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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家思想看廉政文化的渊源与发展
任城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岳秀银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泉和主流，从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开始，历经两千多年，形成了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其中的许多政治主张和道德规范，即使从现代角度来看，也是超越时代、具有永恒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伦理思想、“仁义礼智信”、修身观、人文精神、功利思想、人才观等儒家思想的精华，至今仍使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得到教益，得到陶冶，得到启迪。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研究和探索廉政文化的渊源和发展，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化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和党性修养观念，在全社会形成知学好进、尚廉知耻、崇德思贤的良好氛围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借鉴作用。
一、儒家思想与廉政
有人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概括为礼乐文化，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乱局非常不满，主张复兴礼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即认为礼并非指物质享受，乐并非是敲钟打鼓，礼乐不只是娱乐享受，而是严肃的政治文化。
在儒家的礼乐文化中，有所谓“德音”之说，即以音乐象征政德。儒家经典《礼记〃乐记》篇记载说：“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止）淫也。……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是说以往的高明统治者是按照一定的法度制礼作乐的。音乐象征德政，礼仪用以制止骄奢淫逸之风。奏响象征廉正、庄严、诚信的德音，就会使人民肃然起敬，服从统治。该篇又引孔子弟子子夏之言说：“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可见德音是配合德政的。其中“五声”，指钟、石、丝、竹、鼓鼙之声。而丝声与廉德相配。所谓“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就是说，有德之人倾听音乐，不是起骄奢淫逸之心，而是立廉正之志，自觉地当个实践礼义的好官。这就是中国传统儒家的礼乐文化，这个“礼乐文化”即可视为廉政文化的重要乐章。
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及孟子等历代大儒，可以说是廉政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廉政文化的实践者。孔子所谓“政者正也”一语，就是千古不易之言。他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转引）、“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阳货》）等等主张，就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思想。孟子基于其“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君民同忧乐”的廉政思想。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是宋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源头。《管子〃牧民》篇说：“国有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以礼、义、廉、耻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成为历代儒家的重要政治伦理思想。而在四德之中，“廉”实际上处在核心地位。不逾节，不自进，自然包含了公正无私之义；廉者必知耻，知耻则知廉。可以说，儒家以“礼义廉耻”为准则的政治文化，是以廉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
二、廉政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尽管在中国长期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由于阶级社会的固有本质和封建意识形态消极因素的流毒，其社会政治局面往往是衰世长而盛世短，官场中则往往是清者少而浊者多，廉者寡而贪者众，但真儒、清官、廉吏依然不绝如缕，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儒家廉政文化传统。这个廉政文化传统，我们可从历代正史的《循吏传》可见一斑。例如：在治国方面“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唐高宗及武则天时代的名臣狄仁杰，人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他任大理丞时，有两名武将误砍了昭陵（太宗陵园）的柏树，罪当免职。但唐高宗却要下诏诛杀二人，狄仁杰面奏皇上，力辩其罪不当死，奏称：“今误伐一柏，杀二臣，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这才说服高宗免了二臣死罪。武则天称帝时，许多大臣唯唯诺诺，独狄仁杰一身正气，敢言直谏。武则天把狄仁杰从河南调入中央任宰相，为了笼络狄仁杰，对狄说：“你在汝南有善政，但有不少人暗地里举报你，你想知道是谁吗？”狄仁杰回答说：“陛下如认为臣有过错，臣当改过；如认为臣无过错，则是臣之幸运。臣不愿知道是谁暗中告状。”武则天赞叹说：“真有长者之风啊！”武则天要立侄子武三思为太子，狄仁杰以儒家伦理为说予以反对。武则天要费银数百万造大佛像，官库不足，诏令天下僧众“日施一钱助之”，狄仁杰以“边陲未宁，宜宽征镇之徭，省不急之务……（造佛像）既费官财，又竭人力”等理由力谏，使武则天罢除此役。如此等等，体现了一位廉正官吏的高尚人格。北宋初期的名相范仲淹（989—1052年）是著名的儒家改革家和廉政文化实践者。他担任参知政事时，推行了以澄清吏治、重视民生为主要内容的“庆历”新政。他以人为本，忧患天下，在著名的《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成为激励士气、修炼官德、坚持廉政的箴言。他以身作则，常将俸禄节余，用于接济族中贫苦之人，并在乡里购臵义田扶贫济困，成为后代许多清官学习的榜样。其子范纯仁深受乃父人格影响，在刚出仕任地方官时，遭遇地方大饥荒，他敢于承担政治风险，未经奏准朝廷就开仓赈灾救济难民，深得民众爱戴。
在爱民方面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循吏传》，记录了很多这种类型的清官廉吏，有宽政为民者，有以身作则者，有引咎请死者，更有廉正奉法、严拒贿赂送礼者。他们笔下的“循吏”，大多是儒家政治人物，是“奉法循理”、“谨身帅先，居官廉平”从而获得人民爱戴、使得远近效法、政治清明的好官。如身为鲁相的公仪休，以“不与下民争利”、拒绝客人送鱼而深得民心（见《史记〃循吏列传》）；官至大司农的朱邑，为人淳厚、廉平公正，“身为列卿，居处俭节……家无余财”（见《汉书〃循吏传》），算得上是清官。
在修身方面，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的浙江浦江县郑义门家族，可以说是以儒学治家的典范。这个家族之所以在宋、元、明、清四代历经数百年而门第兴盛，其治家秘诀就在儒学的“孝、义、忠、廉”四个字，他们坚持了“以孝治家，以义济世，以忠报国，以廉居官”家族文化传统。郑义门的家长们深明“俭可养廉，奢则生腐”的道理，特别在“家规”中制订了惩治贪赃之徒的“家法”，即“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从上述儒家思想家、政治家有关廉政的理论与实践事迹，足以看到中国廉政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也可具体感受到历史上那些清官、廉吏清正廉明的人格魅力。古人云“廉吏足以为民之仪表”，今人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信哉斯言！廉吏的表率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廉洁，更在于他们怀有一颗敬德爱民之心，在于他们以民为本、公正无私、刚正不阿的处事风格。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爱戴与历史的褒扬。
三、廉政传统与艰苦奋斗、反腐倡廉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廉者昌，贪者亡”。“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士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制薄”。这是我国劳动人民总结的千古警句。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际实践证明，腐败是国家动荡的主要原因，坚持艰苦奋斗勤政廉政是国家稳定的根本条件。这一规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均概莫能外。
回顾党的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险，饱受磨难，不坠革命之志，在艰难中成就伟业，在困苦中创造辉煌。靠着艰苦奋斗勤政廉政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成为井岗山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爬雪山、过草地、啃树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一部共产党人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壮丽诗篇。延安时期，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缺吃少穿的生活条件，共产党人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度过了艰苦的难关；抗日战争中，党领导人民建立抗日根据地，团结奋斗、消灭敌人；解放战争中，党领导人民靠着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用坦克大炮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创造了革命战争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西柏坡时期，土坯垒墙的农舍成为大决战的指挥所，军委作战室只有三张简陋的办公桌，就连七届二中全会都是在一个大伙房召开的。在生活上，领袖们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作为一个已掌握了大半个中国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一直保持着普通人民的生活习惯，带头发起“每日节省一把米”活动，他的衣服每件都是补了又补；朱德同志多次帮老乡拉耧种地、割麦插秧；任弼时同志的寝室内铺着在延安大生产时织就的破毛毯；刘少奇同志的房间里放着跟随他转战南北的旧木箱……正是凭着艰苦奋斗精神，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成为一支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力量。血与火的洗礼，革命斗争的印记，艰苦奋斗的精神，溶入到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之中，成为崇高的风范、光荣的品质。革命的熔炉铸就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在党的历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依靠艰苦奋斗，在短短的三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毛泽东同志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把体现艰苦奋斗精神的勤俭建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针。他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勤政廉政，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取得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然而，与此同时，在新旧体制转轨时出现的大量体制性漏洞与摩擦、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以及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冲击，少数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勤政廉政的意识有所淡化，认为艰苦奋斗是战争年代困难时期的事，现在再讲不合时宜；也有的认为，现在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领导也应该“轻松”一下，“潇洒”一回。这些人在生活态度上，奉行及时行乐；在生活方式上，贪图安逸；在生活追求上，向往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有的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出国旅游；有的讲排场、比阔气、比待遇，车子越坐越豪华；有的挥金如土、铺张浪费；有的沉湎于酒绿灯红之中，流连于软玉温香之间等等。这些决不是一般的生活小节，而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人民群众中间产生了不良影响，损害了党员领导干部形象。如果不加强艰苦奋斗，勤政廉政教育，加强反腐败斗争，做好廉政工作，就可能使我们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并将破坏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廉政建设，一再强调要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勤政廉政的制度建设，如提出了反腐败斗争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领导体制、工作格局和基本原则等，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反腐倡廉的法规制度。另一方面，我国加大了对腐败的惩处力度，查处了一批像胡长青、成克杰、李真、李嘉廷等大案要案。这些反腐倡廉措施巩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和大众的、社会的廉政文化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放在头等位臵来抓，从教育、制度、监督、立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党风廉政建设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我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在逐步确立过程，新旧体制交替、新旧观念转变之中，使党风廉政建设还面临着不少新问题、新情况。因之出现的各种各样利用手中权力的官员求取不正当利益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所以，抓党风廉政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何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关键是在全社会营造崇廉尚俭的浓厚氛围，发挥廉政文化的作用。
所谓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主要是指赖以建立公正廉明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思想、精神、制度、风俗及文化素养。
当然，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廉政文化的实际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远非下一个定义那么简单。但我们从对这个定义的理解上，大致可以从五个方面去分析廉政文化的具体内容：第一是思想，即建设廉政文化的根本指导思想。第二是精神，即建设廉政文化的人文精神。第三是制度，即建设确保长期维持廉政局面并能及时揭露腐败行为的文化鞭挞制度。第四是风俗，即通过舆论宣传与道德教育发挥其文化功能，促使社会上形成一个以廉正为荣、以贪渎为耻的良好风尚。第五是文化素养，社会需要建立一套衡量执政者素质优劣的从政道德标准，从政者本身则应自觉培养廉政意识，做到“行己有耻”、“三省吾身”，不断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做一个格高行廉素质的从政人才。
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要全面加强对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对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对公民的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增强全党全社会反腐倡廉的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近年来，各级党组织在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中，逐步认识到文化功能的重要性，并大胆实践，把先进文化建设与党风廉政宣教工作有机结合，创造性地开展了廉政文化建设，使之成为加强“三个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崭新载体。
廉政文化建设在突出加强对领导干部教育这个重点的同时，要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着眼于在全社会营造廉荣腐耻的舆论氛围，在全社会形成廉洁奉公的道德风尚。宣教不等于说教，提高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艺术性，做到寓教于乐，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这是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应有题中之义。
拓展延伸廉政文化建设层面。教育者首先要接受教育，领导干部如果搞“自己生病群众吃药”那一套，把自己变成教育的“免检”对象，迟早都会出问题。各级领导干部是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是搞好廉政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同时，还应学以致用，带头上党风廉政教育课。要积极运用现代传媒，唱响廉政文化主旋律。现代传媒对于传播廉政文化、发挥廉政文化的教育、激励、导向作用和社会认同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深入开展廉政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农村，扩大廉政文化的辐射面。廉政文化只有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人认知、感受、参与并积极付诸行动，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