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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适边塞诗的风格及成因
内容摘要：高适是盛唐边塞诗派的重要代表，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其边塞诗具有悲壮、直抒胸臆、写实的独特风格，前人也多有论之。高适边塞诗之所以有这些独特的风格，与当时唐王朝频繁的边塞战争及文人从军的特殊时代以及其自身的坎坷而又丰富的经历和磊落、狂放不羁的性格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悲壮 胸臆语 写实 时代 经历
高适，唐郡望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字达夫，性磊落，尚节义。父高偘，武后时人，乾陵有其陪葬墓，是有名的将领。高适存诗240余首，其中边塞诗50余首，而以边塞诗成就最高。边塞诗代表作如《燕歌行》、《蓟门行五首》、《塞上》、《塞下曲》、《蓟中作》、《九曲词三首》等，歌颂了战士奋勇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也写出了他们从军生活的艰苦及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并揭露了边将的骄奢淫逸、不恤士卒和朝廷的赏罚不明、安边无策,流露出忧国爱民之情。
一、高适边塞诗风格
作为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高适的边塞诗风格独特，在众星璀璨的盛唐诗坛独树一帜，广为流传。高适的诗在当时已享有声名。《新唐书·高适传》说他“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布”[1]，殷璠称“朝野通赏其文”[2]，杜甫赞其人“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3]
（一）、悲壮风格
严羽的《沧浪诗话》评价高适的边塞诗“读之使人感慨”[4]，王士祯也有“高悲壮而厚”[5]之论，这道出了高适边塞诗的第一个特点：悲壮。高适是作为边塞诗人昂首于唐代诗册的，他的边塞诗，总是闪烁着刀光剑影，总是于金戈铁马中显示出一种苍劲，无论是“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蓟门行》五首之五）的凄凉，还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别董大》二首之二）的寂寥，即使是“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人日寄杜二拾遗》）的难以自抑的愁绪，都让人读出一种叫作悲壮的东西。
高适边塞诗代表作《燕歌行》“有时幽怨缠绵，各种不同的情景复杂矛盾，错综交织，苍凉悲壮，给人带来沉重的忧伤之感。它所表现的情调表面看来是不统一的，然而正是这样，它真实地表现了征戍者在不同情况下内心感情的种种变化。诗的音韵随着内容的转变也在纡徐的转变着，音节的美和富有诗意的画面取得了谐和的统一。”[6]同时，此诗也“不失奋发激越的高亢基调；苦难与崇高的对照，更增添了出塞征战的慷慨悲壮。故此诗多用偶对，却不以文采华丽见长，而是纵横顿宕，以沉雄质气和浑厚骨力取胜。”[7]一句“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勾划凄凉场面，用大漠、枯草、孤城、落日作排比，便组成富有主观情感的图景，把战士们战斗不止的英勇悲壮烘托得更为强烈。运用对比、衬托和环境描写、气氛渲染等手法写出将领的腐朽无能和士兵既愿为国家而死又系念妻室的复杂感情。[8] 又如《宋中十首》之一中“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一句，“悲”与“寂”实为景物对诗人心情的点染，愁绪无边在悲风千里的诵叹中以极含蓄的笔调结束全诗。这种悲壮、深沉的诗句还有不少，如“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蓟中作》），写景句含有不尽的心绪，意境沉雄悲壮。
（二）、“胸臆语”风格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称高适边塞诗“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 [9]，徐献忠的《唐诗品》也谓其“直举胸臆”[10]，这道出了高适边塞诗的另一个特点：胸臆语。胸臆语，即直抒胸臆，或夹叙夹议，用比兴手法较少。高适的边塞诗继承汉魏古诗的遒劲风格，常用的表现方式是铺排对比，诗作带着强烈的感情，直抒胸臆。《新唐书·高适传》说高适“负气敢言，权近侧目”[11]，其诗有所感，有所激辄发，诗中“感激”一词多达十余处，如“平生怀感激”（《宋中送族侄式颜》），“伊余寡栖托，感激多愠见”（《酬别薛三蔡大留简韩十四主簿》），“感激建安时”（《宋中别周梁李三子》）。这些都说明高适诗多以胸臆语抒慷慨气多用赋法，较少比兴。
高适边塞诗中直抒胸臆诗句很多，如代表作《燕歌行》，开篇就点出国难当头，突出紧张气氛：“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结尾处直接评论：“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既有殷切期待，又有深切感叹，含蓄而有力；《塞下曲》：“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直接抒发了自己立功边塞、慷慨报国的豪情壮志。又如表达对家乡的思念，高适则以近乎直白的方式用诗把内心的思念像平面镜一样反射出来：“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除夜作》）杜甫“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12]正是对其诗歌吐其所快不受拘束的直抒胸臆风格的恰当评语。
（三）、现实主义风格
“高适诗尚质主理”[13]是高适边塞诗风格的第三个特点，简括地说，就是写实、现实主义。“总的说来，高适的诗歌，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如实地反映生活，深刻地揭示生活，用平淡而生动的语言，直书所见所闻所感。从而使他的诗显得内容充实、思想深刻、语言浑朴、气势充沛、感情真率、流利畅达，给人以粗犷厚重而又酣畅遒劲之感。”[14] 刘开扬在其《论高适的诗》中首先称高适是“一个政治诗人和边塞诗人”，然后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高适诗歌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第一，其在“浪游”时期所写的伤不遇诗，反映了盛唐时期人才仍是大批地得不到任用，特别是出身寒微的士人很难找到从政的出路，从而揭露了那些特权阶级的把持政柄，阻滞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第二，也是他的诗的最可贵的方面，是他能注意到人民的疾苦，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通过对良吏的称道，和对历史上的暴君贼臣的指责来表达他的关怀人民的思想。第三，他对于保卫边疆的战争，热烈地歌颂战功，但他对于战争给人民直接带来的痛苦也很早就心领神会，对战士寄寓了高度的同情；对于统治阶级的内战，是立于反对的立场的。[15] 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高适的边塞诗：“总的来说，他的诗歌是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风格雄厚浑朴，笔势豪健。”[16] 高适的边塞诗从各个不同层面反映揭露战争，将鲜明的爱憎倾注入作品，笔力深厚，声情顿挫，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对下层百姓（包括士卒）的同情关注及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的批评在高适的边塞诗中十分常见。“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泪沾臆”（《蓟门行五首》之二）是对边防战士遭压榨的同情；“大夫东击胡，胡尘不敢起。胡人山下哭，胡马海边死”（《宋中送侄式颜》）反映战争给边疆人民带来的苦难；“仍怜穴蚁漂，益羡云禽游，农夫无倚著，野老生殷忧”（《东平路中遇大水》）是对遭遇水灾农民的怜恤；“不是鬼神无正直，从来州县有瑕疵”（《同颜少府旅宦秋中》）则是对州县官吏感到痛心的肺腑之言；“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九曲词》）是他对战争的意义的深刻思索。
高适的代表作《燕歌行》，更是体现了其边塞诗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格。《燕歌行》中有战士意气昂扬的出征、战场上艰苦卓绝的苦战、征人思妇刻骨的思念，有边塞的烽烟和萧瑟的穷秋，更重要也最难能可贵的是，其中也有浴血沙场的战士与耽于歌舞的将帅的尖锐对照。诗作将这些画面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广阔的边塞画卷，通过对比手法，写出了敌人的猖獗和我军的危机，以及我军浴血奋战、保卫孤城的献身精神。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对比，写出了官兵之间待遇不等、苦乐不均的现实。“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无怪乎士兵“至今犹忆李将军”。这种前呼后应的描写，饱含了作者对视士兵如草芥的将军的强烈谴责。“天子非常赐颜色”又把矛头隐隐转向天子，这样就使诗歌的思想内容更加深刻，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
二、高适边塞诗独特风格成因
高适边塞诗悲壮、“胸臆语”和写实的风格背后有其深刻的时代及个人因素存在。
（一）、时代因素
开元、天宝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军事实力强大。久居尊位的唐玄宗倚恃强大国力，好大喜功，推行扩边政策，并每每给立有边功的将官以升迁的嘉奖，赴边立功成为报国和仕进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文人投笔从戎或秉笔入幕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盛唐的边塞诗人大多有从军入幕的戎马经历。而盛唐时期中华民族的强大又使当时的文人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再加上当时的边塞诗人得以接触边塞生活和战争场面，这些悲壮、雄壮的境界使诗人耳目一新，产生了写作的激情。他们擅长采用七言歌行和七绝的体裁，表达请缨杀敌、报国立功的豪情，描写边塞艰苦的生活和奇异的风光，抒发缭绕不尽的乡思边悉，揭露军中矛盾，反映少数民族风土人情，表现民族融合。他们的作品不仅有思想意义，认识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他们的诗歌兼融了建安风骨和哀怨的齐梁笔致，形成了盛唐边塞诗乐观高亢的基调和悲壮的洋溢着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处于全盛时期的精神风貌。
高适曾有过三次出塞经历：开元二十年，北上幽蓟，希望投入信安王幕府，废然而退；天宝九载，以封丘尉身份送兵至蓟北；天宝十三载入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掌书记。丰富的边塞生活经历，为高适边塞诗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可以说，当时的时代背景是造就了高适边塞诗悲壮风格的主要原因，而悲壮风格也成为盛唐边塞诗的主流风格。
（二）、个人因素
文学作品的风格不是浮于作品表面的东西，而是作家的才情、气质、个性珠象征，与作品的题材、主题、结构、创作方法、写作技巧有着密切的关系[17]。高适边塞诗之所以具有独特风格，与其自身经历及其性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高适一生的经历比较丰富。他早年生活困顿，二十岁时西游长安，开元二十年曾北上蓟门。以后约有十年滞留宋州，过了多年“混迹渔樵”的落拓浪游生活。四十六岁时应试举有道科中第，然仅得汴州封丘尉之职。三年后弃官，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充掌书记。安史之乱发生后，高适自骆谷西驰见玄宗，陈潼关败亡之势，又从玄宗至蜀郡，拜谏议大夫。至德元年（756），受肃宗命征讨永王璘，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此后数任地方大员。
代宗即位后，先后入朝为吏部侍郎、刑部侍郎，进封渤海县侯。《旧唐书》说他“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最坎坷不遇的是在第一次出塞前后的时期，那时他漫游蓟北一带，想投笔从军，但未能如愿，不得不在梁宋一带栖游，但这却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高潮时期。晚年做了大官后，虽也间有佳作，较之以前却不免有所逊色了。
高适的性格狂放不羁，年轻时结交游侠，过着“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别韦参军》）的放浪生活；浪游梁宋时，也是“酒肆或淹留，渔潭屡栖泊”（《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行止不定。杜甫称他“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18]，殷璠称他“性拓落，不拘小节”[19]。他又是具有纵横壮志和实际政治才干的人物，生平第一次任官（封丘县尉）即因与宏阔志向不合弃印而去。安史乱中他主动诣阙献计，又先后得到玄宗和肃宗的赏识，受命于危难之际。可见他志大才雄，并非好作空言之辈。诗人的坎坷的经历和磊落、狂放不羁的性格反映在创作上，使他的边塞诗具有悲壮、“胸臆语”和写实的风格。他对自己的抱负和才具充满自信：“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圣心思贤才，朅来刈葵藿。”（《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他对历史上的英雄勋绩也不胜向往：“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因其如此，现实中的不遇使诗人格外愤激不平。在《效古赠崔二》诗中，他讥刺那些“邈然在云霄”的贵宦唯知游宴享乐，而有才之士只能沉沦草泽，揭示了布衣与权贵的对立。他渴望得到明主的见赏和重用，常借古代人事抒发自己的情怀。如《宋中十首》其一云：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诗中借西汉梁孝王延揽人才的史迹，寄托了知音难觅的悲哀，情调和陈子昂的《蓟丘怀古》诸作颇相仿佛。但是，坦荡不羁的性格使诗人即使在失意时也不失英雄气度，如《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
蹇步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
诗人狂放不羁、磊落的性格，正是形成他边塞诗悲壮及胸臆语风格的重要因素。
高适一生，“独行备艰险，所见穷善恶”（《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故其为诗，自然就“感激多愠见”（《酬别薛三蔡大留简韩十四主薄》）、“悲歌益不平”（《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了。他时而叹身世不遇，时而忧安边失策，时而刺主帅非人，时而悯士卒疾苦„„这就决定了他的边塞诗“悲”的一面；同时，他又是一位“朔气纵横，壮心落落”的将星义士，他总是怀着“倚弓玄兔月，饮马白狼川。关塞鸿勋著，京华甲第全”（《信安王幕府诗》）的壮志，并且“秉戊知恩重，临戎觉命轻”（《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执着、坚毅地去追求，去实现他的理想，这就决定了他的边塞诗“壮”的一面。他那苍劲质朴的语言、粗豪犷放的笔触、博大雄浑的意境以及强烈宾政论色彩、直拙的写实手法，又极大地强化了这种“悲壮”的气氛。
高适抱负远大，以“谋略”自许，又长期沉沦于社会中下层，使得他热心关切许多现实问题，并表现在诗中，这就使他的边塞诗具有十分强烈的写实风格。高适常常以政治家、军事家的胆识气魄，深刻地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端，陈述自己对战争的见解，带着一种明显的政论色彩。他既反对妥协和亲的政策，也反对辗转久战的策略，即“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塞上》），前者造成“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塞上》）这种边患频繁的局面；后者造成“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塞上》）这一劳民伤财的后果；他主张“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塞上》）。集中全力，一战成功，永绝边患。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庶物随交泰，苍生解倒悬。卤郊增气象，万里绝烽烟”（《信安王幕府诗》）；是“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瞧阳酬别畅大判官》）应该用战争消灭战争，用战争争取和平。但他也反对穷兵黩武，滥用武力：“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蓟门•其二》）他揭露主帅其人，策略失当，致使败亡惨重：“亦谓扫枪，旋惊陷蜂”（《赠别王十七管记》），“五将深入，前军止半回”（《自蓟北归》）。他指责边将隐其败状，妄奏军功而受勋封赏：“归旌告东捷，斗骑传西败。遥飞绝漠书，已筑长安第。”（《赠别五十七管记》）他从塞外部族降而复叛的现象，进而对边将只顾拥兵自重，无意安边的事实表示了深切的忧虑：“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蓟中作》）他颂扬武功，但也反对滥杀：“解围凭庙算，止杀报君恩”（《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在庆贺胜利的同时，他又注视着新患，他怒斥奸邪弄权，策勋不公：“练兵日精锐，杀敌无遗残。献捷见天子，论功俘可汗。„„谁谓纵横策，翻为权势干。将军既坎禀，使者亦辛酸。”（《东平留曾狄司马》）这类诗有较多的议论，作为诗而言未必佳，但从中可以看到诗人的胸襟。可以说，现实主义是高适边塞诗审美情趣的主要方面，是其创作个性的集中体现。因此，称高适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是不无道理的。
综上，高适作为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边塞诗具有悲壮、“胸臆语和写实的独特风格，而这些风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磊落、狂放不狂放不羁的性格和坎坷而又丰富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1][11]（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468-469页
[2][9][19]（唐）殷璠 《河岳英灵集》 中国诗画会社 民国 第52页
[3][12][18] 杜甫著 萧涤非选注 《杜甫诗选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第242、351、38页
[4]（宋）严羽著 郭绍虞校释 《沧浪诗话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第181页
[5]（清）王士祯 《师友传续录》 国朝名人著述丛编 1983年 第252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 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 第365—366页
[7]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第254页 [8] 王文生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用书·中国文学史上册》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年 第453页[10] 徐献忠著 高棅编选 《唐诗品汇》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第562页 [13] 陈绎曾著 丁保福辑 《历代诗话续编》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624页 [14] 左云霖 《高适传略》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 第12页
[15] 刘开扬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 第424-444页 [16] 游国恩等主编 《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第57页 [16] 许自强 《新二十四诗品—古典诗歌风格鉴赏》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年 第2页 参考文献：
孙钦善校注 《高适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
陈蒲清、钟锡南、喻岳衡评注 《千家诗》 长沙岳麓书社 2005年（清）蘅塘退士编、于雯雪注 《唐诗三百首》 北京中华出版社 2006年 涂元渠选注 《高适岑参诗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廖立 《岑参评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年 周勋初 《高适年谱》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