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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佛教对印度社会的影响
“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构成社会的其他社会单位有相互作用的关系。”①当今世界上，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宗教对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宗教就会伴随着人类。如何正确认识宗教的发生发展的规律，这是宗教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本文就早期佛教的产生、早期佛教的活动以及其教义的有关情况，探讨一下早期佛教对印度社会的影响。
一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代印度，距今约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有许多大小不等而且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相传当时印度有十六国，所以这一时期的印度又被称为“列国时代”。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来看，当时印度很多地区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人民已经普遍使用铁器，很多木制农具被铁犁、铁镰代替了。大片土地得到了开发，手工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产生了很多工艺部门。随着商业的发展，一批批城市也建立起来了。
从社会上层建筑来看，由于各种商业活动，商品经济发达，王权的壮大与商品经济的发达相辅而行，给以种姓制度为支柱的等级关系以猛烈的冲击。王权的壮大使军事贵族刹地利的财富和势力急剧增强，更不能容忍婆罗门以第一等级凌驾于其上；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吠舍中的工商业者日趋富有，他们有的也成为腰缠万贯的奴隶主，自然也不满婆罗门的特权。另一方面，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却日趋下降，饥寒交迫、倍受歧视，在暴虐的国王的统治下，更是朝不保夕。因此列国时代也是各种矛盾尖锐集中的苦难之世，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
纵观佛陀出世前后的印度思想界，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潮流，即正统的婆罗门思潮和新兴的反婆罗门的“沙门”思潮。列国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各阶层的新思想、新宗教如雨后春笋，勃兴而发。新兴的反婆罗门的“沙门”思潮的代表是“六师外道”，即以六位宗教家或思想家为中心的学派。除“六师外道”以外，还有所谓的“六十二见”，即六十二种见解。于此可见当时思想界的纷纭之状。“百家争鸣”是印度历史的转折在思想方面的反映。这一切说明旧观念、旧制度非来一个变革不行了，早期佛教的产生，就是适应了此时社会向前发展的要求。
佛教的创始人为释迦牟尼，有人把他当作佛陀，“佛陀父亲净饭王是尘世的一个人，矜持的释迦牟尼是释迦部落瞿昙系里的一员，也是释迦国王的王子”②释迦牟尼活了八十岁，大致可以定为公元前565—485年。③他出生的年代正值北印度各国间连年征战、自由民破产和广大劳动人民破产。释迦牟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感受到生、老、病、死之苦，又深受婆罗门厌世哲学的影响，因此日夜苦想求得解脱之道。他一生从事教化，自己并无文字著述。关于佛陀的生平，虽然中间有些传说乃至神话，但其基本轮廓是可信的。
二
所谓早期佛教，就是指从佛陀创教到佛陀逝世后一百年左右佛教的一些经典得以创制时期的佛教。“早期佛教对当时流行的旧宗教只注重祭祀的形式以及大量搜刮信奉者的财产有所抨击。释迦牟尼以宗教改革者的姿态建立了他的新宗教。在印度奴隶制初期，佛教不像旧的宗教那样腐败。”④这段话肯定了释迦牟尼进行了宗教改革，他的宗教比较廉洁。早期宗教对原有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三大纲领进行了抨击，要求打破婆罗门一统天下、惟我独尊的局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对婆罗门的抨击，首先是关于祭祀。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后期，祭司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到了奴隶社会后期，婆罗门祭司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祭祀神秘化，不但祭祀的种类繁多，而且仪式越来越复杂，除了专职的祭司以外，别人无法主持祭祀。他们垄断了整个祭祀活动，目的是为了搜刮更多的钱财。当时的祭祀意味着刹地利和吠舍要拿出一大笔钱来作为布施，而这笔钱的最终来源则是榨取下层人民的血汗。同时祭祀就意味着婆罗门的发财享乐，因为他们是唯一受施的等级。从这里反映出婆罗门与低种姓的矛盾。当时的祭祀繁多，如羊祭、牛祭、蛇祭、火祭等。每一次祭祀，祭主都要给祭官一大笔布施。“苏摩祭牛百匹，即位礼
⑤牛千匹及土地若干，灌顶礼牛十万匹。”早期佛教对这些祭祀却极力反对。有佛经这样驳斥了婆罗门：“汝婆罗门，性嗜美味，而作是言，若祠祀者，咒羊杀之。羊必升天，若使咒之便升天者，汝今何不自咒身杀以祠祀求升天耶，何故不咒父母妻子眷属。而尽屠害，使之升天，不灭己身，但杀羊者，当之皆是婆罗门。故是内故，忘为是说。”⑥这段话是说，婆罗门宣扬祭祀可以升天，把羊杀了作祭祀物品，羊可以升天，那么为什么不把自己、父母、亲友都杀了作祭品，不都可以升天了吗？可见早期佛教反对祭祀杀牲、祭祀万能，他们认为这是婆罗门为了自身利益对广大民众实行的欺骗。这和当时的顺世论派有相近之处。顺世论派也激烈地反对婆罗门祭祀。他们反对婆罗门说，如果祭祀杀的牲畜能升天，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父母杀死去祭祀呢？这种说法无疑揭穿了祭祀的虚伪性，动摇了婆罗门专制统治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在当时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婆罗门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编造了一套神话般的婆罗门至上说，将种姓制度说成是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制度。说什么四种姓是分别从宇宙最高主宰大梵天的口、臂、胯和脚四部位产生出来的。婆罗门是从梵天口中生出，是高贵和惟我独尊的；首陀罗从梵天的脚下生出，因此命中注定要被踩在脚底下，只有受剥削和压迫。婆罗门在当时占绝对的统治地位。不但在政治、宗教、文化上垄断了一切，而且在经济上是唯一受施的等级，也就是说，剥削他人、自己享乐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事。而刹地利和吠舍不但在宗教、文化、政治方面被婆罗门控制，而且在经济上也只有尽施舍的义务。首陀罗则被剥夺了政治、宗教和文化的一切权利。佛教对这种种姓观念给予猛烈的抨击。“我今不见诸婆罗门与首陀罗有差别。何以故婆罗门不从空出。首陀罗种独因地生。婆罗门者从胎而有。首陀罗种，亦复如是。”⑦这段话是说：我看不出婆罗门种姓与首陀罗种姓有什么差别。因为婆罗门不是从天下降下来的，首陀罗也不是从地下生出来的，两者都是胎生的。佛教认为，不论从生到死，还是从所作的业来看，婆罗门与下等种姓均无区别，从而动摇了婆罗门神圣、高贵的理论基础，打破了婆罗门至上一统天下的局面。早期佛教还主张种姓平等，“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身修道。若有人问，姓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⑧这一方面确实起到了反对门专制统治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平等观念吸引了广大的贫苦人民以及低种姓信仰佛教，从而调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婆罗门宣扬吠陀天启，不是人所著的，因此它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是永恒、不变的。作为沙门思潮之一的佛教讥笑其烦琐的礼仪，尽量揭露以吠陀为至高天上真理的盛典的荒谬性，指出其中的矛盾。沙门僧侣的议论并不止于此，还一步声称整个婆罗门制度是一种骗局，是婆罗门计划欺骗人们的阴谋，目的是为了借举行虚伪的祭祀礼仪和给人们毫无效验的顾问知道，搜刮大量费用以肥自己的私囊。
早期佛教揭露了婆罗门的种种罪行后，宣称沙门无此事。释迦牟尼总结了婆罗门教的腐朽和旧宗教的弊端，他规定了严格的戒律，即不杀生、不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和婆罗门教比较起来，自然会受到好评，因此佛教发展很快，影响越来越大。
三
根据佛教文献的记载，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和“十二因缘”。所谓“四谛”，就是佛教徒认为的“四个真理”，即苦、集、灭、道。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皆生活在痛苦之中。这些痛苦归纳起来有八种，就是生、老、病、死、爱离别（和所爱的人分离）、怨憎会（和不爱的人结合）、虽复希求而不得（求不到所要的东西）、总五蕴之苦（总之是五蕴——色、受、想、行、识——活动之苦）。释迦牟尼把世间一切苦的现象称为“苦谛”，造成痛苦的原因称为“集谛”。在分析这些原因时，他提出了“十二因缘”说，即无知引起了“行”，由行引起精神统一体的“识”，由识引起构成身体的精神和肉体，有了人的精神和肉体就有了眼、耳、鼻、舌、身、意（心）六种感觉器官，叫作“六入”，有了感觉器官也就引起了外界事物的接“触”，由接触引起感“受”，由受引起贪“爱”，有了贪爱就产生了对外界事物的追求“取”，由取引起生存环境的“有”，有了生存环境就有了“生”，有生必有老“死”。所以最后得出的结论简单地说就是欲望导致一切痛苦，欲望使人陷入生死轮回，不得解脱。因此要想消除痛苦，必须断绝一切欲望，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这就叫“灭谛”。如何达到涅槃的境界呢？那就要修道，这种修道的方法叫“道谛”。据说佛在入灭前已制定了二百多条佛教徒应遵守的道德规范，还提出了“八正道”（八种正确的途径）即正见（正确的见解）、正思（正确的思想）、正语（正确的言论）、正业（正确的行动）、正精进（正确的努力）、正念（正确的思想意识）、正定（正确的禅定）、正命（正确的生活）。
以上所述就是“四谛” “十二因缘”的主要内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佛教观察到了社会上的各种痛苦的现象，但是把广大的劳动者受压迫和剥削之苦与统治者所谓的生、老、病、死之“苦”，实际上是与生命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混为一谈；把劳动者求不到最起码的人身自由、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温饱之苦与统治阶级无止境的追求享乐通称为虽复希求而不得之苦，这实际上是抹杀了苦的界限，使许多人认识不到斗争的目标，从而陷入了悲观的境地。“佛教宣扬的集谛避免从
⑨客观方面分析苦因，而从主观方面探求。”一切痛苦都不在外部，统治者不符任何责任，这样一下子引导劳动者自身的自省中来。可见佛教要求人们消除欲望，进行自省，在印度列国时代那激荡的年代里，无疑又起到了一种消极的作用。
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早期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起到了麻痹人们的斗争意志的作用。列国时代的印度，统治阶级（婆罗门、刹帝利）穷奢极欲、养尊处优，而农村中的社员以及低种姓则处于艰难困苦之中，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劳动者来说，他们渴望解除痛苦，求得一条平安的道路。佛教的创始人也正是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里状态。佛陀本人就是王子出身，对于他创立佛教的动机，佛教的经典有动人的传说，但是我们要看到历史的真实，从佛教对后来社会的客观影响，可以看到佛陀是站在刹地利的立场上，通过佛教这种上层建筑的工具，给广大贫苦人民指出“一条绝对平安的生路”。佛教鼓吹只有达到涅槃这种境界才能断绝一切烦恼，摆脱生死轮回的束缚。很清楚，这种理论企图达到的最终的目的是使广大的劳动人民放弃斗争，其结果不是人们的苦难解除了，而是刹地利军事贵族在向婆罗门夺权时没有后顾之忧，他们不必害怕人们起来反抗。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早期佛教由于反对婆罗门所维护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三大纲领，在客观上对当时印度社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早期佛教在教义里面又贯穿一条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黑线，使苦难的人们转移了斗争目标，把希望寄托于没有苦难的、又永远不能实现的彼岸世界——涅槃。
正是由于早期佛教迎合了印度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所以佛教能很快传播开来，直到后来冲出国门，变成世界性宗教。尽管两千多年以来部派众多，面目皆非，但是直到今天还有大量信徒，因此把早期佛教和印度社会结合起来研究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注释：
①（美）罗纳.L.约翰斯通：《社会忠的宗教》第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②（英）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第39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③ 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④ 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197—1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⑤（日）高楠顺次郎木村泰贤：《印度哲学宗教史》第36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⑥（英）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第38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⑦ 大正藏第292页，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⑧ 大正藏第37页，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⑨（苏）谢.亚.托卡列夫著，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5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