斯大林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你究竟杀了多少人，有人说他杀了1600万！难道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吗？
五
‚真理‛当然也是一种权力。我们大家都看到。‚真理‛是如何被赋予无限的价值而把全社会臵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它不是政府，但它却是以超政府的形式出现。一个没有真理与正义概念的政府是糟糕的政府。但一个宣布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的政府是可怕的政府，而当真理被奉为国家宗教而强迫大众对它加以顶礼膜拜时，这样的政府更为可怕。真理只能在不断批评中建构。由于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中，因此批评的话语能够擦亮思想并努力改变思想。批评的关键是使冲突凸现。它比旨在维持系统稳定或超稳定结构的颂扬更为重要，因为一种稳定的结构正是阻止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我们需要政府，不怕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关键是看它是否为国家留下变革和改革权力关系的余地，是否为批评的话语留下空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以知识的名义，进行马克思所说的‚无情的批判‛。林肯的身边有个智囊人物，专门与他唱反调。每有决议，必提出严厉批评。林肯身边的人受不了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因此联名要求林肯将他逐出白宫。林肯坦然地讲了一个故事：我在乡下工作时看见农夫用一匹马耕田，他吆喝一声，马才肯走一步。我发现马背上叮了一只大牛蝇，想帮农夫把它赶走。可农夫赶紧阻碍止我说：‚幸亏有了这只牛蝇，不然马连半步也走不了‛。
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牛蝇。牛蝇叮在身上必定难受，除了像林肯这样的人，一般的政治家不伸出巴掌去打牛蝇才怪呢。
六
甚至科学也是一种权力，如果你不想被人当作白痴，持有意见，你就得乖乖地服从科学的权力，科学之被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教育实现的，而一旦国家出面，把某种科学，或不是科学的科学制度化为权力，那么就会发生最可怕的事情，它会窒息掉社会的学术空气，窒息掉社会的各种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福科看来，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组织和分配的。由于权力的暗中压制，话语名为表意系统，但却经常成为‚强加于事情的暴力‛。在他看来，西方所谓的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之类，都是些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的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的冲突与支配下，经过不断剔除、混淆和积沉，才逐渐成为不同专业的话语系统，至于科学，也难说的什么纯粹干净的知识，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权力干预的伤痕。（例子略）
七
军事更是一种权力。
八
道德无疑也是一种权力。不同的话语群，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他们的道德观念不尽相同，因此他们的话语机制也不尽相同，对同一事物的谈论和表述也不尽相同，而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伦理道德观念又会制约着整个社会的话语机制。道德观念是制约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的重要力量。道德有时会驱使一个人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
1943年7月23日，慕尼黑大学教授胡伯因参加地下抵抗运动，被纳粹以叛国罪处以极刑。审判他的军官百思不得其解，他问道，你是纯粹的日耳曼人，又是有名望、有地位的教授，为什么要跟叛徒们搅在一起呢？是不是一时受蒙蔽？胡伯拒绝为他开脱的好意，在最后陈述中，他声称康德的‚绝对道德命令‛是他采取反纳粹的根据。他说：‚呼吁反对政治上的胡作非为，这不只是我的权利，也是我道德责任。我曾以康德之范畴命令观念问我自己，如果我的这些主观准则成为普遍法则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回答只有一个：将会有秩序、和平及对我们政府的信任。每个肯对道德负责的人都会发出反对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的统治的呼声。我要求：把自由还给人民，使他们净脱奴役的锁链。我确信，无情的历史进程，必将证明我的希望和行为是正确的‛。
九
话语是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争霸的场所，反动的统治阶级总是试图霸占话语领域而把表达反统治阶级的批评话语赶出这一领域。他们制造一言堂，要求整齐划一的思维形式，甚至消灭批评话语言说者的肉体。1946年8月，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被正式告知：市政厅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升任‛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家禽及家兔缉查员。这是庇隆一伙的一次奇袭行动。博尔赫斯在他的声明中说：‚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滕，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昧、刻着标语的微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用这种可悲的千篇1律作斗争是作家诸多的职责之一‛。
因此，鼓励多元的话语形式是开明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
十
批评的话语不仅能擦亮和改变思想，而且有可能改变权力关系或者给新的合理的权力关系以话语的支持，从而创造出哈贝马斯所说：‚理想的言语交往环境‛。哈贝马斯把这一理想环境定义为‚真理在此中能够得以追求‛的环境。我认为这一定义基本正确，虽然它还有待于进一步廓清。哈贝马斯的反对者们，其中包括伽德默尔、利奥塔等人，猛烈抨击这一概念，他们认为不存在着什么普遍的理想的言语交往环境，任何语境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文化传统的痕迹。然而，像利奥塔、福科等这样极力主张批评的话语的后现代哲学家忘记了一个问题：批评如何才能开展？当他们开展批评并试图说明某一话语是压制性的时候，他们不是以一定的理想的条件作为衡量的标准吗？没有一个被认为是‚真理‛那样的东西作为依据，批评就无法进行，但我同时相信，一个现成的普遍的理想交往条件确实不存在，它只能在不断批评中去争取。
语言或话语本身的变化或改革果真能达到改变权力关系或支持权力关系的目的吗？答案可以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中找到。
中国传统社会末期的书面语言与人们所操持的口头语之间严重脱节，这正反映了古文言、古文化所积淀的精神和意识与当代人的思维、情感相捍格。早在文学革命的发端胡适就认定‚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上新思想和新精神等其它方面‛，在胡适看来，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语言上的革命。‚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尽管五四思想文化运动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广大民众的政治文化习惯，完全实现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的转变，但毕竟建立起一套以白话为基础、古今并容、雅俗兼收、中西合璧的‚现代国语‛，从而使辛亥革命确立的新的权力关系即新的国家形式以话语的支持，特别是这一话语尚未变成国家话语时，它显示出蓬勃的生机。
主要参考资料
1．包亚明（主编），《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包亚明（主编），《福科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3．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1996年。4．李幼蒸，《结构与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5．余洁，《火与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