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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牛”科学家施一公的舍与得
2010年05月14日11:29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施一公在实验室里。
“从回国以后我就饱受争议，但感谢单位给我一个宽松的环境让我静下心来做学问。”作为“千人计划”的倡导者之一以及该计划首批引进的海外人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屡次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对于种种质疑，他的回应是——在储备战略人才方面，“千人计划”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现在的关键是，要完善评审和运行机制，以实现其最初的目标。
目前，“千人计划”共引进3批622名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千人计划”专项办公室透露，2010年将进一步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工作力度，计划分3批引进500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
“千人计划”引进了什么样的人？从今天起，人民网国际频道推出系列策划，向广大网友介绍“千人计划”引进的部分海外人才。让我们首先认识一下施一公。
清华才子在美登巅峰
在清华念书期间，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不但提前一年毕业，还获得数学系学士学位。
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拿到终身讲席教授。在清华园，他被亲切地戏称为“大牛”。
“坚韧不服输”培育清华才子
1967年5月，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为公”。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对数学和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1985年，从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毕业时，因在全国高中数学和物理竞赛中分获一、二等奖，他获得保送资格。
施一公最初想读北大物理系，他认为“那是最聪明的人的选择”。然而，当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向他形容“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时，他觉得这个学科“听起来很牛”，加之他一向敬仰的父亲机械专业出身，对清华有感情。施一公最终选择了清华，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虽然对生命科学并不了解，但从小就是尖子生的施一公还是自信满满。“没想到，刚一入校就感觉很崩溃。”他发觉“身边优秀的人太多了”。“他们说起术语一套一套的，我还没听懂老师讲什么时，就有同学问下一个环节的知识点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会一事无成。”施一公至今难忘当年的沮丧。
然而，“人活一口气”。在家庭的影响下，从小就想当工程师或科学家的施一公，在学习上十分好强。“我是从河南驻马店走出来的，一直无法忘记小学老师对我说，要给驻马店人争光。儿时好友曾经送给我一句话——‘希望我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少年时代的同窗’，我现在想起来还很激动。”正因为这样，施一公告诉自己一定要争气。虽然，他大学期间并不确信自己今后会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他的学习成绩仍然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施一公注重全面发展，他充满激情，乐观，不服输。在高中期间，他就练习长跑，练过的项目从800米到1500米，再到3000米。进入清华后，由于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施一公便转练竞走，从5000米到1万米。他还在校运动会上创下全校竞走项目的纪录。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学毕业五年后，这个纪录才被打破。
施一公后来回忆道：“1万米竞走要绕操场走25圈，每走一圈都要打一次铃，提醒你必须要坚持。这不仅是一个体育项目，还是意志品质的锻炼，这种锻炼让我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都受益无穷。”
“人活一口气”成就学术牛人
1990年初，施一公获全额奖学金，赴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
刚到美国的施一公受挫了，兴趣不定影响了他的科研，读博的前两年，他总是想转到计算机系，学校甚至一度想停止为他提供奖学金。不服输的施一公憋着一口气，努力背单词、做实验，甚至在日记里写道：“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是清华的！”终于，他慢慢进入了状态。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的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施一公当场指出导师在某个演算环节中的漏误。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毕业时，导师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次年，施一公到纽约史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结构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此间，他终于认定“细胞凋亡”才是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虽然这一方向与他博士后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不同。1997年4月，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他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1998年初，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
2003年，由于探究神秘的抑制“细胞凋亡抑制因子”的蛋白SMAC，对破解致癌原因这一生命科学之谜作出了突出贡献，施一公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华裔学者。当年，施一公36岁。2005年，他当选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
施一公在普林斯顿的执教前景也一片光明——200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2003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年后，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终身讲席教授。
这位势头猛劲的年轻科学家，不仅在普林斯顿大学春风得意，还从2000年起，成为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密歇根等10多所美国顶尖大学争抢的对象。
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顿给他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实验室面积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
在比美国历史还要悠久的学术殿堂普林斯顿，施一公登上了巅峰。
美终身教授毅然回国
辞去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的终身职位，放弃500平方米的独栋花园别墅……“作出回国的决定，只用了一个晚上。”“很多人认为我错了，认为我疯了。连我在美国的亲戚们都觉得我脑筋有问题。”
“想干一些实事，怀着满腔热忱，为什么会招来这些不明不白的非议？”
“大牛”的归来不是一个传说
“施一公要回来啦！”从2006年起，清华大学就流传着这样的“爆炸性消息”。
“就科研环境来讲，国内大学无法与普林斯顿比肩。国内学术圈的规则，也往往让海外学者无法再适应。”这是很多海外学者的共识。
何况，那时的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如日中天：除学校给予他稳定的资金支持外，他申请了11次美国国家基金，10次中标。一个基金会也在资助他的科研，一些美国的大公司还与他合作支持他的科研。仅凭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5个独立科研基金就可以一直支持实验室到2012年„„他在美国的生活也很优越：学校资助他购买了500平方米的独栋花园别墅，同是清华毕业的妻子在国际制药大公司工作，一对龙凤胎儿女享受着快乐的美式幼儿园教育„„
会不会只是个传说？很多人不敢相信。
2007年4月，施一公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正式开张，施一公归来终于“板上钉钉”。
“作出回国的决定，只用了一个晚上。”他说。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国参加4年一次的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其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当晚，施一公就在电话里得到了远隔重洋的妻子的支持。第二天，他告诉陈希：“我愿意全职回清华工作，但我在普林斯顿尚有20名科研人员的实验室，需要一个过渡期。”就这样，施一公作出了轰动国际生命科学界的决定。
2006年6月，施一公迅速进入了过渡期，向普林斯顿校长提出回国。校长劝施一公不必全职回国：“暑假有3个月，平时你还可以回国两个月，什么事情5个月还做不完？”“我认为，全职回国对普林斯顿和清华的贡献比我全职在普林斯顿更大。”施一公委婉拒绝。
2008年底，施一公再次走进了曾让他事业起飞的普林斯顿，这一次，他是来告别的——正式辞掉了普林斯顿终身讲席教授一职。
“很多人认为我错了，认为我疯了。连我在美国的亲戚们都觉得我脑筋有问题。”施一公笑说。
普林斯顿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在香港意外邂逅施一公时，用了两个小时，滔滔不绝地向他阐释“你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施一公一位很要好的学术界朋友在一次聚会中对他说：“一公，你现在豪情万丈，肯定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
“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如果改了，我会觉得很悲哀！我会问自己：回来干什么？！”施一公回应。
施一公的坚决反响巨大，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大力报道，一些媒体称他归国的意义不亚于当年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归。与此同时，正值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每年飞涨的科研经费与中国对海外高层人才的招揽趋势，施一公引起了众多国外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用“震惊”一词形容施一公回国。
在海外的华人科学家中，施一公的归国举动也迅速引起轰动。
“施一公这种大师级的人物能够放弃美国优厚的科研环境，回国创业，可谓海外华人的典范。”国际知名神经科学家鲁白这样评价。
“在美国的华人科学界，通常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像施一公这种级别的人回国，能否适应中国的人文环境与科研制度。因为中美在科研体制方面，比如基金的评审和申请等方面都存在相当的不同。施一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美国杜克大学药理系教授王小凡说。
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陈吉宁如此评价施一公的归国举动：“会带动大批一流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工作。中国大学的教授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已经开始需要一大批国际性的大师级人物来领衔。”
这种现象，被媒体称为“施一公效应”。
困难与挫折无法浇熄满腔热忱
回国之后的施一公，想大干一场。
“比我在普林斯顿时玩命多了。”施一公说。刚回国时，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会亮到夜里两三点，大年初一都会出现在办公室。他将自己的睡眠时间缩短到平均每天不到6小时。虽然清华附近有很多他喜欢的餐厅，让他胃口极好，睡眠的减少还是使他看上去很瘦。
体力上的辛苦并不影响施一公在精神上生龙活虎，在清华的每一天他都很激动。然而，网上出现了一些批评他的声音，让他一度有些烦恼。
“他是回来捞钱的。”“他有着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他想带回自己的学术亲信。”
对于这些批评，施一公曾感到伤心且难以理解。“回国就是出于一种特别朴素的感情，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施一公坦言，刚到美国时，他没有想过一定要回国。1987年，令他深深敬仰的父亲遭遇车祸，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去世，因此怀有不满情绪的他当时对祖国没有什么留恋。然而，到美国后，他遭受了一系列更大的刺激：参加聚会时，有些中国人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办签证时，中国人不仅签证费高，还总被查户口似地盘问；过境时，外国人把护照晃一下就可以了，而拿中国护照的人，常常被移民官严格地翻包。更为过分的是，美国主流媒体经常出现妖魔化中国的报道，这让他感到“很憋屈、很气愤”。
“那时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国！”施一公说，“况且，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体制和基金评审到大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相对于美国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差距，比较起在美国，我觉得我回来以后可以有更大的作为，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2008年8月，网上又有人质疑施一公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不符合程序规定，质疑他的全职身份。施一公又一次成为舆论焦点。
“在普林斯顿，上至校长，下至系主任，从我实验室的博士生到博士后，都知道我即将辞职，实验室会逐渐关掉。事实上，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早已进入离职的过渡期，只有清华大学一个固定职位。”提及此事，施一公仍感不平，“我夫人当时还在美国，她从美国同事那里听说我在网上遭到攻击，不愿意回国了，我又劝了大半年，她才同意回来。如果说我有什么感到愧疚的，只觉得对不起放弃工作的妻子和我在普林斯顿的学生。”
“我有话憋不住，国内很多现象都很邪乎。”即使遭遇攻击，施一公也经常面对媒体表达自己对国内学术状况的不满：“一些学者利用自己的名望，在与自己无关的科研成果中挂名。不诚实比巨大的科学错误更可耻。”“有的教授带了很多研究生，但忙于各种非学术类事务，根本没时间指导学生。”“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国外的行政是服务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尖锐的言论又给他带来过一些麻烦。
如今，对于遭遇的一些质疑，施一公已经能够理性理解：“或许是被关注得太多了，或许是倡导改革动了一些人的奶酪。确实也有一些海归学者没有坚持自己在美国的学术操守。”但是，从感性出发，他仍感不平的是：“想干一些实事，怀着满腔热忱，为什么会招来这些不明不白的非议？”
施一公想，那就用事实来证明。
令人关注的“施一公效应”
“普林斯顿是美国最适合作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我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育人在育心。”
“再过二三十年后，当我在清华退休时，看到自己有那么多的学生成为理想远大、影响社会甚至影响世界的人，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
一公效应助建科研“理想国”
在施一公看来，对人的培养是“第一要务”。
“普林斯顿是美国最适合作研究的地方，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我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育人在育心。”施一公说，“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种任何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东西，这让我很担忧。”
于是，除了亲自对实验室里的每位研究生作系统指导，把实验室里的十数名学生培养成成熟、练达的科研人员，这位尽量找各种理由推掉很多行政会议、项目评审和公众活动的科学家，出现在了一些面向大学生的讲座中。
“在生活中可以知足常乐，在科研和事业上永远不可以。”“不要磨光了自己的棱角，我不相信没有棱角的人会作出好的科研。”“作科研一定要敢于批判，我的观点都是主观的，供你们批判。”这样的话语，经常会伴随他讲述的人生经历跳出来，引来学生阵阵掌声。“我还想给清华的本科生开思想政治课。”施一公说。
除了把时间花在他最钟情的科研上，其他时间施一公大多忙于“招兵买马”。2008年至2009年间，在面试了60多位教授、副教授候选人后，22位充满活力并极具学术能力的科研者加入了清华团队，已经15人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在未来5至10年中，清华计划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聘请110至130位独立的实验室负责人。谈及此，施一公豪情万丈。
“有了好的人才，一定要为人才建设好的学术环境，以教学和科研为主。”施一公说。为此，从2007年起，施一公便开始筹划生命科学学院的人事制度改革：一边理顺与明确院系行政领导的权责，减少学院领导在行政事务上的重复劳作，一边计划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教授终身制评价体系，采用终身教职系列、实验教学系列、科研系列、教育职员系列，不受其他制度制约。“改革方案已提交学校领导，过了这个坎儿，学院的科研建设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连锁反应。”施一公说。
与此同时，施一公与他的团队开始进行教学改革。除了为本科生减免学分，加强学生自主性，还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与北大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整合资源，创建了一个联合的研究生项目。近百位参与该项目的教授，将选择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进行模块教学。
对于更加长远的目标，施一公毫不讳言：“今后10年内，每年都会有一些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成就，每两三年可以有在科学史上具一定地位的成就出现在清华。在清华生命科学学院，创制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管理模式，而在这里尝试的软机制，也可以在中国其他地方被复制。”
除了创建他和团队成员心中的科研“理想国”，有一件事情施一公绝不会限制自己的时间——“与信任的同事共同为政府部门提供实质性的政策建议”。2008年5月，施一公被邀请到中南海向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高层官员讨论中国科技的未来。教育部曾多次就相关事件征求他的意见，统战部将他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海归院长饶毅的报告传达到高层中央领导，中组部在引进海外科学家方面倾听了他们的建议。
另一项让他不遗余力的工作，就是最大化“施一公效应”。2009年岁末，拟作为特邀报告人赴美国圣地亚哥出席华人生物学家大会的施一公，因故无法出席。他将一封“致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长信发给了协会成员王小凡和利民，信末写道：“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
如今，虽然每天还是十分忙碌，但施一公对国内的生活已经很适应。最让他欣喜的是，去年6月，他迎来了归国的妻子与一双儿女，科研也走入正轨。
偶尔，他会想起这样一个场景：2009年10月5日，他在国庆观礼后飞至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开会，会前顺访普林斯顿，住进小镇的一家旅馆里。“343”，他惊诧地看着这个房间号，历史竟如此巧合。12年前，摩拳擦掌地准备到普林斯顿面试的他，就是住在这个旅馆的“343”房间。12年后，他已卖掉了在普林斯顿的房子，回到祖国实现理想。
每当想起这个情景，施一公就会更加清醒：“美国梦”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梦”是他的未来。
尽全力为祖国健康工作三十年
施一公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清华大学读本科。每天下午四点半,校园里就会准时响起“锻炼身体,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广播,令人振奋!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经过在美国18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我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的终身职位,全职全时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工作。五十年可能已是奢谈,但我会尽力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三十年。
对于我回国的决定,许多人困惑,但真正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决定。我的童年生长在河南中部农村,周围都是贫穷但朴实的农民。在美国,我的学习、工作顺利、生活富足,但我内心始终缺少归属感和认同感。2006年5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邀请我回到母校工作,我欣然答应,但需要一个过渡期来处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时尚有20名研究人员的实验室。我接受和崇尚的是传统教育,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二十多年前的理想和梦想一直珍藏心中,在美国奋斗时也是对自己最好的激励。在回国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在逐渐找回八十年代在清华读书时的振奋。我有三个目标:
第一是希望影响一批年轻人。经常与国内一些大学生座谈,发觉其中有相当一些人顾及的只是眼前利益,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人活一口气。年轻人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应该有理想,有做大事的胆魄和敬业的态度。我希望自己不仅仅在实验室里指导研究,而且还特别愿意与年轻人交流谈心,希望他们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要熙熙攘攘只为稻粱谋。
我的第二个目标是在清华大学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结构生物学中心,同时与大家一起努力发展清华的生命科学和基础医学研究。结构生物学是我的研究方向,在这个领域里有许多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及应用价值的课题。我非常希望吸引一批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轻人,去挑战这些重大科学问题,做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工作。
我的第三个目标是希望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为改善和改进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做些工作。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还不完善,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相对于美国的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生命科学领域,最杰出的年轻科学家在博士后研究结束之后绝大多数仍会选择美国的科研院所作为他们事业的始发地。我衷心希望大家通力合作,抓住时机,创造健康合理的学术环境,吸引最优秀的年轻人才回国发展,让中国的科学和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施一公简介：
施一公，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1967年生于河南郑州。1985年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89年提前一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1990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博士学位。1998年1月获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2001年10月获得该校终身教职，2003年3月被聘为正教授，2007年4月受聘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2007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华大学教授。2009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8年4月，施一公入选美国著名的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HHMI）研究员，但是为了全职在清华工作，他毅然辞去HHMI研究员的邀请。（入选HHMI被认为是生命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施一公教授主要运用结构生物学的手段研究癌症发生和细胞调亡的分子机制，迄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25篇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刊物《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和《细胞》(Cell)。
施一公教授在2003年获国际蛋白学会（Protein Society）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为19年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施一公教授从2005至2008年担任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hinese Biological Investigators Society）主席，该协会代表美国各大学近3000名华裔教授。
施一公语录
“我是很普通的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好胜，上进心强。在旁人眼中我的经历一帆风顺，或者有高人相助，让我可一路顺利走到今日，其实在这过程中，也有艰辛和挣扎。在面临选择时，不同的人生道路也许就在一念之间。曾经我也去北大上国际经济金融之类的课程，也在清华校内参加公关协会，大学时我的第一志向不是出国而是去香港。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时，因为生活所迫打工6个月疏于学习差点被开除，打工时被抢劫几乎送命，过于辛劳得了严重高血压，那时我经历苦涩难述，迷茫不知出路，但我总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属于我的能让做好的事业。在这一路中，我始终以不同的方式提醒自己，不可辜负别人对自己的期望和信任。”
“年青人该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不要急功近利。过分看重应用，其实扼杀了一部分人的创造力。我觉得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应该有一个学术环境，让一些年轻人真正有创见地做一些工作。”
“科学是高尚的，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把科学家神化了。”
“对名利的追求同样可以作为科学的动力，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学的动力呢？”
“在大学这个本应该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地方，如今的教育在管理上‘一刀切’，严重阻碍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无私奉献’这个词，我从来不要求自己这样，也不要求周围的人这样。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跟对这个国家、对社会的贡献，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在中国，一个好的政治家对国家的影响大于科学家。但从长期、从更广泛的地域来看，真正好的科学家产生的影响，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比如牛顿，比如爱因斯坦。”
他人眼中的施一公
在海外华人生命科学界，施一公是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鲁白这样评价施一公：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水平和地位可以和当年的华罗庚、张香桐相提并论，是一个领军人物。“领军人物除了具有相当的学术成就和国际地位之外，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素质：第一，能够高瞻远瞩，并在学术领域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方向具有远见卓识；第二，有相当的胆识和勇气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第三，他必须要有强烈的个人魅力，在一个群体和社团里面，要相当有号召力。施一公具有这三方面的条件。”
杜克大学药理系教授王小凡这样评价他的老友：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当中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有要做到最好的决心；他为人正直善良，嫉恶如仇；他对人非常诚恳，总是很热情；他做事顾全大局„„
75岁的分子生物物理学家梁栋材院士谈到施一公时说：他是当前我国结构生物学优秀的中青年“帅才”之一。
正因为如此，施一公的回国，超越了他的个人行为，将对推动中国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他这个年龄，学术上鲜有人能和他相比。他回国放弃了很多，大家觉得他带了一个好头，都非常佩服他的决心。”王小凡说。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我国留美的几十万人中，学术成就达到施一公的水平的人屈指可数。他为了回国，放弃了高额度的HHMI研究经费和多项NIH经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为了回国放弃国外待遇最多的人。
王小凡说，在美国的华人科学界，通常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就是像他这样级别的人回国，能否适应中国的人文环境与科学研究的体制。因为美国和中国在科研体制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外已经积累了这么多年轻有为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有报国的决心的，但就是因为担心回国是否能够适应国内的环境和生活，一直没有回国。大家希望，施一公在适应中国国情的同时，能够促进中国学术界种种不适应科学发展状况的改善，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环境。“当然施一公也面临很多问题，这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如果能够成功，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榜样。”王小凡强调。
鲁白说，施一公这样的领军人物，是要花大力气来延揽的，因为这是全世界都在竞争的人物。中国的崛起，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可以使施一公这样大师级的人物能够放弃在美国优厚的科研环境，回国创业。有了这件事情，国际的科学界会觉得整个形势都改变了，美国对于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也会有所改变。清华能够顺利引进施一公全时回来工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领军人物对于当代的作用以及对于历史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鲁白强调。
梁栋材院士谈到施一公回国后的工作时特别强调：“不仅在资金经费上，也在精神上能稳定地支持他，使得他能够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工作，‘十年磨一剑’。”
●链接：什么是“千人计划”
根据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制定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从2008年开始，用5到10年，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引进并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在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部分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探索实行国际通行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创业机制，集聚一批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
“千人计划”引进的人才，一般应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原则上不超过55岁，引进后每年在国内工作一般不少于6个月，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在国际知名企业和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海外自主创业经验，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规则的创业人才；国家急需紧缺的其它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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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我国积极的人才政策为大学和科研院所引进海外优秀人才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如中科院“百人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等的设立。“千人计划”使得我国在人才吸引方面力度骤然增加。【点击查看：专家热议海外高端引智】
（据中国教育报科学时报清华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