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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收入与负担调查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正逐步增加，农民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通过对同村农民收入情况的调查，结合自己家中收入情况，我认为去年我村农民收入情况主要在以下几方面，此外。通过综合概括统计，写出次调查报告。
现在农民收人主要来源于粮食作物的兑换。小麦、玉米、大豆等是农民的生活资料，在卖出的同时—定要留下一半甚至一半以上作为—年的口粮。红薯、芝麻等经济作物自然是农民经济的主要来源。粮食收入以后，该卖的卖，该留的留，农民便可有四五千元的收人。副业养殖也是农民的收入之一，在农村几乎每家都养一两头猪，此外还有牛、羊、鸡等家禽，这些卖掉以后大多又有了二三千元的收人，所以农村一年毛收人在六七千元，在种植上除去种子、化肥、灌溉等方面，在养殖上，除去幼苗、饲料以及家禽的医药费等，农民一年净收入也能有四五千元。这个数字还是可观的。
由于粮价上涨，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都比往年同期高得多。小麦由往年0.69元／斤上升到去年的0.90元／斤，玉米价格也有明显上涨，价格十分可观。一般的农户，种上4～5亩田，就可收获3000多斤大米，留下口粮，大概可卖2000多斤获1000多元，一年两季水稻，一般都可通过种水稻卖2000多元，若是种田较多的农户，卖稻谷有时可达4000～5000元，这是一份可观的收入。粮价上涨，粮食的价值不言而喻，农民的重要性也从中显现。所以，我认为粮价上涨，对农民较有利。正因如此，农村居民收入较往年一般都有所提高。其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饮食的追求也提高了一个档次，对肉类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去年全年，市场上猪肉的价格都久高不降，常维持在10元/斤，比往年的6～7元/斤高得多。猪肉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在市场价值规律自发的影响下，猪价自然上涨。这对于饲养猪的农民而言，又是一件幸事。一般的农户，都会喂养两头肉猪，待饲养到200斤左右，将其卖出，便可卖2000多元，除去成本，大约每次就可以赚1000多元。那些喂有母猪的农户则更是幸运，全年一个母猪最少能产两窝小猪，有时还能产三窝。对于30斤左右的小猪，价格维持在8.5元/斤左右，因此每窝小猪便可卖3000多元，除去买饲料的成本，每窝小猪最少也可赚2000余元。村里几家农户都称，去年养猪都大大地帮了他们一把。
可是农民拿着这些钱并不是很开心，接下来钱就要向外拿了。到了年底每年必不可少的是村统筹、提留。家里孩子增几件新衣服，那拖拉机的大轮子用了好几年了也该换了。剩下的要全部给孩子来年的学费、生活费，或许到了春节还得借—些才能过个好年。要是遇上了灾荒，天气不好，收不到粮食。剩下的恐怕填肚皮都不一定够。要是万一家里有个人生病，恐怕不借钱是看不好了。这借来借去，家里就欠债了，以后的每年得节约，少吃几顿好饭，少穿几件新衣服，还了钱，才能松口气。农民收入除去支出，剩下的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万一有了天灾人祸就得借钱，可这也不是办法，借了钱总得要还，现今农村居民种田、耕地面积逐渐减小，很多农民长年在外打工，家中只种有够吃的小麦，根本没打算以此为生。因此，如今真正以种田、耕地为生的农村居民人数正逐步减少。很多农民只在农忙时节在家劳作，平常时候都外出工作，以满足生活上的需要。因为农业上人员的减少将意味着工业上将有更多的劳动力，可能会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但这也可能是一件坏事，因为如今市场上下岗职工人数久久居高不下，市场上原本就有很多闲余劳动力，农村居民若仍一心向往城市的生活，放弃耕种，那么很可能使我们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水平下降。
目前，绝大多数的农村老人靠子女供养。伴随人口流动加快，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凸显。据南方某贫困县2003年调查统计，外流人口已占农村人口的46.8%，72%的留守老人依然干农活，90%的老人需要照看子孙，83%的老人没有任何积蓄。有的老人不堪生活重负，导致极端事件发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群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受城乡二元结构及经济水平的制约，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工资偏低与工伤疾病使他们的家庭生活相对贫困，而70%以上的农民工在进城时把父母、妻子和子女留在了农村，催生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社会群体，俗称“386199部队”这一特殊社会群众。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经历了四个明显的不同阶段：1978—1984年农民纯收入从改革前的134元增加到3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加1.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7.7％。1985—1988年是农民收入继续缓慢增长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98元增加到53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率为5.0％。1988—1991年是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停滞徘徊的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从602元增加到709元，名义上增长率为17.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89年农民人均收入比上一年实际下降了1.6％，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实际纯收入的首次下降，出现了负增长。1990和1991年虽有好转，但3年平均实际增长0.3％。1992年至今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恢复增长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由784元增加到2090元，增加了1.7倍，年均增长率为21.7％，实际增长率5.4％，恢复到缓慢增长时期的水平。总的看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滞缓，而农民人均负担率却逐渐提高。
据调查，农民的收入主要支出于农业生产、医疗费、学费等。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有较大程度的增长，农业生产的费用仍然要占农民收入相当大的比例；另外是医疗费用支出，农民一旦生病住院，医疗费用支出比重就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主要劳动力生病后，致使该家庭劳动力缺乏，常常很快就会返贫。农村教育费用负担过重。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主要压在乡村两级政府上。《中国经济导报》全国农村住房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159元，比上年增长7.6％，其中主要是学杂费增加较多，人均增加额占该项支出的73％，对低收入和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讲增幅更加突出。许多地方农民在交“三提五统”（内含教育费统筹）之外，还要交人均数十元的教育费附加。巧立名目乱收费。有些村干部和乡镇干部，为了谋求个人的政治前途，置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于不顾，甚至肆意践踏国家法律。要维护机构的“运转”，满足腐败官员的挥霍，一些地方的农民就像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农民合理负担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则越来越沉重。据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统计表明，1991年能够统计到的农民支出的行政性事业费高达17.7亿元，各种罚款23.1亿元，集资摊派41亿元，其他社会负担38.1亿元。上述各项合计，人均13.8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2.5％。但是地方调查结果表明，不合理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7％，大大超过农业部的统计结果。有关数据表明，不合理负担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5％的警戒线。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提出的“八个禁止”1严禁超标准收取农民负担。②严禁搭车收费和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③严禁强行收取村提留乡统筹。④严禁在农民家中拉粮食、牵牲口、搬家具等。⑤严禁动用警力、警械和“小分队”、“工作队”上门收款收物。⑥严禁在收取统筹提留中，非法打人、抓人、关押人。⑦严禁将收取统筹提留与乡镇干部的工资、资金挂钩。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谈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时说，做好今年的政府工作，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重民生、促和谐。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越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增长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温家宝总理在“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中讲到的令人振奋的政府对民生工作的思路。
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安危冷暖记挂在心，乐百姓乐、苦百姓苦，这样的政府，农民还愁过上好日子吗？日子会越过越好，农民的收入会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