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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及其他》读书笔记
汉师（2）班1120301237 胡畔
鲁迅的《故事新编》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一部著作，因此吴颖及吴二持在《鲁迅研究及其他》中对《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做了着重探讨。前三篇都是对鲁迅的《故事新编》的思想研究，并指出当时一些学者的研究方向的错误。
这些庸俗社会学的错误评论的共同特征是：忘记“典型是对生活现实主义反映的基本条件”；拒绝承认鲁迅自己反复说明的典型化方法——“不是用公式，而是用鲜明的、具体感性的、给人以美感的形象来再现生活的本质方面”的方法——是《故事新编》的基本创作方法，硬说“隐喻”，“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取一点历史上的‘因由’，从而达到对黑暗现实猛烈抨击”是这部作品的基本创作方法，不着重去“判断艺术家所创造的形象的品质和独特性”，而是着重去评论作品中某些用杂文手法直接抨击现实的细节，并且认为这些细节的意义就是作品的基本的意义。P5
（吴颖 吴二持 《鲁迅研究及其他》，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6）
在以上的一段话中，作者批驳了跳不出庸俗社会学的错误评论，这在我们今后认识和理解鲁迅的《故事新编》过程中起到了引导作用。我们在认识鲁迅的《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时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单单从鲁迅的批判角度去分析他的作品。就像我们都知道苏轼和辛弃疾都是豪放派词人，但是我们不能在分析苏轼的《水调歌头》和辛弃疾的《摸鱼儿》也从他们的豪放的词风分析，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理解误区，甚至导致对作品乃至作者的误解。正因如此，本书作者才力求纠正一些学者的错误观点，并明确提出冯雪峰和伊凡对《故事新编》研究的谬误。特别是伊凡断言《故事新编》不是历史小说，而仅仅是鲁迅依托古人，“以‘故事’形式写出的杂文”，这就完全抹杀了《故事新编》的艺术特征和艺术形象鲜明的特点。
另外，“隐喻”的确在《故事新编》中有所体现，也就是鲁迅自己说的“油滑之处”，如《补天》中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等，这些
“油滑之处”是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在那样一个斗争激烈的年代，我们不能要求作者完全抛弃世俗，把自己一腔热烈的情感全部倾注于作品当中，这是不现实的，毕竟，还要有政治底线的约束。而鲁迅本身就是笔锋犀利的人，他写杂文针砭时弊，久而久之这种写作风格就会融入他的创作，在他的灵魂中留下烙印。但是，这些时代的特点并不妨碍我们对《故事新编》的人物形象及艺术特点的赏析。
想要正确研究《故事新编》就要从鲁迅所说的典型化方法入手，以作品的艺术形象为中心进行分析，这就会使我们发现，《故事新编》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色的历史小说集，虽然有着“油滑之处”的弊病，但是，它在艺术上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却为后来的历史小说开启了一扇大门。所以在吴颖的笔下，便是揭示这一观点，告诉我们若是只从“隐喻”的细节来看待《故事新编》而忽略了“艺术家所创造的的形象的品质和独特性”，这无疑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只会把读者引向错误的道路去”。
形象分析的基本标准，是生活的真实，不是真实的艺术形象，自然谈不到有审美意义，也谈不到有思想意义。在这里，是生活的真实决定艺术的真实，而不是相反。“艺术形象必须同生活的真实相一致”；这就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规律”。因此，评价艺术形象，虽然可以和必要联系到作家的创作意图，但决不能主要地根据作家的创作意图，而应该主要地根据生活的现实。P21
（吴颖 吴二持 《鲁迅研究及其他》，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6）
作者吴颖在这本书中用三章探讨《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在以上的一段话中又重申自己的观点，即“生活的真实决定艺术的真实”。在分析作品的时候，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典型形象必定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他不是某个人，而是某类人身上的共同特点凝结成了一个具有“大众形象”的人物，这可以说是社会的产物。因此，评价艺术形象也要从真实的生活入手，而不只是凭借作家的创作意图来臆测作品的价值。作者在作品中提到李桑牧同志和他的观点——《故事新编》是“讽刺作品”，但是作者认为，“讽刺作品”这个概念根本就是笼统的，是不科学的。作者还引用鲁迅的一段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历史小说’有两种，‘博考文献，言必有据’是一种，‘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也就是以塑造艺术形象为中心任务的，又是一种，而《故事新编》„„是后一种。”这番话证明了李桑牧认为只有“博考文献”才是“历史小说”的观点是错误的。
对艺术形象的分析不能够断章取义，这仍是要求我们不能从局部的“油滑之处”出发，而应该把着眼点放在人物的生活背景上，加以深入研究，在真实的生活背景中探索艺术中的真实。
《铸剑》作于1926年10月。它的中心人物是眉间尺。作者深刻地描写了这个富有复仇精神的人物的性格发展过程，动人地表现了他对同仇敌忾的人刎颈相托，更刻画了他坚毅、勇猛、执着的斗争品质。通过这个形象，作者热烈地歌颂了反抗暴君的复仇精神。而同这个形象并立，而且更为突出，作者还塑造了黑色人宴之敖者的形象，这是一个和墨家的为了“义”而能“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精神基本一致的形象，是一个体现了真正游侠者的精神的形象。
（吴颖 吴二持 《鲁迅研究及其他》，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6）
鲁迅在《铸剑》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可谓是入木三分。而我认为最具特色的就是敖者的形象，他用自己的行为对“义”阐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一个游侠者应有的精神。为什么鲁迅在《铸剑》和《非攻》两篇中都写到了墨家的精神呢？我认为这也是鲁迅想要向读者表达出的一个思想，也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上需要这样一种义气，能够为身边的人“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当然，这种精神在现在的社会被赋予特定的含义，而这也是我们社会现在所缺乏的。我认为，鲁迅的文章并不是一味的批判，也有一种对大众的呼吁，他在塑造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的同时也是为社会树立了榜样。从创造黑色人的形象到创造禹和墨子的形象，显示了作者思想的逻辑发展。
从鲁迅塑造的人物形象可以发掘出美学的观点。无论是敖者还是禹，抑或是墨子，在他们身上都有大爱的精神，也可以说他们是人间大爱的化身，体现了鲁迅的美学理想。这种美是依附于社会的，从善的角度体现出人性的美。当然，这种美学理想的表达离不开细致传神的形象描写，鲁迅用细腻的笔法，传神地刻画了一个个灵动而个性鲜明、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为后来的历史小说对人物的刻
画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鲁迅是一个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一方面他对墨家精神极力赞颂，另一方面对于老庄哲学中消极的思想加以批判，但却是辩证地看待，不是对老庄哲学全盘否定。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在创作中保持冷静的头脑，对历史人物褒贬得宜，因此他的作品也就有了深邃的思想内涵，而这也正是吴颖、吴二持所极力探讨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