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的“节日,葬礼和快餐”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国家节日和历史节日”。
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的“节日，葬礼和快餐”
苏珊·派洛克
“神学家对汉堡的驱逐”
马西莫·沙朗尼在2000年11月一家意大利报纸发表文章宣称，“卢瑟说快餐体现了人与上帝的个人主义的关系，引进缺乏分享的快餐肯定不是天主教徒应有的模式“（引自华盛顿邮报，11月18日，P2000，B9）。沙朗尼的言论触及了原始的神经，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一些宗教人士和那些愤慨反对国际巨头麦当劳等美式快餐人群代言的一部分。
沙朗尼对抗汉堡的“战争”和反应，不仅仅是个有趣的故事，它挑起的乱舞均证明食物在文化中的核心作用。食物的存在远不止用于满足生理需求；它在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中有规律的存在，并发挥着积极作用，因为它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必要的、伴随所有的人终其一生的事物。
本文考虑到食物和饮料的分配及消费在早王朝（ED）时期（约公元前2900至2350）有助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国家权力及政治。特别关注食品、饮料如何共生来解决每一个州的分配的难题：一方面，国家领导人和管理者如何通过食物及饮料的分配区分与其背景和利益潜在抵触的人，确立忠诚于国家的人；另一方面，管理集团如何通过其特权和威望建立和维护这样一个层级社会秩序（参见阿帕杜莱
1981）。通过研究发现在早美索不达米亚时期领导人对于其政治和经济战略密切联系的食物和饮料的处理上有两个极端方式：食物的分配和消耗与贡献及可靠度挂钩，食物成为宗教礼仪或丧葬礼仪的重要表现形式。
对于新生的国家、帝国，以及其他大型政治组织有一个显著政治问题是如何培养一批忠实的人从而形成其庞大的政治单位。这群人需要有突出的背景，并且相当的忠实。这群人的更换和重新配置经常以亲属为基础单位，通过特定的仪式培养（Kertzer1991：88-89）。当然仅靠这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普通阶层的忠实的人群结合成新的政治实体，建立按层级不同对其成员不平等对待相关政策（布迪厄，1984）。一般情况下，国家会通过食物和饮料的分配来尝试实现其成员之间团结与区别的平衡。
食品和饮料能在常见的社会环境以各种方式发挥着重要的象征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有许多原因。首先，它们是基本的、不变的身体必需品，是每个社会每个人的生活的基本要素。由于每天都需要这些要素，它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控制手段：操纵食品和饮料生产从而控制人民。其次，食品和饮料几乎是无限变化的。不仅仅是有什么吃和喝，如何制作、如何送达、如何消费以及对食物的喜好和禁忌都是根深蒂固的。饮食的无处不在，其必要性以及人们对大量食品和饮料消耗将食物和饮料渲染成为日常社会话语中的“一种特别强大的符号”(Appadurai 1981:494)。食品和饮料的消费也逐渐超越平凡和普通，从卑微的家庭成员的庆祝活动，到整个政治单位内部，到今天的全球化食物生产（如转基因食品）和消费（如麦当劳）战争。食物和饮料在礼仪中的作用也形形色色。在许多文化中，宗教仪式都将食物和饮料作为人与神联系的纽带(Appadurai 1981:496；Counihan 1998:5)。
这不仅是因为食物和饮料本身是重要的，尤其是因为它们的消费成为了一种社会活动。食品和饮料的消费与社会环境共生共享是农业社会的普遍特征，一般都有强大的制度规则支配食物和饮料的共享(Counihan 1999:14, 47)。共生是建立社会关系的最重要方式之一(Counihan 1998:3)。食品和饮料的准备、送出及消费的方式的沟通有助于最亲密平等的社会层次和不同的遥远的社会层次之间建立社会关系(Appadurai 1981:494-496)。共享食物也有利于促进不同性别、年龄、社会制度层级等的团结和竞争。最终食物如何消耗取决于个人(Bourdieu 1984)。有关食品和饮料如何吃喝、如何消耗等交流可以称为“非正式共生”，通过这些交流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适当”的关系，也促进社会的再生产。
这种共生的交际功能赋予了其政治上的延展性。我将称之为“正式共生”，涉及通过对食品和饮料在政治、宗教和其他社会目标服务性消费中相关意义的介绍操纵。考古文献证实了这种共生在节日等正式场合日益受到重视（Dietler 1996； Ger0 1992；Hayden 1996），但这不是他们这种做法的唯一例子。相反，本文会探讨在美索不达米亚存在的多个正式共生环境的相会贯通。如上所述，鉴于食物和饮料的诸多贡献和有效性，其社会意义逐渐被扭曲成一种国家服务。
有一个来自菲利·哈尼克（1994[1981]）有趣的例子对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饮食规则和惯例的研究证实在两者的世俗和仪式/正式场合的饮食习惯有助于标记，并帮助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她认为团体和上帝之间的餐“代表了社会团体的正常行为”(Feeley Harnik 1994:2)。由消耗的食物的差异区分谁与谁吃什么可以“表达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规则，什么亲属关系、阶级、性别和年龄类别等”(Feeley-Harnik 1994:11)。根据菲利·哈尼克，犹太人的饮食规律是关于排他性的政治和宗教的声明。自称的信息是普遍的，开放的给大家，而不是仅限于那些谁观察到某些饮食（和其他）限制。
准备了什么食物和饮料，以及如何准备的，谁和谁食用，他们都吃了什么，如何摆放的，有什么礼仪：所有这些有助于共生的含义。但食品首先必须是生产种植或采集，狩猎或节约出的，并通过各项准备逐步确认什么是可食用的。了解食物和饮料的含义不仅需要了解其消费环境；粮食生产的政治经济不仅支撑着食物的消费也促进着食物消费。例如通过创造罕见美食产生昂贵价值（参见Brumfiel1991；索伦森2000：112-113）。
本文没有过多涉及考古较少有据可查的正式共生，重点考察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州正式共生的环境下政治对食物的利用。虽然我会参考前面的乌鲁克（约4100-3100年）和纳赛尔时期（约公元前3100-2900），但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900至2350）。
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于公元前四千年，被称为乌鲁克时期，在迅速
扩大定居点的情况下，镇和城市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早期王朝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由无数城邦构成，每个城邦由一个或几个主要城市以及农村腹地组成。调查发现，在早王朝时期的后期只有一小部分人口居住在小村庄规模的定居点，当时城市化似乎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亚当斯1981）。楔形文字文本，图像承载的文物，以及其他考古材料对城墙，武器装备和图像和暴力的描述比比皆是。引人注目的是在墓葬形式有中包括精心制作的商品量，甚至“人祭”出现（波洛克1991;伍利1934）。这完全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映像（见尼森 1998：50-56；波洛克1999和1992对此有更深入的探讨）。
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主要是农业，重点靠谷物（大麦和小麦）和动物饲养（特别是绵羊和山羊，还有牛和猪）的培育。在冲积低地的干旱环境下，农业主要依赖于灌溉。即使建设好灌溉渠道的复杂网络，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总有不可预知的风险。这种情况下，较大的法人单位明显比小法人单位有优势，因为它们可以更容易吸收损失，并通过之前的盈余满足未来的需求（亚当斯1974，鲍威尔1994）。
后来早期王朝的政治经济格局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特点是在大型城市中心落户的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农村居民的痕迹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从城市到田间地头经常往返。事实显示，至少在集中化农业劳动时间，例如农收时期，一定比例的劳动力都暂时集中在附近的农田。这些农田营地可能因为存在的时间较短暂，只有所剩无几的知名考古痕迹可循（波洛克1999：72-73）。
楔形文字显示，许多农民既不拥有也没有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
通常，他们通过劳动换取一定的粮食，或者租赁田地耕作，留取一部分的粮食作为收获（Diakonoff 1969;盖尔布1969）。除了生产食物的场地限制外，制作食品的装置也很有限，如烤箱和火炉主要在寺庙，而不是在住户的房屋内（波洛克1999：123-148）。
虽然食物的共生对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作者在这里集中讲诉在这种极端环境下用食物达到政治目的的两点：一个是食物被用来区分个人的背景，成为维持社会的特权和权力的手段。另一个是 “快餐式”的革命，粮食成为建立和维持国家成员之间依赖关系的一种方法。
宴会，也就是公共的仪式化的不同于日常食品消费做法的食品消费（Dietler 1996：89）。宴会，像其他类型的共生一样，通过使用特定类型的食物和饮料、服务和装备，建立并加强不同背景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阿帕都莱1981；Dietler 1996）。不论参与任何形式的仪式表演，参加者参与宴会就说明其同意这种社会关系，并对这种仪式所体现的共生关系（Wolf 1999：21）或者是（浅）规则有所了解，愿意接纳。
在早美索不达米亚王朝时期，很多场合都会举办宴会。不同的宴会有不同的参与者也代表不同的含义。我重点研究了宴会所体现的两种含义。一种是通过举办宴会的直接视觉场景展现。另一种是早期王朝周期宴会图中所映射的参与葬礼和后丧葬仪式中的饮酒者及服侍者性别差异所展现出来的相关规范（见表2.1）。他们以不同的形式
描绘了死去的人。
饮酒者 服侍者
女性 152(27%)69(20u/o} 女性? 77(14Vo)13(4%)男性 229(41%)231(67'70)男性? 99(18'/o)31(9%)总计 557(100%)344(lOOc/o)
在早起朝代封章（作为行政管理中的设备）、乐器等物品的镶嵌物及能挂在墙上的牌匾上都能找到人们参加宴会的场景。这些被称作“宴会”（或“座谈会”）的场景，描绘了一个或多个（大部分是两个人）人在一起共同饮酒的正式场景（阿密特1980，法兰克福1939，1943，平诺克1994；Schmandt-Beerat 2000；SELZ 1983）。如果是两个人的场景，通常这两人会面对面坐，或共同举杯畅饮，或对面交谈，中间的桌子上放着盛满就的高脚杯（见表2.1）。一般会有一个或多个服侍人员站在他们的前后。
图中坐着的饮酒者姿态百千，所以有时候很难区分他们或者是其服侍者的性别。在可以区分的情况下，我们发现男性宴会者略多于女性，而且男性服侍人员的数量也较多（见表2.1）。在可以分辨出至少一个性别的场景中，一多半既有男性又有女性，大概三分之一的场
景中只有男性，很少有只有女性出现的场景（见表2.2）。所有这些都表明，诸多礼仪场景中男性和女性都有被描绘，他们是参与宴会的重要角色，而且他们经常一起参加此类活动。宴会不是某种性别的专项活动。
表 2.2.多人参与的宴会场景中坐着的参加者的性别分布* 只有男性 只有女性 男女一起 58 26 118 29 % 13% 58 c/ * 包含无法区分性别的场景。
有些宴会场景会有两个以上的服务员但很少有超过三个的饮酒者。在这些场景通常会有音乐家和/或舞者陪宴。这种大规模的宴会场景都会配有专门盛放食物的桌子。比较有名的是在镶嵌着贝壳、红石灰岩和青金石的木制的盒子中展现的“标准的乌尔”的场景（伍利1934：P1.91-93）。盒子的一边描绘了战争的场景，另一边估计是统治者在主持庆祝战斗胜利的宴会。一共有三个场景。一个场景中靠下方有两个人背着活动物等供给，上方坐着的大概是统治者，明显比其他人要高些。他拿着一只手拿着杯子坐在类似用牛腿支撑的凳子上。前面站着一名男性服侍者，后面站着两名。统治者对面有六名男子持杯坐在和他一样的凳子上，前面各有一名男性服侍者。这六人后面有
两个人，一个手握竖琴，应该在演奏，一个双手紧握胸前，可能是名歌者。
根据上面的描述，虽然这些场景大多数来自几世纪前，这些宴会场面描绘了如胜利庆典或宗家仪式的各种礼仪。（阿密特1980：127-30，平诺克1994：18-24）。在大多数设筵场面中，饮料的消费量似乎比食物更占主导地位；食物盛放桌主要出现在拥有较大规模的庞大服侍人员参与的宴会场景。平诺克（1994：24）认为饮酒场景可能代表着共生的场合或是共生的汇总。在苏美尔语中，“宴会”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存放啤酒和面包的地方”（米查罗斯基 1994：29，N.6）。
考古学发现从早期王朝期间发现的一些最常见的陶瓷和金属（铜、银和金）容器大多数是用来盛酒或者存酒的。包括在早王朝时期发现的著名 “固脚陶瓷酒杯”和从早乌尔皇室陵墓的一些墓葬中发现的高大的凹槽杯。此外，根据壳上的雕刻描绘（如在王陵发现的七弦琴的镶嵌部分789：伍利1934：PI105），以及随后一些文献中提到的（Heimpel 1987-90：2）敞口碗也被用作酒器。包括在早王朝时期最典型、最普遍的浅锥形碗，通常是陶瓷的，也有用比较圆润的金属和宝石做的。（如伍利1934 PLS160B161-163，174）。各种各样的壶、瓶、碗、瓢、勺等都在饮酒和奠酒时被拿来分配液体。（Winter 1999：241-45）。文献显示，用杯子、碗、瓶子或壶等浇祭是人们祭奠神灵或亡者的一个重要的仪式行为（Homes-Fredericq 1987-90：
7;Postgate 1992：99，119-20）更多的证据显示用碗等不同容器倒酒或分酒（Heimpel 1987-90：2;SELZ 1996）比吃更具象征意义或礼仪的重要性。
一般只有富人和社会地位高的人的墓地才有描绘宴会场面的乐器镶嵌物、壁画和雕刻精美的印章等物品（波洛克1983b：183-84）。宴会场景中描绘的也是极少的精英群体。从这方面讲，这些描绘告诉我们基础的礼仪和祭祀似乎已经局限于上层社会而非广大民众（奥本海姆1964：171-83；Sallaberger 1993）。每个人参加的着装、手势、坐的凳子、周围服侍者及相关物品都表示着其对不同共享场合的礼仪规范的认可（布迪厄，1984）。如在乌尔皇陵发现的金属容器、金、银、铜不同材质的“吸管”（Woolley 1934，Muller-Karpe 1993）等豪华器具的存在说明那时特定场合对食物及饮料的消耗方式都有明确的规定。同时，无论是其参加仪式所用的消耗品、容器等其他器具都与其他参与者不同。
像图像中那样的对一群人的描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参与者行为（仪式化和理想化）的一种映射，至少是参与人希望别人看到的情景和行为方式（乔伊斯1993：256-257）。，这些图片从思想上作为内部自我教化的工具帮助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对外是较之于其他群体的更合法和必然的社会的证明（参见布迪厄1984：56）。这些宴会不仅将精英们区别出来，也毫无疑问的根据性别、社会关系及相关社会地位和年龄将精英人群也做了区分。那些浮雕、镶嵌物和雕
刻物上描绘的宴会场景只展示了一部分人的宴会场景，并不能代表所有人。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民众没有参加过此类宴会。有文献显示民众会参加年度的宗教仪式。但这些公共仪式规模上要大得多，对场地、消耗品和程序细节的要求也与“精英”的宴会有很多不同，两种的政治意义也不同（Ger0 1992：26，N.12）。宴会的主要目的是象征性的思想化而不是仅寄托于成员的“重新分配”（Ger0 1992：24）
共生关系不仅仅是生者参与的宴会仪式也包括与亡者之间的仪式。考古证明，墓葬及其内的物品只能（从某些方面）反映了丧葬的习俗和葬礼的结局，并不能证明整个仪式。另有文献记录了葬礼等仪式相关的详细信息。
“正规的”葬礼仪式会支付谷物、面包、啤酒或其他物品请专门的祭司。记录显示早拉加什王朝时期，上层阶级成员的葬礼通常会话费大量的面包和啤酒邀请包括歌手等大量人员参加（鲍尔1998：558）。有些葬礼仪式会安排好出场仪式（伍利1934：33-42）。乌尔“皇陵”挖掘出的礼仪表演遗迹证实了这一说法（Winter 1999）。仪式并不受亡者死亡时间的限制，对于比较重要的人，水和食物等会在其墓穴供奉的时间久一点（Postgate 1992：99）。给亡者浇奠酒和供奉食物可能被理解为暗示了一种持续的亡者和活人之间的共生。
墓穴中的发现暗示了食物和饮料对安葬仪式和/或陪伴亡者来世有重要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吉尔伽美什史诗图形描述，根据美索不达米亚的宇宙观，来世是一件最美好又令人沮丧的事“污垢是
他们的饮料，[和]他们的食物是泥”（科瓦奇1989 ：65）。死者可能生前对生活充满敌意，死后给其食物和饮料等常规物品是避免这种不理想的事态的必须做法（Weadock 1975;Botter 1980）。最早期王朝的坟墓包含各类陶器，还有一些，尤其是那些中期（早期王朝Ⅱ）的坟墓有几十甚至上百个粗制的锥形碗和众多尖嘴壶。怀特（1969：83）和弗罗斯特（1983：136）都认为锥形碗的数量可能代表了参加葬礼的人数。碗的数量可能表明死者家庭或机构能“支付得起”的邀请参祭奠死者仪式的共生的人数，或通过亡者祭奠仪式想拉拢的人数。那些碗不仅是仪式的一部分，摆在那里还用于盛放水果（如枣和苹果）、鹰嘴豆、鱼和其他动物骨骼等（Ellison等，1978；付瑞斯特1983：136；伍利1934年）。
除了陶瓷容器,一些早期王朝坟墓包含石头和金属(铜、银。和黄金)veels.6。便宜,朴实的陶瓷和在7号墓穴找到的更昂贵和更复杂的石头和金属器皿在数量和相对比例上有一个复杂的关系。在ED II年代，某些墓葬包含一些金属和/或石头的容器是司空见惯的，但鲜有陶瓷器皿。比如Khafajah坟墓劳埃德(Delougaz,希尔,1967)和皇家墓地Ur(鳕鱼1983 b,伍利1934)。相反,一些从Ur和Arb Salabikh的坟墓中发现石头和金属容器,有时也有相当大量的陶瓷容器。在皇家墓地,其中一些坟墓中发现的金银喝酒杯，以及碗、黄金、白银、和各种各样的石头，甚至包括特定场合使用的喝酒杯的形状类似史书场景中记载的那样。死者手上或面前发现的容器意味着她或他是为了消耗一些饮料或食品。看来,在某些情况下那些能“负担得
起”这样做的人的会用有价值的石头和金属而取代陶器来陪葬。还有一些是死者陪葬品中两者皆有，这可能是因为陶瓷器皿是他们的曾用品。
总之,文本和埋葬数据表明,大多数的葬礼都体现仪式的基本水平,包括食品和饮料的消费和当时使用的普通陶瓷。石质的容器石灰岩或方解石,还有天青石等,被做成和铜、银和金等相似的形状,被用来区别这些和普通的葬礼不同。容器的数量可能是衡量参加死者葬礼的规模。这样,上下文中提到的共生的葬礼主要是通过参与者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相关设备来区分的,食物和/或饮料的共同特征也是区分坟墓主人的身份方法之一。下面我们聊聊另一端的共生体谱，食品分发口粮——快餐和共生的新形式。
口粮的使用是在早期王朝楔形文字文本(Gelb充分证实1965),但配给的起源系统可以追溯到乌鲁克时期。所谓的古代文献，早到Uruk Jemdet Nasr晚期，涉及了引用的分配口粮(Charvat英格伦1997;1997)。而且它一直辩称,能代表Uruk时代的无处不在的斜边缘碗是测量和/或分发的容器(Nien约翰逊1973;1970;赖特和约翰逊1975;cf。独唱者和雷纳1990;米勒德1988)。虽然学术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分配食物的依赖,“半自由”工人。楔形文字文本引用明确,至少早在Jemdet Nasr时期大范围的人,从皇室到卑微的劳动者甚至众神,接受口粮分配(英格伦1998:2021960)。图2.2图片。批量生产的容器。坡斜边碗(乌鲁克时期);第二行,粗锥形碗或Bhunentopfe(Jemdet Nas0;第三行。酒杯吧(早期王朝l);底行。锥形碗(早期王朝II-III)。(图纸Postgate 1983:图15;月亮1987:。14日,28日,97。101年。1 03;并从阿布Salabikh原件在作者的拥有。)图2.3。在古老的文字表意文字“口粮”
另一种情况，分配给从雇主那里得到食物和饮料的工人的大麦配量可作为一个工人每天的基础量的对立账户，这个分配量应该从每日基础量里扣除。
需要考虑的一个与陶瓷容器容积相关的问题是改变那些大规模生产的容器的形状和尺寸。被磨制成斜边的和粗制的圆锥行的这两种碗（这两种碗代表着四千年陶瓷制作工艺）既宽又深，具有半升到三升的容积。相反，早起朝代的高脚酒杯的容积不超过0.4升，且他们的形状只适合盛装液体而对其他东西都不实用。这些东西是用于饮用液体的，这可以从早期王朝的较晚期的印章和镶嵌物上的图形得到证据，这些图形上的个人手里持有酒杯，酒杯的形状与那些高脚酒杯很相像。早起王朝的这些圆锥形碗在形状上更像是圆锥形或斜边形的碗而不是高脚酒杯，这些碗随时间延伸而逐渐变浅变小。这些在形状和
大小上的变化提示，工人服侍工作量和雇主支付的液体量的减少，这些对理解手工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陶瓷器皿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分配的食品和饮品可能是用于现场消费。这些容器本身，尤其是浅的容器种类，很不容易被移动，且它们形状的不对称更增加了被移动的难度。它们或许代表了一种具体的“快餐理念”，即食物的分配和消费是在工作地点现场完成的，且劳动者无人格和不被尊重。这些可能是被英格伦在文中认定的那个时代的时尚的一部分。在那个时代，劳动者和粮食可以被看做是相同的东西，因此，至少在管理者的眼中，劳动者可以按照其劳动成果（计时工作）的多少用粮食进行换算，且劳动者在劳动时粮食的分配量可以维持期生存。
作为劳动的补偿，对劳动者的食物分配——不论劳动者是否真的劳动了或仅仅是象征性的，当国王宣称已经为某个重要的女神建立了一座神庙时——意味着在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州，某个与食物相关的事情和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已经彻底重建了。这种重建是通过环境的改变和食物的加工、分配和消费规模的变化来实现的。在早期，通过在家庭背景中绝大多数形态的容器以及用于烹调的炉膛和灶台的高频率出现这样的事实来判断，很多食物和饮料的加工和消费是在家庭环境中发生的。陶瓷容器，尤其是那些用于服侍的，常常被描绘，有时则是被精心地描绘。相反，在乌鲁克时期，随着大规模生产的陶器的出现非家庭背景情况下的食物的加工、分配和消费就逐渐的发生了。对于许多来自于下层的人们来说，食物的配给或许已经很充足，假如
这些不是他们所需营养的全部。由于缺乏对土地的使用权，他们被迫在最大意义上依赖雇佣他们的机构。这些肉体和精神的依赖还不是这些州的出现和巩固所带来变化的全部。同时，由于家庭背景下的同食宿关系被严重改变，那些具有类似这种依赖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和各自独立的劳动者就会共同去获取食物并在一起进食而不是和自己的亲戚在一起去做这些事情。
我推猜，构建这种新的食物和饮料的分配和消费形式的目的是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模式来打破这种旧的人与人之间依存及社会关系模式的努力之一。这种关系更注重的是相互依赖而不是亲情。在思想上，这种所有社会阶层的人，甚至上帝，由分配获取自己的配给量的概念，或许对一个理念很有贡献，这个理念是“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整体里”，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参加劳动并按照各自贡献的大小分配劳动成果。
oikoi模式同时被Sumerian 和 Akkadian所认同。由于一些日常家庭生活中为人所熟知的、旧的思想模式有助于形成在oikoi模式下人人平等的观念，因而被尝试运用于新的模式中。
它们当然存在着不同之处：按劳配给（大麦、油、奶制品、红枣、肉类、水果），包括物质上的需要、象征性的食物配给，以及现场消费的食物，即共同进餐。然而，与先前所讨论的宴会“语言”相比，贡献大小与消费配给量似乎更加趋于一致，而非不同。另外，食物分配同时提供给了人们物质需要及精神需求的支持。
结论
我试着阐述了早期王朝时期正式的同食活动中政治渗透的两个极端：日常三餐制度化的分配及上层社会仪式化的宴会。我认为正式的同食者通过这些政治操纵方式实现了其社会特权及政治权利的创造和维护。
在本文的开始，我提出了关于食物、饮料、同食关系是如何创造新的忠诚的问题，同时有助于将上层阶级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关于早期王朝的美索不达米亚的讨论或许有两个答案。
首先，至少曾有两种同食关系常强调不同含义：（某种）宴会促进差别，从而强调了排外性。而根据贡献大小给予消费配给则强调了工人间乃至阶层间的公共性。虽然绝大部分的工人很少，甚至从未参与或旁观上层阶级浪费铺张的宴会，他们也能通过传言（宴会的服务员、乐师及其他为宴会提供服务的人员都可能来散布这些传言）对此有所了解。
其次，国家政策意在降低现存的社会群体的自治权，同时限制物质水平，除非形成诸如“oikios”这样新的习俗，不然就要限制生产。结果便是习俗由国家倡导发起，这些习俗具有必须性及独特的原则性，很难遭到阻扰，因为它的精神已根植于参与者与被排除者。
非常重要的是，强调食物、饮料及同食活动的意义不仅是信仰或意识形态的结果，它更多的来源于实践。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事例中，包括在宴会及葬礼上的同食及在此范围内的配给实践。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早期人类王朝的形成，通过研究共同的实践活
动，具体研究的内容是，通过吸引或强迫的方法让不同的小组去从事专门的实践活动，从而改变或禁止他们以前的习惯。远远超出这个特殊的案例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在分层的政治单位的大背景下，如何让把已经建立起的事物分享和共有制度打破，因此，一些人可能被迫饿死，而另一些人享有精致的无限数量的食物和饮料。为了适应这一时期，也必须整合在一个更详细的分配食物方法，适应变化的环境。消费方式是由生产和准备食物中形成,但消费只是最终的结果。
本文重点集中在从共有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困境”的一个历史时期的视图。
早期王朝共有的方式及其含义是一个更加平衡的画面。需要讨论的地方,人们试图操纵共有的时期试图致力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和利益。
致谢
我非常感谢Tammy Bray邀请我投稿这一卷和她耐心的指导。Reinhard Bernbeck Gabriela Castro-Gener.and Henry Wright 对我提供了有益评论。
注释：
1.考古学是很好的方式去检查形成共识通过家庭研究和不断的否定。但这项工作尚未广泛开展在Mesopotamian网站从第四和第三世纪。它还必须承认，这样的调查可能在城市比在农村的环境中更困
难。因为城市生产的废物处理使很难关联剩余的食物到特定的家庭。
2.性别可以通过衣服或头发的特征性来识别。女性在早期的形象是穿着的衣服盖着一个肩膀,她们的头发通常是垂在头后面，形成各种的多或少的复杂性假髻。(Selz 1983;Spycket 1954)男的穿裙子，赤裸上身。他们偶尔留胡子;如果留有头发，松散的垂在肩膀，或在胸部以上;只有很少的男人,似乎代表非常重要的个人,戴着精心制作装饰在头后面。(e.g., Woolley 1934: P1.150).许多人的头发没有特征,尽管这些可能是男性，我们不能确认他们除非通过衣服的细节。
3.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描写似乎是,通过许多不是全部特征,从下到上的特征来判断。(Hansen 1975 : 191;Winter 1985: J 8-19).4.看(1994)Michalowski一篇关于饮酒的象征意义的讨论，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后期的侍从。
5.我没有在本文中探索精英区别,除了要注意聊天场景，像这些标准，of Ur or Urnanse's plaque from Girsu(Orthmann 1975: P1.85)截然不同的不同的衣服,手势,和其他属于个人的习俗。
6.石器的出现在对饮食的诚心供奉中起了非常特殊的作用，因为容器本身至少就像组成部分一样重要(Heinz 1989;Potts 1989, 1994)。虽然它们是在坟墓中被发现的，然而其中许多被精心装饰过或者被雕刻过的样品却是在圣殿（或寺庙）中发现的，后者通常雕刻有代表饮食的特征图案。这些物品虽已破烂不全却被保存下来已经清晰的证明了它们存在的价值(Potts 1989:126).。
7.所有的金属和大部分的石头被埋入冲积形成的低地中，因为当时黏土含量丰富，取之简便。
8.文章没有关注贫穷阶级的葬礼，甚至也没有考古证据向我们展示在早期王朝社会最贫穷的阶级是如何被埋葬的。然而，他们的坟墓中都没有陪葬品或者仅有一至二个小锅足以证明大部分的贫穷阶级没有被提供一个“适合的”葬礼。
9.这些有斜切边缘的碗的尺寸是否是标准的已经引起强烈的争议(e.g.Beale 1978;Johnson 1973;LeBrun 1980)，然而，一贯以来的分配标准并不需要尺寸完全相同的容器(Jones 1996)。
10.有迹象表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发现的早期粗糙的、大量的——所谓叫做Coba bowls 的容器（Frangipane 1996:147-152)，在乌鲁克时期和国家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