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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综述
曾国新
2005年5月16—20日,由中国侨联、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福州市人民政府、泉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侨联、致公党福建省委员会承办的“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系列活动在福建举行。活动主题为“热爱和平、睦邻友好、合作发展”。主要活动内容包括：在长乐市举行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系列活动开幕式暨中国长乐郑和开洋节仪式；在福州市举办“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参加福州市“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参观郑和下西洋在福州、长乐、泉州等地的遗迹及福州船政文化、泉州“海丝”史迹等；在泉州市举行“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系列活动闭幕式等。应邀参加活动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泰国、印尼、越南等20多个国家的海外侨胞、国际友人和港澳台同胞、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有关人士共700多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张克辉，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以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办、全国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5月18日在福州市举办的“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共有30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及乡亲参加。这是国内首次把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联系起来的国际学术论坛，旨在宣传郑和下西洋对世界航海业和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弘扬郑和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研讨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华人社会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展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致力于同各国人民进行睦邻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广泛团结海外华侨华人，增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流 1 与合作，加强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的友谊，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论坛共收到海内外专家学者１００多篇高水平的论文，２１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作了演讲。大家围绕郑和与华侨华人主题各抒已见，有的阐明新观点，有的提出新问题，有的论述原有研究基础上的新成果，有的考辨史料发掘的新发现。现将论坛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郑和下西洋时期开创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睦邻友好关系的盛世。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在《论郑和下西洋与睦邻友好政策》中阐述了明成祖的治国方针：对内以“休养安息”为经济政策的核心，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对外以“怀柔”、“抚绥”为宗旨，争取与海外诸国和平共处。暨南大学廖小健教授《明初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对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一文指出，明成祖继承和发展了父亲的外交政策，采取更加积极进取的和平安抚政策，启动耗资巨大郑和下西洋壮举，和西洋各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从根本上扭转了前元朝政府与东南亚诸国官方往来偶然性的局面。中国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陈永升博士在《郑和下西洋与明代的朝贡贸易体系》中指出：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和目的，就是在中国已知范围内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从而创造一个以“礼”为核心的和平外交的国际政治和贸易秩序。
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梁立基教授和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赵和曼研究员在各自论文中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明朝与诸国的“宗蕃”（或称“蕃属”）关系，与后来西方殖民主义的“宗属”关系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前者关系是名义上的，象征性的，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明朝政府完全尊重各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各国仍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互不侵犯。中山大学余定邦教授举了一个具体例子：《明 2 实录》称旧港为“爪哇国旧港宣慰司”。尽管明朝在旧港置宣慰使司，但它一直认为旧港隶属于爪哇的满者百夷王朝，所以铸给爪哇国旧港宣慰使司印信。厦门华侨博物院的林翠茹在《郑和下西洋和朝贡体系下的东南亚华侨》中也列举了以下史实：尽管郑和下西洋期间明朝对私自出海的“流民”采取十分严历的禁止政策，但当时有许多国家以华人作为本国的使团成员前来中国通交时，明朝对这些华人“使者”仍然予以外交礼遇而未施加任何惩处。
不少学者谈到，郑和下西洋时期开创了中国—东南亚睦邻安邻关系的盛世，可惜这种盛世只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梁立基教授剖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的阶段，还没有出现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郑和下西洋只是被定格在“宣德化而柔远人”上，通过朝贡贸易体制建立一个和谐的国际宗蕃关系，而不是为了开拓世界市场，促进国内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过渡。台湾学者谢台喜在《郑和下西洋动因之探讨》中指出：中国传统以农立国，对海洋的发展一向未予以重视。我国历代外患都来自西北游牧部族，而海疆数千年来一直相安无事。明成祖命郑和出使西洋为我国海防之先声，惜尔后国人未能重视海洋，以致鸦片战争打破了海疆门户，陷中国百年来遭列强之欺凌。
二、郑和下西洋推了动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但也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这是本届论坛争论最激烈的议题。许多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外移民潮的形成，并对华侨华人生存与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王介南教授《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侨》一文认为：郑和下西洋造福于东南亚华侨，郑和开拓东南亚的成功开创了华侨开发东南亚的新时代。福建社科院华侨华人研究所李鸿阶所长 3 在《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影响》中阐述：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宣示了国威，提高了华人移民的政治地位；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强了华人移民的发展能力；传承了中华文化，增强了华人移民的民族凝力；采取震慑、怀柔的双重政策，维护了华人移民的正当权益。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吸引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大量的聚居而成华人的村落或城镇。云南省社科院刘稚、福建省社科院张学惠、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廖楚强、厦门华侨博物院刘晓斌，福建师大詹冠群、王立芳等专家的文章，也都从另外角度或根据不同史料阐述了类似观点。
针对部分学者将生擒旧港陈祖义事件看成是针对海外华侨的行动的，中国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陈永升博士指出：站在郑和船队维护朝贡贸易体系角度来看，这一行动是逼不得已的。况且，郑和对于同样是海外华侨的旧港头目施进卿就是温勉有加。可见，郑和的行动针对的并不是华侨，而是破坏朝贡贸易秩序者。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刘锦庭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曾经四次到过泰国，很受泰国皇室和人民尊崇。其后，粤闽先民成群结队沿着郑和走过的海上足迹漂流过海。到16世纪时，泰国华侨聚居之处被称为“奶街”，形成了“唐人街”的雏形。泰国在大城皇朝中叶，禁止泰人与外国人通婚，惟独不禁华人。这种特别待遇，使华泰通婚所生子女日益增多，16世纪中叶其人口可占泰大城市人口的1/4。如今泰国华人的准确数字已无法统计，华裔泰国人很难清楚界定。华侨带去先进工具和生产技术，与泰人一起，同甘共苦，逐步成为橡胶园、甘蔗业等的主人，落地生根。
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叶北洋先生在论坛上介绍了在非洲发现“郑和村”的事实。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在《论郑和远航在中非关系史上的意义》中阐述：郑和远航将源远流长的中非关系推至一 4 个新的巅峰。
福建闽江学院林友华教授认为，郑和下西洋激励了大批华人出洋，当时的东南亚华人富有安全保障，郑和时代结束后华侨就成了不受祖国政府保护的海外游子。
福建作为郑和下西洋的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历史和现代著名的侨乡，对东南亚华侨社会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福建社科院黄英湖、福建省博物院邓华祥、福州市社科所肖忠生、福州市社科院叶钦地、福建师大谢重光、漳州市委党校王晓云、等专家就此分别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述。
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不是直接而是间接，不是即时而是滞后的。如福建社科院华侨华人研究所林心淦《郑和下西洋对中国近代海外移民潮形成原因的影响》认为：郑和下西洋激发了海外移民需求，一直作为海外移民的主体动力在发挥着作用，但由于当时海禁政策，人们只能通过偷渡方式来实现，因此规模较小。直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此时内在动力的出国移民行为才得以释放它的效应，形成移民潮。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王付兵也认为：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人移居东南亚的现象还是存在着的，但郑和下西洋并没有推动东南沿海人民大规模出国，这时期也并不是华侨开发东南亚的重要时代。华侨大规模移居东南亚，应是在明朝中叶以后随着欧洲殖民者东来带动的南洋开发、我国部分开放海禁等条件下所出现的。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陈显泗教授《郑和的国家观与华侨政策》阐述的论点更是针锋相对。文章指出，明成祖永乐年间对南洋侨民实行招诱与镇抚的两面政策。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对陈祖义集团的歼灭和对他本人的诛杀就是镇抚政策的贯彻。其结果，损害和打击了当地侨民。所以，无论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如何功德彪炳，其对华侨先民的 5 打击则是难辞其咎！所谓“开创华侨开发南洋新时期“的说法无从谈起。
福建社科院华侨华人研究所林在明《郑和下西洋对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利益的影响》分析指出：郑和下西洋是封建王朝的一次开放，但严厉的海禁政策又成了这一开放的桎梏，这种自相矛盾的措施，最终导致海外移民政策走进死胡同。郑和下西洋的80年后，欧洲殖民者则在其政府力量的全力支持下开拓南洋，替代了以前中国人的地位。他们瓜分豆剖，南洋要埠很快就尽入其掌握之中，而海外华侨在南洋近千年的苦心经营，到头来反而寄人篱下，受尽欺侮迫害，中国政府却不能过问。这是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清两代对海外华侨的敌视、打击是这一悲惨结局的重要原因。
许多学者学深有感触谈到郑和下西洋对中国保护海外利益的借鉴意义：中国要保护好海外华侨经济利益，首先是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其次是加强外交关系；再次是加强民间经济外交；第四，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要全面参与国际事务。
三、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东南亚国家华人社会宗教和文化的发展。不少学者论述中都提到，东南亚国家不仅有众多的郑和传说及传说中的郑和遗迹、神化郑和的寺庙等郑和祟拜现象，还有华人社会经久不衰的各种郑和纪念活动，这些都是东南亚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泉州华侨大学教授李天锡、中山大学教授张龙林、闽江学院林友华教授等学者认为，这是郑和下西洋、华侨华人开拓创业、中外人民世代友好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是华侨对郑和形象所蕴涵着的祖国象征、华人根脉、中华文化以及热爱和平、期盼安宁等情感的寄托，同时也表明华人社会正在为当地的文化旅游经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北京大学孔远志、杨康善两位教授分析东南亚华人社会纪念郑和 6 活动的特点：一是与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吸收定居国文化相结合；二是与宣扬祖籍国和定居国的友好相结合；三是与回顾华人创业相结合；四是与与尊重定居国主流社会宗教、习俗相结合；五是将与维护华族正当权益、促进族群和睦、繁荣当地经济相结合。由于郑和纪念活动推动了所在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因此才能够宛如一朵绚丽的奇葩，常开不败。
厦门大学施雪琴教授剖析东南亚华侨社会的郑和祟拜：从根本上看是对郑和这种历史功德的缅怀和个人英雄行为的祟拜。从文化人类学视野来看，郑和作为一种信仰符号，同东南亚华侨社会其他民间信仰一样，具有整合移民族群、团体与社区以及延续与巩固华人文化认同的功能，成为凝聚华侨社会的粘合剂与强化华人族群文化意识的一种象征。
香港郑和研究会会长曾伟波《三宝垄考》指出：郑和下西洋在三宝垄的遗迹、遗物及其传说，虽然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却真实反映了数百年来人们坚信不疑的一个历史事实，即广大华侨随着郑和下西洋而开始大量定居于三宝垄，并对开发三宝垄城市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王付兵教授也认为：郑和是否到过三宝垄和王景弘是否留在印尼的事，在中国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记载就完全否定它。因为历史上民间传说往往与历史事实不可分割。厦门大学曾玲教授通过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分析在中国和郑和下西洋所经过的东南亚地区所形成的两个郑和，即中国历史范畴的郑和与存在于东南亚历史记忆中的郑和。东南亚历史记忆中的郑和虽然不乏附会、荒诞和神化，却是一个历经六百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对东南亚来说郑和问题已从中国明朝的历史范畴演化成为具有本区域历史内涵的文化现象。今天我们对郑和的研究，既要注意明朝历史中的郑和以及他率领中国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的人类壮举，亦要注重东南亚历史 7 记忆中的郑和对东南亚区域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
孔远志、杨康善教授在谈到东南亚的宗教文化时，指出那里郑和寺庙往往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体现了多种宗教和文化色彩。施雪琴教授认为，郑和祟拜产生的根源与郑和多元的宗教信仰有一定关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俞云平教授认为，郑和下西洋在东南亚根据外国学者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廖大珂教授在《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人穆斯林》一文中论述：东南亚伊斯兰教最早传自中国，郑和与华人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刘达材、罗海贤、李慕如等来自台湾的郑和研究专家分别探究郑和与海外妈祖信仰的关系，他们认为：郑和仰赖妈祖庇护平安下西洋，妈祖因为郑和远航飘洋过海，郑和与妈祖互为作用和影响。刘达材特别指出：郑和远航是延续海上丝路的成就，说明了我们是大陆国家，但是也是一个海洋国家。历史上的郑和下西洋，与今日海外全球各地“华人社会”，同属中华海洋文化。其对世界影响，正方兴未艾。每年大批的台湾渔船，不顾政府的限制，涌向福建湄洲湾妈祖的家乡。这种盛况亦是显示这是海峡两岸最有共识，最能认同的中华海洋文化。未来最能扮演两岸和平的使者，的确莫过于妈祖。
四、郑和下西洋并非劳民伤财的“弊端”
从明至今，许多史学家都认为郑和下西洋属于“厚往薄来”，是劳民伤财的“弊端”。厦门大学教授庄景辉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施行海禁政策下的官方贸易，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効益。有明人的纪载可引以为证：“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王丽明硕士在《郑和下西洋的经济启示》中例举了大量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 郑和下西洋不仅因为带出去而 8 使需求剧增，而且拿进来的也不尽是奢侈品，实际上完全属于奢侈品的为数并不多。根据郑和从西洋各国带入物品所作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布类最多，这和当时中国棉花产量少大为相关，其次是香类和药品，这些“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或缺者”。宣德时最受西洋欢迎的青花瓷器，其青花原料是苏门答剌的“苏泥”和加里曼丹的“青花”。中国宣德炉的原料中，有来自暹罗的风磨石、天方的硵砂、三佛齐的紫石、渤泥国的胭脂石等。郑和下西洋是以已之长换已之短，与西洋各国进行了资源互补，使明朝的朝贡贸易，既张国威又足国用，可谓名利双收。
与历次研讨会一样，郑和宝船尺寸和船型仍然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议题。来自台湾的郑和研究专家龙村倪在《太和殿、大宝船和足球场》一文中，以故宫“太和殿”为基准，“足球场”大小为比例，来说明郑和宝船根据史料所得的合理大小，以为论变多年的问题解套。他说：太和殿即皇帝听政的金銮殿，是中国，也是世界现存开间最多，进深最大，屋顶最高的一座古代木结构大建筑。正面总宽63.96米，进深37.20米，通高35.05米。大宝船长44丈4尺，阔18丈，折合现代公制单位按长138米、宽56米计算，不仅大大超过太和殿，而且也大过一个足球场。必须乘风破浪，漂洋过海，在狂涛怒水中浮沉前进的木结构动体，比在陆地上不动的静体还大4倍，实在令人惊讶，不敢置信。紫禁城宫殿营建费时十年，木材砍伐殆尽。同期间郑和下西洋连续大造大宝船，即使工艺可行，木材料源也是大问题。所以明史之言，自难采信。
福建师大傅朗教授和漳州市郑美清学者考析：福船自身的优良性能决定了福船成为郑和下西洋舟师用船的主要船型。审视历史现实，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分析，福船也确实是郑和舟师中的主要船型。永乐二年命福建的五艘海船是专为即将受命出使西洋的郑和、王景弘等正 9 副使们建造的坐船，是下西洋舟师的旗舰和指挥船。宝船并不是郑和舟师用船的专称。凡奉皇帝之敕命出使海外之舟皆可称“宝船”。宝船与册封舟不过是一物二名而已。
本次论坛还探讨了郑和学术研究方向、领域、方法等相关问题。香港郑和研究会秘书长龚肇康《从西方文物中看郑和下西洋》指出：中国的专业历史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用中国古籍与其他出土古迹，没有涉足西方文物。孟先生写的是西方人研究西方文物，对郑和下西洋一事的研究结论。英国学者孟席斯先生在郑和研究事业里开辟了新方向、新领域。“中国发现了世界”所引起的争论在科学史上是司空见惯的。在世界科学史上许多重要的发现在最初发表时都是具争论性。有些争论后果很严重，发表者不容于当时社会，甚至有人身安全的后果。孔远志、杨康善也认为：孟席斯先生利用多种学科对郑和下西洋进行探讨，其观点和方法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其著述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论，有利于郑和影响的扩大与郑和研究的深入。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海洋考古学家马克••麦卡提博士说：有一天沉没在海底的遇难船可能会提供无可争辩的事实依据，那就是郑和曾经到过澳洲大陆。他的同事莎丽•梅热切希望，与中国海洋学家及海洋考古学家开展合作项目，共同研究中国人对澳洲海运历史与传统文化所作的贡献。
囿于本人水平和文章篇幅，不能把论坛的所有观点进行准确、全面的归纳总结，敬请论文作者和编者原谅。
（原载江苏省郑和研究会《郑和研究》2005第三期）
