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笔下的三年大饥荒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陈丕显笔下”。
[转帖]陈丕显笔下的三年大饥荒
（引自《陈丕显回忆录》）
（陈丕显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1960年4月下旬„„回到了久别的福建家乡。一路上，我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参观农民的食堂，到农民家里揭开锅盖看看，看他们吃的什么。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三餐的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稀得“浪打浪”，但毕竟还有饭吃。可是一进入闽西境内，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
4月30日，我在龙岩地委听取了地委、行署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他们汇报了闽西的大好形势，也说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有些群众生活有一定困难，但他们又把这归咎于这些农民瞒产私分。从他们闪烁其词、吞吞吐吐的汇报中，我深知他们怕戴上“右倾”帽子，不敢多谈问题。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也不便深问„„.5月2日，我在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上杭县委副书记李升亮等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去南阳。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到南阳之后便步行回家。当我路经田间时，便主动向正在劳动的群众问候，问他们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陈书记，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一片哀怨声中，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住到了我堂兄陈家梅的家里。事后才知道，我的两位兄弟为我回来住在哪里，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理，我应当住在自己兄弟家里，可是我家住房年久失修，且又拥挤，两位兄弟实在挤不出能让我们一行七、八人住的地方。后来还是我的堂兄陈家梅为他们解了这个难题。因为陈家梅前几年盖了新房，较干净、宽敞。
落座后，大家诉说了一番悲欢离合之情。之后，我便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乡亲。我离别二三十年的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面有菜色，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痛心和内疚！解放十多年了，没想到农村仍然如此破旧，农民仍然如此贫困！
快到吃晚饭时，我听说公社领导为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我一听此情况，气就不打一处来，严肃地批评公社领导：“群众吃糠咽菜，你却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吗？我要他们立即把酒菜撤去，只留米饭和一盘青菜，并重申从明天开始只准吃稀饭和青菜，不准吃干饭，更不准摆酒肉。实际上，这顿晚餐我基本没吃，因为看着家乡父老吃糠咽菜，我哪里还吃得下啊！
我回到家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就来到食堂看望乡亲。当我们来到生产队食堂时，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我看人来了这么多，乱哄哄的，不好谈话，便请公社副书记陈从忠把原定第二天召开的群众会，提前到当天。这样既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陈从忠简单讲了几句之后，我便请大家随便谈了起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
会弄成这个样子？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更是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
看着这位苦出身的乡亲这么激动，我深知他有许多话要说，便对他说：“你有话尽管讲。” “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
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接着陈从明便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纲要》，并按《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饭吃不饱，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顾群众肚皮，不管群众死活。说着又指着我说：“春分，你当那么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陈从明一席话，说出了许多群众积郁在胸中多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全场顿时出现一片呼喊声：“陈从明说得对呀！”“陈从明说得好呀！”大家纷纷争相诉说饿肚皮的痛苦。
突然，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挤到厅堂中央，“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腿泣不成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定眼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三妹婆婆，你不能这样，我担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话起来慢慢说。”
老人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春分，我这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我一家饿得不行，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磪糠吃，头都被磪打破流血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要救我们呀！”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许多群众伤心落泪，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面对此情此境，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下面几段，陈丕显同志谈到自己心情的难受，其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向他讲述，当地官员知道陈丕显回乡，事先拨了九千斤谷子给南阳公社。）
„„与南阳毗邻的旧县、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许多群众匆匆赶来，挽着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连坑，见着李应槐专员，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异口同声地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一位群众当场哭诉说：“我家里人都饿死了，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了，走投无路才出来讨饭吃呀，陈书记你大恩大德救救我们吧！”„„.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们一行吃过早饭——稀饭配酸菜，就告别乡亲来到南阳公社，参加了公社召开的烈军属代表和基层干部会议。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把公社会议室挤得满满的。„„我刚讲完，军烈属代表刘富玉便抢先发言。他说：“我们公社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粮食亩产800斤，跨了《纲要》，群众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她的发言引起许多干部、代表的不满，不少人摇头叹气，有的干脆说：“刘富玉呀，你现在还
在为公社吹牛皮，你不觉得脸红吗？”
在众人的指责下，她才不得不结束了背诵式的发言。事后我才得知，原来她是按公社领导的意图抢先带头发言的，以起示范、导向作用，发言的内容也是公社领导事先授意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被大家哄了下来。
接着一位叫黄启智的白发老人发言。他毫无顾忌地说：“有人说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800斤，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出来凑数！我们的实际产量不过是二三百斤，公社领导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吹牛皮呢？这是因为干部为了争取先进，可以提拔当官。他们昧着良心汇报，却苦了我们老百姓。现在群众吃不饱，不少人筛糠、摘树叶当饭吃。丕显，我们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种田人连饭都吃不饱呀？”
（下面说到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党委扩大会议上仍然胡吹亩产跨《纲要》，被陈丕显问得无言以对，面红耳赤。）
5月4日上午，我回到母校——南阳龙田书院，即后来的龙田小学参观。当我们走出校门口，路经洪田村时，只见数十个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群众跪在路旁，大声哭喊着：“陈书记呀，我们没有饭吃，快饿死啦，请求政府救救我们啊！”
„„几位老者捧上手中的糠菜，塞给我说：“陈书记，你尝尝我们吃的是什么？”我和秘书、警卫员各自拿了一块，掰了一些吃了，那谷糠和野菜的滋味真是又涩又苦，叫人难以下咽。看着眼前这几位瘦骨嶙峋、面黄肌瘦的老人，我心如刀绞，泪水忍不住又淌了下来。„„
几位公社领导都说，看着群众没饭吃，饿死人，他们心里也难过、也着急，早就想反映，但是又不敢说。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
于是我便提议把各县县委书记请来，汇总一下情况。
各县县委书记来了以后，都谈了情况，统计了缺粮人数，浮肿、生病、饿死人的数字。据当时统计，全区七县，除龙岩、漳平两县情况稍好之外，其他五个县缺粮情况十分严重，全区饿死
——8000人左右
（下面陈丕显同志说到要求省委书记叶飞救济，省里决定马上拨粮给龙岩地区1300万斤）
遗憾的是，福建省委拨给龙岩地区粮食后，龙岩地委个别领导同志认为情况没有这么严重，迟迟不肯要这些粮食。实际上是他过去向上面吹了牛，结果露了馅，感到下不了台，不好意思，怕影响今后的前程。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群众知道省里已拨了粮食，却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不到，纷纷提意见。这时，他才不得不要了粮食。结果迟了一个多月时间，全区多饿死了几万人。
都是大跃进闹的什么赶美超英不讲客观违背自然规律的主观主义一定会受到处罚的 希望我们不要再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了
老百姓的苦已经够多的了
1959年“信阳事件” 饿死上百万河南百姓1959年“信阳事件” 饿死上百万河南百姓（人民网）
这块四十年代以“水、旱、蝗、汤（恩伯）”四灾而闻名全国的中原古地，解放以来农村的变化的确十分显著。河南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积极性也是极为高涨的。但是，从一九五七年夏天开始，省长吴芝圃拿省委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党内大批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为大跃进打下了基础。省长敢斗省委书记，各级班子自然斗得更凶，以反右倾为中心的干部作风上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从那时就在河南司空见惯了。
正是在这样高压政策下，河南在大跃进公社化狂飙陡起之时，比别的地方都有更充分的精神准备。一九五八年春季，吴芝圃就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四无省’，绿化、消灭文盲，等等。吹牛浮夸之风也令全国望尘莫及：小麦卫星一直放到西平县的亩产7320斤，钢铁卫星一直放到新乡地区的日产120万吨，均为“世界之最”。一九五八年的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竟高估为702亿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迫逼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已十分严重。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来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
吴芝圃就是在这样的热昏疯狂状态下，背着河南农民无数饥饿而怨恨的目光，登上庐山的。八月中旬他从庐山下来，就更加恶狠了。他回到郑州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河南人民真正大难临头了。
一九五九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拼死力苦干，实产210亿斤。但吴芝圃是不管老天爷算老几的，偏要把大灾年当年大丰年。他一手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帽。那子分为八种，即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大帽子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
这年秋后，第二次“共产风”又刮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一九五八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志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象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征购粮，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
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庐山会议以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0年七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后来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了一九六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
然而，那位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间，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都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批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这位路宪文书记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骄傲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一件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他管辖的遂平县查岈山卫星社，在一九五八年四月，率先由二十七个小社合并为大社，成为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还怕什么？
饿死近一百多万人的信阳事件，就是在这般令人发指的暴虐之下发生了。毋庸置疑，它是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直接后果。大灾难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十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639个。全区有不少死绝户。有的只剩孤儿。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统计，孤儿达12000人之多。
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值得再书一笔的是，就在这样惨烈的灾难中，当老实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毙下去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也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法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建成，“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竟长年闲置，无以利用，也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只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
另人难以想象的是，中央对于吴芝圃竟然没有任何处理，他去异地做官去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他才被批斗至死，得到了他应该有的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