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序言及作者后记补记中央音乐学院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改革开放文集序言”。
序 于润洋
此刻放在我书桌上面的，是一部长达六十余万字的音乐著述的电子文本。这是一份年近八旬的长者近三十年来撰写的音乐文稿。
作者毛宇宽先生是一位不仅具有良好的音乐功底和隽永的文采，而且还在俄罗斯语言方面有很高造诣的音乐学者。他早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主要从事苏联音乐的著作翻译和为苏联专家讲学的口译工作，发表和出版过不少很有分量的译著。50年代末，他曾为管弦系开设《弦乐艺术史》课程，在我国填补了这一学科的空白；80年代初，他为*后首批入学的音乐学系学生讲授了《俄罗斯音乐选粹》课程，力求对历史人物和音乐作品进行新的思考与评价。1982年，毛先生移居香港后专事音乐著述，这部文集就是他三十年来孜孜不倦、潜心工作的成果。特别是后期，在眼力不济、直至近乎失明和完全失明的情况下，仍然不停地坚持写作，殚精竭虑，最终成就了这部弥足珍贵的文集。在当今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学术上急功近利、文风日下、文字垃圾成堆、“娱乐至死”的年代中，这部文集中所体现出的那种学术上的严肃、坚韧和敬业精神，委实令人敬佩和感动。
文集中所论，涉及对苏联—俄罗斯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的介绍和研究，也涉及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和音乐批评的论述，以及对一些音乐往事的珍贵回忆。
文集中用力最深、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和最富启迪的部分，是作者对苏联音乐的研究篇章，特别是其中对苏联音乐发展的历史反思，以及对两位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的论述。《血泪凝成的光辉苏联音乐的历史警示》一文是在1994年香港大学举行的中国音乐美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论文。文中对苏联音乐创作在特定历史土壤上的坎坷经历和辉煌成就，特别是对其惨痛历史教训的论述是深刻而发人深省的。非常可贵的是，作者在叙事中不是历史的冷漠旁观者，而是充满了严肃而又热烈的激情。文集中关于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的两篇长篇论文是为中央音乐学院主编的《中国音乐百科全书》撰写的重要条目释文，对苏联的这两位音乐大师的人生旅程和创作脉络做了认真的描述、概括和评价。文集中共收集了有关这两位音乐大师的31篇文章，对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一一做了认真的介绍和解说。以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为例，就囊括了肖氏的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交响曲，以及声乐套曲《犹太民间诗选》等重要作品。
作者在文集中用很大的篇幅介绍和评论了19世纪以来西方音乐历史中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作曲家及其作品。其中特别是关于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等人的篇章，内容丰富，文笔酣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作者还为多种体裁的古典音乐名作撰写了深入浅出的赏析性文章。它们不仅能对普及高雅音乐和提高听众欣赏水平发挥显而易见的作用，而且也将为从事音乐专业的朋友提供一份饶有兴味的读物。
文集中除了主要涉及西方音乐领域之外，特别使我们关注的是还收入了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的篇章。在诸如《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若干问题之浅见》、《音乐批评必须正本清源》等文章中，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研究和音乐批评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极富针对性和论争性，体现了一种可贵的、鲜明的批评精神。《循历史轨迹探音乐创作的民族潮流》一文详细追述了西方音乐创作的历史中民族潮流的演进和发展过程，文章对中国当代的音乐创作很有启示意义。《马思聪创造的音乐瑰宝理当推向世界》一文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马思聪研究文章，作者对马思聪作品的珍爱以及将其作品推向世界的呼吁体现了他身为一位中国音乐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关于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回忆文字是一篇非常感人的文章，极其生动的往日回忆，对吴伯超、廖辅叔等师长的怀念、感恩之情充溢在清新的叙述之中。这篇文章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时光飞似地流逝了，但往昔的许多事情和情景在回忆中却仍恍如昨日。当我50年代初还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便知道学院内有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洋溢的青年翻译家和学者名叫毛宇宽。60年代初我从域外回国任教后与宇宽兄相识，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三十年前他同夫人一起赴香港定居后，虽然我们之间交往的机会少了，但彼此间断断续续地仍然保持着联系。如今每当我回忆起几次赴港同他们夫妇相聚时那种老友相会的亲近、温馨的情景，都令我难以忘怀。就是在今年秋季，我们再一次在哈尔滨的一次会议上相见，也许因为我们都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老去，更对这次相聚感到格外的亲切和珍惜。
就是在这次相会时，宇宽兄交给了我一张刻有他三十年来撰写的文章的光盘，并邀我为他计划出版的文集作序。宇宽兄是一位极重情谊的人，他的这部文集是题献给使他“永远魂萦梦牵的”，“一生中唯一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建校七十周年的。为老朋友的这部大作付梓之前写一点什么，是我应做的事，于是便愉快地允诺了，这便是上面这一席话的由来。与其说是一篇“序言”，还不如说是一篇“感言”更恰当。这是因为，除了为它尽了一点向社会推荐这部著作的义务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表达了我拜读宇宽兄的这部著作之后在我内心产生的感触。一个人在失去了视力的耄耋之年，终于将用自己心血凝成的文字呈献给自己的母校、呈现给社会，这是怎样一种坚韧的毅力和令人敬佩的精神境界！宇宽兄所做的这一切也鼓励和鞭策我在有生之年为社会，也为自己的母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再多做一些事。这是我拜读这部著作之后发自内心的感言。
预祝文集早日出版问世！
2009年岁末于中央音乐学院
于润洋，中国著名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及院长（1988～1992），亦出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以及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于先生在音乐美学和音乐史学等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在他的大量学术专著、译作及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序 王次炤
前不久，郭淑珍老师从香港回京，带给我一封毛宇宽老师的信和一张文集的光盘，并再三叮咛我一定要为他即将出版的文集写一篇序言。毛老师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时音乐学系的老师，后来他全家移居香港，虽然我们很少见面，但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毛老师在我心目中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师长，他的才华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曾经令我们每一位学生敬佩不已。记得在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除的年代，毛老师顶着学术界的“左”倾思潮，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一系列关于苏联20世纪现代音乐的学术讲座。那时候的教学条件远不如现在，毛老师的讲稿都是钢板刻印的，那粗糙发黄但却装订整齐的资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老师的讲课相当传神，对于那时求知欲很旺的学生来说更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我们上学时，学生和老师经常有机会在一起开会，记得在全系大会上，毛老师很少发言，但一旦开口，他的讲话总会引起同学们的注意，不入俗套的见解和尖锐透彻的语言，并伴有幽默的学者风范，至今还记忆犹新。
1982年毛老师移居香港后，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直到1995年在香港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才重见他和他的夫人金洁老师。在那次研讨会上，我又一次听到他的学术演讲，内容是对20世纪苏联音乐的反思。苏联音乐的这段历史是一段很难作评价的音乐历史。苏联音乐的成就无疑对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它又被当时的意识形态深深笼罩。中国音乐界，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跟随着苏联音乐的发展，并得到许多苏联音乐家的帮助。因而，无论从音乐史学的观点上来说，还是从情感立场上来说，都很难评价这段历史。毛老师的演讲紧紧把握住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用大量的历史材料，实事求是地论证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对这段历史做出了客观的评价并在结语中对世人提出警示：“总之，苏联音乐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发展的。它的光辉成就举世瞩目，它的血泪教训也当为全人类镜鉴。”在听毛老师演讲时，我依然像学生时代那样聚精会神。特别令我感叹的是，毛老师离开学校已多年，又深受眼睛疾病的困扰，但他依然在学术的道路上耕耘，并始终保持着严谨笃实的学风。
又时隔15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建院七十周年之际，毛老师要将他多年来所写的文章结成文集，以此作为献给母校七十华诞的礼物。他在文集的后记中说道：“从孩提时进入国立音乐院幼年班起，到如今垂垂老矣，我一生只有这唯一的母校。虽然身不在学院已近三十年，但与她的学术联系不曾间断，与师友们的情谊毫不褪色，那是我永远魂萦梦牵的地方……”眷眷深情多么令人感动！更使我备受感动的是，这是毛老师在完全失明的情况下所作的编撰工作。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超常的劳动啊!我想，上帝也还有公正的一面，毛老师虽然失去了眼明，但上帝却赐给他一位最好的妻子——陪伴他四十年的金洁老师。金老师热情而又善良，她对毛老师的一往情深和百般照顾，一直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佳话。当我读完毛老师写的后记时，禁不住感动得流泪，我要对金洁老师深情地说一声：“谢谢！”这本文集同样也凝聚了金洁老师的心血。写到这儿，我眼前油然浮现出一个超常幸福的家庭——毛老师、金老师，还有他们的儿子毛翔宇……
毛老师的这套文集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涉及苏联音乐研究的文章共32篇，这中间又以对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两位作曲家的研究为主。此外还包括对中国音乐的研究、音乐表演艺术的研究以及音乐批评、音乐史话和回忆录等。用毛老师自己的话来说：“这不是一部学术专著，而只是一个杂七杂八的大拼盘，姑且把它叫做另类的杂文集吧。”但我仔细阅读后，认为它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音乐学综合文集。它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史料丰富；第二、选题新颖和观点独特；第三、深入浅出。
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在于有丰富的资料准备，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史料收集的程度往往决定了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正如毛老师所说：“史料翔实乃任何史论著作具可信性、权威性的基础。”通观文集，可以看出毛老师在史料收集上花了很大的工夫，不仅来源十分广泛，而且内容翔实可靠。比如：在评价杜那耶夫斯基的时候，除了引用大量历史背景材料以外，还先后摘引了美国《时代周刊》和苏联《真理报》等报刊的评价，引用了卓别林和斯大林等不同身份的名人语录；同时，还引录了杜那耶夫斯基写给威特契科娃和女记者拉伊等友人的书信。作者把多方面的历史资料综合为论据，用来加强文章观点的说服力。毛老师的资料工作不仅体现在正文中，而且还体现在大量的注释材料中。许多注释本身就是一份珍贵的史料。为了使读者对文章中所涉及的历史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他不惜工夫把它们一一详述。比如：在谈到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末乐章主题之一《华沙革命歌》时，作者对此作了详细的注解，并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这首歌曲的来龙去脉，读了以后的确令人感动。又如：在谈到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三交响曲》的歌词中出现的被害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时，作者又在注释中详述了这位在西方为人熟知而在我国却鲜为人知的犹太少女的悲惨身世和对后代的影响。这些注释不仅能使读者加深对正文的理解，而且还能使读者从中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文集的资料功底不仅体现在文字上，还体现在丰富多彩的图片上。在某种意义上，图片也是学术资料，图片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画面，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视觉依据。它们对文集所起到的知识效果和学术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集中，有些史料看似平常，但它的发现会改变我们对历史或历史人物的评价。比如：作者在《马思聪创造的音乐瑰宝理当推向世界》一文中，提到他亲耳所闻的关于卓明理先生评价马先生的一段话。说的是当年卓先生跟随马先生学小提琴，因贫穷交不起学费，马先生就把自己的钱塞给卓先生，要他把钱交给马太太，以解除马太太的不悦之情。这看似小事，但正如毛老师所说：“这是我偶尔得到的一个小小史料，但却凸显出一个伟大的人格，一个令人崇敬的一代师表，为马思聪的传记增添了光彩照人的一笔。”再如：文集中还向读者介绍了一位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外国音乐家——阿甫沙洛莫夫。这位俄裔音乐家看似不知名，但却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他熟悉和热爱中国传统音乐，1918年来到中国，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历时三十年。“他创作的作品全部采用中国题材，依循中国风格。”阿甫沙洛莫夫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关于这位作曲家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应该载入史册。总之，历史资料的丰富性，无疑给这本文集增添了无穷的学术光彩。
这本文集的学术性还体现在选题的新颖性和观点的鲜明性上。文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的选题与众不同。当然，这主要是出于毛老师在不同时期对音乐问题和音乐现象产生的特定感受；但这些新颖的选题，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毛老师善于从新的角度和用新的方法观察和研究学术问题，由此带给人们新的思考。比如：应香港民族音乐学会之约而写的《循历史轨迹探音乐创作的民族潮流》一文，原本应是一篇理论阐述性的文章。但作者选择了一个新的论述角度和新的研究方法，以民族乐派发展的历史轨迹为线索，通过历史性的描述来探索关于音乐创作的民族性问题。从学术类型上来说，这是一篇史论结合的论文；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它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文集中，有一篇写得特别令我感动，这就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若干问题之浅见》。这是一篇发言稿，是对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以下简称《史论》）的评论。之所以令我感动的是，数年前我也曾粗读过这本书，也有一些意见。但毛老师却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肯定该作，并如此认真地对它做出评价。尤其是，他在双目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借助电子放大器把字放得老大，慢慢啃完了两巨册”。毛老师针对书中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对作者提出尖锐的批评。例如他通过实例指出《史论》对待抗日歌曲的偏颇态度，基于主观好恶对历史人物的背离事实的褒贬评价，对政治性音乐作品不分青红皂白的笼统否定等等。毛老师对全书的史料做了十分认真的考据与核实，并对书中的许多观点提出纠正性的意见，最后又列出一张长长的史料勘误表……如此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阔大度的学者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这也正是贯穿在这本文集中的学术品格。
除此之外，这本文集中还涉及对苏联音乐的评价和对肖斯塔科维奇与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评价的文章，都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和善于表达鲜明学术观点的能力。
最后，这本文集的学术性还体现在深入浅出的表述上。学术界往往把“深入浅出”视为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这应该是一个学术常理。毛老师文集中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即使是理论性很强的专论，从无刻意提升理论高度，更无晦涩难解之处；而是寓述于论，寄论于史，用清晰而动人的语言把大量活生生的事例展现给人们，用简洁而形象的表达把深刻的道理交心于读者。这种文风和语性在毛老师的两类文章中都体现得非常充分。一类是理论性的长文，另一类是随感性的短文。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后一类文章，这类文章主要集中在文集的下卷。毛老师用“乐苑史话”、“姑妄言之”、“余音绕梁”和“抚今追昔”来概括四个方面的随感。假如我们细细地去品味这些文章的话，这每一篇看似浅显的短小文章都包含了深刻的学术道理。比如：《永生永世的知音和知心》写的是舒曼与克拉拉的爱情故事，作者用副标题“爱的酸甜苦辣造就了艺术的至真至美”来暗示爱情故事背后的艺术真谛。这篇史话性质的文章实际上也是在表达作曲家的一种创作心理。心理学家马克斯·格拉夫曾经把“性爱”看作是作曲家从事音乐创作时重要的内在体验，这篇文章也正是在验证这种特殊的作曲心理。再如：《言外之意蕴含音乐中》写的是穆索尔斯基的音乐介绍，作者选用了管弦乐《荒山之夜》、歌剧《霍万斯基之乱》的乐队序引《莫斯科河上的黎明》以及艺术歌曲《跳蚤之歌》三部作品。毛老师写这篇文章的意图非常明确，即通过对这三部作品中所蕴含的意义之解析，来说明一种创作思想的重要性。这也是穆索尔斯基所崇尚的、并一直影响着苏俄音乐创作的艺术思想，即如同作曲家自己所说：“艺术家不可能逃避外在世界，即使主观色彩很强的创作，也反映了外在世界的印象。”这里我还要举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为例，一篇是《新发现和老问题莫扎特究竟写了多少交响曲》。这看起来好像是为儿童而写的趣味性文章，但假如仔细想想，在我们中间究竟有多少人明了这个老问题？也许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但我认为这既是一份历史知识，也是一份重要的史学资料，需要有这种“新发现”。还有一篇是收集在上卷中的《它是“语录歌”的开山鼻祖吗普罗科菲耶夫的康塔塔〈献给十月革命20周年〉》。我之所以认为这篇短文意义深刻，不仅是因为它为我们研究“*”时期的语录歌提供了历史参考，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讲历史故事的形式，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难道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所创造的许许多多艺术瑰宝都要由于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牵累而统统扫入垃圾堆吗？是否人类的文明就该是这么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演化过程，必须经过漫长岁月，再由后代子孙去寻宝、去重新发现和挖掘？难道历史就要这么作弄人！？”
写到这里，突然发现我的这篇序写得太长了，也许是因为有感而发，想要说的话真的还很多……姑且用毛老师在最后一篇文章《访欧柏林音乐学院散记》中的结语结束这篇序言，文中写道：“我希望这篇文字不仅能够让朋友们有兴趣读得下去,而且能引起一些思索。”这一定不只是指这篇文章，而是指这本文集吧。序言应该写完了，但我还有个希望，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希望有一天毛老师的眼睛突然复明，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央音乐学院每一位教职员工、学生和校友的希望啊！
2010年8月18日于北京
王次炤，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院长。先后在该院开设七门音乐学各类课程，出版音乐学著作和教材多种，发表论文和各类音乐学文章百余篇。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兼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全国艺术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音乐评论学会会长及《人民音乐》主编等职。
作者后记
这本文集（上、下卷）终于要面世了。我说不清此时究竟是怎样的心情，喜悦、欣慰、感激、担心、惶恐……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这不是一部学术专著，而只是一个杂七杂八的大拼盘，姑且把它叫作另类的杂文集吧。文集中的八十余篇东西，绝大部分是我1982年初移居香港后近三十年来陆陆续续写出的，有些是受托或应约而作，有些是自发而为，文集中也选入了几篇译作，这是源于我曾从事翻译工作多年形成的一种心态——每当读到国外的好文章，就情不自禁想要翻译出来与大家分享。
我本想让文集在香港出版，毕竟这是它的出生地，多少体现了一点一国两制的特殊性。但此间一家颇负盛名的出版社编辑对我说：“东西很好，但对不起，我们不能出，在香港没有这种书的市场。”如果自费呢？“那也不行。仓库的空间有限。”可悲啊，香港！你那顶并不太光彩的“文化沙漠”的帽子何时才能彻底摘掉呢？于是我打消此念，这部书也就落叶归根回到北京来了。
* 1963年我因视网膜剥离手术失败而一眼失明，此后另一只眼的情况也每下愈况，后来视力仅余0.01。朋友们常常对我是怎样进行文字工作的表示关切和好奇。我不妨借此机会做个交代吧。在近二十年里，我是借助名为“阿拉丁”（即： 神灯）的电子放大器把字放得老大，在荧屏上阅读印刷品的，并运用电脑的字体增大功能和反差功能（黑底白字）进行写作的（因用纸笔写字已不可能）。可是2004年又一次医疗失误把我最后一点微弱视力也彻底夺走了。从此“神灯”不管用了，我也就与阅读书籍、报刊的乐趣永别了；电脑的特殊功能再也无力助我，靠眼睛操作电脑的能力丧失了，我不得不开始仰仗台湾出品的一个叫作“大眼睛”的发音软件来听取电子文件，摸索着键盘凭听觉进行文字处理和其他操作（因鼠标并不适用于盲者）。个中的困难的确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举例说，中文的同音字词实在太多，以至写完一篇东西，虽然听它读得很顺畅，但其实是受骗了，可能是满纸错别字，非经明眼人校对是见不得人的。加之这种只有极少数人才要使用的软件设计并不完善，而且往往与电脑中其他通用软件缺乏良好的兼容性，导致操作上发生层出不穷的种种障碍，尤其是无缘无故拒绝发声变成哑巴，更动不动就让你“死机”，抹掉已打出的文稿。要排除故障唯有重新启动电脑。这样一来，写一篇几百字的东西，可能被迫关机开机无数次，思路被搅得七零八碎。但除了按下性子从头写过还能怨谁呢？大大小小的重复劳动几乎无日无之，我已习以为常,好像家常便饭。
此外,某些文章我是早在北京时就做了资料搜集的。按照习惯,我把想要的资料随手抄录在作废的油印讲义背面，字迹潦草，不少缩写句以及提示性外文字母，总之是前言不搭后语。20年后我已只能依靠妻子金洁来帮我启用这些资料了。她需要绞尽脑汁同我一起推敲，把“天书”般的东西读出来，录在MD上，使之成为我能够使用的有声笔记本。但那些在当时就属于质量极差的纸张，如今已破碎得几乎像败絮一般，好像某些出土纺织品接触空气后被氧化了似的,需一块一块小心拼凑起来。这样的资料整理工作已不是困难二字所能形容，何况这只不过是金洁为本文集劳心劳力的点滴而已（要知道她的本职是钢琴教师，工作十分繁重，还要挑起操持家务的全副重担啊）！
我的儿子翔宇任教沪港两地，又要开音乐会、出唱片，生活紧绷到难以喘息的地步。虽然如此，但为了排除我电脑上各种非常态的麻烦、核查文稿中的失误、解决插图处理的许多难题……他往往埋首工作，通宵达旦。当我觉得还欠缺某些资料，必须加以补充时，便会向他提出要求。如果在香港各院校的图书馆也无法找到那些材料，他就发动已赴海外深造的旧学生到当地的音乐图书馆去搜寻，然后再把寻获的资料口译在MD上，供我参考。
如此这般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但我仍要说一句话： 这部文集若非他们母子俩数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地支持，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协助，是断不能完成的。
* 文集中的文章很多都曾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纽约等地的报刊发表。我感到安慰的是，默默耕耘而收获的这些杂粮蔬果，得到不少朋友和读者的好评和鼓励，令我这个本该报废的老头儿得以摆脱自暴自弃的废物感，从而认定自己仍可继续融入社会，发挥若干积极功能，不致沦为我们时代的“多余人”。
为此我要对许许多多关心过、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表示深切谢意，特别是： 在百忙中为文集作序的于润洋教授、王次炤教授、刘靖之教授和周凡夫先生，为文集出版鼎力相助的郭淑珍教授，以及为本书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俞人豪教授和编辑部主任徐冬女士。此外，我还要特别向在文集出版的全程中，以义工身份挑起最复杂、最艰难的工作重担而又坚拒笔者公开鸣谢的一位朋友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 明年我即将跨入80岁，这个数字在人的一生中是值得做点什么来留个纪念的。但我还是要赶在今年把文集推出来，因为这样做更有意义。2010年是我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的70华诞，我将把这部文集作为对她的献礼。从孩提时进入国立音乐院幼年班起，到如今垂垂老矣，我一生只有这唯一的母校。虽然身不在学院已近三十年，但与她的学术联系不曾间断，与师友们的情谊毫不褪色，那是我永远魂萦梦牵的地方，甚至60年前与全院同志一起大扭秧歌欢庆学院成立的情景也恍如昨日，历历在目。我怀着这样的激动心情来献上一份薄礼，衷心祝愿母校蒸蒸日上，为国家、为世界培育更多德才兼备、技艺超卓的高级音乐人才。
2010年6月26日
作者补记
我已写了一篇作者后记，但意犹未尽，既然文集分上下卷，我不妨再写一篇补记吧。
明年我就整整80岁了，而今年又是我和金洁结婚40周年。在这时竭力把文集完成，的确也有一点给自己做个小小纪念的意思。为什么值得这样做？因为能有今天也实在是来之非易啊！
我生于1931年，刚过了满月便国难当头，爆发了“九一八”。接着母亲病故，我只从一张照片见过她的容貌，还在襁褓中嗷嗷待哺便只能交给祖母照料。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我有了继母。继母没有生育，待我不错，并不像一般人印象中的后娘。但那种温存甜美、出自天然的母爱，我却没有亲身感受过。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岁月。由于随家四处迁徙，不断转学成了常态。从小四起我就是住校生。在那个年头的鄂西山区，所谓“小学”是个什么样子啊！我永远忘不了那所湖北恩施的龙凤坝小学。它原是个豆腐干大的土地庙，坐落在二三百米高寸草不生的荒山秃顶上。晚间就打开薄被以泥地为床；下雨天地上湿漉漉的，其情其景可想而知。但最可怖的还是夜里要跑出庙门去山坡边小解，寒风呼啸，荒野一片漆黑，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无名恐惧是幼小的心灵很难承受的。好不容易捱到了战争结束，但没过几天消停日子，重又烽烟四起，一场更加惨烈的骨肉相残撼动了每一个人。我和家人从此隔绝，天各一方。这段经历，在本文集“抚今追昔篇”已作详述，不再啰嗦。总之我这个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从小是个体质羸弱的瘦皮猴。不少人都说“这孩子长不大”。而如今我居然年过古稀活到了80，怎不深感庆幸。
回首既往，虽然路途崎岖，但我仍把自己归于幸运儿一类。而在我的许许多多幸运中，我觉得最大的幸运是我有金洁这样一个妻子。老实说，这样的话我从未吐露过。有些事情是不必挂在嘴边的。但这一回我却忍不住要表白表白。
要知道，50年代初我刚刚步入青年便罹患病情不轻的肺结核，60年代初正当“而立之年”，又遭一眼失明的迎头痛击，被推倒在自卑的深渊。这种无比沮丧的心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敢对爱情、对幸福存丝毫痴心妄想。为了压抑心头的苦闷，唯有埋头书案，不论周末还是假日，都拼命工作，用苦干来消磨时光，忘却现实，化解郁结。说来可笑，我居然因而屡获“先进工作者”的殊荣。但这又有何用？我宁肯没有这样的虚荣而拥有爱情和家庭的幸福。“*”开始后，一向“追求进步”的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孝子贤孙”，是贱民不如的“狗崽子”，加之医生又断言我的另一只眼也只能维持约十年，于是深重的自卑更与绝望交织在一起了。眼看“不惑之年”已经迫近，而我却仍在惶惑之中蹉跎。但万万没有料到，就在此时，上苍居然给了我以仁慈的眷顾： 金洁走进了我的生活。任谁都能想象得出，她要克服多少内心的障碍和外来的压力，才能跨出这前景黯淡、荆棘满途的一步。除了我的种种异于常人的负面条件，年龄差距也是个不小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只有极少数的支持者，大部分熟识的人都心存疑惑，还有一些她的同学出于好意更是直截了当加以反对劝阻。我们结婚刚10天，音乐学院奉命全院下放三十八军，要长期住进军营，在严密的军管下去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对于我来说，这犹如一个晴天霹雳。为什么？因为医生曾一再警告我要十分小心保护仅存的一只眼，它的视网膜上也有危险的裂口，不能干重活，提重物也不行，还要避免摔跤。试想，我的眼睛怎能经受得了部队中那种严酷的“改造”生活： 行军操练、体力劳动……？我赶紧跑去以眼科闻名的同仁医院，要求提供一纸病情证明，正好碰到那位身为院党委委员的眼科主任，她给我动过手术并对我的致盲负有一定责任。但她却给我开了一个这样的证明：“此病人不宜从事精细工作。”换言之就是任何重体力活都可以干。多么无耻啊！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起码的医德和良心都荡然无存了。迫于无奈，金洁只好去向部队负责人哭诉，希望让我免除下放。经她再三恳求，我终于被批准留校值勤，看守大门。其实，作为一名门卫，我连稻草人的功能也不如。成群的校外顽童为了寻开心，不时地拿恶作剧来欺负我，我招架不住，只能“闭关自守”。但万幸的是，没有下放却延续了我的光明。日月荏苒，40个寒暑过去了，我们夫妇相濡以沫，儿子也十分孝顺。我们是一个以音乐为主轴、为寄托的家庭，儿子的每一个演奏会都成为我们的家庭节日，让我们的幸福感提升。我和金洁都很满意自己的婚姻。甚至连当年进行劝阻的朋友也不止一次向我们发出诚恳的感叹：“你们是真正幸福的一家！”是的，我们深感欣慰。但我还是要强调，一切都多亏了金洁，特别是来到香港后的30年，正是她以自己卓有成效的教学工作为家庭打下了经济基础，全家的“内政外交”都由她一手操持。若不是她，什么幸福也谈不上。一家人哪来居有其屋，衣食无忧？儿子哪能去海外接受最好的教育，事业有成？我也不可能活到80，更不必奢谈什么安心写作、出版文集了。可见，一个美满的婚姻和家庭是何等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执意要在此大书一笔的因由。
最后，有必要再啰嗦几句。我移居香港后，不论新知还是旧雨，许多人总是一本正经地称我为毛教授。即便我向他们解释我并没有这个学衔，只是一个民间学者（即学习者），但也不管用，或许是人家看我一副老学究模样，硬要给我扣上这顶帽子。不错，关于我的学衔问题的确有过一些颇饶兴味的故事，但时过境迁不必细说了。总之，没完没了地解释也实在累人而且尴尬，无奈之下，只好自我开脱： 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只要不是自己在冒充就好了。因此，当看到周凡夫先生为本文集写的序言时，我并没有要求更正，就让这个强加于我达30年的带引号的“教授”留下一点书面痕迹吧。
2010年8月18日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