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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
【摘要】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紧密相关的, 是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进程在产业和区域方面的 分别表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协调表现为低价工业化进程和高价城市化进程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 产生的原因是中国独特的工业化战略和道路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为此,“十一五”期间, 中国应该通过 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城市管理水平、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等来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发展我国
刘易斯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的二元结构上，即国民经济中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农村农业 部门与劳动边际生产力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变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 业部门的转移。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也认为，“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结构全面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恰如其分”。在结构转变中．城市化和工业化是重 要内容。库兹涅茨指出，“经济结构变化最重要的是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了变化，即城市化过程。”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动态考察
从本质上说,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关系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两者应该是始终相等或者同步增减关系, 因为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动态演进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的发展阶段,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是呈现不同特征的。一般的规律是,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 工业化影响和推动城市化是重要特征,城市的功能主要为了制造业发展提供集聚场所。该阶段以工业就业比例表示的工业化率应该高于城市化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 双方互动发展成为主要特征。在该阶段的前期, 工业就业和城市人口应该同比增长, 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都在相应提高;在该阶段后期, 工业就业开始下滑, 而城市人口不断上升, 城市化率超过了按照工业就业计算的工业化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熟期, 工业化的作用开始淡化, 城市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 城市化率与按照工业就业计算的工业化率差距拉大。也就是说,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工业化率会高于城市化率, 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工业的发展带动, 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期, 城市化率会高于工业化 率, 工业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贡献有限, 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第三产业对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贡献将大于第二产业。从世界发展报告有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地区)不同发展时期的数据看, 1965—1997年期间工业化和城市化变动趋势与这个规律基本吻合。对于低收入国家, 工业化对城市化进程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城市化率的变动趋势与工业化率(按照工业产值比重和非农就业比重计算)变动的趋势基本一致;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地区), 包括下中等、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 1965—1980年期间城市化率和工业发展是相关联的, 但在1980—1997年期间, 城市化率的提高与工业发展并不相关, 而与非农产业发展更为相关;对于高收入国家, 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基本不相关, 城市化率的提高主要是和服务业的发展相关的。从各国整个城市化长期进程看, 城市化在工业化的带动下与整个非农产业的发展相关, 但从长期看, 与第三产业发展更为相关。实证研究表明, 美国1870—1970年百年的城市化率变化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的相系数分别是0.6055和0.9770, 日本1920— 1979 年近60年城市化率变化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8621和0.9287.上述关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动态演进规律表明, 分析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应该注意三方面的方法问题: 一是从与城市化率直接对比角度出发, 计算工业化率应该采用就业比重指标,而不能够采用产值之类的指标。二是从城市化进程的长期趋势看, 由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并不表现为工业或者第二产业发展自始至终 对城市化有直接的带动效应, 而是非农产业的发展城市化的长期直接的促进作用。因此, 按照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来计算工业化率, 这更能够描述和判断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是否协调的问题。三是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的标准是随着 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而变化的, 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率高于城市化率, 在工业化后期城市化率高于工业化率都是正常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否协调的标准不在于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两者存在差别, 而在于两者之差是否在与其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标准范围内。一般而言, 这个标准范围是根据国际历史经验归纳出来的。
二、阻碍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 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不相协调的原因是独特的工业化战略和道路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 基于工业化战略制定的制度和政策阻碍了城乡之间、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 采用了通过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 一方面使重工业超常规发展, 使以工业产值比重为衡量标准的工业化水平超常规上升, 但非农就业人口没有相应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使广大农民难以积累起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起始资本, 破坏了城市化的正常机制。不仅如此, 为了降低工业化的成本, 减轻城市供给负担, 还采用“反城市化”战略, 减少城市人口。不仅用种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 而且在“不在城里吃闲饭”、“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口号下, 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 把城市居民和学生送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 这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 等等, 城市化进程被人为地阻碍。
在改革开放以后, 由于实施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 又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该方针的核心在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为乡镇企业工人, 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但不城镇化。虽然乡镇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支撑作用, 但也存在自身规模效益差, 土地使用浪费, 不能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劳动力和资金难以转移到聚集效益较好的城市和城镇等问题。2000—2003 年, 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员分别为1.28亿、1.31亿、1.33亿和1.36 亿, 这些工业人口被滞留在农村, 延迟了城市化进程, 使得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协调。
三、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建议
1.继续深化体制改革,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当前, 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障碍还严重阻碍着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 从城乡协调发展角度看, 户籍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教育与就业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改革等都有待进一步推进。中国渐进式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决定了这些改革难度非常大。
2.提高农民工收入, 改善农民工工作生活条件。2003年以来, 在沿海外来农民工较集中的一 些地方, 出现了所谓“民工荒”。中国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 农村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民工荒”，主要是对农民工的工资和应有的福利待遇被压低、劳动条件差造成的, 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企业。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没有体现保证社会必要劳动的基本要求, 而且存在着劳动 时间长、劳动条件差的问题。“民工荒”的出现, 实际上是通过劳动力及其工资的市场机制进行强制性的调节, 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 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
3.改善城市管理水平, 优化城市职能结构, 提高城市质量。长期以来, 害怕“大城市病”(交通拥堵、社会治安恶化、贫民窟、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成为控制大城市规模、限制农民进城的 一个重要理由。现在看来, 这个理由可能更多地成为掩盖城市管理水平低下、维护城市中既得利益集团固有利益的借口。解决“大城市病”的关键不在于限制城市的规模, 而在于改善城市管理水平、优化城市职能结构。实际上, 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大, 产业门类多, 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经济显著, 辐射带动作用强。科学地发展和管理大城市,可取得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提高城市产业竞争实力, 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发展提供业支撑。城市化的本质是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城镇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产业支持。只有当城市的经济实力提高了, 第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城市才会吸引非农人口和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和集聚, 进而发挥城市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促进分工和专业化, 推动经济的发展。没有产业作支撑, 有“城”无“市”, 城市就缺乏足够的活力, 也就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无法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这样, 城市化发展进程就不可持续。因此, 要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 就必须加快繁荣城市经济, 增强城市产业竞争实力,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为此, 一是要针对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就业压力大的实际, 从中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出发, 适时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 不宜不分条件、不分地域地片面强调高技术, 过早、过多地用资金密集型的技术代替劳动密集型的技术, 将提高就业的门槛, 影响城市化的速度。国家应当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政策, 为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要加快服务业发展。从中国工业重化工化和世界工业吸纳劳动就业能力的演变趋势看,“十一五”期间, 中国工业部门吸纳 就业的能力已相对有限,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而与 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服务业所占比重低, 仍有很大发展和吸收劳动力就业的空间。应当全面发展城市服务业尤其是大城市的各种现代服务业,并 以此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整体水平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