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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名 称：
一、立论依据
拟研究的课题: 申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合 作 导师：___________________ 流动站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 进站 日期 ：_______年___月___日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员不少于3位。
合格者作退站处理。
开 题 报 告
汉魏六朝诗歌传播接受研究
流动站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
所在单位名称 文学院
二级学科名称 中国古代文学
进 站 时 间 2007年9月
合作导师姓名 尚永亮教授
填 表 日 期 2008年4月 1．项目的研究意义、同类项目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汉魏六朝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该时期诗歌理论逐渐成熟完备，诗歌题材内容得到极大的拓展，语言、结构等诗歌形式也在频繁地变化，各种诗体纷纷出现。对该时期诗歌产生的深刻变革，学术界大多从文人摆脱汉代经学传统的束缚而日渐自觉、以诗言情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认同、统治集团对诗歌创作的积极倡导、社会风气的变化等方面进行剖析。从诗歌传播看，汉魏六朝是口头传播与文本传播并行发展并逐渐由口头传播为主向文本传播为主的过度时期。汉魏六朝诗风的变化与诗歌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改变是否有内在的联系？二者究竟是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都需要学术界作出回答。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是文学生成与发展的物质载体，历史对某种精神思想的选择总是受其传播媒介等物质性条件的制约，新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也必然对其所传播的内容进行新的选择。多种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的并存、交替、转化必然带来诗歌文化功能的分化、转移，从而导致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促使诗歌创作观念的变革。因此，汉魏六朝时期诗歌题材的拓展、诗歌语言、结构形式的频繁变化、诗歌观念的成熟等诗歌领域的变革均与汉魏六朝诗歌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变革有内在的联系：建安风骨的形成与曹氏父子“宰割辞调”尤其是曹植诗歌“事谢丝管”等传播媒介的变化有内在联系。梁武帝对吴歌西曲的改造以及吴歌西曲在宫廷的盛行引起齐梁宫体诗的兴盛。宋、齐“乐府”与“诗”分别著录和刘勰《文心雕龙》“诗与歌别” 的提出，标志着徒诗观正式确立。徒诗观的确立，一方面使诗歌创作题材得到进一步拓展，玄言、山水进入诗歌领域，传统拟歌辞的诗体规范开始确立；一方面加强了人们对诗歌语言形式的审美认识，四声平仄和音韵开始受到关注，宋、齐时期创作题材上玄言诗、山水诗崛起，形式上永明体风靡等这些诗歌史上的大事件皆是宋、齐徒诗观确立后在诗歌领域产生的作用和结果。而徒诗观逐渐确立的历史进程与汉魏六朝诗歌由口头传播为主向文本传播为主的转化过程是大体同步的，可见徒诗观的确立是以六朝时期诗歌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基础的。从研究现状来看，对古代文学传播问题进行研究是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各体文学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文学的传播问题。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2000年版）、王兆鹏、尚永亮《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2006年版）、李玉莲《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2005年版）、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2004年版）、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199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戴伟华《唐诗传播研究》（1999年江苏省教育厅项目）等都是从传播学角度探讨古代文学问题而取得的可喜成果。但是对汉魏六朝诗歌传播问题的研究目前仅有王枚《建安文学接受史论》（2005年版），以及查屏球《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张可礼《建安文学
本课题针对上述的学术研究背景，拟对汉魏六朝时期诗歌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与诗歌变革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以弥补学术界的这一缺憾。
具体说来，本课题研究意义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对该时期诗歌变革的深层原因从传播学角度进行阐释，探讨其变革的物质性基础，从而对该时期诗歌发展的各种现象作全域性思考和理论总结。
其二，从创作、传播、接受三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诗歌动态的生存链条中，探索中国古代诗歌发生、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对目前学术界坚持的古代诗歌相关理论和成说进行适当修正。
其三，在方法论上还可以为汉魏六朝时期文学研究提供一条新的研究路径。2．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课题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汉魏六朝时期诗歌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的变革与诗歌风格演变的关系，重点研究乐府歌辞诗乐共生与诗乐分离的历史环节、诗乐共生向诗乐分离演进中所导致的诗歌文化功能的分化、转移，以及这种分化、转移是怎样影响诗歌观念、创作题材、诗歌形式、审美风尚的。
研究的主要内容有：
（1）唐前诗歌传播方式及其历史变迁：梳理唐前吟咏、歌唱、讽诵等几种诗歌主要口头传播方式及其变化的历史，考证中国古代传抄、结集、题壁等几种主要诗歌文本传播方式的早期形态及其发展历史，为讨论以下问题作史实准备。
（2）建安乐府诗传播与建安风骨：主要讨论曹操、曹丕、曹植乐府诗传播方式的变化及其所引起的诗歌变革，重点讨论曹植乐府诗“事谢丝管”的音乐文
化背景及其乐府诗“新变”在中国诗歌徒诗化进程中的重大意义。
（3）诗歌传播与东晋诗歌风貌：东晋时期文人诗歌结集已经渐成风气，文本传播开始出现，这为玄言诗、山水诗流行提供了物质条件。玄言诗、山水诗的兴起则改变了中国诗歌题材内容的基本结构，在诗歌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本章拟重点讨论诗歌文本传播与玄言诗、山水诗兴起和盛行之间的关系。
（4）南朝吴歌西曲传播与宫体诗：齐梁时期，吴歌西曲是靠帝王大力提倡、帝王及王室成员积极创作才得以从民间进入宫廷，并取代相和三调，成为齐梁宫廷主要娱乐音乐的。而宫体诗在题材、内容、风格上都借鉴了当时流行的吴歌西曲歌辞。拟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吴歌西曲的传播方式对齐梁宫廷音乐文化的作用；第二，宫体诗题材、内容、形式特征与吴歌西曲的渊源；第三，宫体诗传播方式和传播范围在诗歌史上的意义。
（5）汉魏乐府、古诗的混同现象与诗歌传播：汉魏六朝时期，乐府与古诗混用现象突出，对同一首诗有称乐府的有称古诗的，这是诗乐共生与诗乐分离的音乐文化背景所造成的。拟讨论三个问题：第一，汉魏诗乐共生与诗乐分离的诗歌传播方式；第二，汉魏古诗的双重身份及其多种文化功能；第三，“古诗十九首”的传播方式与性质。（6）诗歌传播与中国歌诗观、徒诗观的形成和演进：中国诗歌史上歌诗观与徒诗观的渐趋明晰和确立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这一历史过程与诗歌由口头传播为主向文本传播为主的历史进程基本同步。因此本章重点讨论徒诗观的形成与诗歌传播的关系以及徒诗观形成的诗歌史意义。
（7）诗歌传播与永明体：永明体的产生对中国诗歌形式发展意义重大，唐代的律诗就是在永明体基础上的改进和发展形成的，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典型代表。对永明体产生的基础，学术界有人认为是南朝从佛经翻译中得到启示；有人认为是在中国传统的诵读实践中形成的；近年有人认为是为了更好地歌唱而产生的。本章重点从传播方式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分析永明体形成的历史基础及其诗歌史意义。
（8）诗歌传播与魏晋南北朝的拟乐府：重点讨论拟乐府传播方式及其传播方式变化所引起的拟乐府歌辞文化功能的分化、转移，以及拟歌辞文本传播的诗歌史意义。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一，作为诗歌传播等物质中介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对诗歌观念、题材、形式、审美风尚等精神领域产生影响的。
第二，从诗歌创作、传播、接受三个相互关联和互动的环节，历史地、动态地考察诗歌史上出现的重大变革，以及作为中介的传播与诗歌创作、读者接受的互动关系。3．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试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3．1研究方法、技术路线
本课题虽名为“汉魏六朝诗歌传播接受研究”，拟侧重于诗歌的音乐传播方式研究以及音乐传播、文本传播相互交叉渗透对诗歌产生的复杂影响。
基本研究方法：是将文学研究与音乐研究结合起来，将理论研究与文献研究、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即将汉魏六朝时期诗歌置于音乐文化与音乐活动等大背景中分析诗歌传播与音乐的共生、分离关系，探索诗歌传播方式的变革与诗歌风格演变的内在联系。
首先梳理汉魏六朝时期文学传播的相关文献，详细考辨该时期诗歌传播的几种主要方式；然后结合该时期诗歌演变的具体情况，分析二者的内在联系；最后对该时期诗歌传播与诗风演变的内在规律进行理论总结。2．可行性分析 2．1学理分析
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是文学生成与发展的物质载体，历史对某种精神思想的选择总是受其传播媒介等物质性条件的制约，新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也必然对其所传播的内容进行新的选择。因此，可以说传播是文学生成、变化、发展的外在的动力机制。多种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的并存、交替、转化必然带来诗歌文化功能的分化、转移，从而导致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促使诗歌创作观念的变革。将传播学方法引入古代文学研究，会为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能更深入地解释和揭示文学传播活动的规律、文学内容和形式变化的外部制约条件，从而获得对文学生成、变化、发展的动态性认识。2．2研究条件
本课题负责人曾经主持过课题研究，创新意识强，并有承担各种研究课题的经验。此前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课题有：
② 主持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唐宋文人唱和与唱和诗研究》，成果《欧梅唱和与欧梅诗派研究》于2008年4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主持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诗歌传播研究》，正在进行中。2．3研究进展
“十二五”时期我国城商行发展模式转型研究 曾建中 罗建
城市商业银行(简称城商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城市信用社改组改造而成的地方性中小银行，被称为中国银行业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之后的“第三梯队”。“十一五”时期，伴随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城商行发展步入了跨越式轨道，与此同时也暴露了其发展模式面临的弊端。本文客观分析我国城商行发展取得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剖析了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十二五”期间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将带来的经济经营环境变化，提出了未来城商行发展模式转型的路径。
一、“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商行的发展轨迹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在此期间，我国城商行发展步入了跨越式轨道，实现了规模、质量和效益的稳步增长（见图1）。一是从规模来看，资产总额由1.97万亿增加到7.85万亿，增长了3倍；市场占有率由5.2%增加到8.3%，提高了 3.1个百分点。二是从质量来看，不良贷款额由842亿元下降到325亿元；不良贷款率由7.73%下降到0.91%，降低了6.82个百分点，实现了双降。三是从效益来看，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由负转正，盈利能力大幅提升。据统计，2010年我国城商行平均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分别达到1.1%和16.8%，赢利能力超过了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表1：城市商业银行2005-2010年末主要经营指标
图1：城商行2005-2010年末资产总额、市场占有率、不良贷款率
二、城商行发展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十一五”时期城商行运行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其发展成绩巨大，但同时也暴露出其发展仍然处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以同质化竞争为手段的粗放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
（一）战略定位不清晰。从我国城商行发展战略来看，大多定位于“服务本土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社区居民”，在做大做强的旗号下，努力做到“中小微业务领先、零售业务特色鲜明，公司银行业务能力突出、国际业务重点突破”，这种“大而全加小而全”的战略定位导致重点不突出，差异化不明显，难以形成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二）业务发展模式单一。主要体现在：一是产品结构单一。与其它银行相比，城商行业务品种单一，基本上集中在存贷款方面，业务增长过度依赖于存贷款增长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二是服务模式单
一。突出表现为营销模式和服务手段单一，科技含量不高和创新能力
不足，往往以模仿大银行或者相互模仿为导向，以“拼价格、拼费用、拼关系”为手段，服务模式趋同，竞争力不强。三是赢利模式单一。目前，城商行利润来源主要靠存贷款利差，且过度依赖于大企业、大项目，特别是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贷款所产生的增长和赢利。据不完全统计，绝大部分城商行90%的经营利润来源于利息收入。
（三）管理模式粗放。一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突出表现在股本结构不合理，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股东占有绝对控股地位，使得股东大会职能履行不充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间不能形成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法人治理结构不严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二是内控机制不健全，管理粗放。绝大多数城商行内控制度远没有达到现代商业银行的规范化要求，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的职责边界不清晰，存在越位现象；董事会、监事会运行规则模糊；加之缺乏相应的激励约束与监督机制，制约了决策和运行的科学性。三是领导和高级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失衡，缺乏必要的金融分析和管理水平，制约了城商行的管理创新、业务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能力。
（四）风险管控薄弱。一是风险管理架构尚未建立完善，风险管理活动仍集中于传统信贷领域，还不能做到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全面覆盖，离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要求相差甚远。二是风险管理技术落后，风险识别和评估能力不强，大多数银行没有开发量化模型，还不能实现风险的动态监测和量化管理。三是风险管理赖以开展的业务信息系统不完善，数据缺乏，还不能做到对风险的科学定价。四是风险管理人才缺乏，风险管理队伍薄弱，制约了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十二五”时期城商行面临的主要经营环境变化 “十二五”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深化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加快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化，城商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将发生深刻变化。
第一个环境变化：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将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巴塞尔协议ⅲ》为未来十年全球银行业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我国也将加强对银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这些金融监管措施和基本规则的实施，对资本约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迫切需要城商行调整经营战略，走一条低资本消耗的发展模式。
第二个环境变化：“十二五”时期，我国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战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会加快促进银行业经营模式的转型。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促使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不断地优化和升级，使得客户对银行金融服务的需求趋于多元化、个性化和综合化。这就要求城商行必须在传统业务之外不断拓展新型业务，以满足客户的需求，着力打造出多元化的业务增长格局。
第三个环境变化：“十二五”期间, 我国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直接融资比例会大幅提升，间接融资比重会不断下降（也称金融“脱媒”化现象）。同时，未来五年，我国将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这都会给单纯依靠信贷增长和利差为主的城商行发展模式带来巨大冲击。再加上国有和股份制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资源的争夺，以及城商行经营策略同质化和产品同质化等因素的影响，都会给城商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四、城商行发展模式转型的主要路径
转型路径之一：准确定位，发展战略从同质化向差异化转型。首先，必须要明确发展战略定位。城商行应结合自身特色和所处环境，制订清晰准确的战略定位，克服“攀比”心理和做大做强的误区。结合发达国家银行机构发展经验和我国城商行的发展情况，城商
行的发展战略定位可以概况为四种：一是综合定位，做大做强，发展为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比如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等。二是依托区域优势，发展成为在某个经济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性银行，如广西北部湾银行。三是依托大股东资源，与大股东资源整合，提供某类专业特色产品的银行，如昆仑银行、平安银行。四是坚持差异化，“深耕”市场，做深做透，发展为在某方面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银行，如包商银行、哈尔滨银行等。在明确发展战略定位的基础上，制定明确的发展愿景、银行使命、战略目标和保障措施，并保持战略的长期性和持续性，不应随意彻底改变既定发展战略。
其次，要明确市场定位。城商行应坚持差异化的市场定位，避开同质化严重、竞争激烈的“红海”，积极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蓝海”，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某一市场领域形成比较优势，培育业务经营特色，打造核心竞争力。
转型路径之二：加大创新，业务发展、服务手段和盈利模式从单一化向专业化、特色化、多元化发展模式转型。首先，坚持经营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十一五”期间，一些城商行在专业化发展方面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成功，比如包商银行、台州市商业银行、哈尔滨银行等，他们专注于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和小额信贷业务，有效避开其他银行的同质化竞争，打造“微贷业务”、“小额信贷业务”特色业务品牌，形成了专业化经营优势，赢得了客户和市场的认同，业务发展速度、总资产收益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均大幅超过同业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