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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儒家文化的主位性
摘要:从总体上来说,儒家文化虽没有包治天下、一统天下,但它却是中国文化的主导者,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是它从主要方面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中华民族基本的集体记忆,成为制约中华民族国民品性、众趋人格、道德信仰、人生哲学等的最重要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的影响最大,通过教化和熏陶,以及不言之教,儒家文化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赖以生成、发展和完善的主要文化资源。
关键词:儒学;儒家文化;主导;影响
一、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正统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体系,它不仅是一个由不同地域文化组成的复杂系统,也是一个由各民族文化交织而成的复杂系统。在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过程中,绝大多数是由汉民族政权主导,有时(例如元清时期)由少数民族政权领导下赖以展开,但所谓的“夷狄”文化均被汉民族文化所同化,可以说由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所奠定的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体系当中,无疑包括物态文化和各种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如习俗),但起主导作用的则是精神文化;而在精神形态文化之中,思想理论文化又是中心。先秦之际所生成的诸子百家,儒道法墨均是“显学”,它们共同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比较而言,在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文化逐渐上升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并长期居于正统地位。
汉代实现了由独尊黄老学术到儒术独尊的转折,汉初,黄老学说虽处垄断地位,但尚未形成独断,儒学不失为“显学”。汉初以齐鲁地区为中心的儒学的繁荣昌盛,不仅为汉武帝时儒家学说走向大一统文化之主体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而且为成为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学说向全国的传播培养了大批人才。”儒学被提升到汉朝封建大一统文化体系之主体地位,不仅儒学从此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其他各家学派也被纳入大一统文化构架之中,而同儒学相互呼应,相互支持,只不过处于“在野”地位罢了。
汉武之际,儒学由支流走向主流。儒学作为中华文化核心地位的确立,当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形成的。在齐鲁刚建国及春秋战国前期,儒学不过为齐鲁地区诸子百家之一,它虽为显学,但尚未成为核心,那时齐鲁文化作为两个相对立的系统走着自己的发展之路,各学派之间虽存在一定的相互吸收和相互渗透,但主要表现为相互斗争和相互对立。至战国末期,齐鲁文化逐渐融合,各家各派思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至两汉经学,干脆连派别也难分了,众家均以儒学为核心统称为经学。自从西汉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几乎未被动摇。在中华大地上,各种偏离于儒家信仰道教的宗教也一度盛行,但是这一切并未撼动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角色,儒学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官学”仍处于“君临一切”的地位。
中华文化的逐渐融合并流,儒学也发挥了一种桥梁和纽带作用。秦朝独尊法术,法家出自魏秦,这似乎表明儒家文化被排斥在秦文化主流之外。殊不知,法家正是发端于儒学,同儒家文化具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法家理论源于儒家。孔子的弟子子夏在魏国创立西河学派,三晋地区因此成为法家代表人物辈出的地区。其中,著名法家李悝是子夏的弟子,李悝主持魏国的变法,所著《法经》由商鞅带到秦国,以为秦国制定《秦律》的理论依据。韩非是先秦法治理论的集大成者,其理论对秦始皇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斯是秦帝国的名臣、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最有力的助手、法家理论的实践者,而韩李却是大儒荀子的学生,是齐鲁文化的延伸。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最大
1·文化影响
一是对其他学术文化的影响。且不说先秦时期法墨弟子许多是从儒家分离出来,即便是佛老为了迎合中国宗法制下广大民众的需要,也吸收了儒家的一些伦理观念如“孝”,东汉以后的儒道会通、三教合一即是明证。魏晋玄学从其思想主旨上应划归于道家,但它也吸收了儒学的重要养分。二是学术体系的发达。且不论儒学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先秦
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这些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儒学学术体系,而且正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使中国古代发展出蔚为大观的子学、经学传承体系。当代对中国国学的研究,不论是在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投入还是在研究成果、研究实力上,儒学远超佛学和道学。三是儒学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巨大。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不仅开创了中国私学的传统,还提出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博学以文、德艺兼备等,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被尊为“至圣先师”。而儒学经典几千年来一直是学生学习的主要科目,以致许多人皓首穷经,“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直到科举取消以前,苦读四书五经是中国人获取功名利禄的主要门径。四是就学术思想来说,儒学的覆盖面更大。虽然道家也不乏“人君南面之术”,儒家的德治仁政主张“迂远而阔于事情”,但相对而言道家的政治学说较为简要,而孔孟儒学除了讲为人之道之外,大量的是关于为政之道,特别是儒家文献《礼记》、《春秋》、《孝经》更是直指人君的治统和政统。宋初有“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之说。实际上,除弱于养身保生外,就理论的辐射面来说,儒学既治世又治心。
2·政治影响
从一开始,儒学就讲究经世致用,倡导为政以德,致力于为统治者提供“南面之术”或为政之道,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多种重大影响。一是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就成为官方统治哲学,即使是唐代受到佛教文化的冲击而出现了衰落,儒学直到有清一代仍未丢弃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每一个封建王朝取得天下之后,一般会奉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而儒家不仅力倡德法兼具、以德为本的治统,同时它的核心正是各种纲常伦理,这两点正是历代君主愿意利用儒学以为其政权作合法性和合理性辩护。二是儒学在制度化的同时制度也儒学化。尤其是儒学成为传统中国选官制度的重要考核科目和内容。如前所言,举孝廉、以孝选官逐渐成为汉代的定制。三是儒学在与政权结合的同时,也对封建专制主义作了批判和限制。孔子作《春秋》,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论、诛一夫论,董仲舒宣传“天人感应”,这些均对封建君主起到了一定的威慑和限定作用,历代儒家以其井田制、等级分权制、封建制等社会理想对现实政治中的私有制、郡县制、君主专制集权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批判乃至谴责。而受过儒家教育的士大夫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儒学化。四是以儒治国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治国方式。不可否认,佛道也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很大作用,甚至出现了某种政教合一的现象,但从总体上但更多的是从个人信仰考虑问题,而不是也不可能当作统治术来看待。汉武帝即位后,把儒家经学正式确定为官学,强调以礼治国、以孝治国。以后历代王朝除少数之外,均采纳了以儒治国的政治策略。
3·社会影响
儒学的根本宗旨就是建立一个仁民爱物、礼义有度、人主忠信、各安其位、老安少怀等差有序的理想社会,借助于政治推行、人文教化、个人修养、言传身教等社会化方式,而对中国传统社会发挥着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社会导向等作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化。首先,它对中国社会关系起到了极大的调节作用。孔孟儒学所倡导的仁者爱人、隆礼重礼、忠恕而行、见利思义、贵和尚中等伦常规范,推动了中国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建构了为世人所向往的礼治秩序和人情社会,使中国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儒家力主的“三纲五常” 更是为传统中国人待人处世提供了行为准则,尤其在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范导下,传统中国形成了梁漱溟所称的伦理本位社会。其次,儒家文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它不仅使中国人在平常生活中注重各种礼仪、礼节和礼数,例如婚礼、丧礼、葬礼、乡党之礼等,讲究尊卑、长幼、上下的等差秩序,讲究修身齐家,以家为本,孝亲为大,重视血统亲情,也造成了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敬祖风习和祭祖传统,同时还促成了中国人守望相助、礼尚往来的民风民习,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铸造了中国人崇尚正义、好勇正直、感恩报德等风尚。再次,儒学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中外文化的交流。自汉代起,儒家文化就开始向朝鲜、日本等国传播,在唐代达到高潮;同时,儒学也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输出,以致形成了儒教文化圈。虽然现代化之后儒家文化受到极大冲击,日渐走向衰落,例如韩国儒道会的人越来越少,而受佛者不断增长,但从总体上说,特别是在现代化之前,中国周边邻国外来文化还是儒家文化影响最大。自15世纪,就开始了“东学西渐”,尽管道家文化在国外的影响不可忽视.16世纪,传教士利码窦在中国本土对儒家经典“四书”进行翻译,并向西方介绍儒学。
17、18世纪,欧洲国家掀起了以孔子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热”。在西方汉学家中,治儒者远多于治道者。应当说,儒家文化相对于中国其他传统文化,在国外的传播最广、影响也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