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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2009-9-16 9:42:30
省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王智
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还是我党长期执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跨过去的坎，闯过去的关。是加快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迅速大面积减少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战略选择。因此，我们必须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顺应发展的规律，主动而发，乘势而为，尽快突破这个难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根据这次学习的收获和结合工作的实践，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并应力求解决好。
1、要高度重视、科学吸取世界各国在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经验教训，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看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最终取决于城镇化、工业化的程度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且相互支撑相互适应。而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可持续则取决于工业化的水平。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历程欧洲大约400年，美国200年，日本100年。据统计，我国城镇人口已突破6亿，城镇化率达到45.7%,但工业化的进程并未完全同步。我国农村人口尤其多，发展不平衡，因此，对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必须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和认识。今后相当时期内，我们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在城市和农村间双向流动就业。农忙在村，农闲在城。有工可做做工，无工做可务农。要高度警惕缺乏相对应的工业化水平而超前膨胀的城市化，形成空心城市，这已经成为不少经济转型失败国家的巨大烦恼和标志特征。出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拉美现象”。高城市化率低就业。农民失地失工，变成城市贫民，引起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所以，就全国而言，在较长的时间内，对于大多数农民既要保障他们进城务工的合法权益又要保障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这可能会是一个普通、长期的现象。至于像上海、北京、江浙一带情况较好，可以率先走一步，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长期任务，既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目前，我国除东部省份外总体上仍处于统筹城乡发展的低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且不平衡性，广泛吸纳就业的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充分，第三产业规模比重不大，决定了城镇化、工业化推进的速度不可能太快。因此，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大局，以农民增收，缩小差距为重点，区分情况，因地制宜，大胆探索，积极稳妥地推进。
2、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要高度关注贫困问题及城乡贫富的巨大差距。贫困是世界性问题，是对人类尊严的挑战，也是全球动荡的重要根源。2006年的世界和平奖授予孟加拉国小额信贷扶贫发明者尤努斯充分说明这一点。同时，贫困还是我们统筹城乡发展的难点和重点。目前，我国在反贫困中已取得巨大成效，世界公认。但标准低、投入少、数量多，贫富差距大，与国际不接轨的问题非常突出。我国公布还有4007万贫困人口，按照国际深度贫困线，世界银行认为还有1.5亿左右。有专家称，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黄灯”警线，若不采取坚决措施可能迅速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这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容回避的一个焦点问题。无论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也是一个不解决就迈不过去的坎。所以，从加速贫富差距缩小及让更多农民享受改革开放的红利，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角度，应该重新修订我国贫困标准，根据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0年不变的基本国情,参照国际贫困惯例,我国总体上始终应有10%-15%最贫困人口需要政府给予特殊的扶持或救助。因此，2010年后10年的我国扶贫发展战略理念应重新定位，把由“生存型扶贫”向“发展型扶贫”转变。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和社会参与力量,建立刚性稳定投入增长机制。通过捐赠法、遗产法等的修订完善，使社会财富向贫困地区涌流。并建议从国家的层面上，参考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设定我国城乡差距警戒线，以史为鉴，严防历史上因贫而起的无数动荡、*。
3、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要高度警惕新形势之下的“剪刀差”，把农村的生产要素源源不断抽走，削弱或抵消了国家对“三农”扶持政策效应和支持力度。当前，城乡巨大差距形成和扩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的城乡三大“剪刀差”的存在和推动，即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廉价农副产品。再加上城市工业资本及外来投资资本的“双重挤压”使城市投资环境更优更好，使农村的储蓄、人才源源不断流向城市和工业。这种没有城乡统筹的单向流动，使得农村更穷，农民更苦、农业更弱。我赞成这样一个观点：农业农村好比巨大的水库，一定时期内，可以承载诸多巨大压力和矛盾，提供诸多的需求和援助。但这个水库的基础很薄弱，只取不予，不加固，迟早会出大问题。所以，如何在统筹城乡发展中解决好生产要素向“三农”流动，十分关键。浙江嘉兴在统筹城乡发展中，高度重视农民的利益、效益。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社保，以宅基地换商品房，农民成为市民，有工可做，从事农业的农民仅占到5.7%，形成了“双赢”格局。
4、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一方面必须高度抓住生产力布局的优化调整，另一方面必须确保已开发中的资源让农村、农民受益。要舍得把一些大项目、好项目规划、布局在落后的乡村、贫困的地区，选择那些可直接应用最新技术与自然优势相结合，高附加值的朝阳产业。美国西部的发展正是选择了信息、电子等科技、军工产业，1/3由政府投资。产生了后发优势和跨越式发展效应。直接带动当地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同时，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往往是各种矿藏、水电资源富集的地方，要加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强财政税收杠杆调节，积极探索完善当地参与型、合作型、股份制的资源开发模式，牢固建立城乡共享产业发展利益关系，解破外来资本的“飞地经济”、“围墙经济”难于释放对当地经济的“支点效应”和“联动效应”问题。要注重产业的就地加工和升值。坚决避免出现大资源、大开发，但当地群众没有得到大回报的问题，而是老板发大财，财政得小头，群众得零头，还吃苦头，“抬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局面。必须坚持资源开发的“四赢”，即企业发财，财政增长，农民增收，生态保护。同时，国家要尽快出台政策，对确需保护的地方，应得到必要足够的生态补偿，使保护与开发得到大致同等回报。真正做到解决“三农”问题真心诚意，真金白银，真抓实干。
5、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要把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新农村建设作为重点和抓手。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农村需要城市、工业化的支持，而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同样一刻也离不开农村的支持。当前，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除粮食安全、副食品供给及大量原材料提供外，人力资源、土地的保障则是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源源不竭的动力。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中国现代化就是30%的农民。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必须加大城市、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支持的力度，这个力度的支点我感觉主要是对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和吸纳及新农村建设。正如云南省委白书记在昭通贫困地区调研时所指出的：大量人口生存在条件十分恶劣的地区，如果不能有效转移出来，可持续发展永远没有出路。要通过城镇化、工业化进程，通过劳务输出带动，通过创业再就业，通过一切行之有效的办法带动农村人口转移。非常深刻和准确。所以，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要顺应这个要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放手发展个私、民营经济，鼓励更多的创业主体出现。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与美国相差甚大。我国一、二、三产业就业结构为50%、21.4％、28.6％；美国则是2.6%、22.9％、74.5％，就是已就业的每个劳动力的生产力水平与美国相比大约是1:36，丰富的人力资本没有带来高的经济产业。同时，要抓紧对现有农村的改造，要加大加快新农村建设，痛下决心安排各项资金，每个行政村力争中央补助300万，每年建设十分之一，力争到2020年全部解决。另外，加大农业现代化推进速度，适时实施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产出率。这样，一方面减少农民，使进城农民有工可做，另一方面剩下农民安居乐业，过着丰衣足食的田园生活各得其所。
6、统筹城乡发展要高强度推进，把它作为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考察发达国家一般规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时才进入经济
相对过剩时代，而我国则在1000美元左右的低水平便出现了大范围的买方市场。这种来之过早的“卖难”致使我国农产品一方面“卖难”突出，同时又存在大量“短缺”现象。主要原因还是广大农村、农民收入太低消费不足，农村市场难于开拓。经济学常识表明，居民最终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如果消费长期乏力，会导致投资“踩空”，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也早告诫过我们，消费决定和剌激生产，只有生产与消费基本平衡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进而扩大再生产。而消费对GDP的拉动据测算，实际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带动GDP增长0.8个百分点，远远高于投资拉动的0.22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大约最终拉动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因此，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发展的硬任务，硬指标，特别要增强主要消费群体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对此应有主动性、紧迫感。要实行一把手责任制，全面整合资金，整合力量，形成合力。要真想、真抓、真干。同时要继续加大国家政策层面上的支持力度，坚持改革创新，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城乡统筹一定会有更大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