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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人际关系研究综述
政法096班 李美玲 2090712208
人物介绍：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变”的近代中国出现的一位文化巨人，他是旧时代的士大夫，他也是新时代的启蒙者，他以巨大的个人声望和激荡人心的文笔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的学者，在政坛上，他曾为民族的自强而抗争，对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经济形态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在学术上，他的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诸多方面。而他在新闻报业、教育、图书等众多方面也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拓荒者。在他的身上，交织着政治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多重社会角色。如果能全面的研究梁启超的人际关系网络，将更加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史。
研究原因：首先是梁启超的本身的研究价值，梁启超在中国近史中中所演绎的一个角色注定了他的研究价值。而近现代的无数学者也真的是对梁启超进行了非常细致又全面的研究，研究的涉及面之广是少有的，他们从众多方面、不同角度研究了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国家民族思想、文学思想、史学思想、哲学思想、法学思想、经济学思想、社会伦理观、宗教观、中西文化观、性别观念，乃至他在近代教育、图书馆事业、档案学、翻译学、目录学上的贡献。其次是梁启超的人际关系的研究的价值。梁启超由于他本身的人生经历和所处的时代，注定了他是一个与众多当时代的名人有很多密切的接触，他的人际关系更是繁复发达，但是现在的学者很少有人把焦点放在这一个方面上，没有真正的得出结论性的著作。比较有针对性的著作只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四卷本“张朋园合集”系列之一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这是非常不够的，梁启超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张朋园就把梁启超和民国的各种势力进行了三国演义式的划分，即“三元角逐权利”。究竟是哪三元呢？不外乎立宪派（进步党）、革命派（国民党）以及旧官僚（军权）。在这种三国演义里，梁启超有如诸葛孔明，而张朋园亦如罗贯中了。梁启超贡献心力于进步党，不知道是梁启超耽搁了进步党还是进步党拖累了梁启超，反正梁启超和进步党紧紧捆绑在一起，在民国政坛上也和邓公小平一样是三起三落，到最后就像扶不起的刘阿斗，松坡病故、卓如守制，一时间树倒猢狲散，折腾到最后进步党居然连块革命根据地都没有，在习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民国政治中，梁启超等求偏安西蜀亦不得也。张朋园的分析、论述均将梁启超置于这三大力量的制衡博弈之中，体现书来的讯息不仅仅是张朋园的强大的学术研究能力，还启示了我们对关于梁启超人际关系的研究。
研究方法：从梁启超的人生经历入手，调查他在不同地方接触了哪些不同的人，而哪些人又在以后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后成为梁启超的人际关系网。这个过程可以通过阅读大量的关于梁启超研究的一手和二手材料，整理贯通，并加入一些人际关系学的基本知识于其中，实现跨学科的研究，最后得到梁启超的人际关系研究成果。所谓一手材料为梁启超本人的著作，所谓二手材料为后人对梁启超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专著：
【1】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32年
【2】梁启超著、王云五主编，《新大陆游记节录》，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
【3】梁启超著、王云五主编，《欧游心影录节录》，北京：中华书局，1936 年
【4】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5】梁启超著、康有为评，《梁任公诗稿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6】梁启超著、舒无点校，《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7】韩安荆编著，《梁启超研究资料汇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62年油印本
【8】牛仰山，《梁启超》，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9】杨复礼编著，《梁任公先生年谱》，郑州：新河南日报社，1941年铅印本
【10】吴其昌著，《梁启超》，重庆：重庆出版社，1944年
【11】吴泽著，《康有为与梁启超》，上海：华夏书店，1948 年
【12】方志钦、刘斯奋著，《梁启超诗文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李华兴、吴嘉勋著，《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夏晓虹著，《梁启超文选》（上、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15】中华书局编，《梁启超未刊书信手》，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
【16】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年
【17】丁文江、赵丰田编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8】孟祥才著，《梁启超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
【19】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0】梁启勋，《戊戌前后康梁史料补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资料文库》第1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21】齐全编著，《梁启超著述及学术活动系年纲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
【22】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食油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3】孙宝瑄著，《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期刊杂志：
【1】素痴：《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年2月11日
【2】吴其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中央周刊》1943 年第21 期
【3】王森然：《梁任公评传》，《中国公论》第9卷5 期
【4】吴相湘著：《翁同龢康有为关系考实――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考订》，《学术季刊》1955年第2期
【5】吴泽梁：《启超的“拥袁”与“倒袁”运动》，《中国建设》1949 年第4 期
【6】李龙牧：《梁启超前期新文化运动》，《文汇报》1961 年6月27日
【7】惠隐：《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广东文史资料》1963年第8期
【8】周善培：《谈梁任公》，《文史资料选辑》1960年第3期
【9】任木：《梁启超故乡述闻》《广东文史资料》1964 年第3期
【10】戴君仁：《梁启超》，《中国文学史论集》第4 册，1958 年版
【11】陈匡时：《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问题简介》，《学术月刊》1960 年第2期。
【12】云波：《论梁启超二十世纪初鼓吹革命》，《史学月刊》1993年第2期。
【13】吴春梅、方之光：《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2 期。
【14】姜波：《梁启超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15】林家有：《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年第4 期。
【16】郭剑波、曾美红：《略论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
【17】元青：《章太炎与梁启超》，《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6 期。
【18】吕玉华、白振奎：《梁启超与王国维治学特点比较》，《江淮论坛》2001 年第1期。
【19】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科学”的对话及其意义》，《中州学刊》2001年第5期。
【20】郑浩澜：《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国民思想之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0 年第5期。
【21】陈占标：《梁启超家庭出身的调查材料》，《文教资料》1988年4期
人际关系研究综述架构：
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研究：
1、梁启超的人生经历
参考资料：
1890年始受学于康有为。
1891年随康有为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1898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03十月《新小说》创刊。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8年由于经历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王国维投湖等大悲之事。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于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丁文江、赵丰田编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
2、梁启超的人际关系：
参考资料：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的消息传到澳门，维新派人士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等六君子惨遭杀害，何廷光等澳门维新派人士极为愤慨，他们冒着巨大的危险，热情地接待梁启超的父亲和老婆孩子。
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
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
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满清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引和康梁门人发生肢体冲突，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章太炎一时怒起，以掌掴梁启超两记，众人扭打因之决裂。
一次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满清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活动之处，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
——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梁启超与其它人物的比较。通过探讨梁启超和同时代人物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梁启超。章太炎与梁启超皆为近代思想学术界的一代宗师，有文章探究了章梁之间各个时期离合的复杂交往过程，认为“章太炎与梁启超关系的演变是清末民初政局和近代中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缩影，是革命、改良两个政治派别从合作、对立、再合作、再对立直至退出历史舞台的复杂过程的典型反应。”
——元青：《章太炎与梁启超》，《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6 期
比较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治学特点，看出二人在相同的时代大背景下，有相似之处，又因个人气质取向及师者的不同，学术风貌相异。“梁启超时刻注意古今结合，并以古鉴今，使著作呈现现代风貌，具有致用价值；而王国维有意借鉴西方理论，融会传统，在哲学基准上创立范畴，体现了自我在历史流程中的独立思考。”
——吕玉华、白振奎：《梁启超与王国维治学特点比较》，《江淮论坛》2001 年第1期
“五四”期间，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实证论者，维护科学的权威，将科学方法的效用推向极致，形成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科学万能”的论调，遭到了梁启超以及具有相同致思趋向的人文学者的驳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下，科学派无疑是胜利者，但从学理层上看，玄学派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肯定，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科学”的对话及其意义》，《中州学刊》2001年第5期。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作为日中两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两个启蒙思想家，其思想表面上具有众多相似之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泽谕吉切断了国家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而梁启超接受民主思想却未信仰自由主义，他关心的是建立团结强大的民族国家。
——郑浩澜：《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国民思想之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0 年第5期。
然而,与佛教心性学说的真正相遇,是从结识谭嗣同开始的。通过与谭嗣同的交往,梁启超才知道了居士教徒杨文会(仁山)的存在。以梁启超为核心,维新志士聚集在湖南时务学堂,连杨文会的儿子自超(葵园)也因为担任学校事务,到了湖南。当时梁启超的人际关系的中心是汪康年,汪康年与谭嗣同、杨文会、梁启超等人的往来书札现在被保留了下来。这些书札基本上印证了小野川秀美所阐述的史实。虽然如此,杨文会为充实学堂教学,在汪康年、梁启超、谭嗣同的支持下,变卖了用于学习西方科学的观测、试验仪器,将所得资金用来从日本购买了佛教典籍,并在南京专心于佛教典籍的复刻事业,却是值得注意的史实。
——中村哲夫[日]：《梁启超与佛学》，《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三期
国学大师胡适对梁启超始终存有感激之情，他在《四十自述》中追忆说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从那时他便埋下了其“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他给予梁氏很高评价，“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 胡适著，《四十自述》，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