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老中医李可去世 霹雳手救数千心衰病人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李可老中医治疗阳痿”。
传奇老中医李可去世 “霹雳手”救数千心衰病人
传奇老中医李可去世 “霹雳手”救数千心衰病人
(三只梅花鹿2013-03-30 12:16:22)“霹雳手”救数千心衰病人' name=image_operate_5910***39 alt=一代中医名家李可节前逝世享年83岁
src=“http://image83.360doc.com/DownloadImg/2015/03/2021/51405087_2.jpg” src_cetemp=“http://image83.360doc.com/DownloadImg/2015/03/2021/51405087_2.jpg” real_src=“http://image83.360doc.com/DownloadImg/2015/03/2021/51405087_2.jpg” action-data=“http%3A%2F%2Fimgtech.gmw.cn%2Fattachement%2Fjpg%2Fsite2%2F20130217%2F74de2b4996ee128ae3b103.jpg” action-type=“show-slide”> 李可曾在广东省中医院带弟子
他在监狱里自学中医成才，善用大剂量的毒性中药救治心衰等危重病人，晚年在广东传艺开辟“中医ICU”，誓为中医摘掉“慢郎中”帽子。传奇老中医李可春节前夕在山西病逝，广东省中医院前日举行追思会，多名广东弟子含泪追忆恩师。97岁的国医大师邓铁涛专门托人致辞称，中医界失去了一员大将。
老中医李可的去世，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医界的一大损失。他去世的消息传到广东，他的弟子们无不心情沉重。李可一生致力于弘扬和振兴中医事业，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将精力投注于两广，近6年在广东带徒传艺，将自己一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2010年年底南方医院李可中医药学术流派传承基地成立后，李可被聘为南方医院终身荣誉教授，院党委决定向李可支付年薪，他多次拒绝，在给南方医院领导的信中写到：“基地的成立，已是国家对我一生的最高奖赏，比诺贝尔奖更为珍贵，传承古圣薪火，是我毕生最大心愿，此愿既偿，别无所求。在我有生之年，我将一如既往协助基地完成培养后继人才，完善理论架构，整理经效验方，出书（基地流派传承丛书）三大重任。”
基地主任、弟子吕英2013年元旦曾赴山西灵石看望师父李可，师父当时对她说的一句话，她至今言犹在耳：“为了中医这份事业，我一辈子用了两辈子的力，没有遗憾。”
李可老中医是百年来难得的中医奇才，是中国中医界的国宝。然而他却在2013年2月7日中午1:00仙逝,享年83岁。中国中医界，又少了一位敢于荷担岐黄之学，胆识超群，把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临床疗
效显著的中医大家，中医扶阳界少了一面旗帜。网友晨曦朝露2013-2-20新作一首悼念李老：
悼李可
扶危救急见识真，化险为夷医道深。
良医济世无贵贱，菩萨从来自草根。
淡泊自明中医志，苦心自可效若神。
宗师化鹤今仙逝，风骨垂范永流金。
国医大师邓铁涛委托表达了他的哀痛：“我们中医药界失去了一位大将。”
李可致力于中医临床与研究52年，崇尚仲景学说。他16岁就参军，曾在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做战地记者，解放后曾两次蒙冤入狱。正是在冤狱期间他开始研习中医著作，1963年出狱后他成为全国第一批赤脚医生。影响李可中医药探索方向的是一个心衰濒死的老太太。那时患者的脉都摸不到了，血压也没有了。李可开了四逆汤变方3剂，附子用到45g，老人不识字的儿媳妇在悲恸和慌乱中将3剂药一起煎煮，半天内给婆婆灌了下去，3个小时后老人居然活过来了，还能坐起来。李可得知附子已用到135g，震动极大。自此，李可开始尝试以重剂救治重危急症与各种疑难杂症，每次救治都亲自熬药喂药，等病人脱离危险了再走。即使某些有毒中药他也大胆尝试，自拟处方三十多付，是我国当代中医界独具特色的临床大家，他独创的“破格救心汤”曾成功治愈千余例重症心衰病人。
李可除了精湛的医术让弟子们拜服，他无私的医德也让人仰视。雒晓东是李可在广东最早的一批弟子，6年多来，他见证了师父的医德，“不管是开名车来的，坐飞机来的，还是只送一盒茶叶，送一箱方便面来的病人，他都尽心治疗。”
3剂药一锅煎服意外起死回生
“李老是2月7日中午去世的，享年83岁。我们感觉很突然，非常悲痛！”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吕玉波说。
李可1930年出生于山西省灵石县，初中毕业参军，曾在彭德怀西北野战军中当战地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他两次被诬告入狱，在狱中研读中医书籍，成为全国首批“赤脚医生”。他最知名的是在汉代医圣张仲景经方的基础上自拟“破格救心汤”等28味方剂，救治数千例危急病人。他敢于大剂量使用有毒性中药，比如附子，国家药典规定一般不能超过15克，而他常用到200克，抢救心衰病人往往能起死回生。为什么李可敢有这样的“霹雳手段”（快速）？原来，早年山西灵石有一个心衰濒死的老年女患者，家人一面悲伤地准备寿衣，一面找李可试试。那时患者昏迷厥冷，脉摸不到，血压也没有了。李可用“四逆汤”变方3剂，附子用到45克，告诉家属若能活过来再找他。患者不识字的媳妇在悲恸中将3剂药一起煎煮，半天内给婆婆灌了下去，3个小时后老人居然活过来了，还能坐起来。李可问明缘由后发现附子已用到135克，这让他非常震动，认识到以往《伤寒论》方救心衰不显效，可能是因为剂量太小。“患者全身衰竭、生死存亡之际，不以雷霆万钧之力斩关夺门、破阴回阳，不足以挽垂绝之生命。”
办起“中医ICU”救治2000多例
李可晚年多次到广东带徒传艺，分别在南方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开辟传承基地和经典病房，轰动全国。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说，以往中医被认为是“慢郎中”，但李可让大家改变了这一传统印象。“广州一个70多岁的心衰男病人，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家属找李老试一试，用的就是破格救心汤，3天后病人居然就能下地了！”此后，省中医院多名青年中医拜师李可。他还支持医院在2010年开设经典科，用中医方法治疗危急重症，被称为“中医ICU”。
“去年给师父拜寿时，他叮嘱我，再难你也要撑住！广东是振兴中医的重要基地！”李可弟子、广东省中医院经典科主任颜芳说，刚开科4个月，他们真不知道怎么办，就把《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集》的电子版拷贝在电脑上，病人有什么症状就在电脑上搜索，用李老的处方来治疗，疗效居然很不错。后来，李老又派出得意弟子齐玉茹每月到广东省中医院查房一周。这3年，经典科救治了2000多例危急疑难病人，接近90%是用纯中医的办法治好的。
剂量争议：是否李时珍搞错了
李可已去，但留下了争议：能否像他一样大胆突破药典规定，大剂量使用附子等毒性中药？
杨志敏介绍说，古代临床医家著作中剂量是不传之秘，明代李时珍提出剂量为“古之1两，今用1钱”，为后世沿用。1981年上海中医柯雪帆整理马王堆医学出土文物，在换算古代和现代剂量时提出了“权”（汉代度量衡器）的概念，即汉代的1两=15.625克，这样算来，现在的剂量只用了原来的1/10，是李时珍把剂量搞错了。李可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加大剂量是有依据的。“目前学术界对此争议很大，需要继续研究。” “我们对病人还是要保证安全第一。”杨志敏说，对于大剂量使用附子，该院有严格规定，只有副主任以上医师才能开，还要病人签知情同意书。而且，必须煎煮超过两个半小时，配以炙甘草、干姜，以减少毒性。
广东省中医院院长陈达灿说，该院已经成立以李可为代表的“扶阳学派”研究室，启动专项课题，运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附子中的乌头碱毒性对人体的影响，以科学证据指导临床。
古语云“大医不出，苍生可济”，而今，大医不出，中医学如何正确传承，谈何复兴? “可能要推迟几天，中风了，半身发麻，口齿不清。不要紧，我给自己开了几副药，恢复得不错。对，在家多休息几天。”第一次见到李可老先生还是在一年以前，当时，记者对他的满头银发印象深刻，开玩笑说，“中医外表就该像您的样子”。眼前，从矍铄的步态上，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一个月前刚刚中风的78岁老人。
7月3日一早起来，老人步行去离家不远的诊所，“有几个香港的病人今天要赶过来”。只要人在山西灵石，就少不了要跑到诊所，这已是他行医的第51个年头。
电话里被推迟的会面，是原定于7月中旬到深圳的一个“美国代表团”——因为李老曾用30副药治愈过一例美国面赤症患者，痊愈后的病人回到美国，口耳相传之下，分散在全美各地的病人们竟然自发组织了来华求医团。美国有—大批深受此病困扰的病人，严重的甚至导致自杀。这些被当地医疗手段宣布治疗无效的患者，以及部分心衰症病人，约定每次十几个人，分批来华求诊。师母的不同意见
7月的山西，中午已经有些闷热。诊所和几间汽配零件门市并列在公路边，偶有火车从百米开外的铁路桥上呼啸而过，窗户上满是灰尘，整排房子的破败程度倒是符合人们对这个内陆产煤省份的县城面貌通常的想象。经常有慕名前来的病人惊讶得睁大眼睛，无法把“李可”的名字和眼前的这间诊室联系在一起。老人对此不以为意，“弄它干啥呢，又不想骗人’。
与时下许多善于就传统文化侃侃而谈的人相比，老人话不多。“晋以后，以儒治医，流弊就在尚空谈，不重视临床，对内经等经典多有违背、夸夸其谈，以为读过两本医书就可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实际误人不浅。”
2002年随着《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的出版，不断有后学执弟子礼从各地登门。尽管李老强调“临床家要多做现身说法，培养学生敢治大病的胆识与能治大病的功力”，但其实自从1992年他从灵石县中医院院长的岗位上离休以来，—直缺少一个合适的平台有效地传承经验。
年初几名弟子赶到灵石，就是想劝老师正式出山，到广东主持一所中医急危重症治疗中心。只要老师答应出山，他们就正式开始实质性的运作。
“我不同意他去!”坐在窗边的师母一开口，两个徒弟都没声了“他现在要是60几，我不拦着他!早两年，晚上熬夜，早上出去接着看病，啥也不耽误。年纪大了，一旦有个啥事情，儿女不在身边哪能行呢!，' “呆在家里就够他累了，每天光电话就要接60多个，有的病人可罗嗦呢，让我们帮着买药，他还跑上街去给人家寄药。有一次半夜1点多电话响，他窝在沙发上跟人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心烦了，着急了，就不去交话费，让电话停一阵!”师母越说越觉得老伴辛苦，显然动了感情。
“师父太累了，晚上就别接电话了!搞中心就是想搭一个平台，师父每年抽段时间去指导一下，讲讲课，带着我们查查房。一般的病就交我们处理。”一名弟子说。
“唉，越是半夜打电话的病人，越是急症，哪能不接啊。”师父在旁边轻声道。
午饭时师母不在，李老跟弟子们交了底：“这个事你们尽快去做。我上次见南怀瑾，问他中医要复兴该怎么办，南老开玩笑说‘睡大觉’，他建议我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等待时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快到了!”看到徒弟们的眼神，他解释说：“许多人以为李可这个老汉怎么怕老婆呀，其实不是，我这一辈子最亏欠的人就是她，现在老了，不想让她再担惊受怕的。”
“1967年‘*’开始不久，我就被抓进去关了1年零4个月。呆在外面很难受，常被揪去戴铁帽子游街，进去就舒服了，没人折腾你。看守所长每次把我提出来给人看病，还给准备一包烟。家里人在外面可受罪了，大队把口粮停了，全靠我老伴在县鞋帽厂打零工纳鞋帮，买回一些不算粮食的吃食养活4个孩子。她跟着我没少受苦。”
离休的赤脚医生
“我们原来还是同行呢。”李老笑呵呵地对记者说。少年李可初中没毕业就毅然从军，参加了解放兰州的战役。1949年，人西北军大艺术学院文学部学习，毕业后在第3军的《前进战士报》做编辑。西北全境解放后，他转业到甘肃河西走廊及庆阳地区工作。
1953年，他被上级抽调参加工作队开展“三反运动”，得罪了一些官员。当时，胡风在《甘肃日报》做记者的一个学生，恰好与李可同一个工作队，到了 1955年，他就‘名正言顺”地被诬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关押了2年7个月。1961年，他被勒令退职，遣返回老家山西灵石。
在狱中他开始自学中医，回老家后正赶上3年大旱，他给上门来的病人开出的方子都有补中益气汤，效果很好，“不是这个方子能治百病，而是人们饿得太过，体虚则百病生”。
1963年，李可成为全国第一批赤脚医生，“其实我从来没有正式拜过师，因为条件不允许，谁要跟我接触多一点就会被叫去谈话审查，拜师不是害人嘛!只能自己一边看书，一边搜集民间验方。农民很可怜，推出去于心不忍，接下来又力难胜任，逼得我只好现学现卖，急用先学，白天看病，晚上翻书查资料，经常让一个个疑难问题弄得焦头烂额。”
而由于农村患者家贫，非到危及生命不敢言医，因此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到的多是急危重症，自创破格救心汤，将100多例西医放弃治疗的心衰濒死的病人悉数救回。
当时，毕业于日本帝国医科大学的“右派”心血管专家董威被下放到灵石中学做校医，他看到李可抢救心衰的方法很惊讶，认为其水平已超过西医。“我看过你们中医的药典，附子用量超过9克就是非法的(注：2005年新版药典规定附子用量为3～15克)，你却用到200克，如果出什么差错患者告你，你肯定会进监狱，当地也有其他中医，为4Uz,只有你这样治?”李可回答：“那些农民就是两个字——可怜看他们实在可怜就救一救吧，根本没考虑风险的事情。”
等到1978年，恢复全国统考，他获得了中医师资格，进入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做了名普通的中医大夫。那是他最忙的时候，从8点看到下午2点，“没有办法，因为大都是外县来的农民，拖到第二天，他住一宿又要多花钱。药房的同事不能正常午休有意见，我只好自己出钱请他们吃饭”。
救治心衰病人，需要医生亲自煎药，患者服药40分钟反应正常后医生才能离开。对那些缺乏中医知识的农民患者，李可有时需要上门帮着熬一次，让病人家属看一遍学会了才放心，并记下姓名、住址回访。
“你问我，为什么我的4个孩子都不学医，不是我不想教，是他们看多了，觉得医生是个最倒霉的行当，一点兴趣都没有。农民太穷了，许多病人没钱拿药就记在我的账上，最后只能给免了。一来二去，孩子们都抱怨，说我除了留着自家的房子住，连房底下的宅基地都卖了贴给病人了。2005年，我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当地病人给的钱，合人民币大约60多万，我都捐给一所大学的中医研究所了。”
1982年7月，蒙冤27年后他终获“平反”，于1983年牵头创办灵石县中医院，任院长近10年。“那是我最苦恼的阶段，病不能不看，杂事不得不管，太浪费精力了。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我中医院可能办不起来，但事情闹成以后我急流勇退就对了。”
1992年离休后，他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我一个月2000多元的离休工资，在县城里生活不愁，钱贴多了儿女还是有意见。老伴其实一直支持我。有一次午休，徒弟挡住了一个外地病人，她看见了很生气，觉得人家病成那个样子，大老远跑来，挡在楼下不近人情。”
ICU里的中医
一听说几个弟子运作的急危重症中心，可能会设在一所西医医院下面的一个部门里，师母一下子激动起来。“不是我胆小，你一搞急救就影响人家的收入，病人进ICU，一天花费从几千到上万，你一副中药才一两百块钱，惹人恨得很。那会儿就我们两个老家伙在外地，人生地不熟的，电话线就被他们拔了3次，连跟家里报个信都不行啊。”
2000年以后，李老经常穿州过省给人诊治，网上关于李老的行踪随时更新，病人像看直播一样，也跟着他到处跑。师母说的就是李老被请到某地讲学、治病时的经历。当地一名中医学校的研究生作为亲历者，在自己的博客里记录下在这间医院的ICU病房里发生的一幕——
虽然是中医院，但ICU的主任是不折不扣的西医。当李老看完病人，开出治疗方案后，西医一方开始作出一系列的“质询”。焦点是病人高烧反复不退，同时伴有高血压、高血糖、心律不整。西医已经用上了透析机、包括抗生素在内的四五种吊针，却无法退烧。
唯有李老注意到，“病人这几天总是在半夜2时左右体温升至39度以上，这正是厥阴循行的时辰，且病人时而手足厥冷，时而高热，若非厥阴病还有何可能呢?当院长问到李老病人喝了他开的药会有那些可能的坏情况出现时，李老答得妙，‘根本不可能坏下去’。”
终于李老的药用上了。病人服药后，体温由38度多降至37．4度，没有发生心衰，血压正常，初步显效。“可恶的是，交班时那个医生竟说，‘病人体温曾升至39度，但经冰敷后，现在已经降下来……’一开始李老已要求把冰袋撤去，不知道那医生是怎样纪录病程的，有心还是无意?虽然中医在这次成功了，但可以想到，中医要走的路是何等艰巨！”
李老说，院方后来决定停用中医，病人最终没能救回来。“这种事情太多了。我主持灵石中医院时，是纯粹的中医手段，心、肺、肾三衰病人急救上千例，从未失手。现在却每每遇到我刚把人救过来，回头就被西医的ICU收进去出不来。大家还都觉得很正常，没有人说是西医把人治死了。”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原总编郭博信曾多次到山西灵石调查探访，李老用中药抢救濒危病人数以千计，“其中有案可查、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者，亦有百余人”。时下各医院都是急救找西医、中医靠边站，而李老在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任职期间，“……急救却是中医科的事，这在全国各医院中可谓绝无仅有”。
广州离休干部封某三衰病危，在广州某医院ICU抢救无效。李老要求停止一切西医手段，把脉拟方，病人服药后8小时，起来吃了一小碗面。几天后转院，因为没有交代清楚，上午一进ICU值班医生就用上了抗生素，“病人阳气刚刚恢复，这时候绝不能用抗生素，抗生素是非常寒凉的东西”。下午病人开始昏睡，再没醒过来。李老回忆起这些，眼神里充满了遗憾。下篇
好病人难找李老这次中风，主要是因为一个月前的广东之行，“看病看得太疲劳，气候也不太适应，瘦了3斤，体重只剩下87斤。现在咱俩在一起，一大一小两个瘦子”。他边说边笑着拍拍记者的肩膀。
尽管中心已经运作得颇有眉目，师母还是担心师父的身体经不住辛劳。“还有建西、乐凯他们呢!这些孩子们都不错，在现在这个医疗环境里左突右冲，挺不容易的。”李老宽慰师母。
而他所说的“不容易”，是指目前许多对中医的管理规定束缚了中医的手脚。如果按照药典的用药规范，李老这大半辈子竟然现在“非法”行医。那些谨尊师命在各地脚踏实地、治病救人的徒弟们，免不了也时常受此困惑。
有一个笑话：两个医生聊天，一个问另一个，人是怎样死的?答曰，死就是死嘛，每个人的死法都不一样啊。那人便告诉他，人是被折腾死的。
福建漳平市中医院的李建西对此深有所感。“现在好病人难找啊!我自己常琢磨，为什么师父当年处理很多危急情况，一副药下去就形势立转?现在的病人，轮到中医手上的，都是经过西医无数折腾后没有效果的烂摊子，中医要收拾这个局面得比以前费数倍的力气和周折。一旦效果不好，还要背上中医治死人的骂名。”
带艺投师、自认“在李老处得见中医精髓”的李建西，去年明就遭遇了一场**。一乳腺癌患者慕名而来，建西见她双臂麻木、双下肢无力，确定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脊椎，诊断后他药方中开出附子90克，服后因癌细胞扩散迅速，势难遏制，导致截瘫。其夫是名乡医，认定妻子病情加重全因用药过度，遂与医院及李本人发生纠纷。后经省市两级医疗鉴定，证实患者病情变化与用药量无关。甚至有医生讥讽他开药是“神经病”。因此，他在自己的诊室门口，贴了一份“药典告示”，明白无误地告知患者，“重药克重病”，“以毒攻毒”。
因为面对的大多是重病、大病患者，医患之间几乎都没有第二次机会，李建西同样承担着风险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明哲保身和抢救生命之间，“几乎每天都面临选择”。病人的信任也因此格外宝贵，而这种信任的基础就建立在医生平时积累的医术和医风的口碑之上。
因为老药工的炮制技术濒临失传，药材质量缺乏保证，“我没事就去医院的药房转悠，不是我喜欢，而是因为我怕，最怕中药的就是中医”。记者在他的房间里看到一个小壶，就是专门用来试煎、试尝中药的。
疗效决定一切
对于中药的使用，熟知西医规范的孔乐凯认为：“西医的规定里，急救时对许多药物的使用可以超出常规用量数倍，中医药典却不分情况一刀切，比如附子超过 9克就可以找你麻烦。重症急症的用药量理应放宽，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规定。目前的规定客观上起到的作用是，只允许西医急救，而不允许中医急救。而西医手术、介入、甚至部分药物运用等治疗都需要病人或家属签字，用中药重剂治疗急危重症、疑难病时是否也可以参考这种做法?”
“另外重要的一点，应该建立中药质量评价体系，对药量的规范必须以药材质量为基础，生药主要成分含量不同，用量自然不同。”
孔乐凯原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现吉林大学医学院)的病理生理学硕士。读了8年的西医核心课程之后，他觉得西医理论无法解答他对人体和疾病的许多疑问，转而自学中医，2001年考取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博士，200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学校附属医院做一名内科大夫。
“读博士时我一度很郁闷。我放弃了13年的西医探索，转到中医领域，却发现中医临床拿不出效果来，博士有什么用!在最苦闷的时候，遇见了李老。我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师父指给我一个方向，这才是正路。怎么证明?疗效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之前，我和社会上那些我接触的中医大夫没有本质区别。”
“现在学生好找，李老这样的临床大家做老师，难求。李老身上最宝贵的一点在于他敢于治病，遭遇急危重症敢用雷霆手段，这源于他的能力和自信。中医院校的老师自己对临床都没有信心，怎么教学生?”
谈起去年网上签名呼吁“废除中医”，孔乐凯倒是毫不激愤，而是坦言：“我觉得那些签名者或许曾经深受其害，受中医缺乏疗效之害。一个病，西医能看的，中医勉强；西医不能看的，中医也不能，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外力的保护、扶持有什么用?没有疗效的医学只有死路一条，把医疗交给市场，市场自然会去选择。”
孔乐凯认为国家应鼓励有能力的中医大夫创办中医研究、医疗、甚至中医教育机构。目前国内中医研究的现状是以西解中，而各级中医院在整个医疗过程中按西医的模式运行。这样的体制不利于中医的发展和高水平中医大夫的成长。“一个中医大夫的理想生活方式是白天看病，晚上看书，收入靠诊金，职称靠病号量!你是医生啊，你得治病，你不是实验室里摆弄老鼠的科研人员。”
早有业内人士对记者戏言：“现在的体制留不住好中医。医院养活的人要呆在医院里，养活医院的人最好是出来。”
记者赶到济南当天，正逢孔医生出诊。“外地来的优先，上年纪的优先，剩下的人才按挂号顺序。”病人见记者面露不解之色，解释道：“这不是医院的规定，是孔医生自己定的，挂他号的都知道规矩。”
小救命先生
一直忙于为传承师父的经验而在广东成立急危重症治疗中心奔走的吕英，这些天终于松了口气。与广州军区空军医院合作的课题——“李可破格救心汤救治难治性心衰的临床研究”，终于在6月底正式上报广州市科技局。虽然审批结果要等到9月才能揭晓，但准备工作总算告一段落。
只要吕英医生出诊，人们常常看到天河区妇幼保健院一楼—大早便排起了长长的人龙。有一家台湾人看病，连4个月大的小女儿在凌晨3点也被妈妈用背蓝带着一起排队，因为医院规定一个人排队只能挂一
个号。
自2001年，吕英的日门诊量就超出100人，她坦言，“那时候是以数量取胜，虽然人多，但病种单一，主要都是一些常见多发病。”2005年，吕英被广州市选拔为优秀中医临床骨干，为了保证理论培训和临床跟师的时间，经院办决定，她的挂号量减为日70人。
拜入李可师门后，接手的大病越来越多，2007年，挂号量减少到最低的60个，但她却感觉比以前累很多，因为“对付这些需要花费数倍的时间，有时光是看西医诊断资料就要十几分钟，虽然这些对我只是参考，但这也是对病人的尊重。越是重病号，你越要跟他耐心解释，尤其是三阴伏寒的患者，用仲景原方原量会出现不同的身体排毒、排寒反应。医生是给者，病人是受者，双方的沟通、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和病人自己抗病信心的增强，对治疗效果往往帮助极大”。
“我经常推荐病人看一些中医的普及读物，有些病人刚开始还以为我是推销书的。”吕英笑着说。“但现在不会了，许多哮喘患儿的痊愈使他们的母亲纷纷加入自学中医文化的行列。”
之所以空军医院同意合作立项，还与吕英的一个徒弟有关。原广东省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许天祥身患肺癌，渐并发脑、肝及胰腺等多处转移，今年经肿瘤医院与空军医院会诊后确定了治疗方案。最后一次大剂量化疗后病人出现全身衰竭，神志不清，仅余一丝呼吸，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已有心理准备的家属便通知亲友赶来告别。
其中一个朋友见老许气喘不继、痰声碌碌，实在辛苦，于是介绍吕医生。家属抱着“至少可以让病人走得少点痛苦”的想法，找到吕英。当时她刚好去山西看望李老，于是让自己的一个徒弟出诊。
徒弟把诊治情况告诉她之后，她只在破格救心汤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了药量，并加入小半夏汤，以期挽救性命后避免痰液赌塞气管而功亏一篑。结果病人服药次日下午3点，已经可以连续说话。
空军医院的领导非常震惊，一个20多岁的小徒弟就能救人于濒死，这就是双方合作意向开启的契机。李老知道后，在饭桌上对着小徒孙呵呵一笑：“就叫你小救命先生吧!”
随后的40多天里，病人停用一切西医手段，恢复正常饮食，偶尔还可以坐轮椅外出半小时。最后虽因病情过重去世，但是在睡眠中安详离开。
目前，东莞、珠海等地的医疗机构也正积极与李老联系，建立临床经验传承与研究的基地，短期内有望取得实质性突破。另有马来西亚和澳门欲开办中医学校，邀请李老及其弟子前往讲学。
“建西，今年会有大变化!”“师父，是今年的五运六气要出现大变化吗?”“乱讲。你准备举家迁到广东吧，形势变好了，中医发展需要人啊!”李老忙着把消息通知散在各处的弟子们，急切得像个孩子。
南风窗 2007年14期新华网广州2011年３月１０日专电（记者肖思思）
３月９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设立“李可中医药学术流派传承基地”，鼓励运用“纯中医”治疗疑难杂病和急危重症。
目前基地共有６０余名学徒，其中包括中医科学生、教授、中医爱好者，甚至有对中医感兴趣的西医。
前来出席仪式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大宁介绍，这是中国首次在综合医院成立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流派传承基地，目的是为了尊重和保护不同风格、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中医药学术流派，形成“百花齐放”的中医药学术交流局面。
“中医药学术流派的保护、发展工作是我们面临的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李大宁说，目前，中医药的学术特色与个性化特征不明显，原有流派特色淡化，新的学术流派难以产生，特别是一些散在于民间的、独特的学术流派濒临失传，对包括民间学术流派在内的中医药学术流派加以深入研究提炼、发展创新和推广应用，是保持中医特色、发挥中医优势的前提和保障。
李可是当代中医界独具特色的临床大家，从事中医临床探索５０余年，诊脉１０余万人次，被许多人称为“现代张仲景”。他以中国古代《易经》《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作为理论基础和依据，系统领悟古医精髓并形成了极具“古中医”特色的学术流派。
南方医院院长耿仁文表示：“基地成立后，将创新中医药学术传承模式，开展基于李可中医药学术流派的中医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与国家中医师承教育政策相接轨，完善本流派的急危重症临床路径治疗措施。开展中医药疗效循证研究，开发李可老中医有效成方的新药，实施有效性、安全性评价，进行产业化开发，为中医走向世界舞台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南方医科大学将在本科教育中设立“李可班”(约10至20人)，采取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相结合方式，培养纯中医临床人才。南方医院党委书记林加兴表示，传承基地将系统地整理李可老中医学术、诊疗技术，有助于提高中医药防治急危重症的诊疗水平，促进中医药学术水平的发展。李可的第二、三代徒弟为基地客座教授，逐步建立学科研究协作组。剂量换算从李时珍错到中国药典
习用轻剂，固然可以四平八稳，但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沿袭至今，遂使中医优势变为劣势，只能“调理”身体，丢掉了危急重症的阵地。
尽管现在的《中华本草》收载中药8980味，但一个中医师在临床处方中常用到的药物，一般不会超过两三百味而所治疗的范围，却几乎囊括内、外、妇、儿、皮肤等各科疾病。为什么？其秘密一个就是中药的剂量不同，第二个就是组方的配伍变化。
所谓中医的复兴，题中应有之义就包括厘清金元以来，中医在用药上积累的问题，重新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中国药典》虽几经修订，其中的部分内容却因为与实践脱离，而被中医界视为掣肘，330多位全国中医名家最常用的12种药材的剂量，均高出药典规定数倍。
《本草纲目》的一语之失
李时珍说 “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于是我们便把处方中的一两，统统当作一钱也就是3克，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句被后世奉为圭臬的话。
说到中医药，很多人自然会想到李时珍。《本草纲目》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并有许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正是由于《本草纲目》的巨大成就，使其观点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时珍在书中说 “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中医院校的中药、方剂教科书也认为自明清以来，我国普遍采取16进位制的“市制”计量方法，即1市斤=16两=160钱。从1979年起，我国对中药计量统一采取“公制”，即1公斤=2市斤=1000克。为了处方和配药计算方便，又规定按照以下的近似值换算 1市两(16进制)=30克；1钱=3克；1分=0.3克；1厘=0.03克。
经过以上的演变，我们现在便把古代处方中的一两，统统当作一钱，也就是3克。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李时珍这句被后世至今奉为圭臬的话。
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伤寒论》，被称为中医治疗危急重症和疑难病的典范。书中所载的113个处方，都是具有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世称为“经方”，其用药量绝大多数都是按两计算的。
可惜的是，由于《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约公元200～210年)，此后战乱频繁，该书流失民间800余年，其间各个朝代度量衡制迭经变化，使得这一极为宝贵的药物剂量经验未能流传下来。
但1981年的考古发现却揭了谜底。当时考古出土的东汉大司农铜权，是汉代国家铸造的法定衡器，现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司农铜权重2996克，按照当时一个铜权重为12斤计算，每斤是2996÷12=249.7(克)。按照这个重量折合，一两应该是249.7÷16=15.6(克)！
山西李可老中医认为这个换算标准经临床验证，真实可信。凡用经方治大症，一定要掌握好经方的基础有效剂量，一次用足，大剂频投，日夜连服，方能阻断病势，解救危亡。对付急危重症，低于此量则无效，或缓不济急，贻误病机，误人性命。中药不传之秘在于量
许多中医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煎熬到底采用对病人有效有益的剂量，还是遵守药典的规定明哲保身?
既然是东汉著作，那么它的用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按东汉时的重量来折合。可是一折合，问题就弄大了。因为按《伤寒论》中炙甘草汤生地黄用1斤来折合生地黄可用约250克，这就大大超过了《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按东汉的剂量治好1000个人没事，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就吃不了兜着走，卫生局就会处理。为什么呢?因为药典不支持，没有法律依据。许多中医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煎熬到底采用对病人有效有益的剂量，还是遵守药典的规定明哲保身? 所以，上海的柯雪帆老中医尽管也“知道”《伤寒论》的剂量就应该是东汉时的那个剂量。这个“知道”不但有前述考古的依据，而且还有临床实际的依据。因为炙甘草汤按照现在1两等于3克的常规用量来治疗心脏病的房颤，房颤就是无法扭转。而一旦用回东汉时的剂量，生地用到250克，剂量一变，火候就不同，房颤很快就转复成正常的心律。可是柯老还是要强调一句 “应以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与中药学教科书所规定的常用量为依据。”不强调这一句，出问题打官司，10个柯老也不济事。
难怪过去日本学者要感叹 “汉方之不传之秘，在剂量上!”
自从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之说后，便把张仲景的1两等于15.6克变成了1两等于3克，缩小了5倍之多!并且数百年来，已成定律。
不管是有考古实物的证实，还是有临床实践的证明，我们的教科书和国家药典虽然一版再版，直至2005年的最新版，仍然坚持“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这就造成如李可老中医所说的结局习用轻剂，固然可以四平八稳，但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沿袭至今，遂使中医优势变为劣势，只能“调理”身体，丢掉了危急重症的阵地。
僵化的认识与教条的思维，如果以科学法律的面目出现，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让广大的中医药工作者尽快摆脱尴尬的两难处境，是对人民的健康真正负责的表现。
中药对于疾病的治疗效果怎样，除取决于诊断是否正确、选方是否对证、用药是否合理外，与剂量不无关系。故一代宗师岳美中曾感慨道：“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
一般而言，凡急重病症或体质壮实者，药味较少而用量要足；慢病轻症或年老体弱者，药味稍多而用量宜轻。若以药之质地而言，凡药物滋腻、质重者用量要重；而轻扬、质薄者用量宜轻。即便同一种药物，也因病情、病势不同而用量各异，如柴胡大剂量可解表清热，用于急性外感热病；中剂量能疏肝解郁，用于肝气郁结证；小剂量则升阳举陷，用于清阳不升者。若以药之“动”、“静”而言，“静药”用量宜大，“动药”用量宜小。前者如熟地、枸杞、党参、白术之属，后者如柴胡、广香、薄荷、全蝎之类。因补养之“静药”必重用方能濡之守之，而疏调之“动药”虽轻用即奏效。
在中医方剂里，用同样的药物，仅用量不同而主治有异，甚至方名都不同。如同是大黄、厚朴、枳实三药组成之方，重用大黄为君者称之为小承气汤，重用厚朴为君者称之为厚朴三物汤，前者用以治疗阳明腑实证，后者用来治疗腹满便秘者。
对于不同剂型，用量也应有所不同。汤剂用量较大，散剂用量较小，丸剂用量最小。所谓“汤者，荡也，去病最速；丸者，缓也，舒缓而治之”。
笔者三十年前在乡镇医院工作时，与年近花甲的黄老中医结为“忘年交”，其人悬壶四十余年，名望颇高，可是对自己的高血压病、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治疗，却犹豫难决，无奈之下与笔者商议。笔者见其病情反复有日，面泛红光，腰膝酸软，怕冷汗出，认定系肾精不足，肾阳虚衰，虚阳上浮。便大胆进言用肾气丸作基础方加减治疗。黄老当即击掌叹曰：“老夫早已想到，就是不敢为之！”
用后则效如桴鼓。此后每每受凉或遇劳诱发，均以此为基础方加减变通治疗。
问题难就难在用量上：如果地黄、山茱萸用重了便出现腹泻；如果附子、肉桂稍重点儿，则会口干咽痛。为此，每次都要与其慎重分析，权衡后方敢下笔，力求找到平衡点。
鉴此，足见临证时以“壮水之主”抑或“益火之源”，有时仅取决于量，二者孰重孰轻，诚若天平称物，实难权衡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